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书籍简介
内容简介
“他们用权力囚禁了万民，他们自己也被权力囚禁。”皇帝是天下最自由的人，因为他的权力没有任何限制。皇帝又是天下最不自由的人，同样因为他的权力没有边界。权力过于巨大，给权力拥有者及其家族带来的往往是巨大的伤害和不幸。中国式皇冠既神奇、璀璨、法力无边，又沉重、巨大，令人举步维艰。这种独特的境遇是对人性的一个特殊考验，而不同的人在这同样的囚禁、重压、撕裂下，表现出人性中截然不同的断面，本书就是对其中几张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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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
作者：张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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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张宏杰的历史作品为什么好看
张越
看张宏杰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是因一个做纪录片的朋友的推荐，说写得特别好。一开始我还犯嘀咕，因为我怕又遇到那种“扒粪坑”式的，专写阴谋、权术、情色的所谓“史书”，结果翻开这本书，整个阅读过程特别愉快。于是我开始向周围的人推荐，当推荐给白岩松时，小白说他已经买了好几本送人了。看来没有宣传炒作，好书也能不胫而走。确实，《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的许多章节令我印象特别深，比如写封建主流文化的朱元璋、暴民文化的张献忠、清官文化的海瑞……
以前，我看过的中国人写的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揪住一个小题目、小角度、小分歧不放，自己跟自己掉书袋、绕脖子，与读者没太大关系；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不腐朽的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就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坐天下》，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第一，有趣。我原本是非常不爱看历史书的，不喜欢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历史书无趣，当然它可能有它的学术价值，但是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希望它是有趣的。我看过一份语言学的研究报告，将某学术杂志上刊登的七八篇完全不同门类的论文的第一自然段列出来，我一看吓一跳，完全像一个人写的，毫无个性。而且我们往往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如果你使用个性化的语言，使用有情感的语言，大家就会觉得你写得非常的“野”，上不了台盘。慢慢地，大家都用一种很刻板的语言来写历史，写得就像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让人觉得无趣。我对张宏杰的书有兴趣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是有趣的。张宏杰做到了自己说的那点：历史根本无须戏说，也可以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历史学者，所以没有完全被学术的条条框框所束缚，才有了具有生命力的表现方式。
第二，有益。我不喜欢看中国很多历史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益处。如果说无趣，其实很多文章是有趣的，包括很多电视剧、电影，你不能说它无趣，但是，它无益，这是特别糟糕的一件事。我觉得很多作品的价值观特别不好。
我们中国历史的写作，尤其是在老百姓间流传的这部分作品，从中我们看到的价值观是什么？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就会干两种事：一是上床搞女人，二是下床搞政治；男的都想当皇帝，女人都想嫁给皇帝；男人活着为了争权，女人活着为了争宠。我看了以后，觉得这样的祖宗特别不争气，我特别不喜欢他们，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后来我慢慢地长大了，弄明白了一件事：不一定是我们的祖宗不争气，而是我们用现在的价值观去解读他们了，或者说是用我们的心去度古人的腹，而事实未必是这样。我们的祖宗未必活得像我们一样单调。
我们经常说，要向国外输出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我们能给别人看什么呢？给外国人看什么，看大片？你以为人家那么爱看丝绸，爱看在屋顶上打架啊？现在中国的电影大片里不是权力崇拜，就是金钱崇拜、暴力崇拜，没有独特而又有益的价值观输出。而我觉得张宏杰的书不错的地方，就是因为它的价值观是健康的。
第三，有关。我们的文化不太关心灵魂，只关心现世规矩。现在有人提倡国学，提倡读孔子。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一句话，就把彼岸踢出中国人的视野了。后世子孙沿着这条路不断地实用化、庸俗化。这样的文化传统，连灵魂都不管，又怎么能温暖人心？这种文化看不见真的自己，也看不见周围的活人，只看得见权力、势力。不关人心的创作，最后会变成离人比较远的东西。而张宏杰的书我觉得“有关”，它的有关不是非要借古讽今什么的，而是有对人性的关照。它既关照了古人，也关照了我们；既关照了皇帝，也关照了普通百姓。因为人就是人，都是一样的，人性就是那样的，它关照了我们，我们就觉得有关，就觉得它好读。
这就是我看张宏杰作品的几点感受：有趣、有益、有关。
序二
四百零八位皇帝的九种命运
□ 王学泰
中国自从有皇帝起，到末代皇帝宣统，总共有408位，张宏杰只选了其中几位来写。这几位大抵都是心理上有些问题的。如果他们生活在现代，都是需要看心理医生的，但在中国古代，他们都是高居九五之尊、一言而为天下法的皇帝，因此他们不仅给国家、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自己的一生也是不幸的。用作者的话说，就是“权力过于巨大，是造成中国皇帝不幸的根本原因”。一般的皇帝尚且如此，更何况心理有问题的皇帝呢？对于这些，前人写到皇帝时很少涉及，因为我们的传统，就如庄子所说，是“明于知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张宏杰打破了这一点。
比如，前人描写和评论光绪皇帝，都是着重他的不幸和慈禧太后的专横，很少有人探索这位皇帝的心理。当时的群臣被简单地分为“帝党”与“后党”，“帝党”主张变法改革，“后党”顽固保守，光绪与慈禧的冲突被简化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其实光绪四岁进宫，慈禧太后对他寄托了很大希望，而光绪性格内向，胆小、暴躁、偏执、骄纵，而又缺少办事能力。慈禧的希望逐渐落空，从失望到最终绝望。又因为康有为一班人操作不当，最终导致“戊戌政变”。作者认为，光绪的心理问题与清代的帝王教育有关。清代的帝王教育方式是适合实施于强者的，天生弱质的光绪根本无法承受这种教育之重，他被压垮了。
在对这些皇帝的描写上，作者的分析是有趣的。例如他写西汉末年篡位的王莽。王莽的本意是要做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完人，结果一不小心成了人人得以诛之的乱臣贼子。是为了“挺身拯救这些可爱的人民”呢，还是被至高的权力和巨大的利益所诱惑呢，最后恐怕王莽自己也说不清楚了。
从心理的迷宫转入历史的迷宫，张宏杰写明太祖朱元璋，就是一篇“心理咨询记录”。朱元璋想通过大批量杀人达到“天下大治”，后来他发现“杀人也没法治，总不能把天下人都杀光吧，所以请先生来给看看”。作者坦然以心理医生的身份说“此患者疑似伴有情感焦虑的偏执型人格障碍患者，并有攻击性施虐倾向”，然后根据《英国克氏医学全书》对朱元璋“偏执型人格障碍”、“攻击性施虐倾向”和“心理病态”做了分析。你可以不同意作者这些独出心裁的描写和议论，但细读下来不会对你没有一点启发。中国皇帝制度太久远了，并已深入人心，因此多方面考察与研究皇帝很有必要。
很久以来，国人有个皇帝情结，迟迟不能完全消退。这反映了人性对权力的渴望——社会上存在权利不平等，人性中想要追求最高权力的渴望就不可遏制。这如同排队按顺序上车一样，这种排队制度建立不起来，就不能制止许多人在上车时争抢。中国的皇帝大约是世界上权力最大的，因为从理论上讲，他兼有四大权力：一是政权。皇帝是国家的首领，他对全国的土地和人拥有无限权力。《诗经·北山》中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人的胆子超过了古人，有个小土皇帝竟敢说他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古人只敢承认自己是奉天管民的。二是神权。所谓“君权神授”，皇帝是天子，是“天”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代表“天”统治人们。《尚书·盘庚》中明确地说：“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意为：你们的命是我从老天那里讨来的，我不是威吓你们，你们是要靠我养活的。）三是父权。古代是宗法制，周代天子是宗子，代表血统，管理本族人民，所以老百姓不仅是“臣民”，而且是“子民”。后世人民构成日益复杂，天子统治尚有先秦遗意。四是道统，即掌握所谓的真理权或话语权。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这个“教”不是佛教、道教，而是教育的“教”。所以我觉得皇帝的问题反映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所存在的问题。张宏杰以皇帝为切入点，这个想法非常不错，这本书既有关于皇帝具体生活场景和心灵的描绘，也有其所依托的文化背景的分析，是很值得关心中国历史进程的人们一读的。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在中国传统历史上，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都是皇帝一家人的奴隶；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家的利益为核心。“皇帝”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从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得更清楚。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历史记录，归纳起来只记载了两件事：夺取皇位和保护皇位。
序章
皇帝：最不幸的人
一
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他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他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
数千名最迷人的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吃喝拉撒睡。
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他的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由此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是怎样的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要把皇帝的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薏仁米、紫麦、玉麦，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兰州、西安的挂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够格入选的仅有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陆两路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44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样、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地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极为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那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崭新的大道，长达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了给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公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在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
比方说，浩大的紫禁城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其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它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种饭菜，只不过像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天下之本”的大事。
早上七点到上午九点半是皇帝吃早饭的时间。御膳的食谱每天由内务府大臣划定，每月集成一册。在做御膳时，内务府大臣还要负责监督，每道菜的配料都有规定，不许任意增减更换。皇帝就座后，传膳太监一声呼喊，饭菜鱼贯而入。试膳太监先查看每道饭菜中的试毒牌变色不变色，再亲口尝尝，然后皇帝才开始吃。每种菜最多只能吃三口。
然后是处理政务，即御门听政。皇帝端坐于乾清门，整个听政过程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要求：文武百官从景运门入，在门下广场排班。奏事开始，大臣从东阶上门，列跪，尚书居前，侍郎位其后，陪奏的官属又在其后。尚书一人手捧折匣折旋而进，至本案前垫上北面跪，将疏折匣恭放于本案上，然后起立，趋至东楹，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每奏一事，皇帝即降旨，宣布处理意见，大学士、学士承旨。事毕，大学士、学士起立，从东阶下，记注官从西阶下，皇帝起驾还宫。
每天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半，是皇帝休息、吃午饭的时间。根据《国朝宫室》记载，皇帝一般在每天下午一两点时吃午饭，然后批阅各部和地方大员的奏章，接着就开始学习。
在下午两点半到五点这段时间里面，皇帝除了办公以外，还要看书、学习。
晚上七点到九点，皇帝要祀拜神灵，到各殿神佛前拈香，然后上床睡觉。按照规矩，皇帝平时不能到妃嫔宫里过夜。皇帝如果想要哪位妃嫔来陪他睡觉，只能把她们召到皇帝的寝宫里来，叫做“召幸”——由太监把被传的妃子用一条大被裹好，送到皇帝寝宫。妃子必须从皇帝的被脚爬入，开始被“幸”，“幸”到规定时间，窗外太监就一声呼喊：“皇上节劳。”于是皇帝翻身下来，太监再把妃子包好送走。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几乎天天如此。
因此，中国的皇帝，说容易，任何昏庸白痴都可以凭血统登上帝位；要说难，传统文化中对帝王的要求也是至难、至险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对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类精力过人、意志超群的超级皇帝来说，权力都令他们不堪重负，更何况那些远不如他们坚强的后代。那些精明巧诈的定制之君没有想到，他们制定的帝王标准，给自己那些平庸的后代带来多少痛苦和折磨。
中国王朝存在着一条铁律：那些艰难创业的开国帝王往往性格坚毅、精力旺盛，而继他之后登上皇位的人往往是一蟹不如一蟹。这是中国皇族特殊的成长环境造成的。
在传统中国，人们往往把物质享受作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把无条件地顺从、宠爱、谄媚作为对待皇子的不变态度。一生下来，皇子就处于太监奴仆的包围之下，众星捧月之中，每有所需就立即要求满足，缺乏等待和延后满足的能力。这极容易导致皇子人格的不成熟。而“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过度关照，又往往使皇子身体过于孱弱。与此同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国家对皇子的期望值很高，对他们的教育看得很重，历代宫廷都制定了严格的学习制度。一方面是后宫的为所欲为、骄纵无度，另一方面是书房的规矩严厉、任务沉重，这就很容易造成皇子厌学、逃学，甚至形成种种心理隐患，导致人格分裂。
明代中后期诸帝，不学无术者极多，有的皇帝干脆就是半文盲。清代的同治皇帝，也是厌学的典型。由于咸丰和慈禧只有这一个儿子，宠爱过度，导致其上了十多年学，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折奏未能读”，连“在内背《大学》皆不能熟”。人格分裂的典型则是那个因为“日表英奇、天姿粹美”而在两岁时就被康熙立为太子的胤礽。他本来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智力超群，仪表不凡，可是，由于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使他的性格严重畸形。在皇帝面前，他表现得举止大方、处事有法。皇帝一转身，他就露出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赋性奢侈，大手大脚，索求无度；他骄横暴虐，为所欲为，甚至任意殴打郡王、贝勒、公爵；他胆大包天，又缺乏自制力，竟然派人拦截外藩进贡的使臣，夺取进贡给皇帝的马匹。终于，康熙忍无可忍，不得不将其废掉。
在这种特殊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皇位继承人很容易出现种种心理和性格问题，最常见的是意志软弱、自制力差。另外，养在深宫之中、出自妇人之手，皇子难有接触社会、了解民生的机会，也培养不起实际的执政经验。因此，大部分继位的君主，缺乏治国所需的能力。
一方面是能力低下，另一方面是要求极高；一方面是如此森严的规矩，另一方面又是皇帝手中实际上无所不能的权力。因此，历代皇帝中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执行皇帝守则的自然是凤毛麟角。权力这副铠甲本来是为了保障皇帝享受的，可是在大多数时候，皇帝使出全力，也担负不住这具厚厚的铠甲，他们的生存因此就变成了权力重压下的挣扎，显得十分可怜。
在阅读中国历史的时候，一个令人不解的现象是：为什么沉溺于酒色的皇帝那么多？人生的乐趣那么多，特别是皇帝富有四海，可以做的事那么多，可以经历的人生那么丰富，为什么那么多皇帝都像乍富的大款一样不开眼，一门心思赖在酒桌和床上？酒色确实有其有趣之处，但也不至于好玩到让人丧命的程度。道理其实很简单，这是一种逃避。权力的沉重和规矩的森严使他们无力承受，而祖先的期望、臣民的指责、自己体内的“超我”使他们荒嬉政务、尽求享乐时，不能不产生深深的负罪感、无能感、自卑感，不能不自暴自弃。酒和色不过是他们的逃身之所罢了。准确地说，沉溺于酒色的昏君实际上都是“酒精”或者“性”的依赖症患者。
相比之下，西方国王的政务则相当轻松，因为国家面积小、事务少，更重要的是，执政者权力的范围和深度远不能和中国相比。所以英王国的政府机构十分简单，一直到十三世纪，才形成了三个部门：一是财务署，负责收税；二是最高法院；三是内务部，负责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由于国家主要是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运转，所以国王对国事用不着事必躬亲。亨利二世在位34年，有21年生活在法国，但英国的社会秩序相当良好。在西方，国王每天只用很少的时间就可以处理完自己分内的工作，剩下大把时间，可以用来举办宴会和舞会，理直气壮地玩。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每周至少打猎两次，“寝宫之夜”娱乐晚会则每周举行三次。“寝宫之夜”自晚上七点到十点进行，“娱乐项目多种多样：赌博、台球、跳舞，有时还有演出。各种酒菜台子都摆了起来。各种糕点、冰激凌等随时可用，各种饮料随时可取”。“路易十四显得和蔼可亲。在走到牌桌时他不让别人起身相迎，他彬彬有礼地同每个人打招呼。”
七
虽然皇帝生涯如此险恶，可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做过皇帝梦。孙中山曾言“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中国向来没有为平等自由起过战争，几千年来历史上的战争，都是大家要争皇帝。”
确实，中国的皇位对没当过皇帝的人来讲是太诱人了。它有两种神奇的品质：一是法力无边，一瞬间就可以使人成为上帝，可以满足人这种生物的一切生理欲望和尘世梦想；二是流动性强，可以用枪杆子去夺。由此导致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皇位的争夺如同中国这样频繁、惨烈、代价巨大。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精英的全部焦虑都集中在两点：如何保住皇位与如何夺取皇位。这两种努力都使中国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并造成了皇帝非正常死亡率居高不下。
改朝换代这一历史现象鲜明地表现出中国人源远流长的“自由、平等、竞争”意识。中国式的皇位竞争不分贵贱，不论种族，完全是开放式的，费厄泼赖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之类的民谚深入人心，乞丐、流民、士兵、权臣、异族，皇位面前，人人平等，谁都有机会成为“太祖高皇帝”。由于这个“家业”实在过于具有诱惑力，也由于竞争门槛很低，所以几千年来，无数男人投入到竞争中。因此，中国皇位就具有了某种彩票性质。这张彩票，价值与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中奖率为一比全国总人数的一半（因为除了武则天，尚没有第二个女人对开国之君的称号感过兴趣）。这是一场多么惊险刺激诱人的博彩活动啊！自从秦始皇发明这张彩票以来，无数中国人就如痴如狂地投入到这场巨大的赌博中来。自秦始皇到溥仪，两千年间，如果按粗略的直线数下来，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二十六次改朝换代，平均每个朝代的统治不足百年。为了这个皇位，中国大地上无数次烽烟四起，流血漂杵，白骨成堆。那些顶级男人，提着头颅，以全族人的身家性命为赌注，进行着一次又一次声势浩大的赌博。
中国的皇位虽然对所有人开放，但是角斗场是封闭的，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皇帝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在东亚这块相对封闭的大陆上，失败者无路可逃，每一个走进角斗场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不是成功，就是成仁。因此，中国政治家在斗争中显得分外残酷、彻底，他们的信条是政治斗争必须心狠手辣、斩尽杀绝，对对手不抱任何幻想，绝不给对手一点翻盘的机会。因此，与每个王朝辉煌的开始相对照的，都是其腥风血雨的结束。每一代新的统治者上台，第一件事就是把前代王朝的后代斩草除根。中国历朝末代皇帝的命运都无比悲惨。有的逃到天涯海角甚至海外仍不免一死，如南宋末帝和南明永历帝。有的老老实实交出权力仍不免被以各种借口暗杀，如晋代末帝司马德文、刘宋末帝刘凖、萧齐逊帝萧宝融、萧梁末帝萧方智、南唐后主李煜……死到临头，这些不幸的人一再悲叹：“愿生生世世，再不生帝王家！”
环顾全球，像中国人这样热衷于皇位赌博的似乎不多。以我们的近邻韩国和日本为例，日本是所谓万年一系，自从有天皇以来，就没有他人染指；而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南宋、辽、金、元、明、清十多个王朝，而邻国朝鲜只经历了高丽和李朝两个王朝。
大陆另一端，人们的观念则要保守落后得多。欧洲人认为，王位必须由有国王血统的人继承。欧洲的几十顶王冠，一直是在天潢贵胄间传来传去，还从没有出现过哪个泥腿子揭竿而起、开朝立基的壮举。在英国历史上，虽然为了王位也曾多次展开过连绵的战争，但是战争的双方都是法律意义上有权继承者。另外，西方王位的产生，除了战争和继承以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种途径，那就是选举。在议会出现前，英国存在着由贵族、教士和高官组成的“贤人会议”（witenagemot）。这个会议的明确职责之一就是选举或者罢黜国王。当国王的继承人选出现争议时，这个会议便会从候选人中选出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一个。英国从899年到1016年间的十位国王中，仅有三位是仅凭血缘关系即位的，其他七位都是由贤人会议推荐的与国王血缘关系较近的贵族，由绝嗣的在任国王赐予王位继承权。因此，一位大主教曾经说过，正如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英国的君主实际上不是世袭的，而是选出来的。
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再看地球另一端的英国，自1028年威廉一世诺曼征服后至今，一共出现了41位国王，都是威廉一世的后人。从不严格的意义上说，英国王位，也可以说是千年一系了。只不过英国的王位继承不是中国式的严格的父死子继，而是同时会考虑父死女继承、兄死弟继（包括堂兄弟）、祖父死外孙（女）继，等等继承方式。英国共经历了九个王朝，然而，王朝更替大多是由于上一个王朝的末代国王绝嗣，由亲戚入继大统，导致改朝换代。欧洲其他国家的王朝更替，也都属此种情况。
在中国，即使在同一个王朝内部，围绕着皇位，也没有一天停止过阴谋、叛变和杀戮。没有哪一个皇位像中国的龙椅这样染了这么多的鲜血。中国人围绕权力所表现出来的非人性程度达到了人类史上的极限。父子相残、母子相残、兄弟相残、夫妻相残，凡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残酷的、最反人性的场景在皇宫之中都发生过了。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了皇位之后，为了消除其他继承人对自己的威胁，将自己的十八个兄弟和堂兄弟斩首，并且把十位心怀不满的姊妹统统车裂而死，另外还迫令十五人自杀。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去世前，为了防止继承人的母亲干预朝政，杀掉了自己心爱的妃子。这一举动被后世政治家认为是高瞻远瞩的大手笔，以至于北魏时期，后宫明文规定：“子为储君，母当赐死。”后宫嫔妃因此祈祷上苍，万万别生儿子。这一制度性的规定，比起那些纯粹基于兽性而制造的骨肉相残，尚属仁慈。公元358年，后赵皇帝石虎将试图篡位的儿子石宣捉住后，用铁环穿起他的下巴，拴在柱子上，然后命人抬来喂猪的槽子，倒入残渣剩饭，让他像牲口那样去舔着吃。这样折磨一段时间之后，又一根根拔光他的头发，割断他的舌头，砍断他的手脚，挖出他的眼睛，剖开他的肚子，最后把他吊到柴堆上，烧成灰烬。虽然石宣五岁的幼子颇得石虎疼爱，平时祖孙朝夕不离，但此时也被石虎命令拉出去砍了。当刽子手来行刑时，小孙子拉住石虎的衣服不肯放手，最后把衣带都拉断了。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一边来到李渊面前承认错误，“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一边命人立刻去杀掉他的十个侄子，“建成子安陆王承道、河东王承德、武安王承训、汝南王承明、钜鹿王承义、元吉子梁郡王承业、渔阳王承鸾、普安王承奖、江夏王承裕、义阳王承度，皆坐诛”。这样的自相残杀，无朝无代无之。
相比之下，西方的统治者在王位之争中却表现出了让中国政治家瞧不起的软弱性、糊涂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根本不懂“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的真理，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充满了宋襄公的那种“蠢猪式的仁义”。在中国人看来，他们的王位之争有时候简直像小孩子过家家。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了。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产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虽然西方的权力争夺中也不乏残忍和血腥，但较之中国式的残酷，究竟不可同日而语。毕竟，在西方，得到了王位并不意味着得到了一切，丢掉了王位也并不一定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人们不会像东方人一样不顾一切，偏执而疯狂。欧洲政治中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在那个时代，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为患的道理，却宁肯承受失败者卷土重来的后果，也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腥风血雨的政治斗争，不但造成了大量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也是造成许多皇帝疯狂变态的重要原因。中国南北朝时期及五代时期，帝王患精神病或心理异常的比率分外高，这与这个时段异常激烈和残酷的皇位竞争密切相关。这个时代的皇帝所处多是势力交集之地，各方势力把他如同五马分尸一般拉向各个方向，在他的生命中有着太多的矛盾、取舍、焦虑和不如意。
金朝第三代皇帝熙宗完颜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早年是一个聪明善良、胸怀大志的人，很重亲情，对宗室亲王十分优待。他“颇读《尚书》《论语》及《五代》《辽史》诸书，或以夜继焉”，追慕唐太宗之政，曾立志成为治世明君。然而，在做了几年皇帝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终日酗酒、动辄杀人的暴君，“屡杀宗室”、“屡杀大臣”、“迭兴大狱”。皇统九年（1149年）仅一个月之内，就他杀皇后裴满氏、德妃乌古论氏及夹古氏、张氏与妃裴满氏等一后四妃，显得异常残酷。“纵酒酗怒，手刃杀人”更是常事，喝醉之后，他命令大臣跪在身边，亲手举刀将其头砍下来。群臣震恐，皇统九年十二月，数名宗室重臣合谋将熙宗刺死。
帝王生涯中遇到的太多挫折、打击、不如意是熙宗精神变态的主要原因。他十七岁继位是贵族拥立的结果，在帝王生涯的前数年内，朝中重臣专权，处处受权臣掣肘，令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朝中连绵数年的残酷政治斗争中，他的众多亲族都在相互仇杀中惨死，使他十分苦闷。特别让他无法承受的是，那些诛杀他的亲叔、堂叔、叔祖的诏书，都是在权臣的胁迫下由他亲自签署的，这对他造成了严重的刺激，使他开始酗酒。压断他神经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他未能保护自己十分信任的大臣宇文虚中，在宇文虚中被处死后十个月，他初次显示出精神异常。其时他宴请大臣，“酌酒赐元，元不能饮，上怒，仗剑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宪召元，宗宪与元俱去，上益怒，是时户部尚书宗礼在侧，使之跪，手杀之”。
在此之后，长期酗酒的熙宗更是时常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由原来温文尔雅的书生皇帝一变而为杀人狂，终于在三十一岁的盛年死于非命。可以说，金熙宗是帝王中因为政治斗争导致心理变态的典型标本。
八
中国皇帝制度和西方君主制度的最后一点不同是，中国皇帝制度确立之后，皇帝的权力在历史上呈逐渐扩张之势，而英国国王的权势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渐减少。换句话说，在中国，是统治者日益把民众关进越来越严密的笼子，而在英国，是民众逐步把国王装进了笼子。
自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后，中国的专制统治方式从粗放简单发展到精密深刻，统治层面从控制人的身体逐步发展到控制人的精神，皇帝与臣民的关系越拉越远，民众奴化的程度越来越深。
自秦朝到西汉，丞相入朝之时，皇帝会起立欢迎；从东汉至宋初，宰相可以在皇帝面前坐而论道；宋朝初年之后，宰臣在皇帝面前不再有座位，但还可以站在皇帝面前说话；而到了明清两朝，不论哪个大臣，在皇帝面前都必须跪着说话了。宫廷礼仪的这种演变，简洁地反映出皇权日盛、臣权日衰的演变过程。
宋代以前，中国还没有文字狱的说法；明代以前，中国专制统治虽然严密，但是毕竟还有一些权力管不到的地方。士人们不满朝政，可以挂冠而去，隐居山林。而到了明代，不愿当官居然成为被皇帝杀头的理由。及至清代，人们的私人日记和通信都成了被判罪的理由，文字狱使得所有大清臣民噤口不言。
而在英国，虽然国王与贵族的斗争出现多次反复，但总的趋势是专制王权日益削弱，贵族和民众的权利日益伸张，最终导致了君主立宪制的形成。英国人很早就意识到，不受约束的专制权力必然给国家带来动荡和祸乱，所以贵族总是不失时机地趁国王处于软弱状态时，把一道道绳索套到他的头上。从《大宪章》到《默顿法规》，再到《牛津条例》，英国人根据形势的需要，一步步缩小国王的权力范围，直至内阁制度成熟，王权对国家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时，通过君主立宪制，把国王架空起来。因此，英国国王权力范围的变化史，也就是英国保守主义自由民主的发展史。
随着皇帝制度对社会控制得越来越严密，它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它通过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在皇帝制度出现后的两千年间，中国社会万马齐喑、死气沉沉，再没有出现一个可与先秦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会制度也没有出现一次大的创新和变革。中国人一直在“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了无新意的一治一乱中挣扎，“奴隶性格”和“专制性格”日益发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辅相成的两个突出特征。正如同狮子和绵羊分别代表“勇气”和“懦弱”一样，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在世界范围的语境中通常被用来指代专制和民主。
在西方思想家看来，古代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专制的国家。每一个近距离接触到中国文化的西方人，首先闻到的都是刺鼻的、浸透了中国社会每一个细胞的专制主义气息。那些最早对中国文化进行观察的西方思想家，无不为他们所看到的情景切齿扼腕，视之为人类精神史上独一无二的惨状。黑格尔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本质上是一种东方特有的专制与奴役精神，“只有服从与奴役，没有精神的独立与主体意识的自由”。孟德斯鸠则说，统治中国的“原则是恐怖”。他用语极端而刻薄，然而令人绝望的是，这种推向了极端的判断今天回头看来仍然基本正确：“在那个地方的一切历史里，是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的。那里，除了极端的奴役之外，我们将永远看不见任何其他东西。”
当文化中国在与西方的迎头撞击中头破血流、遍体鳞伤之后，中国的思想者也开始对传统文化痛切反思。一百六十年来，思想家达成共识，专制主义是中国一切文化病象的罪魁祸首，也是最难医治的文化病根；是它束缚和压制着中国人不能发展成“完全的人”，是它导致了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守旧症”、“非我症”、“不合作症”、“麻痹症”。
第一章
嘉庆：滑落曲线
接班
一
老皇帝又一次在凌晨三点多就醒了。贴身太监早就料到这一点，皇帝轻微的鼾声一停，他就从地上站起来，开始给乾隆一件件穿好衣服。然后，老皇帝就垂衣静坐在御榻之上，耐心地等待三个小时后的阳光。
这已经是近年来的常态了。乾隆皇帝的身体是有史以来中国帝王中最好的，然而，自然规律毕竟不可违抗。《乾隆皇帝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岁之后，睡眠即开始减少，“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更何况今天的日子是多么特殊。就在三个小时前的子时，大清帝国使用了六十年的乾隆年号永远地成为历史。今天已经是大清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乾隆比平常更早醒了近一个小时，就是因为心中惦记着今天的“禅位大典”。生性周密的他在心中把所有的环节又盘算了一遍，再一次确认，万无一失。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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