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会搬走吗
原创： 深圳宁南山
来源：宁南山
今天我们来探讨下中国制造产业链外迁的问题，对最近常见的热点进行整理。
我先说结论，产业链外迁，大的风险没有，主要是防范中等风险和小风险。
大的风险是比较可怕的，大风险的结果，我们可以定义为产业链外迁规模大到可以让中国经济出现负增长，也就是倒退。
对中国来说，什么是大的风险呢？我们还是看下历史上实际发生的情况，在过去的100年，是什么阻挡了中国的发展？
北洋军阀时期我们就不看了，我们就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开始算。
那么非常显然，在国民政府时期，导致经济出现倒退甚至崩溃的，就是两起大的事件：
一个是1937年-1945年日本全面侵华，注意是1937年，实际上日本在1931年占领了东北三省之后，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增长仍然呈现增长的态势。不过由于这个增长主要来自于低端的面粉，火柴，纺织等产业，尽管仍然为抗战全面爆发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如公路和铁路长度得以延长，但是由于核心的中高端产业如钢铁，军工，机械等发展缓慢，最终导致国家在日本全面进攻面前不堪一击，经济增长被终止，国民大量被日本侵略者屠杀，仅有的工业要么被日本夺占，要么被迫炸毁或者搬迁到西部地区。
一个是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时期，从北往南大量的城市陷入了争夺战，去年的国庆70周年阅兵，战旗方队里面有“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便是解放军1948年在济南城市攻坚战战役中立功的部队，此战守方是国军少数能打的将领之一的王耀武，双方伤亡合计便接近5万人。
在内战情况下，自然不可能谈经济发展，下图是美国《生活》杂志拍摄的1947年2月的上海印钞厂，通货膨胀下国民党政府大量印刷钞票，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能力上了一个台阶，在1949-2019年的70年发展史中，我们可以看下有哪些年份中国的发展陷入了低谷。
下图来自世界银行的数据库，我把经济发展的谷底都用红色标注了出来。
第一次是谷底是1961-1962年，这两年是新中国经济第一次出现负增长，
1961年-27.27%，1962年为-5.58%，这是大跃进之后出现的经济下滑。
第二次是1967-1968年，分别为-5.77%和-4.1%，这是文革中全国进入全面武斗状态的2年。
第三次是1976年，增长率为-1.57%，这一年文革结束。
以上总共有五年出现了负增长。
另外就是1989年-1990年，我国出现了两年的断崖式低速增长，分别为4.2%和3.9%，注意还并不是负增长。
也就是说，从历史上看，能够让中国经济停止增长，经济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
除了日本侵华战争之外，都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2020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总量同比下降了6.8%，我国从1992年开始才公布季度经济增长数据，从1992年以来这是首次出现季度GDP下滑，当然原因很简单，也是因为这个病毒发生在我们国家的内部，我们不得不采取封城和经济停摆的极端措施。当然事实证明了，这样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也就是说，从过去的差不多100年来看，中国经济出现重大问题无非就是三条：
1：大规模外敌入侵，注意必须是大规模的，日本侵华这个级别，
1937-1938年日本从三个方向进攻中国，
一个是陆上进攻北京和天津，
一个是淞沪会战大批日军从海上登陆并进攻上海，
一个是广东方向日军从澎湖出发，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
2：中国内部出现动荡或者重大政策失误（参加上面的经济增长曲线）
3：中国内部出现重大传染病疫情或者其他重大公共安全威胁，
最典型的就是2020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导致Q1的经济出现负增长。
可能我们想2003年的非典呢？由于非典的传染性远远不及新冠肺炎，因此2003年的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2003年的经济增长仍然高达9.1%，甚至还比2002年加快了。
除了大规模传染病之外，其他的内部重大安全威胁还有恐怖主义等，一度让新疆的经济增长尤其是旅游业受到较大影响，但是在强力治理下并未影响中国核心地区。
在2020年的今天，我们面临这三种重大风险的几率有多高呢？
至少现在看来，几率并不大，
第一条外部风险来看，即使是最强大的美国，大规模入侵中国的几率也并不高。
第二条内部出现动荡和重大政策失误，目前看也可能性极低。
第三条对内部的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公共威胁，中国在1月份爆发，二月份就度过了高峰，三月份首次出现单日新增确诊清零，在全球的表现总体是优秀的。
只要我们继续保持，新冠肺炎卷土重来，在中国第二次的爆发的可能性不太高，这个信心还是要有。
我们要注意，新冠疫情对中国而言是重大风险，
如果出现中国长期控制不住，而国外却风平浪静的情况，那么必然会导致中国制造较大规模的替代，也会大大的刺激产业链外迁。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中国疫情高峰而国外总体风平浪静的2月份，我们的出口金额同比下降了20.7%,而进口下降了5.2%。中国制造的出口竟然减少了20%，而在2月份国外疫情并未爆发，社会生活和工作总体平稳，并没有出现需求暴跌。
如果我们的疫情长期控制不住，那么对我们会压力非常大。不过事情的发展最终出乎人意料，时间到了3月份中外疫情发生了逆转，中国疫情进入尾声的同时欧美疫情却进入高峰。
新冠疫情本来这是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产业链的重大风险事件，因为中国强有力的国家能力，本土感染逐渐停止，主要来源从内部变成了外部，最终从重大风险迅速降级成了中等风险，为什么是中等风险，我们后面再讨论。
当然我们也不要掉以轻心，新冠病毒的强大，全球已经领略到了，控制不好也存在从小风险再次升级的可能。
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内部是稳定的，那么不管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不管是内部的重大安全威胁，还是外部的重大威胁，解决问题的能力总体还是很强的，对于这一点还是要有信心，
最怕的还是中国自身出了问题导致社会动荡。
在目前看得到的未来，除非中国内部不稳定，否则在中国竭尽全力情况下，仍然无法阻止产业链大规模外迁而导致中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很低。
好了，我们几乎可以排除大的风险，接下来我们讨论下中等风险的问题。
所谓的中等风险，就是导致经济发展出现较为明显减速的事件，那么我们把时间轴拉近到1990年-2018年，非常明显两次最大的中等风险是来自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都让中国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减速。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两个最大的中等风险都是来自于外部，
而在1998年，2008年之后，
第三个发生的中等风险就是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由于已经有了2018年和2019年的数据，我们可以探讨下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已经对中国发生的影响。
请注意，贸易战和科技战是可以分开看的，我们先看贸易战的影响。
我们分别看下中国和美国的数据，就看2018年和2019年的，记住是这一年的美国时间3月22日特朗普签署备忘录那一天，中美贸易战开始爆发的。
http://www.customs.gov.cn/customs/302249/302274/302276/2278978/index.html
我做了个整理，看下图非常有趣，
2018年尽管中美贸易战已经爆发了，但是不管是按照人民币还是美元计算，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依然是增加的，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在前20大出口市场里面，中国出口增速前三名的国家是印尼(24.3%)，墨西哥(22.6%)和越南(17.2%)，其中由于出口越南的基数最大，几乎等于出口墨西哥+印尼之和，因此实际对越南的出口增量要大于墨西哥和印尼。
2018年一定是有不少中国产品通过越南转手卖到了美国，但是如果看2017年的数据，中国对越南出口增速为16.2%,增速变化似乎也没有那么大，因此还需要更多维度证据。
除了以上三个之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台湾的出口按照美元计算增长了10.6%，呈现了双位数增长。
我们接下来看下2018年美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的进口金额变化，
即使是按照美国的统计，2018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金额也增加了6.7%，达到5395.03亿美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下2019年的中国和美国对外贸易的情况，
先看中国的，
美国在2019年大大的加强了关税征收力度，直接反映到中国的出口上，按照美元计算，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了-12.5%，
12月份对美国出口单月为345.74亿美元，而2018年12月对美出口金额为402.84亿美元，单月同比下降了14.2%。
值得注意的是，2019年中国出口二十大目的国，
增长最快的是越南，作为中国第五大出口目的地，增长了16.7%，无论是增速还是增加的绝对值都是最多的。
另外对台湾出口竟然还加速了，增长了13.2%，
2019年中国大陆出口金额增加的绝对金额最多的依然是越南，然后第二是台湾。
如果我们画一条线，也就是2018年-2019年我国出口增幅连续超过8%的目的地：
按照两年增速从高到低为：
越南，菲律宾，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速度一样，新加坡。
而按照2年增加的绝对金额计算，越南第一，中国台湾第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差不多。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说明有大量商品从中国大陆出口到以上四个地区，然后再转到了美国，以避开美国对中国制造的关税打击呢？
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们再看下美国2019年的进口统计，从下图的表格可以看出，
美国从越南和台湾的进口增速遥遥领先其他地区，
2019年美国从越南进口增加了35.8%，达到了666.8亿美元，出现了井喷的态势，
而从中国台湾进口增长了18.6%，竟然出现了接近20%的高速增长。
而新加坡对美国出口不多，不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里面，2019年美国从马来西亚进口增加了3.1%。
以上显而易见，不管是产业链转移也好，还是货物转口贸易也好，越南和中国台湾成为了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绝对金额的比较，
中国大陆2017年对台湾的出口美元金额为439.9亿美元，2019年变成了550.8亿美元，增加了110.9亿美元。
美国2017年从中国台湾进口美元金额为424.9亿美元，2019年变成了542.6亿美元，增加了117.7亿美元。
中国大陆2017年对越南的出口美元金额为709.9亿美元，2019年变成了978.7亿美元。增加了268.8亿美元，
美国2017年从越南进口金额为424.8亿美元，2019年变成了666.8亿美元，增加了242亿美元。
是不是发现上面的数字有高度的吻合性？
我国对越南的出口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中国制造遭遇了美国关税，因此出口零部件或者半成品到越南进行组装，或者只是走个过场，然后对美国出口。另外一小部分是因为越南本土市场或者是对其他市场的需求增长。
而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出口增长绝对金额，和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增长绝对金额差不多，这个也显而易见，中国大陆出口台湾也是同样的原因，以台企为主，从大陆进口零部件和半成品在台湾本岛进行制造，再对美国进行出口，以避开美国关税。
以上的数据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出，并且和日常的经济新闻高度对应，那就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大陆产业链外迁的主要压力方向来自越南和台湾，或者说越南和台湾是中美贸易战的受益者，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在上一篇文章里面，我也提到了台湾行政院主计处公布的数据，
2019年第四季度台湾经济增速飙升到3.38%，这个数字比之前乐观估计的3.04%还要高出，其最大原因是三驾马车中投资出现大幅增加，增长了10.72%，直接拉高了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大量台企开始投资在台湾扩充产能和建厂，用于对美国出口。
接下来是看越南了，目前来说，越南的制造业主要还是依靠外资，
根据越南计划与投资部外国投资局报告显示，
截至2019年12月20日，外国投资者2019年在越南新注册资本、追加资本和合资购买股权总额达380.2亿美元，同比增长7.2%，创10年来新高。FDI到位资金约达203.8亿美元，增长6.7%，也创下有史以来新高。
就这个结果而言，应该说是不错的。
那么对越南的投资来源是哪些国家呢？
韩国以协议资金达79.2亿美元居首位，占协议总额的20.8%。
中国香港以协议资金达78.7亿美元位居第二，
新加坡以协议资金达45亿美元排名第三，占协议总额的11.8%。
而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投资资金大量流入越南，排名第四，是去年同期的1.65倍。
请注意这个数字，2019年截至到12月20日，越南吸引的外国投资大约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5亿美元，而这个25亿美元的增量几乎全部来自中国的贡献。
这个数据反应出来背后的事实是清楚的，
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对越南的投资在2019年并没有大规模加速，实际上2019年1-7月越南总体吸引外资的金额还是下降13.4%
到了9月20日，累计吸引外资才变成正增长3.1%
另外一个是出口金额，
2019年前9个月越南进出口贸易总额约3827亿美元，
其中出口总额约1943亿美元，增长8.2%，
进口总额约1884亿美元，增长8.9%。贸易顺差59亿美元。
出口第一大市场为美国，增长28.2%，其次是出口欧盟、中国、东盟、日本、韩国，出口金额为分别下降0.7%、下降3.8%、增长4.7%、增长10%、增长8.1%。
越南对出口目的地前四位的欧盟，中国，东盟的出口都呈现下降或者低速增长态势。
而进口第一大市场为中国，增长17.3%，进口自韩国、东盟、日本、欧盟、美国分别增长1%、3.8%、1.8%、10.3%、12.6%。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出，进口中来自中国的进口金额增长最快，而出口中到美国的出口金额增长最快，而且显著的超过其他国家，这背后反应的其实就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转单效应，不少中国公司把产品出口到越南，经过组装或者其他处理方式，然后再对美国进行出口。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数字看出来，
2019年1-11月，越南出口总额达2414.2亿美元，同比增长7.8%。
其中，越南国内企业出口金额达747.2亿美元，增长18.1%；
外资企业出口额达1667亿美元，同比增长3.8%。
这是非常奇怪的，越南国内企业的出口出现了比较大的增长（18.1%），
而由于除了对美国以外，对欧盟，中国，韩国，日本等其他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都几乎在10%以下，因此18.1%的高增长只能解释为对美国出口高增速的拉动，越南的本土企业为何对美出口突然爆发呢？
美国对中国的关税征收是有原产地要求的，也即是说中国公司如果只是出口到越南然后再转运到美国是不能避税的，而是需要在越南经过组装或者其他方法变成“越南制造”之后才能避免被征收关税，因此我们合理估计，不少越南本土企业承担了这一工作。
因为越南的外资企业出口仅仅增长了3.8%，因此显然不是中国对美国转口贸易的主力。
我们再把对美国出口增长和越南的总体出口增速对比下，
2019年1-11月，越南出口总额达2414.2亿美元，同比增长7.8%
而美国继续是越南最大进口国，其出口额达556亿美元，同比增长27.9%；
我们把两个增量一对比，就会发现，越南2019年出口增量的大约70%是来自于对美国出口的增加
通过对越南进出口和吸引外资数据的分析，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的，
那就是越南的吸引外资环境，以及制造业的竞争力并没有发生突变，
主要是因为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因素获得了利益，
主要体现为2019年越南接受外资的增长基本来自中国，而越南出口的增长大部分来自美国。
当然了，数据清楚的显示了中国的产业链确实发生了对越南的转移，但是实际上这个数据是可以让中国稍微松口气的，如果只是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因素，那么就意味着，对中国产业链搬迁越南的影响将只是主要局限在中国对美国出口的范围内，占中国总体出口金额的大约18%不到.
我们更应该担心的是越南的制造业竞争力是否发生了本质性的进步或者变化，因为这样的变化对于中国制造工厂搬迁的吸引力将是全方位的，影响的就不只是对美出口了。
如何评估越南产业链对中国的影响
对于产业链外迁，必须要高度的重视，总的来说，产业链外迁是个缓慢的过程，也是个很难逆转的过程。
为什么是缓慢的过程呢？决定产业链迁移的是长期的基础因素，包括基础设施，政府效率，劳动力成本，产业链聚集，技术能力（高端智力资源），资本，土地成本，税收等等，而除了土地优惠，税收等可以被政策短期内改变的因素，总体来说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突变。
类似于中美贸易战这样的因素，的确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和促进产业链从中国向越南转移，然而综合2019年的数据，即使在这个大背景下，2019年越南吸引外资增速为7.2%，前11个月出口增速为7.8%，并没有达到真正的高速增长（两位数）的水平，另外非常重要，越南核心竞争力之一的人力成本正在快速上涨。
一般我们认为越南工人工资很低，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低到很夸张的地步，而且增速非常快，
下图是2018年12月的新闻，越南将在2019年7月上涨最低工资标准大约5.3%
然后到了2019年7月11日，越南全国工资理事会在经过第二轮谈判后，决定2020年1月1日开始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在之前上涨的基础上再上调5.5%。
据此自2020年1月1日起，
一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从418万越盾增至442万越盾；（1326元人民币）
二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从371万越盾增至392万越盾；（1176元人民币）
三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从325万越盾增至343万越盾；（1029元人民币）
四类地区最低工资标准将从292万越盾增至307万越盾。（927元人民币）
按照2020年1月初的汇率，一万越南盾等于3元人民币。
注意以上是每个月最低工资标准，除了四类地区以外，都是在一千多元的水平，是不是发现越南并没有想象中的只有几百元月收入？
别的不说，一类地区（包括河内，胡志明等全国六个省市的部分地区）的最低1326元的最低工资，已经相当于深圳市2011年的最低工资标准，而深圳市已经是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地区之一了。
而四类地区的最低工资927元也相当于深圳2008年的水平。
实际上越南普通劳动者的收入，2019年的上半年的平均数为男性为710万越盾（2130元）、女性为630万越盾（1890元），数据来自中国驻越南经商参处
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yjl/j/201908/20190802889864.shtml
也即是越南人平均收入已经来到了2000元每月的水平，这已经不太低了。
这背后的原因，是按照越南政府采用的新GDP算法，其2019年的人均GDP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相当于中国2008年时候的水平。
这让越南面临一个后发小国（相对中国）的追赶困境，如果人均GDP和中国不断接近，那么劳动力成本优势荡然无存，那么除了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之外，
在涉及产业链基础能力的基础设施，产业链聚集，技术能力（高级智力资源），市场规模，政府效率，资本密集等方面，越南没有任何一项在看得见的将来能够超过中国。
我们可以拿中国追赶韩国+中国台湾的过程作为对比，
韩国和台湾相对于中国大陆，是先发地区，其尽管体量远远较小，但是在某个产业的技术能力和资本密集度上超过了中国大陆。
最为典型的就是台湾的半导体制造产业和韩国的显示面板产业。
中国大陆对半导体产业可谓很重视了，但是台湾可以通过台积电每年在半导体制造上保持着超过100亿美元的资本支出，加上台湾优于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制造技术能力和智力资源，
在大陆持续的高额资本支出的情况下，大陆半导体制造产业要超过台湾还遥遥无期，说2030年都觉得很勉强。
中国大陆的大基金一期于2014年9月24日正式设立，总规模1387亿元，到2018年5月投资完毕，四年时间200亿美元多点，这些投资散布在芯片制造业，芯片设计、封装测试、设备和材料等产业，总体资本投入密集度距离台积电在制造领域的投入都还有差距。
韩国的显示面板产业也是类似，这体现了后发国家追赶先发经济体的艰难。
再以建设基础设施为例，
中国反而是全球综合成本最低而市场回报最大的，之所以是综合成本，
是因为中国不仅自身掌握着基建技术，也掌握着设备技术，例如火车机车车辆，铁路信号系统，地铁车厢，地铁控制系统，高铁，盾构机，工程机械等等。
以工程机械为例，在英国KHL集团发布的2019年全球工程机械50强里面，没有一家是越南企业，50家企业有48家来自中国+欧美日韩澳发达国家，另外还有南非和印度各有1家。
这意味着越南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得不依靠购买来自中国和发达国家的工程机械来进行。
在基建技术+设备技术之外，中国还有人口和市场这个巨量的规模优势，使得基础设施建设后收回成本的时间大大缩短。
全长1318公里的京沪高铁，其总投资达2209.4亿元人民币，
京沪高铁在2019年实现的营业收入约329.42亿元；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约119.37亿元，同比增长16.48%，运送旅客2.15亿人次。
我们以越南修建高铁为例和中国对比，越南2006年就有了将河内和南方大城市胡志明连在一起的高铁计划，全长1560公里，比高铁还长。
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在2006年到访日本后，日本政府承诺会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支援越南兴建高铁。越日政府共同签署了一份关于越南高铁和北南高速公路工程的谅解备忘录。
而在四年后，越南国会在2010年6月19日否决了政府提出的高铁计划，
原因为主要为：
1：高铁的建设成本预计高达560亿美元，过于昂贵，请注意这个数字，中国的京沪高铁1318公里投资为316亿美元（按照1:7汇率），平均每公里0.24亿美元，而越南1570公里却要560亿美元，平均每公里成本0.357亿美元，比中国几乎高出50%，其原因是越南自己并无高铁技术能力，只能使用日本新干线等国外的技术。
2；高额投资成本会导致票价昂贵，普通越南人坐不起。
越南市场规模和人口体量均不及中国，中国京沪高铁2019年一年2.15亿人次乘坐的记录在越南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意味着同为两国最重要的高铁，越南南北高铁的收入必然远低于中国的京沪高铁，尽管其投资金额比中国还高。
之后越南政府一直没有放弃高铁梦想，
根据日经中文网报道，2019年春季越南政府正式讨论350公里高铁计划，在2032年之前启用大城市圈周边线路，2050年全线开通运营。
全线开通运营时河内到胡志明之间的运行时间约为5小时30分。
进入2019年7月之后，计划投资部公开表示反对该方案。该部门认为，如果将设计速度从时速350公里降至200公里，成本可减少一半至2.9万亿日元左右。
计划投资部认为，总项目费高昂，可能导致今后30年其他城市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迟缓，因此提出有必要大幅削减成本。
制定原方案的交通运输部本来计划2019年10月在该国国会上通过原方案。但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政府内部也出现批评高成本方案的声音，交通运输部被迫转变方针，力争2020年5月之后获得国会通过。
即使按照计划开通，也要到2050年，一条高铁在越南要建几十年，这背后就是越南作为小国和后发国家，在高铁技术，投资高铁的资本，和高铁的市场规模远远不如中国，在可见的将来也赶不上。
当前越南因为中美贸易战，而导致中企将对美出口产能转移到越南的确对齐是个历史机遇，但是在基础能力方面，越南不可能发生说突然能够在基础设施，技术，资本，智力资源等方面突变而超过中国，其对中国的威胁主要还是来自于人力成本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个产业的转移会对中国的就业产生冲击。
对中国的有利因素是，越南人均GDP已经相当于中国2008年的水平，月平均工资已经达到2000元人民币，这意味着越南最大的优势项目—人力成本在随着其经济发展而不断削弱，如果其不能在技术能力，基础设施上持续提升，则无和中国竞争的希望。
马来西亚就是一个例子，其基础设施水平远优于越南，但是由于其人均GDP和中国差不多都是一万美元左右，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现在中国就很少有人担心产业链迁移到马来西亚的问题，你看过国内新闻说担心河南富士康大规模搬到马来西亚吗？
中国大陆当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时，面对的类似的先发经济体是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地区是当时中国大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主要投资来源，
而它们都在90年代就全部迈过了人均一万美元的关口，而那时中国大陆在90年代初的人均GDP仅为300多美元，差距有30倍，再加上中国大陆的巨大人口体量，有广阔的空间吸纳更多的投资，也有充分的时间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同时利用积累起来的资本来发展中高端技术产业。
也就是当初中国的崛起，是大经济体对小经济体，是人均为300美元的经济体从人均为1万美元的经济体获取产业转移；
而今天越南崛起，如果要从中国转移产业链，其是小经济体和大经济体，是人均为3000美元的经济体从人均为1万美元的经济体获取产业转移，不利因素更多。
对于小国来说，还有很多其他的风险，例如高度依赖出口，这次欧美疫情大爆发，对越南的服装鞋帽和手机等出口会造成很大困难，对越南的经济会造成更大影响。
而中国则已经成为内需为主的国家，影响相对较小。
越南现在通过和最大的外资投资国韩国进行合作，建立起聚集的电子产业链，
以及趁着越南人均工资还只有2000元人民币，低于中国的历史机遇，建立起纺织服装鞋帽的聚集产业链，并且努力向上游发展，建立起品牌，技术和产业链聚集。
市场规模是肯定无法和中国比了，如果越南不能抓紧时间在基础设施，产业链聚集，技术能力等方面持续进步，那么随着越南人均收入提高，相对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会越来越小。
即使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中国转移过来的动力也会减弱。
另外，中国对留住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是有很多可以做的，例如：
1：在下游鼓励走向品牌化
目前电子产品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商品，而三星是越南最大的外资企业，电子产品出口主要来自于韩系厂家在越南制造，越南现在三星手机在全球最大的两个生产基地（另外一个是印度），而在2018年全年，三星越南分公司的营业收入创造了65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这一成绩相当于越南全国GDP的28%。
那么非常简单，只要中系电子品牌持续扩大份额，挤压三星手机的全球市场，那么越南也会遭到打击。三星手机在2013年达到巅峰后一直处于下滑的态势，只不过三星加大了对越南的投资和产能转移，所以越南在电子产品出口上呈现不断增长态势。
以2018年为例，据canalys公布的2018年欧洲智能手机市场销量数据，
2018年华为在欧洲市场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620万，同比增长41.4%，排名第三；
小米的出货量为410万，同比增长415.1%，排名第五。
与此同时，三星在2018年欧洲市场的出货量达到4160万台，同比下滑14.6%。
我之前就计算过，由于三星在关闭中国的惠州厂和天津厂，手机制造撤出基本完成，这意味着三星对越南的产能转移增量已经没有了，而三星的全球销量在华为，小米等中系公司竞争下在不断下滑，因此越南的电子产品增速将逐渐下降，除非越南能够吸引华为，小米，苹果，OV的手机在越南制造。
实际上华为，OPPO, VIVO都在国内有自己的工厂用于制造高端手机，是否对外投资设厂的控制权在中国企业手里。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由于华为在2019年被列入实体清单，使得三星在欧洲等市场的销量大大增加，三星手机大大受益，减缓了国产品牌替代三星这个过程。
除了电子产品，服装鞋帽等都可以走向品牌化，我自己也研究过中国的服装纺织鞋帽产业向越南的转移，发现国外品牌的代工厂最容易朝那边跑，
典型的就是台湾的宝成鞋业旗下的裕元集团，这是全球最大的制鞋企业之一，给耐克，阿迪等全球知名品牌做代工。根据Nikkei Asian Review报导，宝成公司的越南制造占其全球鞋类产量的比例，2013年为34%，2014年提高到39%，截至2015年9月底，已在越南制造其全球鞋类总产量42%。不管是中文互联网，还是油管上面，宝成在东莞裕元工业园曾经的厂区空空荡荡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大陆自有品牌，安踏，特步等本土运动鞋类，在越南制造的比例则低得多，而福建则是全球运动鞋生产主要地区之一。
和电子产品的联想，华为，OPPO, VIVO都有自己的工厂一样，安踏，特步，361等本土品牌也有自己的工厂，这样便于控制对产能有更好的控制，以及生产自研高端产品。
2：上游原材料和生产设备国产化降低成本，提升工厂自动化水平。
典型的就是2020年的疫情涉及的口罩生产，看起来很简单一个东西，
由于上游的熔喷布生产要求技术能力较高，
而下游的口罩生产中国大搞全自动口罩机，效率远远超过人工生产，
中航工业集团研制的“1出2型”高端型全自动口罩机。由793项、共2365件零件组成，中航工业从零开始研发+采购零部件+生产全自动口罩机，2个月实现了24台投产，可以每天日产300万只口罩，不要小看这个数字，这已经超过了全球大部分国家的产能，还记得吗，在疫情发生前，占了全球产能一半以上的中国大陆，日产能也不过1000万只，日产300万已经可以排全球第二了。再加上中国会自己制造熔喷布，以及制造熔喷布的生产设备，中石化的熔喷布生产设备就基本实现国产化，来自全国85家装备制造楪祈。
正是因为中国独有的技术能力和完整产业链，因此能从短时间内两个多月扩产100倍以上，使得中国的口罩产量遥遥超过全球其他地区，
2月1日中国口罩单日产量还不到1000万只，到4月底中国每天实际口罩产量已经在15亿只以上，而全球产量第二的中国台湾只有不到大陆的1%。
因此，对于越南我国虽然面临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风险，但是越南本身面临的困难也不小，在可见的将来，我国基础设施，技术能力，上游原材料和设备产业链聚集，资本总量，市场规模总体上还是会对越南占据压倒性优势，
而对以上优势相对不太敏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无疑对我国是个挑战，但是我国也有作为空间，总体风险是可控的。
除了暂时人力成本优势以外，越南还有另外一个王牌，
就是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会导致企业从中国进行迁移到越南，实现对美国出口，根据本文前面的数据，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另外就是美国企业出于中美脱钩的政治因素考虑，在越南开始科技产业布局，由于美国拥有较高的技术能力，因此可以给越南带来较大的技术提升。
比较典型的就是2019年6月，Intel发布通知，旗下的300系芯片组将从7月12日起转向越南胡志明市的工厂生产，这是封装工厂的产能转移。
根据通知内容显示，Intel这次变更300系列芯片组的封装工厂主要涉及Q370、C246、HM370、QM370、CM246及H310这几款。
Intel在全球各地都有工厂，其中核心的晶圆制造主要是在美国本土、爱尔兰及以色列，
封测工厂主要在亚洲，包括中国的成都、越南胡志明及马来西亚槟城等，另外还有中国大连的3D NAND闪存生产。
芯片封装这部分工作的价值只占芯片价值的10%，芯片的设计和制造构其大部分价值。
英特尔并没有说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战是重要原因。
对此我们也是有对策的，那就是加大本土的半导体制造（长江存储，合肥长鑫，中芯国际，华虹）和封装产业(长电科技等)的发展。
总的来说，越南的经济总量2019年是台湾的50%左右，10年后能够超过台湾就很不错了，赶超韩国都是更遥远的事情。
另外对于台湾把对美出口产能从大陆转移到台湾岛，
我们主要是在技术，资本和市场三方面是有作为空间，来对冲这个影响的。
因为台湾没有劳动力成本优势，
我们需要在技术上赶超台湾的显示面板，机械，半导体等主要产业，
需要在资本上保持比台湾同行业更大规模的投资，
另外在市场方面，我在之前的文章已经说过多次，台湾2018年对大陆及香港出口额为1384亿美元，相当于每个台湾人出口了6000美元商品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超大的市场成为了台湾产业吸取发展力量的源泉，在台湾已经走上台独之路的情况下，必须在这方面着手进行削弱。
以上是中美贸易战对中国，越南，中国台湾的一些影响，我们可以预计，贸易战以后随时可能再升级，因此还会产生博弈，总体来说，这是个中等风险。
另外一个就是中美科技战了，这个的影响会比贸易战更大。
因为中国同样面临这越南的问题，随着中国的人力成本向发达国家不断靠拢，同时人口红利也没有了，那么技术能力提升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目前发展的核心。
而在未来ICT产业就是最为赚钱的产业，而在ICT基础设施方面，华为遭遇着美国的强力阻击，由于美国人在2019年5月开始实体清单对华为影响总体非常有限，实际上华为在2020年已经基本完成了硬件上的去美化，不再依赖美系元器件。
因此美国加强对华为的打击只是时间问题，禁止台积电等企业使用美国设备为华为生产芯片，对华为进行强力打击，这个颁布的时间预计就是在2020年5月或者6月，
当然如果美国人还要往后拖延我个人更表示欢迎，总之不会太久了，甚至有可能明天早上醒来就会发现美国颁布了新的制裁措施。
新的制裁对华为和中国来说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如果台积电不能搭建一条去美的产线（这个我们也无法控制），
而中芯国际除了无法提供先进制程服务以外，其产线上也有美国的生产设备，设备也使用了美国技术，那么到时候中芯国际是否给华为生产呢？
如果继续生产供货，那么中芯国际也会遭受制裁。
当然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中芯国际是会继续给华为供货并且不断扩大产能的，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能看着华为倒下。
关于华为对中国ICT产业的意义，在之前的文章已经有了说明：
禁令十个半月后华为自主化进展以及新一轮打击下生存概率
所以当前看的焦点，是半导体生产设备和原材料要建立起去美化的产线和生产能力。而更进一步看，全球软件生态和工具软件的差距也需要弥补，不管是设计芯片，还是设计机械，或者是其他工业系统的工具软件，也需要实现不依赖美国发展。
而国内互联网也需要尽快出海抢占全球份额，全球有70亿人口，美帝即使是Facebook，其全球用户数也才20亿出头，空间还有。
科技战对产业链的影响，
迫使华为等国内大厂开始转向本土产业链，这对于产业链留在我国是有利的，实际上台湾媒体就不断爆出，华为在不断游说台系供应商到中国大陆设厂，足见华为已经在提前布局。
另一方面，也让部分美系厂家感受到了危机，
一边是科技战在迫使中国公司去美化，减少对美系元器件的采购，导致其在华的销售收入受到影响，一边也让部分美国公司因为担忧中美脱钩而产生将工厂从中国外迁的意愿。
因此这里面我们最应该做的事情，是优先扶持华为等公司建立起本土供应链，完成技术升级和进步，这对产业链留在我国有决定性意义，
同时我国的企业要依然和美国公司合作，只要美国愿意卖，我们就应该继续采购其有商业竞争力的产品，这对减缓美系产业链外迁有帮助。
由于本土企业的科技进步已经成为科技战和留住产业链的核心，而在2020年的今天，不只是来自美国的技术转移基本要停止了，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技术转移也在逐渐减弱，这需要我们大力加强国内的高级智力队伍建设。
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是统计了中国收购的国外技术公司的数量，发现中国在过去的几年，收购的国外技术公司来自欧洲的最多，而美国和日本均比较抵触。
而同时也发现，即使是对欧洲技术公司的收购，也在变得越来越困难。
英国著名的半导体设计公司Imagination，是做移动GPU的公司，该公司虽然已经在2017年被中国资本（Canyon Bridge基金）以5.5亿英镑收购了股份，该基金背后的投资方是中国国有投资基金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但是2020年4月，在遇到英国议会强烈反弹后，中国投资者被迫放弃了控制该公司的计划。伦敦证交所的上市公司Imagination Technologies一直为苹果手机供应芯片，2017年被有中国背景的私募基金收购。
该公司本来计划在周一（4月6日）召开的董事会议上要决定允许中国空降4个董事进入董事会，让中国取得对该公司的控制权。但由于英国议会议员要求政府部长干预，董事会议被取消。
其实我有点疑惑为什么新基建没有包括对人的投资，也就是加强对高校和基础研究和企业的应用研究的投资扶持。
我发过一条关于国内高校薪资的微博，发现回复评论中不少搞科研的粉丝在抱怨竞争激烈的问题，国内高校现在在学习美国，招聘高校青年教师搞几年内非升即走，让年轻人互相竞争，有的985高校搞过了头，留下的比例只有10%，导致青椒们压力巨大，必须要尽快出成果，否则几年后被淘汰。
其实我在想，有竞争和动力肯定是好事，留下的肯定是高水平的，
但是其余90%的就不是高级智力资源吗，我们的新基建都是针对物的，是否也得想办法加强对这些高级智力“人”的投资。
鼓励国内名校在国内落后地区，二线三线甚至四线城市开分校，为科研人才提供更多的岗位，也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
清华和北大为什么就一定全部都要在北京呢?
一个中科大就给合肥带来了惊人的改变，为什么我们的顶级名校就不能在其他城市开设校区呢？现在飞机和高铁如此方便，可以充分利用起来，进行全国资源调配，像北大深圳研究生院就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既然国外技术来源已经逐渐枯竭，那么中国本土的基础研究就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基础研究可以看成是应用技术的土壤和基础设施，我们知道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必须要超前的，过量的，以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而这短期内是看不到回报的。
而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在全国各省大搞基础科学研究建设，建设更多的名校校区和实验室，提供资金扩大岗位数量，聘用更多的基础研究科研人员，也缓解高校青年教师竞争压力，充分利用本土高级智力资源，
像河南，贵州，海南等省份，顶级高校还很缺乏，都可以搞基础科学研究这个针对人的新基建。
我们的人口比发达国家总和还要多，智力资源的开发是有极大潜力的，也会带来高收益。
国内企业方面，搞基础研究投入最多的是央企，华为和阿里，那么新基建可以以国家引导，以名校分校区+名企研发中心的形式，促进基础研究和企业的合作，推动产业发展。
以上是来自中美贸易战和中美科技战的两个中等风险，
另外还有个中等风险，是来自台湾，那就是如果台湾的台独势力跟二战时期狂热的日本军官们一样，无法控制住自己走向极端，而悍然走向独立，那么会爆发局部战争。
为什么说这个依然是中等风险而不是大风险，是因为历史上我国曾经打过局部战争，
50年代的朝鲜战争离北京没有太远，和联合国军作战，也耗费了大量的财政收入，
还有就是1979-198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
以及从1949-1979年两岸的各种军事冲突，海战，空战都有，还有著名的八二三炮战。
在以上战争期间，我国经济依然保持发展的态势，只有部分省份的发展受到了影响。
另外对我国的军力还是要有信心，如果台海发生冲突，一个星期最长一个月就能结束战斗，不会对我国经济造成毁灭性影响，真正麻烦的还是占领后的去殖民化过程。
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美国了，如果美国敢于在台湾和我们来一场真正的热战或者搞其他高强度对抗，那么就不是一个星期的事情了，对产业链的影响就可能从中等风险扩大为大风险。
因为那个时候，所有在华外企都面临着站队的问题，继续生产和销售，那就是增强中国的力量，而中国在和美国打仗，这是美国所不能容许的。
以上大风险，中等风险都说完了，最后说下小风险，
什么是小风险呢？最典型的就是前不久的两个新闻，
一个是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罗4月9日说的话，他在Fox商业频道的一档节目中，针对观众提问如何减少美国对中国制造的依赖时，
回答说”If we had 100% immediate expensing, we would literally pay themoving costs of American companies from China back to the U.S”
把美国企业搬家的支出费用化，也就是相当于美国政府支付搬家费用，
但是这只不过是库德洛在电视节目回答观众提问时的回答，并不是美国已经发布的政策，甚至也还没有开始讨论。
和越南一样，企业能不能回流美国，主要还是看基础条件有没有改变，比如说工人招募，合格的工程师，产业链，工会等问题。
关于以上问题，可以看下富士康的威斯康星美国工厂建设之路，
2017年9月，该州议会通过了一项高达3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吸引富士康建设一座平板显示工厂，前提是投资100亿美元，并且能够雇佣1.3万人。
到了2018年1月16日，这个计划变成了45亿美元，下面是威斯康星州官方网站发布的对富士康官方补贴文件，详细列明了补贴条目。
https://legis.wisconsin.gov/assembly/54/hintz/media/1294/foxconn-lfb-memo_final_11618.pdf
然而富士康在当地招人就遇到了巨大困难，不要说1.3万人了，
到2018年底总共才雇佣了156人，
2019年3月11日，郭台铭的特别助理胡国辉（Louis Woo）造访威斯康辛州并面见了州长埃弗斯和其他州政府官员。
根据媒体获悉的会议备忘录，胡国辉证实富士康不会建造合同中约定的10.5代工厂。相反，公司计划建造一个规模较小的6代工厂，生产用于汽车和医疗健康领域的液晶显示屏、以及一个生产服务器主板的制造工厂等。
根据备忘录，新的计划规模将大幅减小，会雇佣1500名员工，所需投资金额为20亿美元，请注意，雇佣人数从1.3万人减少到了1500人，足见富士康对在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太大信心。
而到2019年底，该公司在威斯康星已经直接雇用了600多名员工，其中550名符合公司与威斯康星州签订的经济发展合同的要求。
而由于富士康的项目规模大大缩小，该州新任政府现在审计调查是否还继续给补贴，现在还在争论之中，不过疫情带来了机遇，4月8日，富士康宣布已与医疗保健巨头美敦力（Medtronic）公司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在威斯康星州生产呼吸机，不过没有公布生产数量。
以上只是一个例子，45亿美元的补贴够多了吧？用了两三年的时间，也只是让富士康在美国建了个雇佣600多人的小工厂，富士康自己也没有估计到在当地招制造业工人会如此困难，更不要说在当地形成显示面板产业链聚集了，这需要建设更多的工厂，需要招聘更多的工人。
足见如果制造业发展的基础条件不改变，是难以形成大规模回流潮的。
更何况库德洛只是在电视节目回答了观众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是中国最大的在美国投资建厂的福耀玻璃，下图为天风证券做的中国和美国工厂的成本对比，可以看出，美国的人工成本显著的高于中国，是中国的三倍以上，
玻璃制造需要较多的纯碱，天然气和电力，而这三点美国都更便宜。
但即使这样综合下来，美国工厂的成本仍然比中国高出36.1%，好在有更为关键的点，在美国设厂是美国汽车制造商的要求，这样可以保证及时供货和减少玻璃运输损失。
福耀玻璃在国内的工厂基本都是在汽车工厂旁边，美国公司采购玻璃的价格比较高，可以抵消美国工厂成本更高带来的劣势，如果不在美国设厂就拿不到订单。
当然了，如果库德洛的说法成为了现实，美国政府真的在给制造业回流提供补贴，
这的确会形成一个小风险，但也仅此而已，
不管是福耀玻璃还是富士康，当地政府都给了补贴，但是从实际案例看，这并不是在当地大规模设厂的决定性因素。
企业发展的补贴，我国也可以给，但是在国内搞招商引资的都知道，哪个项目是本地政府给补贴+免费土地，国内外企业就会搬过来了？那这样我国非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就很简单了
我始终认为，制造业去东南亚也不会回美国，特朗普就任已经三年多了，制造业回流也搞了三年多了，并没有什么出彩的结果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日本，
4月初美国彭博社发表文章“Japan to fund firms to shift production out of China”，指出日本经济产业省计划拨款22亿美元，资助日本厂商生产线撤出中国。
实际上国内不少做日本新闻的公众号都反馈，这个新闻只有彭博社在报道，日本主流媒体对此基本没有怎么报道。
我国官方媒体《中国日报》也对日本官方发布的文档进行了研读，在这份文件中根本没有提到过“中国”，报道中所说的支持日本企业把产能搬回国内，或者向东盟国家分散来使产业链多元化是普遍的指导性意见，并没有具体建议日企从中国撤离。
对此我也在日本国首相官邸的官网找到了日语原文文件：
https://www5.cao.go.jp/keizai1/keizaitaisaku/2020/20200407_taisaku.pdf
在其中供应链改革部分，我这里借用下中国日本的翻译，当然我自己也用谷歌和其他翻译工具翻译了下，意思是差不多的：
新型Coronavirus传染病大面积传播的影响，凸显日本在口罩等医用品供应链的脆弱。
为了支持产业链回归日本国内或者实现区域多元化，日本政府将对企业供应链重组进行援助：
企业把对一个国家依赖度较高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产能搬回日本，政府将给予补贴。
对中小型企业的补贴是成本的2/3；
对大企业的补贴是产能回归成本的一半；
口罩，酒精消毒液，医用防护服，人工呼吸器，人工肺等与国民健康相关的产业回归国内，补助金会进一步提高。
对中小企业，政府补贴成本的3/4；对大企业，政府补贴成本的2/3；
国内企业扩大产能来生产目前高度依赖进口的药原料，政府将补助投资的1/2；为
国内生产供应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如果对一个国家依赖程度高，企业在东盟等国建立工厂实现多元化生产。政府会对进行区域多元化的中小企业补贴成本的2/3，对大企业补贴区域多元化成本的1/2.
日本供应链改革的目的，
一是为了让依赖国外关键零部件的企业生产线正常运转，不受疫情带来的断供影响而停产；
二是恢复疫情所需战略物资的产能，以免受制于人。
日本政府为此把108万亿日圆的经济刺激计划中的2435亿日元，也就是20亿美元多点来支持上述计划。
那么看到这里，你觉得这是个什么风险呢，当然是个小风险。别的不说，中国大陆有3.5万家日本企业，20亿美元平均每个企业能分到6万美元搬家费，也即是一个高级工程师或者部门主管的年薪。
4月23日，工信部新闻发言人、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黄利斌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的话，
完全的表达了我国官方对于中国制造产业链外迁的认识：
“我国是全球产业链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中国制造”更是拥有独特优势，
超大的市场规模是确保全球产业链留在我国的决定性因素，
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为我国发展全球产业链留足了底气。
疫情可能导致全球产业链或供应链朝着更多元化、更具韧性方向发展，我国将以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营商环境来留住大家。”
以上的话把中国制造留在本土的机遇和挑战，以及我国要做的事情都说的很清楚。
最大的三个优势：超大的市场规模，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
除此之外还说了“更高的效率，更好的服务，更优的营商环境”，其实对应的就是政府的服务和效率，这些基础能力在看得见的未来，我不认为哪个发展中国家能够做的比中国更好，即使是发达国家，在市场规模，完整工业体系和完备的基础设施三项也无法和我国匹敌，
例如基础设施发达国家普遍老旧化，我国的高铁网络，港口吞吐量，5G通信网络，物流网络都已经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就在库德罗的新闻出来后不到2个星期，4月22日总投资约100亿美元的美国埃克森美孚广东惠州乙烯项目举行了开工仪式，这是该企业在华独资建设的首个重大石化项目，主要建设160万吨/年乙烯等装置。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在创造不到1年就实现量产奇迹的基础上，3月份又创造了单月销量超一万辆的新高。埃克森美孚和特斯拉这种实际的例子是最有说服力的。
好了简单做个总结，在面对一切认为能够促使中国产业链外迁，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威胁的新闻，
第一要辨别原始来源，是否符合其原意，典型的就是彭博社把日本的疫情物资供应链多元化修改成日本鼓励企业从中国撤出作为新闻报道，
当然了日本这条措施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中国，但是修改之后意思都不一样了。
第二要进行评估，这是大风险，中等风险还是小风险，
我认为的大风险就是中国自己内部出了严重问题，或者外部有压倒性的绝对优势的力量入侵中国导致倒退，这个可能性微乎其微了。
中等风险就是，即使在我国积极应对的情况下，但是由于实力的客观差距，或者是对事态并不能做到完全可控，因此会造成较大的威胁，导致经济增速放缓，
典型的就是中美贸易战导致的产业链向越南和台湾迁移，
中美科技战导致华为这样的核心企业受到重创，尽管我国在积极的反制，但是仍然无可避免的受到影响，这是美国和中国的实力差距带来的，
以及台湾台独势力悍然引发局部战争，这个我们就不能做到完全可控。
当然了我一直认为，我国有应对这些中等风险的能力。
还有个中等风险就是新冠疫情，由于我国的强有力控制，从大风险变成了中等风险，主要影响国外，会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
需要注意的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而言，新冠疫情反而是大风险，
因为欧美的经济因为内部疫情严重，经济活动停摆而大幅下滑，
而越南和中国台湾，尽管疫情控制的不错，但是高度依赖外贸出口，因此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少会对其造成很大打击。
而产业链外迁，在国外严重疫情下也更无需担心，因为经济低潮期企业都会紧缩投资，更不要说花钱搬工厂了。
小风险，就是类似于国外某个政要讲了个话，或者国外又推出了某项鼓励本国企业回流的措施，要知道国与国的竞争是常态，你可以制定政策和措施，我也可以制定政策和措施。
你可以资助20亿美元供应链多元化，我也可以资助20亿美元招商引资。
不是说一看到美国，日本，或者越南，印度出台某项政策，我国产业链就要跑了。
这种想法无异于认为我国一出台某项吸引外资政策，就认为美国日本企业要大规模搬来中国了一样。
要明确的知道，竞争是常态，出台政策是常态，只要大家都可以对等的做，那就是小风险。
更何况我国工业早已经过了外资为主的时代，本土工业已经占了优势，
下图是2019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营业收入，总共105.78万亿元，
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3.47万亿元，占比为22.2%
即使是按照进出口计算，本土企业的优势也在越来越大。
2019年中国的出口一个特点，就是民营企业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
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13.48万亿元，增长11.4%，占我国外贸总值的42.7%，比2018年提升3.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8.9万亿元，增长13%；进口4.58万亿元，增长8.4%。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2.57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39.9%。
国有企业进出口5.32万亿元，占16.9%。
总之，当前面临的中等风险，主要来自于美国和我国台湾，这个是需要应对的，我国也是有能力应对的。
至于那些小风险，我们长期以来的误区，就是不管是越南印度，还是美国日本，只要他们推出一个政策，或者国内有了一个工厂搬迁到他们那里的新闻，就觉得很担忧。
实际上各国都是有各种政策出台的，各国政府之间也是互相竞争的，最终决定产业链在哪里的，还是那些基础要素是否有改变。
以上为对中国产业链外迁的一些不成熟的思考和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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