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不对顽疾亮剑，就对不起巨大牺牲！

一、

最近看了奈保尔《印度：受伤的文明》等三本书，颇受触动，心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沉重感与惆怅感。

印度文明陷在自己的劫难里，既有地理上天然不断遭受三个方向强敌反复冲击、却又无险可守的历史客观原因，也有印度教那种寄托来世的麻醉作用，导致印度始终摆脱不了命运的沉沦，只有随波逐流。

现实的无奈，来世的幻觉，最终又合力养成了印度民族性格里一种逃避现实的抽离情绪。

印度除了几千年前的孔雀王朝和笈多王朝，其他时期差不多总是被外族统治：雅利安人、波斯人、马其顿人、希腊人、安息人、大月氏人、匈奴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英国人，简直就是谁有兴趣都可以去占领一下……印度人对此什么反应呢？它表现出来的集体行为，说得好听点叫随遇而安，实际上就是放弃挣扎、听天由命。

地理与历史造成的印度文明这种骨子里的病毒如果没有治愈它的疫苗，那么今天号称“金砖五国”之一的印度将来就只可能是刷漆的石灰砖头，没有希望的。

看到这里，也许你会感到由衷欣慰，毕竟较之印度文明，我们中国文明那可是充满奋斗精神的：无论是古代中国诸如霍去病、卫青、李广、李靖、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等，还是近代史上的林则徐、左宗棠、国共两党对外抗争中的许许多多民族英雄，中国每到危难之际就总会有一大批豪杰挺身而出，率领同胞抗争到底。

可是掩卷沉思，我却想到我们民族就真的跳出了自己命运的轮回了吗？对外抗争中的慷慨悲歌，真的就换来了击碎命运的魔咒了吗？

孟子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是古人对命运魔咒的总结。回顾中国的三千年历史，历朝历代哪次不是在苦难中崛起，然后等到过了几代人的好日子之后很快就开始衰败、混战、沦陷呢？

今日中国且不论，之前的历史好像没有例外过吧？

印度文明固然是在步步退让中认命，中国文明难道就不是在来来回回的抗争与沉沦的“业力魔障”中一次次欲罢不能吗？

什么是中国文明的历史陷阱？历史学家有多种研究结论。但至少呈现在表面上便是传统王朝在那种自我感觉良好的繁华声中突然急转直下：远的如汉武帝时的显赫武功、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近的如所谓十全老人的乾隆盛世。

魔咒之下，盛世与灾难简直就是双胞胎，赶着前后脚接连降生，折腾古老大地。

在浮生安逸中“暖风熏得游人醉”，在灾难过后“直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传统中国历史上大体相似的衰败征兆。

固然时代不同了，今非昔比，但历史陷阱的魔咒依旧足够令人生畏，毕竟现代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时间”的这个事实上来证明自己业已打破了此种旧日魔咒。

那些真正懂得历史的人，于是就因此没有不如履薄冰的。

奈保尔国籍虽然是英国，但实际上他是出生在特立尼达岛上的一个印度移民家庭，他对印度文明的感知还是很地道的。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站在现代文明的角度，写出一本诚恳反思中国文明的书来，回报这片热土。

当下坦白地说，在非典、新冠病毒两次大疫的17年间，有没有类似上述这种情形的些许征兆呢？

现实给出的答案，谁也不能否认说是一点没有。当然有些人也可以说是一直不会看见历史游荡的阴影。

那些整天敲锣打鼓、吹嘘浮华的人肯定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构成历史阴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种阴影之所以看似平常，不易觉知，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四海升平的日子里，丰盛的愉悦足以覆盖一切不讨喜的苗头。

那如果是换作在战争时期呢？

二、

现在都流行说“战疫”这样的词，那就假设是这一场战争吧。

那就用战争下的情形来反思这场劫难，以人们熟悉的《亮剑》来推演，重新来看看病毒突袭2020年的剧情是怎么发展的：

这年冬，独立团里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喜庆气氛，团长李云龙和赵家峪妇救会主任秀芹成亲了，婚礼正在团部院子里进行（人们喜迎春节、湖北召开两会）。

就在这时，不断有侦察班的战士从外面急匆匆地撞开大门，十万火急地报告说在根据地内陆续发现了很特别的日军小队（新型冠状病毒），装备穿戴与火力都非同寻常（不同于一般肺炎），已有多位战士中枪重伤（多位患者感染），侦察结果显示独立团已经陷入日军特殊小队埋伏圈了（病毒人传人），请团长当机立断，带领大家突围，并火速将敌情上报总部。

闻听此言，团长李云龙一拍桌子，非常生气地说道：老子正在办喜事，你特娘的这是妖言惑众，快把这些动摇军心混蛋给我统统关禁闭、老老实实写检查，并通过总部电台向全军通报批评（八个“造谣者”上了新闻报道）。

与此同时，根据地的群众、独立团的战士伤亡越来越大（感染与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人心惶惶。

李云龙于是召开全团大会（地方新闻发布会），严肃地说道，哪有什么日军特殊小队？那也不过是寻常小鬼子（病毒不会人传人），几个小鬼子能在老子地盘上翻得了天（病毒可防可控）？来来来，继续喝酒（万人团饭会、春节团拜会）。

当晚，日军特种小队偷袭了团部（病毒传染了武汉全市），团长媳妇被掳走了、政委重伤了（医生感染），团部被端了（封城），部队伤亡惨重（武汉市民陷入病毒劫难），而日军特种作小队已经分散到其他根据地继续祸害兄弟部队了（病毒扩散到全国）。

要不是师长刘伯承亲自向全师发出一级警戒令（钟南山老爷子说“肯定人传人”），恐怕被端掉的就不是一个独立团，而是第八集团军全军覆没（全国封城）。

《亮剑》里的李云龙会这么干吗？当然是不会了。李团长新婚之夜还带着警卫魏和尚查岗，并且还查出了朱子明深夜消失，发现了蹊跷，后来虽然团部仅剩下二十余人，但终究因为平时养成的高度警惕的习惯避免了被全部端掉。

可是换算到2020春节前后的实际剧情，“李云龙”距离他导致第八集团军全军覆没（全国封城）也就仅剩一步之遥了。

如果当初八位一线医生（侦察班战士）的警讯及时公开，那么后来情形会怎么样呢？有可能就是武汉不会封城，全国也未必停摆两个月。

如果没有钟南山（老首长）的及时发出“肯定人传人”的警讯，那么后来情形又将会怎么样呢？后果可能就不只是封一个城市了。

小说里的李云龙与2020年现实里的“李云龙”区别何以如此迥异？

三、

李云龙当然相信自己侦察兵的急报，那为什么现实中的“李云龙”就不相信“侦察兵”的预警呢？

就是现实中最让人痛心的事实：曾被约谈训诫、后又得到平反的“八位造谣者”居然是都是医生，他们讨论的微信群也不过专业的医学群。医生能有什么动机“造谣”呢？何况是八位医生一同“造谣”？

哪怕是用最基本、最简单的思维稍微考虑一下，那也是完全不合常理、违背一般行为逻辑的。

除了少数热衷于“阴谋论”的反智群体之外，恐怕这是最让大部分人感到悲愤的事了。

因为根据《财新》网援引钟南山团队的研究预测，如果“湖北隔离措施推迟5天，中国疫情规模或超过35万人；若提前5天干预，感染人数或减少三分之二。”

提前5天就减少三分之二，如果提前到李文亮等八个医生发出警讯时又会减少多少人民的伤亡呢？所以说，这次隐瞒真相等于犯了极其严重的“谋杀罪”是毫不为过的。

为什么会压制如此重大的前线预警、而且训诫近似于“前线侦察兵”的医生们呢？

要是战争时期，那完全是匪夷所思啊。

说实话，我是没想明白这件事：出现新冠病毒也不是你们领导搞出来的，公布疫情难道会影响你们政绩吗？这种情况就好比天上掉下个陨石砸倒了人间的一座楼，这也不是你们的问题啊。

事情如此不合逻辑，那么，无论是地方政府哪个官员也好，疾控中心哪个专家也好，或者其他什么单位、什么人也好，本质上就都不能作为反思的目标。

将这样的重大社会事件归罪于某个人，或者迁怒于哪个人的道德问题上，包括那种恨不得将谁谁谁送入地狱的社会情绪，都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只是认定成哪个具体个人的品德问题，走马换将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那样的话，也就不需要反思了。

原因很简单，这种令人费解的惯性行为在十七年前出现过。

十七年前因为隐瞒“非典”疫情、防护不力，当时都撤换了卫生部长、京城市长了，今天岂能是一句作风散漫、敷衍失责就能总结过去的呢？

类似的隐匿真相的情形，在“天津港爆炸事件”等诸多地方重大事故中被重复的岂止一次两次？

到底要多少次“血的教训”、多少无辜生命、多少个人事后才被问责才能真正换来对这种惯性行为模式的改变呢？

很显然，需要问的是造成习惯性隐瞒真相的根源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个根本性的东西不反思出来，或者不可以涉及到，又或者不能公开说出来，那么一切反思都可以休了。

答案，其实本来早就有了。

四、

前几天，我看到90岁的资中筠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的一篇文章。

她说：“虽然已经接近生命的尾声，自己生活平静，衣食无忧，但是做不到心如止水……这些日子更是心潮起伏异于寻常。每天都有事使我或悲伤或感动至于落泪。我是有泪不轻弹的，也有事使我十分愤怒，有时真想拍案而起。”

记者问她对于此次疫情有哪些方面需要反思与建议？

她又说：“经过17年前的“非典”，我们吸取了什么教训，亡羊补牢了吗？翻出我2003年9月发表的旧文《痛定思痛话“非典”》，如果隐去日期，似乎就是在说当下，当时的担心不幸而言中了……17年后，大同小异的脚本又在武汉上演一次。最后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然而与上次相比，疫病蔓延之广，情况之严重，控制之难，何止以道里计？这些有目共睹不必多说了。”

17年前，资中筠先生说了什么呢？

（点击以上图片，可放大文字阅读）

接受记者徐学勤采访时，资中筠摘录17年前《痛定思痛话“非典”》部分原文

时代进步至今时，不但相当多的人民见识与分辨能力在一日日提升，而且万物信息也已不可逆转地一步步向互联互通的变化走去。

在这种大趋势下，真相其实是不可能被真正隐瞒的。

一切都会被时代记录，一切都会被还原放大，一切都会被详细分解。

时至今日，谁还能拿着前夜的车票登上今晨的高铁呢？谁又能真正掩饰到什么呢？

既然如此，与其被动地防范哪种突发事件，与其等到哪天被动地回应与面对，还不如从一开始就开诚布公，一切透明，形成治理者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在这一点上，坦率地说，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确实已是先行一步，“包邮区”的政府服务意识虽然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但至少与社会需求还是比较匹配的。

逐步向“服务型的现代政府”转型、迭代、升级，也许可算是治理意识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治理者——更适合的说法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必须逐步在实际运行中改变那种源自传统社会的“唯上不唯实”的驱动机制，使得人民真正成为行政行为唯一敬畏的力量，人民利益成为行政者唯一考虑的动力。

无论愿不愿意，只要今日中国还在大时代里追求着进步，那么趋势就必然推动所有治理者从过去那种“带领人民向前”的历史定位逐步转身为“人民的服务者”，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时代转身。

为谁服务，这就是假话与真话的分水岭。

为人民服务，那就会说真话，办实事，细致钻研，迅速行动，这正是钟南山、张文宏、李文亮、一线医护人员、江浙沪等地方政府、《财新》与《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赢得人民真正喝彩的原因。

为长官服务，那就可以高高在上地糊弄舆论，隐瞒真相，夸大泡沫，淡化灾难，这正是某些地方、某些人、某些媒体被人民真正痛恨的原因。

人民也不是三岁两岁的小孩，门清得很。

这次在大疫初期表现出来的种种不作为、隐瞒、敷衍塞责，说到底是因为考虑的不是人民利益，真正让那些人敬畏的也不是人民，而惩戒几个所谓“造谣者”却可以营造地方繁荣稳定、一派祥和的“气氛”。

这样的思维说到底，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社会的历史阴影，曾经古代中国遍地流行的“唯上”官场风气依然还有巨大的历史惯性。

新中国建国70年了，为什么一些人在思维与行为上还会“唯上不唯实”呢？

这是因为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我们的一些同胞虽然在权利上早已翻身当家做主，但许多人在精神上仍然不习惯“断奶”，在心理上仍然需要有一个替自己指明方向的“主人”，在行为上仍然期盼“长官”施恩照顾或普降甘霖。

在与现代政府的关系定位上，一些同胞的观念还停留在时代前夜。

许多人依然没有意识到是人民养活了治理者，而不是治理者施恩惠民；是人民出钱纳税来雇佣他们来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他们分派人民做什么事。

无数的人民英雄确实为社会与人民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当然会谱写下那些丰功伟绩。然而功劳是功劳，时代是时代。怅望异代不同时，时代早已经换了人间，时代不会因为英雄的功劳就逆转了扑面而来的趋势，时代发展至今日就必然要求所有人转变意识、身份、行为。

浩浩荡荡的时代巨流裹挟着身在其中的每一个人奔腾向前，此时不论什么阶层的什么人愿不愿意，最后大家还是必然要不约而同地走到这个趋势上来的。

对于更多的普通人来说，什么才叫真正实现了中国现代化呢？它必然要求全体公民首先在在意识上实现“精神现代化”。

幸运的是，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这片土地上已经有相当多的现代新人率先在意识上与时俱进了。

不幸的是，经过那么多年的走弯路，还有相当一部分人还在迷恋前尘往事，沉浸在旧日那些岁月记忆里不能自拔。

在上一篇文章里我因为忘了设置“关注可留言”，结果导致各种留言轰炸，一部分读者居然还来歌颂文革、精神上居然还怀念文革、行为上居然还将腐败的根源归罪于改革开放……我可以毫不客气地回答这些人，如果不说那在行为上是愚昧无知的，至少在逻辑上就是荒诞不经的。

腐败，不但在建国初期就有了，而且在古代中国很多未开放的社会里简直是遍地流行、前赴后继，这种人性之中的贪欲既不是改革开放的结果，也绝对不可能靠一场文革可以治疗得了的——就算假设文革的目的是如此的话。这是可以单项分析的话题。

建设现代社会的新长征，依然山高水长。

如果全社会不能对非典、新冠病毒两次大疫劫难进行痛彻的集体反思，那我们今后很可能就会更加处处被动地忙着救火，很有可能要随时准备应付种种可能的突发事件。耗费大量治理精力与社会资源不说，最后还落不到好口碑、还得要不断将自己推向公众的对立面，何必呢？

钟南山老爷子站出来过两次。但他已经84岁了。我们难道总是祈祷在什么时候又能有哪些不畏人言、敢于顶住压力的个人英雄来拯救这可爱的时代吗？

这是所有人都不愿意看见的危险征兆。

“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基辛格在《论中国》的这句话，最近常常被很多人提到。

如果你还天真地以为是一句动听的赞美，那就是这个时代真正的悲剧了。

五、

资中筠先生是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的高材生，是体制内的人，也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真正知识分子，她既周游过世界数十国、担任过国家驻外职务，也从事过国内多项社会科学研究工作。

因为她曾是毛主席、周总理的翻译，也曾参与接待过尼克松、基辛格的访华事务，因此重大历史事件也在她的岁月里留下过深深的痕迹。

新中国成立后，她曾经带着全班女同学爬到楼顶，向朝阳下的国旗宣誓：“把一切献给祖国”，她曾经说：“就觉得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同样灿烂，为此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先生，恐怕就算那些喜欢疑神疑鬼的群体也不能怀疑老人家动机吧？90岁的人了，总不可能是某些神经过敏的家伙所怀疑的什么“带路党”、“夹带私货的反动文人”之类了吧？

官媒人民网转载过的一篇采访她的文章：《不要上缴独立思考的权利》。

可谓是一树繁花，落下几片就是好春天；高岁饱读，写上半页便为真先生。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仰的、智慧而慈祥的老奶奶的采访与反思都打不开了。这真让人黯然失语。我无法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了？

另一方面，一些鼓噪中国传统文化天下无敌的民粹文章不时登堂入室，一些过度渲染阴谋论的幼稚言论不断刷屏……固然，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不友好这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草木皆兵、枉顾事实荒谬到将国内某些显而易见的毛病全都赖到别人家头上吧？

做好自己的事与跟人家国际竞争，那是两回事好不好？不要以为你们标榜爱国就可以胡编滥造。

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母亲？但热爱自己的国家既不是你们的专利，也不是你们盲目排外、否定开放的理由。

你们这么胡说八道，无非是迎合与撩拨那些存在于社会部分基层民众中的偏激风气罢了。那些风气固然偏激，你们这种反智的迎合与撩拨尤其无耻。

若你们算是媒体，即便不能像《财新》那样以追寻真相为己任，那至少不能慌话连篇吧？若你们算是知识分子，即便不能像资中筠先生那样具有铮铮士人风骨，那至少不能愚弄民众吧？

民粹主义一旦被挑拨起来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它往往会令一个正常社会失去常识与理智，它造成中外近现代史上的那些灾难性悲剧你们还不嫌多吗？

这些迎合民粹的蠢货们往往也不会懂得一个简单的道理：像资中筠那样说真话的知识分子，是明知不可能从真话中得到半分个人好处的，那她为什么要说呢？

那些说真话的真正知识分子们难道不比你们更清楚这个时代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吗？他们难道不比你们这些读过几本流行书籍就号称是知识分子的群体更知道什么叫做“形势”吗？

他们说话不过是受良知驱动罢了。他们知道这个古老土地的精神家园在现代化的路上必须恪守一些最简单的原则。

他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们也知道你们这些蠢货会给他贴标签，戴高帽，集体围攻。对于这一点，鲁迅先生早就在《药》中写的明明白白了。

但他们知道不能把这个民族最宝贵的东西沦落尘土。他们忠于的是这个生生不息的文明，而不是哪个群体、哪个阶层、哪种权势、哪种祭坛上的鬼神。这当然是你们所不能理解的。

他们知道真话要是能说那就一定要说，实在不行，那就沉默好了；假话是绝不愿说，实在不行，那就沉默好了。

《切尔诺贝利》不是早就这样写到了：

“谎言的代价是什么？并非是我们会把谎言误认为是真相。真正危险的是，我们听多了谎言，便不再能分辨出真相了。”

六、

热剧《亮剑》其实只拍了半部。

在原著小说里，一生信奉邪不压正的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自杀了，他美丽的护士妻子田雨也追随他而去了。

李云龙的生死不渝的挚友、一生追求真理的燕京大学高才生、独立团政委赵刚自杀了，他美丽的北大才女妻子冯楠也追随他一起殉情了内心的信念。

他们是因为不愿自甘堕落，不愿屈服于虚伪的谎言；他们毕生革命是为了追求真理，不愿违心胡说八道，不愿到头来却向假理举手投降。

原著里写道：“赵刚到底还是个知识分子，大半辈子的戎马生涯，并没有消磨掉他身上的书生气。”

于是在批斗会上，当领导主持逼问赵刚“你就这样坚持错误，党籍还要不要？职务还要不要？你现在必须表态，不说话是不行的”时，赵刚站了起来，默默地解开军装上衣的钮扣脱下军装，然后摘下军帽连同军装一起扔在桌子上，只是淡淡地说了句：“既然如此……这党籍和职务不要也罢了。”领导质问道：“你说什么？你敢再说一遍？”

赵刚平静地说：“好，我再说一遍，大家听好，我赵刚1932年参加革命，从那时起，我就没有想过将来要做官，我痛恨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追求建立一种平等、公正、自由的社会制度。如果我以毕生精力投身的这场革命到头来不符合我的初衷，那么这党籍和职务还有什么意义呢？”

赵刚留下的遗言是：“你们错了，如果对这种邪恶的风气不加以制止的话，那么将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受害者。”

“当大家早把正义和良知当作破抹布一样扔掉了，你还指望谁来救你呢？”

当场上响起了一片“打倒赵刚”的声音时，赵刚把手中的茶杯“哗啦”一声狠狠地摔碎在地上，他轻蔑地环视着会场，目光中饱含着一种愤怒和怜悯，他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转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李云龙开枪自杀，则是在被他的部下从批斗会场营救出来之后。

李云龙最后对他的部下说的话是：“你们听好，一个军人，可以在肉搏战中被敌人砍掉脑袋，但他绝不可以被侮辱，军人可以去死，但绝不能失去尊严，你们想把我藏起来，过几年苟延残喘的日子，我认为，即使是出于好心，也是对我李云龙的侮辱，让我活得像行尸走肉。”

李云龙那同样刚烈的妻子田雨在狱中割腕自尽之前，潦草地留下了一首敬慕伟岸丈夫与他的好兄弟们的《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

作者一句“坐中多是豪英”，讽刺了多少当时谎言满天的怂包？又是怎样的悲凉于那些曾经的热血男儿、那些曾经立志毕生奉献于祖国的豪杰，到头来却无法在谎言面前大声疾呼。

每个着眼于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人，每个希望民智向未来进化的人，实在都应该读读《亮剑》原著的下半部。

即使那只是一部小说。

向可见的外敌亮剑，拼得是楚云飞评价李云龙时说的那种“骨勇”；

向不可见的历史顽疾亮剑，考验的则是信念、胸怀、眼光、学识、思想水平、耐性与毅力。

《亮剑》的下半部总有一天会公映。

因为归根到底，一个社会需要的是滋润心灵家园的良知，而不是近乎愚昧的民粹；需要的是推动进步的真相，而不是渲染太平的谎言；需要的是永不屈服的脊梁，而不是卑言屈膝的告密。

七、

新华社有一篇叫做《让人说真话，天不会塌下来》文章赢得一片赞扬声，为什么？

因为在这样浩气丰沛的文章面前，谁不是人心相通呢？

说话是人的权利，说真话是人顶天立地的权利。不管谁让不“让”说，历史归根到底最后还是要回到真话上来的。

说真话，天塌下来其实也没什么。

当人们抬头看那所谓的“天”，那也不过是这个孤独星球上的高级动物对茫茫苍宇的发了一会呆而已。人类眼力所能见到的“天”，也不过就是笼罩地球的大气层。

因此所谓“天塌下来”，也不过是大气里垂下几块乌云凝结成雨雪冰雹落下来而已，随后便会迎来晴空万里的好天气，有什么好怕的呢？

可是过往历史早就反复上演过了，一个社会一旦流行说假话，那么这种假话病毒就总会有一天会导致灾难的爆发。

如果当代中国社会一时之间还研发不出治疗这种“自欺欺人”顽疾的疫苗，那就要敢于对这个社会自身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基础隐患亮剑。

只有不断增强社会本身的免疫力才是人间正道。

如果十七年来两场因为隐瞒而被放大的劫难还不能让许许多多人警醒，那么我就能看见大历史下的危机正在远方招手。

就让那些蠢货们继续从嘲笑他国情形如何不堪中获取虚幻的自豪感、继续给自己敲锣打鼓吧。

病毒就在那里，不要赖野生动物。

八、

最后说一下，现在就为我们防控病毒的方式骄傲还为时过早。等到明年春再总结中外防控方式的优缺点不迟。

因为我们全国动员的防控方式是建立在社会停摆、到处封路的条件下的，而新加坡、日本、美国、法国、英国则是在开放条件下进行防控的，两者付出的社会代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意大利、韩国、伊朗则另有国情。

全国动员不是小事，那是在万不得已情况下的措施。我动员能力固然很强，其他国家动员能力实际上也不弱。

比如美国，它今天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不错，但如果你因此盲目贬低它就错了，恰恰正如任正非所说，我们尤其应当学习美国的长处，像当年赵武灵王学习“胡服骑射”一样向当代最大的竞争对手学习，要知道当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动员之后的美国竟在短短两年间建造了50艘航母、三年时间生产了27万多架飞机，整个二战期间美国造的各类航母竟达近150艘……同样，当年德国空袭伦敦、进攻苏联之后，英、苏两国的动员能力也很惊人。

不到“非如此不可”的地步，谁也不会轻言全国动员的。

中国社会比很多同时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好，这是事实。但要说已经到了作业放着让全球抄的地步，那就是自恋过头了，也只有浅薄的人才会如此自鸣得意。

新的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段路程，犯不着半路上就骄傲自满，那还太早。

这无关自信，也不谈好坏之别，这都需要在时间里去总结、反思、相互借鉴与各自提升，张文宏医生就说新加坡的是武当派内功，而我们是少林派硬功。

那些媒体，特别是整天搞一些“低级红”的自媒体，应停止一切嘲笑他国病毒防控方式的洋洋自得的文章。那不但不能为自己赢得任何国内进步、国外同理心，而且容易麻痹自己，容易忘记自己付出的沉重代价，容易丢掉反思的社会基础。

总是浮夸自己有什么好处呢？除了暖风熏得游人醉，使基层大众麻醉在特好的轻浮感觉里之外，看不出有什么作用。

真正的自信，不是建立这种基础上的。

只有那些看清了社会的背面之后仍然热爱生活，看清了自身能力半径外的世界之后仍然不卑不亢，看清了大历史下潜伏的危机与痼疾之后仍然热爱这片土地，那才是真正自信的开始。

真正的赞扬必须是有质量的，必须不是愚弄基层民众的虚幻与泡沫，这正如真正的批评必须是为了热爱一样。

冷静地想想，卑鄙未必是卑鄙者的通行证，但愚昧却一定是愚昧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