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结合中国看待各国政府对新冠病毒（COVID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最近，疫情在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都有爆发之势，引起了全球舆论关注。

如何看待不同国家的应对？如何进行评价？

笔者不打算进行简单比较，而是希望强调不同国家的制度、社会、经济、文化环境存在不同，不同社会应对疫病的能力、方式和效果一定是不同的。决定一个社会应对疫病的能力、方式、制度的背后也有无数的原因。笔者打算就此分析不同地方的差别。

1、人口生理基础；

2、人口居住及聚集方式；

3、卫生习惯；

4、医学知识及与传染病相关的公共卫生意识；

5、疫病防控公共卫生机制；

6、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

7、经济基础及经济组织方式；

8、社会观念及传统组织方式；

9、新经济及其他建立在新经济上的基础设施；

1）手机支付；

2）餐饮外卖；

3）电商；

4）线上娱乐；

5）在线教育；

6）应用科技手段对患者旅行及互动轨迹的检测；

10、医疗规模效应；

11、制造业的资源禀赋；

12、金融能力；

13、区域间的支持及协同可能性；

14、“另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的系统/显著存在；

15、政治/政府体制。

1、人口生理基础不同

不同的人口对病毒的适应性、免疫能力是不一样的。欧洲人把疫病带到新大陆，杀死大量印第安人，就是因为对病毒的免疫系统不同。同样，21世纪的地球，不同地方的人种对病毒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存在这种可能性即中国人有可能对与野生动物为宿主的病毒（包括各式流感、冠状病毒等）抵御能力更强。因此中国人在大历史上接触、使用野生动物更多，有某种获得性免疫。近年的各种传染病电影都把源头设定在中国（且往往是广东/香港）不能仅看成是种族主义或政治偏见，而可能是有一定的生物学、医学依据的。迄今还有很多人认为肆虐全球的1918年大流感源头就在中国，因为中国的流感致死率非常低，这包括将中国港口城市与东北亚及印度港口城市横向比较。1918年大流感，伊朗死亡人数在90万到240万之间（是人口占比的8~22%）。

总之，不考虑变异因素的情况下，COVID-19对不同人口群体的打击都有可能是不一样的。这个结果我们只能在后来观察。

2、人口居住及聚集方式不同

城市化程度越高，越容易传播疫病，但也要具体分析到人口的居住方式，例如中国有大量人口集中的大城市，美国则人口密度较低，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核心区外的郊区。即便是超级大都市，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显著低于中国（如纽约市为850万，北京为2100万）。

这种人口居住及分布方式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疫病传播。比如美国人居住分散，家庭面积较大，可以囤积货品。香港则是另一个极端，人口高度集中，人均居住面积非常小，家里无法囤积货品，需要不时采购，这就增加了传播风险。

在这方面，中国是属于劣势地位的，中国大城市的人口聚集方式及密度并不利于疫情防控。

当然中国也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优势。比如近年来曾被诟病的住宅小区。批评者说，国外小区大多时街区的一部分，不会彼此区隔和封闭。中国的住宅区大多是封闭或准封闭住宅区。曾有政策建议说要消除小区封闭与区隔。这种提议前两年曾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

但在疫情之下，中国的这种封闭式小区就变成好事了。极其有利于社区网格化管理。设想一下，外国开放式住宅街区如何进行防疫管理？

3、卫生习惯的不同

有的国家与社会卫生习惯较好，有的地方较差。中国大众平均水平的卫生习惯不能算太好，而且一些陋俗如随地吐痰等，都会加大疫病传播风险。另外一条就是厕所与排污基础设施，因为COVID-19可以粪口传播，这方面的基础设施落后也会极大增大传播风险。

4、医学知识及与传染病相关的公共卫生意识不同。

这就是人口（其中不仅包括普罗大众，也包括政府、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是否有应对传染病的知识与经验。这往往和人口教育水平及近代是否经历过大规模传染疫病有关。有的国家极少经历疫病，例如韩国、伊朗等，或者说对疫病缺乏认识。有的国家对疫病有比较充分的认识，例如美国，主要针对于流感。中国的经验则主要来自SARS和肝炎。

5、疫病防控公共卫生机制不同

是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应对机制。通常而言，没有疫病经历的国家也就缺乏响应机制。中国乃至WHO的应对体系都是在SARS之后建立起来的。如果缺乏这方面的经验，应对机制肯定落后。

6、医疗资源及基础设施的不同

这就是人均拥有多少医疗资源的问题。医护人员数目、床位数目、医疗设备及药品等等。这与GDP发展水平有比较大的关系。人口密集、卫生意识落后且医疗资源落后的地方一定更容易成为疫病传播的重灾区。

7、经济基础及经济组织方式

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越多，疫病传播风险越大。

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越多，疫病传播风险越小。

需要大规模劳动力集中的制造生产是典型的重灾区。如果能够依赖机器人/自动化生产，情况当然不同。所以同属制造业，德国汽车工厂和富士康车间是不同的。

这个很显见，就不展开了。

但对许多具体的发达经济体而言，大部分人口所属产业可能都是服务业。而不同服务业受到疫情的冲击是不同的，例如，旅游、餐饮与金融服务是不同的。前者依赖人与人面对接触，后者可以利用远程办公和技术手段解决。还有的经济体，服务业非常依赖外来访客（例如香港的旅游、餐饮、零售等基层经济），这都需要进一步的分析。总之，各个国家因为经济基础与特征不同，对疫病防控能力不同，从经济上抵御疫病的能力也不同。

8、社会观念及传统组织方式

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的：

宗族/家庭观念传统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家族型传染爆发。因为他们更有可能组织大型的宗族/家庭聚会，或者干脆聚居生活。

有组织/大众宗教观念较发达的社会更有可能出现社区爆发。韩国的新天地教会就是例子，通过教会组织传播爆发。且这个新宗教一直受到压抑和排挤，宗教成员一直忿忿不平，因疫情对他们进行干预，还会引发反弹，甚至把问题政治化。

这次伊朗疫情主要在什叶派圣地Qom发生也是危险的，这里接待来自中东各国什叶派朝圣者，疫病可能通过宗教朝圣路线传播。韩国游客赴以色列被遣返也是同样的例子，很多访客可能是把终点设为耶路撒冷的朝圣基督徒。

传统生活方式可能会与疫病防控的公共卫生目标相悖。

9、新经济及其他建立在新经济上的基础设施

这是中国要展现优势的地方。

2020年的中国，有许多本来意想不到的抗疫“禀赋”、“基础设施”。这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举例子。

1）手机支付

手机支付的普及绝对可以极大帮助对COVID-19的防控的。在绝大多数国家（甚至包括德国、英国、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仍然需要使用纸质货币或硬币来完成绝大多数交易，而且信用卡支付也涉及人传人物理接触。

中国社会已经全面普及手机支付。我相信中国人现在最多可能只会有点心理病态，就是觉得手机连被别人扫一扫二维码都会有疫病传播风险。

2）餐饮外卖

可不要小看饿了吧/美团。外卖的普及是一项重大的防疫基础设施。它一方面可以最大化的减少人际互动及其带来的疫病传播风险（全聚焦到外卖小哥身上），同时还能最大程度的保持餐饮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互动。

这在一般的国家和社会是绝对不可能想象的。

3）电商

电子商务的发达是我们抵御疫情的又一利器。许多购物可以在网上发生。商户可以继续销售，消费者可以继续采购。人与人的接触点减少并聚焦在物流及外卖小哥。这在最大化人群聚集及最大化维持零售经济运行之间找到了最好的配合点。在一般国家和社会，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4）线上娱乐

移动互联网生态的发达（从基于互联网的游戏、视频盒子、到各式的社交媒体）。中国是一个（移动）互联网大国，在全球引领创造最新的互联网生活方式。疫情之下，这些方式都可以帮助我们“宅”起来，以更好的心态、心情从容应对疫情。从这角度看，我相信我们比意大利北部城镇及伊朗的Qom条件要更好。

5）在线教育

疫情之下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就是停课停学对青少年儿童/学生群体的影响。其他条件相等下，在线教育能力越强，抵御风险的能力越强。中国是一个在线教育大国，基础设施本来已经非常成熟，包括公立机构在内的大多数机构都可能在短时间转向在线教育。2020年的疫情只是对全民的又一轮在线教育普及热潮。更多的教育机构及家庭全面体验了在线教育，更加拥抱在线教育。无数的在线教育机构也会通过这次疫情的磨炼，修正和改善自己的运营。

这在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恐怕都是不具备的。

6）应用科技手段对患者旅行及互动轨迹的检测

如何很好的确定一个感染者的接触史？

当然要依赖对他的访谈及回忆。但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各种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手机应用。支付记录、旅行记录。最低限度，这些记录也可以帮助患者本人回应。有关部门如果从公共卫生角度出发，获得更详尽的记录（包括公共场所监控镜头的视像，并应用人脸识别），都可以帮助发现和确定流行病学接触史。

在缺乏这方面科技基础设施的国家或社会，这都是不可能的。

互联网和大数据科技就是人类发展出来的工具。在疫情之下，它当然就是防疫的手段。如果公共卫生受到重大威胁，任何社会都会为了社会最大利益，迫不及待的希望拥有及使用这样的数据与技术。

10、医疗规模效应

疫病防控领域的医疗研发是不得不考虑经济效益的。中国拥有极大的人口基数，研发出一个疫苗，一个治疗方式，就是造福14亿人甚至更多。这就是规模效应。

因此，只有中国医药机构（包括公立机构与私营企业）有十足的动力去投入资源应对疫病。这种优势被资本市场看得非常清楚，因此相关概念企业在A股受到追捧。

这种规模效应是伊朗、韩国、意大利乃至日本都不具备的。

11、制造业的资源禀赋

近期，因为口罩供应稀缺，香港政府在全球都没有办法采购口罩——包括高价采购都难以成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口罩作为战略必需品，限制出口。因此，香港不得不考虑在本地生产口罩。

在这个时候，制造业大国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二战时，轴心国的纳粹德国对抗苏联、日本对抗美国，最终都落败。为什么？因为苏联和美国是当时全球最大化的工业生产基地。只要生产基地一开动起来，军事物资资源就能源源不断供给。

德国在二战初期是以百万人为单位消灭苏联红军的。但最后被几乎无上限的苏联人口及生产机器所消灭。德国占领了欧洲，但仍然不足以抗拒苏联。同时德国还在不惜以自我牺牲为代价的消灭犹太人这支经济生产力量。

日本也一样，表面上他们占据了亚洲许多地方。但实际上在对抗美国强大的生产机器时没有任何办法。即便在偷袭珍珠港取得更加完美的成功，也不能改变他们失败的必然。他们从来就没有机会（they never had a chance）。

防疫其实就是打仗，只是这时生产从大炮坦克军舰转化成为口罩、防护服、护目镜等。

中国是世界的制造工厂，在这个领域有绝对的优势。中国不但能够生产自己所需的防护用品，还能为世界而生产。

12、金融能力

此时，一个社会的金融能力，指的是在金融在对抗疫情时能起到的支持作用，是否能够有利于维持经济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纾困，定点扶持战略性产业/行业（包括与抗疫相关或国计民生相关的行业）。

金融能力涵盖整个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宏观市场、一级及二级市场。核心所解决的问题是，短期遇到困难的企业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金融支持。

资本市场的积累和深度固然非常重要，但关键时刻国家的政策扶持也非常重要，包括一揽子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金融监管机构是否能够及时提出金融支持政策，帮助受到疫情冲击较大的企业（例如零售餐饮、中小微等），或在抗疫战疫方面有重要战略价值的行业企业（例如医药、基础设施、物流、电商、在线教育等）获得金融资源。

此时，需要适当通过“看得见的手”进行金融资源的分配，而不能光依赖社会慈善。

这方面，中国的金融体制应该算是个优势。

13、地理换空间的可能性

一个国家的地方越辽阔，且人口相对分散，拥有地理区隔，就越能应对疫病。

对于拥有5,000万人口的韩国来说，COVID-19是一个全国性事件。

对于拥有6,000万人口的湖北及14亿人的中国来说，COVID-19更多的是一个局部事件。

诚然，中国会担心COVID-19扩散为波及14亿人口的全国性事件。但毕竟广大的地域摆在这里。只要相对及时地进行人流控制，就可以将疫病控制在一个省。

这个时候，全国所有地方都成为这个省的后援团。同时，也一定会有一些受到影响较多的省份（例如广东、浙江、河南），但也一定会有一些影响波及不大的省份。

整个中华大地都是抗疫的战线。如果说湖北是一线，广东浙江是二线，那么其他地方就是三线和四线。

当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时，苏联将制造业基地东移，直至西伯利亚。

1941年冬，纳粹进袭莫斯科城下时，斯大林从西伯利亚调来18个师，1700辆坦克，1500架飞机。这支远东来的奇军穿着雪地迷彩服击溃了强弩之末的纳粹。

2020年，中国将湖北“封省”，并将几十个省份的医疗队外调入湖北支援时，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对于大多数国家和社会来说，这都是不可想象的。

14、“另类医疗”（alternative medicine）的系统/显著存在

在西医体系里，中医就是“另类医疗”。我并不是中医的粉丝。但我相信，在关键时刻，特别是在医疗资源紧张缺乏时，中医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中医就是整个大的医疗体系包括分级分诊治疗体系的一部分，它可以为轻中症状者提供必要的援助；它既可能有症状缓解，也可以起到必要的安慰剂作用，对于缓解整个医疗体系（最重要的资源将导向重症、危重症群体）所面临的集中压力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同时它还有几个好处，一是成本更低，二是因为它特定的理论及认知体系，以及主要导向轻中症者或西医完全放弃治疗者，更不容易形成医患矛盾。

这时，从公共卫生的角度看，不要在单个病例上去考虑中医的实证成效，而是试想如果完全不存在除西医以外的医疗手段的话，医疗体系会面临多大的压力。它其实是需要人口群体有非常高的医疗知识水平及心理能力的。大多社会的人口都没有这样的能力。

15、政治/政府体制

举国体制在集中资源应对疫病方面会有明显优势。

中国是典型的“大政府”，政府拥有巨大权力，但同时也对民生负有巨大的责任与义务，权力和义务基本对等。

当我们把幅员辽阔、制造业资源禀赋丰富、规模效应显著之类因素考虑进来后，就会发现“大政府”（或“无限责任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疫情之下，是有其他社会所不可想象的突出的防控能力的。

这与只掌握有限资源的“有限责任政府”（包括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完全不同。

其他国家政府所要思考的是如何协调中央/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调配有限的财政资源，如何组织、动员及约束国内公营私营机构及公民的行为，以及执政党如何在复杂多变不确定的环境里找到对自己短期最有利的位置。

中国政府考虑的则偏长期及宏观，长期在于，要考虑政策对执政党及领导者长期的、历史性的影响。宏观在于，考虑的是“大象”奔跑的方向问题，要在严控疫情及维护经济生产及社会秩序之间找到平衡。“既要又要”，既要防控，又要抓经济。要避免官僚体系带来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大象要避免鲁莽地奔跑而撞墙，必须学会优雅起舞

中国和外国考虑的完全是不同的东西。

中国和外国的差别其实可以通过企业或机构的组织方式来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更像一个高度军事化、集中组织与管理的企业，依赖自上而下、庞大的官僚层级体系进行管理。而外国可能更像分权的、分散、松散的合伙人或加盟体系。

两种体制在遇到重大问题时反应机制当然不一样。

笔者以为，当疫病严重性（传染性及致死率）达到一定程度时，需要军事化的非常态的组织应对，中国体制的优势会很明显。其他国家甚至根本无法效仿。

但如果疫病并不是格外严重，甚至处在某种社会可以容忍、默许的范畴之内（“温水煮青蛙”里的“温水”），则庞大、强力的中国举国体制就会觉得不那么得心应手，总觉得难免有点用力过猛，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关于COVID-19我们还所知太少，一切处在不确定性之中。

每个国家和政府都在按照自己的制度、资源禀赋、社会文化特性及历史来理解和应对COVID-19。每个国家的能力特性和优势都是不同的。在应对不同性质和严重程度的传染病时，这些能力特性和优势的作用也不用。同时，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一定会结合具体疫病的严重性（核心是致死率）来评价某个具体国家或社会应对的效果。无论是应对不足，或者过度反应，都难免会被诟病。

2020年COVID-19的历史还在展开的过程之中。此时做任何的判断都还为时过早，还是让我们一起去见证历史吧。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