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延报，是不是为了保全国际环境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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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这几天全国的确诊病例增量，都在几千几千的增加。爆发期已来临。

在史无前例的喧闹舆论中，有一个贯穿始终、且处于舆论漩涡、至今未见答案的问题，那就是前期疫情的延报问题。

当前疫情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延报导致的公众认知不到位、地方政府隔离管控不及时导致扩散性传播。

关于延报问题，武汉市长在1月27日在接受央视专访时进行了简单的回应。

“这次疫情其实各方面对我们信息的披露是不满意的，我们既有披露的不及时的一面，也有利用有效信息来完善工作不到位的地方。对于披露不及时，希望大家理解，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要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信息之后，授权之后才能披露，这一点在当时不被理解。”

那么问题来了，地方政府到底需要谁的授权？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将传染病分为甲类、乙类和丙类。其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属于乙类。值得注意的是，甲类传染病只有2种，鼠疫和霍乱。

根据传染病防治法，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卫健委负责向社会公布传染病疫情信息，并可以授权地方卫生行政部门向社会公布本行政区域的传染病疫情信息。

从这个角度来说，武汉确实没有权限披露。但是无论是卫健委还是授权的省一级部门，公布疫情的前提是地方的报告，所以地方是否真正重视、及时报告，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这里，既然武汉市长面对央视记者这么说，那么大概率他进行了及时的报告，那么或许问题就出在了省级或者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到了更高层级的决策层，再去做决策的时候，所考虑的问题或许就不仅仅是一个疫情本身的问题了，而是需要通盘考虑，否则完全可以授权地方进行披露。

更高层级考虑的到底是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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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梳理疫情可能被“搁置”的时点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巧合”。

疫情的发展和蔓延过程中，有几个很重要的时间节点。

2019年12月30日，坊间流传后被证实的，由武汉市卫健委所发的《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是“武汉肺炎”出现的最早的一个信号。

近期部分医疗机构发现接诊的多例肺炎病例与华南海鲜城有关联，已发现27例病例，其中7例病情严重，其余病例病情稳定可控，有2例病情好转，拟于近期出院。同时，专家判定相关病例系病毒性肺炎，不过未发现明显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第二则通报：截至1月3日8时，该市共发现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44例，其中重症11例。

1月5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第三则通报：截至1月5日8时，该市共报告符合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断患者59例，其中重症患者7例。

虽然患者在增加，但通报结论依然为：“初步调查表明，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接下来是沉默期，直到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发出第四则通报，以专家解读的形式告知公众：“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原体初步判定为新型冠状病毒。

通报口径上的变化，一直到1月14日的第七道通报才最终有所体现。表述口径从“未见明显的人传人”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这么多天以来，通报口径没有继续发生公众可以感知的明显变化。

直到1月20号，首先是最高层做了重要指示，也开了相关会议。同日，钟南山出面证实了武汉肺炎的“人传人”，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

可以看出，在披露方面，有两个跳跃：一个是1月5号到11号之间武汉市的第三则通报和第四则通报之间的间隔时间比较长，也就是间隔时间的“跳跃”；另外一个就是1月14号到20号之间明显的表述口径“跳跃”。

那我们发现的“意外”、“巧合”，尤其是在这两次飞跃时间的意外巧合，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在1月9日，重要人士赴美信息披露。协议差不多了，要去签。这个时间，处在第一次跳跃期。

第二个，就是1月16号，第一阶段协议的已签订。这个时间，处在第二个跳跃期。

只是巧合？

我们不得不怀疑，排除对病毒、对疫情的认识需要时间的因素，仅从对外披露的角度，是不是也考虑到了协议签订问题？

而且也是完全有动机的。毕竟，这件事的最终决策者是国家卫健委。

因为传染性强的疫情一旦爆发，我们的主要贸易国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给了别人增加贸易壁垒的口实。

在谈判的最后时刻，以老川的奸商本性，这样的“机会”会轻易放过吗？他很有可能在签订时趁火打劫，提出更多的不利条件。

多打击一下中国，也许就多一张选票。2020年的老川，是多么的需要选票啊！

为了连任，拼了！

而2020年的中国，又是多么的需要经济增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都要在2020年完成，哪个不需要一份亮丽的经济答卷作为支撑？

疫情会损害经济增长，但是一份不利的协定，同样会有损经济增长。

因此，如果不考虑市级政府的延报、对疫情的认知进展等问题，有没有一种可能，由于我们怕被他国拿捏，在对外披露方面进行了更为“妥当”的安排，导致普通民众也在接收信息方面滞了后？

前不久爆出的，中科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的刊登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其中提到，自2019年12月中旬以来，密切接触者之间发生了人传人。这说明国家级的研究人员，早就已经通过数据，看到了疫情的高传播性。

高福论文称，早期病例就有未去过华南海鲜市场的

专业研究人员是有所察觉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学者的研究竟然与述与武汉市卫健委的通告出现了明显的不一致。这真的是高福为了论文舍弃了公众健康吗？我看未必。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由于过度担心疫情的披露会在签订中落人口实，担心疫情的传播导致一些国家对我们采取更多或有的限制，而选择推迟疫情真实情况的披露，反而使得疫情更加严峻。

选择直面疫情、控制疫情真的那么难么？

我们看看当年王市长对抗非典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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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0号，非典疫情“锅盖”被揭开，他由海南省委书记任上进京，担任北京市市长。就在4月22日，他的任命紧急通过人大会议时，当天北京最新疫情为非典病例588例，死亡28例，疑似666例。

后来发生的事情，直到今天，都被人称道。

对付疫情，王市长手上有好几门“意大利炮”

第一炮，是高调宣传。通过媒体直播、头版报道等，向民众及时传达官方消息，

让大家感受到国家和政府对疫情的重视，这对于斩断各种谣言传播链、减小民众的恐慌情绪非常有效。

“非典”期间，市长直面媒体

第二炮，是直面尖锐问题。无论提问者来自何方，王市长皆照单全收，毫不回避，也不迂回，充分开释来自国内和国际的疑问。

第三炮，就是注重与普通民众之间建立信任。通过与民众充分互动，让民众能够感受到这场战役的总指挥“和他们在一起”，有利于向普通民众传递信心，带动普通民众共同抗击非典，打赢抗击非典的“人民战争”十分关键。

5月9日，王市长上任第18天，北京市新增病例数首次跌破了50例。

6月8日，北京首次迎来新增非典病例零纪录。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

“非典”期间王市长介绍防疫工作重点

此时，距离他任北京市代市长仅2个月零2天。

显著成绩的背后，是王市长体重在两个月下降了10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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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门“意大利炮”，王市长成功遏制了非典疫情。而且要知道，在当年，我们也同样面临着国际卫生组织的“虎视眈眈”。

当年北京市 “非典”疫情的锅盖被揭开之后，WHO将北京等地列为疫区，并且发出了旅游警告，刚刚入世的我们，自然也担心贸易方面再起波澜，冲击还较为脆弱的中国经济。

另一方面，非典所肆虐的2003年，中国正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之后，美国国内正在争论“继续推进反恐战争”还是趁着威望正隆，掉准枪头转向远东的中国。我们面对的外部压力并不比现在小。

21世纪初不可一世的美国

但是经过我们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成功地在较短时间内遏制住了非典，我们担心的北京等地被列为疫区可能涉及的贸易问题掣肘，自然也不复存在了。

美国要想在我们爆发疫情时“趁火打劫”，于协议上使坏，那也得有个反应时间。相关部门还没拟好相关条约，国会山还没来得及协商投票，与WTO、WHO等还没来得及通气儿，我们就把疫病给按下去了。中国体制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不是开玩笑的！

如今，我们碰到了和十七年前类似的困局，相关部门负责人却没借鉴昔日成功经验，因为过度担心疫情的国际影响，以至于决定延报。

这样的行为，反而是促进了疫情的扩大化，最终无可避免地被世卫组织将新冠病毒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

你越担心的坏事越会发生

一直在避免，反而终促成。谨慎也能造就悲剧，这个结果非常的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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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讽刺的是，一旦PHEIC真正到来了，大家却又发现，其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本不是很多人所分析的那样“狼来了”。

一方面，咱们一阶段协议刚刚达成，特别是实现了未来关税由升到降的转变，这种预期的变化对于国内出口贸易产业的信心恢复程度，远比一次注定是短期事件的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要大。

另一方面，世卫组织经过多年改革，且给最大赞助国之一的中国留足了面子，特别强调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的措施，不推荐限制旅行和贸易的措施。

因此，很多人过分夸大了PHEIC的负面影响，因为他们连PHEIC是什么都没搞清楚。比如，说PHEIC是将中国列为“疫区国”，会限制贸易。

“咕咚”真的来了，其实并不可怕

事实上，早在2003年SARS之后，世卫组织就修订了《国际卫生条例》，把“疫区国”这个概念给删掉了。

而且，世界卫生组织启动这一机制的初衷，肯定不是要从经济上制裁当事国，大家想一想，制裁必定会倒逼以后更多的国家延报疫情，反而会对全球疫情的防疫造成更大的伤害。

这是一个关注世界卫生健康的组织，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就像本次世卫组织不推荐限制旅行和贸易的措施，实际上，无论是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还是2018年的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在宣布构成全球突发卫生事件的同时，也都建议其他国家不应普遍禁止国际旅行或贸易。

因此，世界卫生组织这件事将我们列为PHEIC这件事，我们不必过于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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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我们，还没有今天这样强大的经济实力、医疗水平。但是面对疫情，面对国际卫生组织将首都北京列为“疫区”，手握三筒意大利炮的王市长在2个月结束战斗。

而且，现在谁还记得因为非典导致的经济增速下滑给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

如今外贸依存度低于2003年

当年的我们，面对世卫组织的“刁难”，以实际行动给予有力回击，既控制了疫情，也稳住了经济增长，大家担心的“制裁”，被无形化解。而如今，我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已经相比2003年大幅下降，我们更应该有信心去直面疫情。

当年王市长的“意大利炮”，今天依然能够攻城略地！

如果我们能够在疫情初期，对中国经济的“免疫”能力多一份信心，多一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自信，就不至于因为疫情的或有发散效应而轻视了控制疫情本身，最终造成“一直在避免，反而终促成”这样的更加被动的局面。

即使是一直在跟我们纠缠毛衣问题、对我们虎视眈眈的美国，也早就看到了中国的举国体制对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他们若是聪明，就不会以此为把柄，去挑战和试探我们的体制优势。因此，我们自己又何惧之有？

生命不只是统计数字，每一个生命都值得关怀

但事已至此，希望每一个决策者能够明白，现在每天公布的疫情数字的变化，不仅仅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个鲜活生命，和他们背后一个个家庭的“鲜活”故事。

2020年才过去了一个月，我们的一些同胞，却已经过完了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