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隔十七年的生命之战：从北京到武汉”！

作者：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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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4月28日，谷雨时节的北京正享受着一年中难得的好天气。曾光有些紧张，这天对他来讲并不寻常。作为公共卫生专家的他被指派了一项任务：去做一个讲座。不过地点和听众有些特殊---地点在中南海，听众则是中央政治局成员。

主题是：非典型肺炎的长期防治。

彼时的古都，病魔肆虐，人心不安。就在28日当天，宝岛台湾出现第一名因非典感染而死亡的病例。小汤山医院正紧急修建，学校动员外地学生不要回家，一系列重要考试被推迟，相关疫情一日一报。

此时，距北京第一位非典病人出现已经过去了近两个月。

开端

“这段经历几乎使我崩溃，短暂22天中充斥着病毒、内疚、爱和感激。我尽量不为昨天伤痛，因为很多人已经永远没有明天。让我们带着教训，更好地活着……”

痛苦一直纠缠着徐丽（化名），她实在不愿面对人生中最阴暗的22天。“北京市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的标签让这个普通的山西女子失去了众多亲人，也失去了普通人的生活。

2003年3月1日，一个普通的周六凌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如往常一样灯火通明，这里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之一，有不少外地病人慕名而来，到此求医问药。这个时候，来了一辆晋A开头的救护车，从山西太原开来，这情形在往常并不多见。

而车里的病人正是年轻的徐丽。她很紧张，虽然医生说这里是全中国最好的医院，但未知的恐惧还是在蚕食她残存的信心。已经发烧十来天，她呼吸困难，身体孱弱，在太原各大医院求诊无果，主治大夫建议她转院治疗。到达北京时，陪同她的母亲也开始发烧。

首次的筛查结果是“发热、待查”，由于正处周末，无法安排住院，她被安排入住急诊病房观察。

3月3日，X光片显示她的肺部有片状阴影，徐丽被转入呼吸科病房。上午11时，佘丹阳，这位年轻的呼吸科大夫拿着听诊器到病房再次检查。

佘大夫忽然想到了什么，问：“最近去过什么地方？”。

“广州”

佘丹阳立即感到一股寒意，身体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他知道，那时的广州，致命肺炎肆虐，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如何，但卫生部都派出了几批专家前去研究，应该非同小可。他赶紧小跑出去，立即与太原的主治医师联系，了解之前徐丽的病情与用药。

▲ 一名非典病人躺在床上

这个时候，已经上了年纪的徐丽母亲也高烧不退，但仍然坚持照顾她的女儿，老人趴到床边，喂女儿喝水，含泪抚慰病痛中的孩子。

第二天，徐丽和母亲又闻噩耗，爸爸在太原也出现高烧症状，常规治疗几日，不见好转，反而病情恶化。佘丹阳通知母女二人，需要立即隔离徐丽母女。医院也安排徐母离开招待所，住进医院。

由于解放军301医院不是传染病医院，建议他们转诊302医院。可悲的是，转院途中，相关人员未做任何防护措施，数名医生、护士相继感染。302医院，这座承担中央保健任务，全国最大的三级甲等传染病医院，成为疫情爆发的又一起点。

“有些事情要想到最坏的后果，如果连最坏的事情都接受了，还有什么不能接受的呢？”

这是母亲留给她的最后一句话，徐丽终生难忘。短短半月，双亲皆逝，众多亲友染病，生活天翻地覆。

“但我们没有想到，那仅仅是一个序幕，一个多月后，抗非典战役进入了更为严峻的时刻。” 301医院的陈良安教授回忆起这段经历，感慨万千。

自此，北平，这座历尽沧桑的城市，再也无法平静。

危机蔓延

刘义宁永远记得一张脸，他不知道这张脸的名字，住址，经历，更不了解与他相关的生活琐碎，但他还是深深记住了这张脸，在睡梦中也不时出现。

3月的中日友好医院异常忙碌， SARS流行之初，这所医院就收治了众多患者。那个时候医护人员的工作重担一如今日。密不透风的隔离衣，厚厚的几个口罩，防护镜以及手套、鞋套、帽子，穿戴整齐之后仿佛上阵杀敌的重甲铁军，但还是接连病倒两名医务人员。

▲ 一位非典患者

时任301医院呼吸科主任的刘义宁被邀请前往诊治这两位病情不断恶化的白衣战士以及其他重症患者。就在重症监护室，他看到了一位生命垂危的病人。

一位形容枯槁的中年男子身体陷在病床上，呼吸十分急促，心肺衰竭症状极为严重，条件所限，他无法得到及时的机械通气治疗，生命正在他的体内不可逆转地流逝。刘义宁走到他的床边，忽然，他睁大眼睛冲向刘义宁望了过去，对生存的渴望在绝望涣散的眼睛中迸发。

难以言状的酸楚与痛苦袭上这位已见证无数生离死别的医生心头。人生若尘露，他能做的也仅仅是用言语宽慰，好让病人在最后的路途走得安心些。

在整个三月，北京的防控信息滞后，陷入被动，各种谣言甚嚣尘上，恐怖气息在最幽静的胡同里弥漫。

在此之前，尽管很多北京人已经知道在广州有种很厉害的不明疾病，但并未放在心上。直到一些SARS病患逐渐出现在北京，有些消息也不胫而走，真的假的，泥沙俱下，令民众难辨真伪，甚至在医务人员间，恐慌情绪也挥之不去。

“一位秦姓患者在人民医院就诊时隐瞒病情，以致最终护理他的15名医护人员全部感染，而当时人民医院170多名临时工一夜之间则跑得只剩下30多人。”

在《非典十年祭》这部纪录片中的案例映射出当时人们的无知与惶恐，以及，一线的医护人员面临的生死风险。

对普通人来讲，病例的身份从坊间的“外地人”，“朋友的同事”，再到“朋友的家人”，“朋友”，最后同一栋楼的同事似乎都被拉上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形势急转直下。

正如在广东已经上演的剧情，板蓝根被哄抢，价格飙升。在不少街道还可以闻见一股淡淡的醋味，一切能够想到的手段都被北京市民用上。

国士无双

“最主要的是什么叫控制，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特别是不知道病原，现在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是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

2003年4月13日，北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回应公众对于疫情的关切，院士钟南山被要求参加。有一位记者举手提问 “疫情是不是已经得到控制”时，钟南山终于按耐不住，发表石破天惊之语，场面顿时哗然。

仅仅在十天前，卫生部曾召开新闻发布会，部长张文康亲自坐镇，面对中外记者，淡定自若：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北京工作旅游是安全的，“戴不戴口罩都是安全的”。现场氛围轻松愉快。

彼时，这种错误的“自信”也有着现实因素。于北京而言，医疗系统庞杂纷繁。以主管单位论，就中央部委所属医院、市卫生部主管医院，以及高校医院和军队系统医院，不同系统之间缺乏沟通交流机制，数据收集效率很低，甚至连一些医院院长都需要依赖“小道消息”了解疫情发展。

到2003年4月14日，北京的“非典”病例被披露的数量仅为37例。从钟南山的拍案而起开始，SARS的实际情况才逐渐为人所知。

发布会同日，SARS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法定传染病进行管理。有关部门对北京地区二级以上的175家医院进行一对一核对，最终才整理清晰北京地区所有医院收治的病例。也是在疫情期间，一个全国范围的信息报告机制在疾控体系内得以建立。

4月17日，胡锦涛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任何人不得瞒报疫情。次日统计，北京已确诊“非典”患者339例，全国1807例。

4月20日，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两天后王岐山任北京市代市长。以此为标志，北京乃至中国的抗击非典进程触碰转折点。

走马换帅

03年的王岐山看起来沉稳且低调，与其他正部级高官看起来并无太大不同。作为琼州主官，时常可以远望海天美景，享受清新温润的空气。但一纸调令将这位封疆大吏从天涯海角置于漩涡中心。

从四月末到五月，疫情的发展十分迅猛，在很多医院病人人数激增，例如，北京协和医院周边15公里以内有发烧症状的病人都来协和就诊。但医疗资源有限，无法转到传染病医院，发生大量的交叉感染。普通民众上街开始抢购，长长的队伍排在收银台后，未被口罩遮盖的眼神透露着焦躁和畏惧。

在北京乃至广东应对疫情初期，信息的封闭是情势恶化的重要原因。当时的世界卫生组织非常不信任北京乃至中国的疫情防控系统，多次派遣调查小组调查，双方互不信任的情势与今日中国与WHO的密切合作有天壤之别。彼时世卫总干事布伦特兰女士非常强硬，在四月上旬就已经将北京等地列为SARS疫区。

公众情绪因为有效信息的匮乏而惶恐不安，谣言四起，人人自危。“今晚北京空撒药物，对人体有害，请市民关好门窗” “吸烟产生的保护层有利于预防非典病毒”等等荒谬言论一次又一次上演。

“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谣言的本质是对现有信息的挑战，如果信息的传递足够透明有公信力，谣言的生存空间自然降到最低。

“现在就要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才能赢得这场战争，难度在这儿。我们决心在这儿，现在就是说，第一先把集中的感染源 ······ 所以围绕着切断传染源，说实在的。这是一个相当关键的。”

在王志的采访中，可见这位代市长行事之风。

4月23日，王岐山上任第二天。一道紧急严格的政策就下达了：SARS隔离令。对受“非典”污染的所有相关人员、场所实施严格隔离。

那时，不少单位会安排专人负责一项日常工作，工作内容是让在家的同事报自己的体温和是否有咳嗽症状，具体至个人，汇总后上报抗非典领导小组。全面严格的治理措施迅速铺开。

上任第三天。第一次政府常务会议上，王岐山目光扫视全场 “我就要求你们汇报的时候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军中无戏言。”

同日，昌平区，小汤山，夜晚。六大建设集团，四千名工人，五百多台机械开始施工。机器轰鸣，人声鼎沸，一家传染病医院将要在七天之内拔地而起。

上任第四天，代市长来到小汤山工地。工期极度紧张，工人无法按时吃饭，也没有多余时间休息，有些工人不得不趁着天气转暖躺在草地上休息，王岐山紧急调运4000条毛毯和5000箱矿泉水，保障物资供应。

5月1日小汤山医院正式启用。

上任之后，这位代市长经常出现在新发地批发市场，崇文门菜市场和王府井医药大楼这些关键的生活物资集散地。电视的传播镜头将画面递送，也将一种无形的信心传播开来。公众的恐慌情绪也在城市主官的匆忙身影中逐渐平息。

▲ 北京地坛医院非典告别仪式

5月21日，北京最后一名非典病例从北京地坛医院出院。两天后，密切接触者全部解除隔离。

生命的历史

“反思SARS其实很重要的是要去反思整个公共卫生系统的体制改革。”

杨功焕，这位公共卫生和慢性病流行病学专家反思过往。体制是否健全与完善是SARS给这位女教授触动最深之处。早在疫情爆发之前，负责疾病监测系统的工作人员呈现出专业化程度低的问题，流行病科被严重边缘化，就让她倍感忧虑。

“SARS”的爆发，全中国感染病例5328人，死亡349人。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无论对世界还是中国都是不堪回首的过往。众多家庭支离破碎，相当数量的患者备受后遗症折磨。更为难堪的是，纵然病愈，不少人仍然生活在歧视与孤立之中。

“疾病对每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痛苦，面对痛苦我们确实应该有所长进，在新痛来时，不会旧痛复发。”这是徐丽在采访中留下的一句话，现在看来入木三分。

庚子新年中，以武汉为中心的肺炎疫情让我们重新回忆起17年前的陈旧往事。必须要说，17年前的教训，武汉乃至湖北又重复了其中不少错误：反应迟滞，信息封闭，官僚习气，让人民心痛心寒，让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心痛心寒。

不过整体而言，过去17年，中国的发展成就为世人所知，现今的疫情防治水准相较之前亦有显著提升。

疫情大规模爆发后，得益于疫情预报系统的完善，全国各省市响应迅速，部分省份的应急举措比湖北本省更为敏捷。医疗技术的发展让致死率大为降低，小汤山模式的经验被迅速地移植至武汉。过去十年的移动互联网发展让物资调配和信息传递的效率提升至崭新水准，疫情最新情况以小时乃至分钟为单位更新，急需的医疗物资通过电商网络实现全球调配。有此为基底，历经风霜的钟院士才敢言：有信心不让非典悲剧重演。

过去两周，中国人经历了一次绝无仅有的新春节日，这个民族经历了太多，也有太多的情绪难以言表，想起里尔克的一句诗：

“此刻，褪色的挂毯反射着日光：

冰冷，神秘，让你想起童年的恐惧，

那些不安的时辰，曾经如此漫长”

时近立春，以节气而论，新的四季轮回才正要开始。曾经的恐惧会被治愈，不安的岁月终将过去，愿病痛散去，百姓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