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虚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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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回到老家，乡村大喇叭宣传的内容主要还是那些伟光正之事儿。春节疫情严重，武汉封城之后，大喇叭开始播一些疫情信息，开始播各县市医院地址。因为那时市里已经有了确诊病例。前天开始，大喇叭喊的内容全都是疫情防备，周边的乡村已经封路。就连村里的那些老牌麻将鬼都离开了麻将桌，开始讨论疫情、讨论富豪捐款、讨论药物和口罩。我明白，这意味着这场疫情的防御战已经打通了最后一公里，到了关键性的拐点。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军民浴血奋战。当时中国军民的武器装备、军队训练、后勤补给全不如敌军，只好用空间换时间与之周旋。到1938年夏天的武汉会战之后，战争进入一个分水岭。那时候日军看起来很凶猛，占领了很多地方，并且扶持了很多汉奸；但已经无力发动大规模战略性进攻，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失败是迟早的事儿。因为打到武汉会战之后，凡是对中国军民有害的因素全部暴露出来——当时中国很多地方沦陷，但这些沦陷之地也缓解了敌人的攻势，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所以这些都是暂时性沦陷。当时潜伏在中国的投降派基本都投降了，汪精卫投降是一个标志。作为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他的投降看起来很让人糟心。但是换个角度看，连汪精卫都投降了，那么该投降的基本也就投降了。套用资本市场的话，这叫利空出尽。抗战思想席卷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牵扯到每一个不愿意投降的人。所以在武汉会战之后，日军在对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彻底失败。为维持战争机器，日本陆军想要“北上”，结果在苏联那里碰壁；随后海军“南下”，发动太平洋战争，最终在疯狂中灭亡。这就是战争规律。看得见的拿枪的敌人如此，看不见的病毒也是如此。
这场爆发于武汉的疫情战争已经席卷全国。对于这种不拿枪的敌人，在没有特效药的情况下，无法直接干掉病毒这个直接的敌人，只能采取积极防御战略，阻断其传播通道，用空间换时间。由于早期相关部门的若干失误，错失把疫情扼杀在摇篮之良机。由于武汉是九省通衢之地，可以很容易向四面八方传播。我个人判断，已经到了抗日战争时代的武汉保卫战阶段。利空因素有很多，但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我把它称之为官僚利空、人性利空、物质利空。之前没有总结这些利空因素，担心会传播恐慌。疫情现在已经彻底暴露在每一个人面前（连家乡都封村了，老农民都讨论疫情了），我觉得反思一下利空因素是有利的。湖北省并不是只有一个武汉，省内其他地方也有疫情。尤其是黄冈市，到1月30日，已经累计确诊病例726例，死亡14例，疑似病例已超1000例。为解决问题，中央指导组派出督查组，赶赴黄冈市进行核查。当问到定点医院收治能力、床位数量、核酸检测能力时，当地卫健委主任要么沉默，要么含糊其辞，一问三不知。
作为一个地级市卫建委主任，竟然啥都不知道，这分明就是传说中的尸位素餐嘛，让人愤怒，同时也很搞笑。搞笑和愤怒的结合点其实是一种思维—官老爷思维，就是把所有事分给闲杂人等、自己当甩手掌柜。换句话说，就是只享受当地方官的福利而不用去尽职尽责。这就是官僚惰性。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文明的目前这个阶段，这个惰性是不可避免的。回顾一下疫情过程就会发现官僚惰性无处不在：武汉卫健委官网在1月15日的通报中提到，“尚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不能排除有限人传人的可能，但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新华社在1月19日发布新闻。武汉市疾病预防中心给出的答案是“随着各项防控措施的事实与落实，疫情是可防可控的。”1月20日，终南山说“新型冠状病毒已出现人传人情况，还有14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直到这个时候，大家才开始重视起来，但还没有行动起来。
这期间，武汉还抓了8名所谓“造谣者”，其实他们都是医生。动作之所以这么慢，不了解病毒传染链条是其一，官僚惰性是其二。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尽管官僚惰性不可避免，但却可以淘汰。战争时代行事效率为什么那么高？就因为战场就是最残酷的淘汰场所，容不下官僚惰性。这场疫情战争也是一场考试。不及格，就要被淘汰，把有能力的换上来，自然可以提升效率。据市纪委监委通报，1月22日至1月30日，黄冈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累计出动2862人次开展监督检查，检查重点部位和场所5309处，共处理处分202人。
相信这个时候顶上来的人，都是敢于在战场上冲锋向前的勇士，至少有担当。所以从官僚角度看，这个利空基本出尽。官僚利空出尽的另一个标志，就是红十字会遭人疯狂吐槽。武汉红十字会，一方面抱怨自己获得捐赠的物资太多而人手太少，另一方面又抱怨舆论监督太严格而它自己又不能把事情说明白，活脱脱的一副巨婴样。中国的红十字会有一个特色，就是遇到灾难总有它在。而有它在的地方，必然有让舆论不满的事儿发生。当舆论对它的不满如同沸水一样时，那灾难的拐点就到了。我呢，一直把它当作官僚利空的一个标志。感受下舆论对红十字会吐槽，就知道官僚利空即将出尽。为什么说皖北农村封锁就是打通了疫情保卫战最后一公里？皖北一带是农民工输出基地，打工者主要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去武汉的不多。但是在春节期间，依然爆出有武汉打工者穿越层层险阻（开车走小道离开武汉，再从乡间小道离开湖北，沿着乡间小道回老家）向各地跑。所以才有乡村封路的故事。乡村大喇叭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湖北，尤其是武汉回来的人，赶紧举报。其实这么表述不妥，敌人是病毒，不是武汉人，只不过病毒可能潜藏在武汉人身上而已。皖北情况还算好，温州最特殊。武汉封城之后，有将近两万人从湖北逃回温州，导致温州感染病例大幅增加。
不过说实话，武汉封城之后，还有人穿越层层封锁线向外跑，实在是不可理喻，更没必要。因为就目前的疫情来说，武汉作为疫情防御核心战场，投入的资源最多。如果被感染，在武汉被救治的概率至少不比别处低。之所以要出逃，其实最主要是担心被感染。那么看看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能力。首先这个病毒并不像有些人心中想象的那样在空气中随便传播，需要有宿主载体。离开宿主后，很容易发生变性或灭活，对于目前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目前确认的主要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
目前已知的在干燥空气中存活时间最久的是甲流病毒，存活时间一般不超过2小时；而在潮湿的空气中，环境条件更易于病毒沉降到物体表面，它的存活时间可达24小时。流感病毒和新型冠状病毒，都属于囊膜型的病毒，其结构有类似之处。虽然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没有明确的研究数据，但对比而言，它们在空气中存活的时间大概率类似。在干燥通风的环境下，新型冠状病毒的存活时间不会超过2小时，潮湿阴冷状态不超过24小时。所以理论上来说，如果隔离所有感染者，那么一天之内，就会安全。所以这种情况下，偷偷逃跑并非最佳选择。从人性角度看，体现两种特色。其二，在不会增加自己安全系数的情况下增加对他人的危害，这是极端利己主义。他们的思维，就和那些不顾一切吃野生动物的吃货思维一致（非典和这场疫情，目前传染宿主都指向野生动物）。或者换句话说，吃野生动物的群体和盲目逃亡的群体是同一类人。
SARS病毒和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属于同一科类，传播属性类似。也就是说对于门把手、电梯按钮等部位的病毒，其存活时间可能在48小时左右。因此相关地方一定要严格消毒。外出回来，不要乱摸口鼻，及时洗手，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好好洗手，这样的话，即使在外界沾染了冠状病毒，也很难通过手口传播进入人体；而外出归来的衣物，也建议及时换下来以后，放到阳台上去晾晒一下，保持干燥是对病毒迅速灭活的有效办法，太阳光的紫外线对于病毒也有一定的消杀作用。所以说偷偷逃跑起不到作用，掌握病毒特征做针对性防御才是关键。如果掌握病毒的特性，不逃，也能最大限度降低感染概率。如果你已经感染，逃跑，逃到哪里都一样，都是没有特效药；只会让亲戚、朋友等无辜者增加感染的概率而已。所以这种逃跑扩散现象，是一种无知的惶恐，也是一种人性之恶。到现在为止，农村基本上全部封路，交通全部阻断，同时切断病毒传染通道。这种情况下，想要从疫情严重地区偷偷溜回的概率越来越小。——人性利空释放殆尽。只要坚持两周，躲过春节前后病毒扩散的潜伏期（大约到正月十六），人性之恶就能规避。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和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所有工业门类的国家，在人们印象中，生产个口罩，对于中国来说轻而易举。各地都让人出门戴口罩，然而实际上口罩不好买，很多地方根本买不着。
其实这让人非常奇怪，全国都在援助武汉，而武汉仿佛变成一个填不满的漩涡。中国一天能生产2000万只口罩，是世界最大的口罩生产和出口国。中国的年产量占全球约50%。但中国也是人口第一大国，口罩消费第一大国。疫情爆发，又发生在春节，相关生产企业绝大部分已停产放假，工人返乡、原料停供、物流停运。临时召回员工复工复产，生产也需要周期。从生产到老百姓能戴上，中间还有很多道程序。按照国家规定的流程：生产出的口罩要按规定放置14天，检验合格才能出厂。业内人士表示，口罩存在有效期，无论是厂商还是医院，在非特殊时期，都不会有大量的囤货库存。实际上来说，这些应急性医疗物质应该看作战备物质储备，而不是一股脑推给市场供给。粮食和肉类，也存在有效期，但是作为战略物质，就可以大量储备。但这个战略性利空，现在也差不多释放完毕。如果从武汉封城、疫情保卫战正式打响开始算，厂商开始高速生产，14天的周期即将到来（也是在正月十六左右），医疗物质缺乏的窘境应该有所缓解。所以个人认为，到正月十六左右，物资利空的问题应该大为缓解。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如果这个物资利空问题不解决，社会经济秩序很难恢复正常运转，各行各业都要继续受牵连。相信谁也不想继续过这种日子。当乡村青年都知道房子能赚大钱，并且踊跃接盘时，意味着房子到了高位。当农民被发动起来参与战争中去，意味着全民皆兵，侵略者末日即将到来。当老农民都开始谈论口罩和病毒，把农村道路封堵起来，其实就是另一个拐点。这是一个很朴实的道理，我觉得根本无需论证。现在大部分利空因素基本上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犹如抗日战争进行到武汉会战那会，没有理由惶恐和悲观。因此我个人认为，这场疫情保卫战已经到了一个拐点，更有理由淡定乐观一些。中国人一旦动员起来，能量巨大。这里看两个案例。与官僚惰性对应的是前线办事效率：“小汤山”医院，一个星期就竣工，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和赞叹。基建狂魔还是那个基建狂魔，不受官僚惰性思维儿影响
案例二，和红十字会各种巨婴姿态相比，此次灾难有一些慈善基金表现出优良基因。比方说韩红的基金会此次表现就比较犀利。1月31日，韩红昔日谈论做公益的观点引发关注，她称，“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管理费也罢了，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没有第一时间给到灾区，在我看来你就是混蛋”
“现在我们自己有基金会，我们才知道，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为什么你们不做，你们做不到干净，就别怪社会有质疑，活该！为什么你们不敢出来公示？”但是当有公益心、又能行知合一的人涉足公益领域，那么最终的结果还是有可能实现“公益归公益、生意归生意”的理想状态中。 世界就是这个样子，从来都不圆满。但是从一个不圆满走向另一个不圆满的过程中，也许就有了进步。◐◐◐◐●☛█▼▲◐◐◐◐●☛█▼▲HtTp://wWW.cAAO.net东方豪仕法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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