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得雄：大变局背后的历史逻辑

　　世界大变局有其内在的逻辑。资本主义病得很重，前途茫茫；世界各国都在艰难探索适合自己的治国之道，很不容易。现在大家都在看着中国，有坚定自信的中国人民一定会在70年的基础上为世界做出更好的榜样。

　　过去一年大家对世界大变局有更深切的体会，其实世界一直在变，2019年尤烈。1872年李鸿章说当时中国遇到的“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此后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1917年天崩地裂，诞生了在西方看来是大逆不道的以社会主义为宗旨的苏联。随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苏联在莫斯科城外的冰天雪地里逆转了希特勒的“闪电”进攻。1945年二战结束后，人类似乎在联合国里看到了和平共处的曙光，但西方很快又发动了“冷战”。1989年柏林墙倒塌，不久苏联瓦解，西方欢呼社会主义失败，“历史终结”了。谁知30年来，西方没有迎来黄金时代，反而要面对令他们恐惧的又一大变局。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她的伟大成就举世瞩目。世纪之问是：这些变局为什么会发生？它背后的历史逻辑是什么？

　　贸易战是美国战略恐慌的表现

　　2019年的美国可不是1945年的美国了。不妨来读两段话：1944年7月22日，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致闭幕词：“我们已经认识到，保护我们国家利益的最明智和最有效的方式是通过国际合作——即通过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

　　2017年1月20日，唐纳德·特朗普在就任总统时讲了另一段话：“我们必须保护我们的边境免受其他国家蹂躏，这些国家生产我们的产品，窃取我们的公司，破坏我们的就业机会。保护将带来巨大的繁荣和力量。”

　　在摩根索讲话时，美国的GDP占世界的一半，现在已降到约24%。那时美国人讲话似乎应者云集，现在特朗普讲话换来的是惊讶、不屑和嘲讽。这就是美国人惊呼大变局的背景。

　　特朗普要同中国打贸易战实在师出无名。40年前，美国精英想出了一个赚大钱的好办法：把科技创新和设计留在美国，把制造业搬到劳动力便宜的地方，再加上金融操控，就可以坐收巨额利润。中国正好改革开放，欢迎外资，于是外资、合资企业诞生了。打工妹日夜加班的辛苦只有她们自己心里最清楚。美国人那时赚了很多很多钱，相当满意。一双名牌运动鞋能卖几百美元，留给中国的还不到一个零头。他们希望这种状况永久地保持下去，让中国永远处在价值链的低端，永远成为他们廉价原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地，这样中美关系便相安无事了。真没想到，当年打工的人后来创业了，企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比如华为，好到要同美国争高下了，这如何得了？美国政界和精英从战略焦虑发展到战略恐慌，慌慌张张地想一下子把中国按住。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中国人没有发展的权利吗？没有发展高科技的权利吗？没有争取美好生活的权利吗？难道因为美国人看不顺眼，中国就不发展了吗？

　　德国《明镜》周刊网站5月14日的署名文章说，特朗普“在一定程度上宣告了自己的前任都是笨蛋。他的座右铭是：‘我一个人可以解决’，‘只有我能解决’。这是狂妄自大与无知的结合，结果可以预料：作为总统，特朗普迄今败给了任务的复杂性。”

　　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前主席、耶鲁大学教师斯蒂芬·罗奇8月27日著文说：“特朗普让人想起了唐吉诃德，他在向风车发起攻击。他的政府正在对认知已经过时的‘旧中国’发动猛攻，而这些认知反而让其声称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布鲁金斯学会7月提出《三思而后行：衡量美中两国脱离接触的风险》研究报告，提醒特朗普：“美国的破旧基础设施、移民危机、明显的收入不平等和税收制度的不公平、预算赤字激增、或未能投资于美国未来劳动力的培训和教育等一系列问题，并不是中国造成的。这些几乎完全是美国自己的问题，美中两国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并不会解决这些问题。波戈（POGO）有一句名言：我们遇到了敌人，那就是我们自己。”

　　风车总是要转的，中国的发展谁也阻挡不了。年届岁末，中美达成了贸易的第一阶段协议，世界似乎松了一口气，但前面的路还很长。

　　资本主义陷入困境不知所措

　　特朗普的言行让人联想到由兴旺走向破落的大家族里那个脾气变坏的老家长。“美国第一！”，是火冒三丈后的怒吼，但说起来容易，如何做到呢？难道把中国压制住了美国就永远第一了？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占领华尔街”、美国频繁发生的枪祸、“黄背心运动”、“英国脱欧”、债务危机、移民潮、政党恶斗、政府停摆、金融危机的阴影……一件件烦心的事，哪一件是容易解决的？

　　瑞士银行前首席投资官亚历山大·弗里德曼8月14日文章说：“是时候承认美国梦已经破灭了。其根本条件——强劲、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旨在防止富人钻制度空子的精英体制——已不再成立。”

　　人们憧憬的“美国梦”一度看上去美好，它给人这样的希望：即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获得成功，并逐渐使移民、非白人、穷人、妇女等等过上

好日子，但今天已成空想。张开双臂的自由女神已失去了笑脸。

　　马克·贝尼奥夫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10月14日在《纽约时报》上著文说：“作为一名资本主义者，我认为是时候大声说出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事实了：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已经死亡。”他说：“由于其对股东利润最大化的迷恋，最近几十年所实行的资本主义导致了可怕的不平等。在全球范围内，世界上最富有的26人现在所拥有的财富与最贫穷的38亿人相当，而碳排放的不停喷涌，正将地球推向灾难性的气候变化。”

　　极少数人的巨富和大多数人的贫穷，以及原来日子还不错的中产阶级在近几十年来日益拮据，构成了今日世界的分配金字塔。而巨富的人则发现“资本过剩”，即一个经济体产生的储蓄大于投资机遇，资本不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对经济造成危害。于是巨富们就转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追求以投机而不是生产的方式增加资本的价值。

　　人们把这种资本主义称作“金融资本主义”、“投机资本主义”或“赌徒资本主义”，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他们的一次报应，但资本的贪婪性决定他们不会改弦更张，当

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钱保住了那些“大得不能倒”的金融机构后，他们还在故伎重演，玩那危险的把戏。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10月20日著文说他们正“如梦游般走向又一场危机”，当它到来时，“将对民主市场体系的合理合法性造成毁灭性打击”。

　　一个合理社会的正常逻辑应该是保证全体人民的安宁和幸福，但资本的特性是首先满足股东的利益。资本主义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纳入到资本的逻辑中，进而造成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操控，这也为霸权主义提供了逻辑依据。举个今年的例子，特朗普9月说要从叙利亚撤军，10月28日美国国防部扬言：“任何企图染指叙利亚油田的势力都将遭美军打击。”从而留下相当多部队，特朗普不能违背华尔街和大石油商的利益。

　　这种经济基础也决定了华盛顿政坛上的热闹，政党内斗激化，背后都是资本的争夺，在日子还好过的时候，他们满口都是“民主、自由、平等”，一旦日子不好过，那就是撕破脸皮的厮杀。

　　西方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这种经济和政治的游戏玩不下去，提出要搞“有人情的资本主义”、“进步资本主义”，“公平资本主义”，但如何去实现呢？是改良还是革命？谁也不知道。一心想重振美国的特朗普，只是一个会打小算盘的工于心计的老掌柜，多一点关税到手就高兴，至于如何解决美国制度上的深层问题，恐怕连想都不敢想。

　　法国总统马克龙8月27日在一年一度的驻外使节会上说：“我们正经历西方世界霸权的终结。……现在一切都变了，一切都被西方所犯的错误和美国政府（不仅特朗普政府）近些年来的选择所颠覆。”讲这样的话要有很大的勇气，同时也给西方和整个世界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问号。

　　新自由主义的破产

　　世界是复杂的，并非只有西方发达国家陷入困境，其余庞大的世界也各有各的问题，它们或许是资本主义，或许是社会主义，或自称社会主义，或许是难以说清是什么主义，百姓总要吃饭，路总要走，都在艰难探索。

　　《华盛顿邮报》网站10月25日文章说：“最近几周，拉美、欧洲和亚洲都出现了示威活动，一些抗议活动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抗议的主题是经济上的愤怒和政治上的无助。”

　　就以拉美来说，委内瑞拉、秘鲁、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等都有动乱。尤其是智利这个曾经的“优等生”竟也乱了起来，更引人思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的严重不平等，大部分财富聚集在小部分人手中，据拉美经济委员会2018年的调查显示，全国最富有的家庭占有近60%的资源，金字塔顶的1%的人享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资源。

　　了解智利的人都知道，它经历过军政府，也遭受过休克疗法，那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的杰作。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6月11日发表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文章说：“自一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希望改造世界。上世纪90年代，美国的决策者仍然希望改造世界，但不想花太多的钱。他们既无政治资本，也无资源投入这项工作。这便是华盛顿给外国的建议始终不变的一个原因：经济上的休克疗法和快速的民主。”

　　这是一剂毒药，凡是服了这剂药的国家都乱了，穷了，看看苏联解体后的历史就够了。拉美一些国家动乱的根源都可以从中找到。

　　世界是复杂的，我们从远处看着拉美等一些地方，一会儿听说左派执政了，尤其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就兴高采烈地大幅提高全民福利；可是一旦资源价格下跌，福利断炊，动乱就来了。一会儿右派上台了，他们按“华盛顿共识”的药方抓药，一切由市场说了算，经济会一时畸形繁荣，但贫富悬殊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于是动乱又来了。这种历史的钟摆正在慢慢唤醒大众：到底国家该怎么治理？理论上谈什么什么主义是容易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让绝大多数百姓满意却很不容易，以至有人提出：西方启蒙运动以后，人类有能力自己管好自己吗？

　　全

世界都在看着中国

　　除了特朗普的时而凶狠时而怪异的目光外，全世界也都在看着中国。西方一直说中国是个谜，这是基辛格第一次秘密访华会谈时讲的第一句话。

　　其实早就有美国人了解中国。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的《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写了当年陕甘宁边区农民的感受，“生活于新的政治制度中的农民大众，破天荒第一次自豪地谈论‘我们的政府’，而不是像以往百姓将政府视为与自己无关或者令人恐怖的东西。”

　　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第一次有了“我们的政府”，也许这就是中国成功的根本原因。这样的政府以民为本，得到人民的支持，可以克服一切困难。打贸易战？德国《国会》周刊8月12日的署名文章说：“对中国而言，特朗普既是麻烦，也是运气。因为他令中国人团结一致，并且迫使中国人加速摆脱对美国的技术依赖。”他还说：“中国要求的完全是一个全球平等的世纪。”

　　法国《回声报》网站10月11日专访世界政策会议创始人蒂埃里·德蒙布里亚尔，他指出：“政体的合法性与效能有关。这不仅仅关乎经济，而更广泛地关乎如何采取正确的长期举措，并将其落实。中国人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政策的中心就是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问题就是效能低下。”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8月12日的署名文章也说：“众所周知，中国人能够忍耐。有些人认为，他们思考问题往往不是几年之计或几十年之计，而是千年之计。”这说得一点没错，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恐怕就是千之计吧。感谢老祖宗留下的箴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2017年11月13日美国《时代》周刊在亚洲版封面上用中英两种文字写上“中国赢了”。这并没有让我们沾沾自喜，我们追求的不仅是中国赢了，而且是世界赢了；也不仅仅是中国第一，而是世界第一！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给两位研究脱贫的经济学家。在此之前，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接受采访时先批评中国“在许多方面走向更加专制的道路”，接着又说：“但我们不得不为中国及其领导层说句公道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国在解决极端贫困方面比文明史上的任何国家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他们为人民做了很多事。”后面还拖了一个小尾巴：如果中国“转向更民主的政府形式，它可以做得更多”。

　　我们姑且把这个称之为“桑德斯悖论”吧：中国不好，但中国做了很多好事。什么时候美国人以及大家把这个悖论想明白了，或许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大变局会以合乎世界发展规律的逻辑圆满收场。抬头远望吧，一个利用区块链技术万物感知、万物互联、万物智联为特色的高科技新时代，正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