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车事件反思：“神圣”的自渎与舆论的监督！

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无论是特权变成金钱，还是金钱变成特权，这本身并不例外。

例外的是，这样的事情能从隐于大墙之内，因着某种机缘，终于昭然于天下。

“赶着周一闭馆，躲开人流，去故宫撒欢儿”，网民@露小宝LL发布的这条微博，及其高调配发的在故宫太和门广场与大奔的合照，让无数网民愤然而起，“这是谁给的特权！”

故宫车事件，就这样成了2020年初“冬天里的一把火”。

人民日报评论说，人们的痛心，在于我们珍之重之的国家文物和文化尊严受到了侵犯；人们的愤慨，在于600年的故宫早已不是封建特权的私产，却依然有人试图破坏这样的共识。如果任由规则出现缝隙，只会堤溃蚁孔、气泄针芒，规则便无公平可言。应当说，规则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没有“撒欢儿”的特权。

央视网评论说，为什么在2013年故宫已经禁止了开放区内机动车驶入的情况下，有人能以大奔之重，碾压“金砖”之脆？要知道，奔驰车碾压的故宫地砖用古法制造一块砖大概720天，其成本与提炼一两黄金的成本相当，实为“金砖”也不为过。今天，故宫北院区的瓦作透风砖雕工作室内，一个工人修复一块一尺见方的栀子花砖雕，需要一周左右时间。久经风霜的故宫地砖，承受的是一部重达4吨越野款的奔驰G系列！

更有网友发扬调查记者的作风，依据@露小宝LL发出的照片，从美国最大的房地产网站之一Redfin中剥茧抽丝，竟然查出了“故宫女主的美国豪宅”，让所有东西都暴露在阳光之下。

2011年，因为一个微博昵称为“郭美美baby”的20岁姑娘，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名义随意炫富，导致红十字会名誉一夜骤减，形成长达大半年之久的透明问题风暴，最终的结果是，2011年全国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的捐赠总量较2010年相比下降18.1%，而在之前，捐赠是年年上升的。

这一次，又是从微博发起，又是一个“小宝”，又是拜金主义的炫富，只是场景切换到了故宫。郭美美“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头衔是虚假注册的，太和门广场上的大奔则无比真实。这一次，对故宫声誉的杀伤力将会有多大？

但无论如何，这些网络炫富女的作为，又是有价值的，即揭露性的价值，曝光性的价值。社交媒体创造了一种“人人都是麦克风，人人都是照相机，人人都是发布者”的条件，它颠覆了很多“神圣”，而把潜规则鲜活地示于大庭广众，使其无处遁形。这是社交媒体时代曲折的舆论监督形式。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泡是最有效的警察”，舆论监督不可少，没有舆论监督的鸦雀无声才是可怕的。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舆论监督从无到有，不仅给媒体生态带来了活力，也促进了很多方面工作的改进。

1980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舆论监督事件。

一个是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渤海二号”钻井平台在作业途中翻沉，遇难72人，直接经济损失3700多万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天津市、石油系统最重大的死亡事故。事发于1979年11月25日，但直到1980年7月22日才公开见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忽视安全工作 违章指挥蛮干 造成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重大事故》的新闻。而在之前，新华社和《天津日报》《工人日报》《人民日报》都派记者前去采访，但因为事故重大，石油部反对公开报道，相关责任者起初对事故原因和性质的看法也是“气象突变，突遇大风，事故不可抗拒”“指挥无误”“抢救英勇”等等，完全不提是“责任事故”。

从7月22日开始，《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持续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将“渤海二号”沉船事件揭露于众。当时《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读者来信说：“人民有权利要求你们报道真实情况，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使大家能够及时地全面地了解我们国家发生的事情：只有这样，报纸才能取信于民，真正办成人民的报纸。”

1980年的另一件重要的舆论监督，直指部级干部的特权。

1980年10月16日，《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点名批评时任商业部部长的王磊，因为他经常在丰泽园饭庄就餐，吃一顿饭交的钱还不够买一碗汤。青年厨师、共青团支部书记陈爱武到北京市服务局上访，接待的干部说：“这个事你知道，我也知道，知道就行了，不好办！”陈爱武不服，干脆把揭发信寄给了中央纪委。很快上级派来调查组。

《中国青年报》在配发的评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中鲜明提出：“不管职务多高的干部，他们都是人民的公仆，而决不是人民的老爷。他们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

中国青年报副社长钟沛璋认为：“实际情况不是对干部保护少了，而是人民监督渠道少了，人民监督而不被打击报复的保护少了。报纸是人民实行民主进行监督的一条很重要的渠道，你做对了就表扬，做错了就提醒你，这有什么不好呢？这样人民的民主生活就正常了，党的民主生活也正常了。”（注：钟沛璋后来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

10月17日，《人民日报》转载了《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标题改为《青年厨师陈爱武敢于向特权挑战》。

1936年参加革命工作的王磊部长，对媒体批评坦然接受，见报当天商业部党组召开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报道和社论，王磊做了书面检查，请求组织上给予党纪处分，并请商业部党组将他的检查印交各局，“向全体同志宣读”。他还给北京市第一服务局和丰泽园饭庄写了信，“对陈爱武同志这一行动，表示衷心感谢和钦佩”，要求清查他的账目，如数照补。

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生活水平，2020年比起1980年都有太多的进步，但是，特权主义和拜金主义的交织，使得今天的很多场景，和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初心，并不匹配，甚至相悖。

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很多被人们奉为“神圣”的价值，在现实中经常自我瓦解，自我亵渎。如公正之于司法，真实之于报道，传道授业解惑之于教育，正直之于学术科研。

最近的一个神圣被瓦解的案例是，不久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计算机体系结构国家重点实验室宣布，由该实验室编译组主导研发的国产编程语言“木兰”正式发布。但网友很快发现，所谓团队“完全自主设计、开发和实现”的“木兰”编程语言，其实是Python语言的套壳产品。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于1月19日公开宣布，经所科研道德委员会初步调查，“该产品的开发包中包含了Python开源编译器，对外却声称‘完全自主’。该行为存在欺瞒与虚假陈述的科研不端问题”，“我所对由此造成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衷心感谢并诚恳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和批评”。

美国媒体文化专家尼尔·波兹曼在《娱乐之死》一书中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我们不无悲哀地看到，身边很多由神圣价值支撑的神圣事业，随随便便就成为滑稽戏，只要被社交化媒体盯上和叩问，所谓崇高感和优美感就荡然无存。

如果要避免文化精神的枯萎，一个时代必须恪守那些作为底线的核心价值观，并且使之制度化，成为整个社会的通则、共识和行为规范。在这个过程中，监督越多越好，越透明越好。故宫一周闭馆一次，恰恰是封闭的公众看不见的这一天，上演了荒唐的闹剧。

“我们应该崇拜力量呢，还是应该崇拜善良？”这是罗素的命题。

我的答案是，如果监督有力，人们会越来越崇拜善良。如果监管无力，人们会越来越崇拜权力，无论它的表现形式是权势还是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