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亿人罢工，印度怎么了？

作者：李建秋的世界
来源：李建秋的世界（ID：lijianqiudeshijie）

2.5亿印度人罢工，这个看起来有点噱头，但是这是印度新闻的原文：

由于工会呼吁全国性罢工，全国各地的银行，运输和其他服务可能会受到打击，预计有2.5亿人参加全印罢工，以抗议其“反人民”的政策。INTUC,AITUC,HMS,CITU,AIUTUC,TUCC,SEWA,AICCTU,LPF,UTUC等十个工会以及工会各部门的独立联合会和协会已于去年9月决定在2020年1月8日举行罢工。

根据工会的叙述，这些“反人民”政策包括对印度公共部门的大规模消减，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售100%的印度航空公司股份，以及其他的改革政策。

罢工很可能影响银行服务，例如存取款，支票清算和票据发行以及ATM取款，虽然罢工将会打击公有银行，但是私营银行可能不会受到影响。

几家银行已经把情况通报了证券交易所，1月3日，印度银行协会将罢工通知了印度国家银行。

工会最不满的是拟议中的《劳资关系法》。尽管政府表示该法规将简化旧的和复杂的劳工规范，改善商业环境并刺激就业，但工会将相关法案称为“反劳工法案”，允许雇主更轻松地雇用和解雇工人，理由是它没有工人的保障措施，使工人更难与雇主协商更好的条款和工资，并使罢工更加困难。

劳资改革是政府为简化现有劳动法条款所制定的法案，它制定了四部法律，分别针对工资，劳资关系，社会保障和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

然而，印度最大的银行印度国家银行（SBI）预计，罢工将只会产生最小的影响，因为其罢工工会中只有少数雇员。

好了，新闻已经摆在这里了，如大家所见，消减公共部门，国有企业私有化，出售100%的印度航空的股份，以及新的《劳资关系法》，罢工主要是针对于这几点，而核心问题在于新的《劳资关系法》，所以这部法律出了什么问题？

新的劳资关系法合并了三部法律，即1926年的《工会法》，1946年的《工业雇佣法》，1947年的《工业纠纷法》，印度的劳工法律较为分散，莫迪是想仿照税制改革一样，把多个劳资法律合并成一个，这样更加简化，也是大趋势。

同时，印度劳动部还决定把44项劳动法合并为4个：工资，劳资关系，社会保障与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而这次的劳资关系法就是四个劳动法规里面的第三。

现在工会抗议的主要是这么几点：

第一，定期合同的问题。这个合同允许公司短期招聘工人，也就是所谓的临时工，季节工之类的，根据莫迪政府的说法，这个有助于季节性的需求行业，比如说纺织业以及一些制造业。

第二，扩大可裁员范围，原先规定，雇佣100名以上工人的矿山，种植园之类的公司，必须事先获得邦政府批准才能裁员，现在印度中央政府把这个限制提高到300名。

第三，法案要求裁员的雇主在裁员后45天内向再培训基金缴纳15天的工资。这个工人倒没意见，但是企业主很有意见。

印度过去的劳动法，是世界上最复杂劳动法律系统，之所以说是“系统”，是因为有一大坨关于劳工方面的法律，整个劳动法支离破碎，分散在若干法律上，随便数一下：

关于劳资关系的法律，分别有：1926年的《工会法》，1946年的《工业就业法》，1947年的《工业争端法》

关于社会保障和福利的，分别有：1923年的《雇员补偿法》，1961年的《产妇津贴法》，1972年的《酬金法》《无组织工人社会法》《2008年安全法》

关于职业安全，健康和工作条件的法律，分别有：1948年的《工厂法》，1951年的《人工林劳动法》，1952年的《矿山法》，1996年的《建筑物和其他建筑工人就业和服务条件管理法》等等13部法律

其实这还是很少一部分，在印度，相当多的工业部门都有部门法，比如说烟草工人都有1966年的《烟草工人雇佣条件法》，很显然，不管从效率的角度，还是从公平的角度，合并这些法律，建立劳动法典势在必行。

首先第一点肯定的是，莫迪政府的改革劳动法的目标，不管是消除零碎的劳动法，建立劳动法典，还是放宽就业市场的限制，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服从于现实，口号喊左是没有用的，如果今天印度是发达经济体，大可以把现有的劳动法典继续下去。

劳动法是规范劳资双方的权益，对于中国来说，现有的劳动合同法是可以的，但是执行不行，执行问题突出表面现在对于劳动者来说，执行成本较高，其实就劳动仲裁这一块来说，仲裁部门是较为倾向于劳动者的，但问题是如果真的劳动者去打官司，耗时耗力，相当多的劳动者直接放弃了仲裁。

而印度的劳动法规定的更为琐碎，以1948年的《工厂法》为例，规定凡是超过10名员工的用电企业，以及超过20名员工的不用电企业，法律规定每周最大工作时间不超过48小时，工作10天必须有1天休息，工作20天必须有一天有薪假，禁止雇佣15岁以下的童工，禁止妇女每天工作超过9小时，禁止妇女在晚上7点到早上6点工作，工厂必须每14个月刷墙一次，每5年重涂一次，有数量足够且互相分开的男女休息室，有不间断的饮水供应，有各式各样的防护要求，例如防护镜，紫外线辐射保护，防火设施，运载妇女和儿童的设施重量限制等等。

一旦工人数量达到150人，则企业必须提供餐厅，到250人，企业必须提供食堂，雇佣30名以上的妇女就必须有托儿所，等等等等。

这种法律表面上是保护劳工，而实际上暗藏着压抑劳工，例如说托儿所，托儿所本身应该社会解决，而不是工厂解决，除非工厂是国有企业，就如同我们上个世纪的一样，国有企业有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至于工厂什么时候刷墙，什么时候重新涂抹，这本身不是劳动法该关心的事情。

至于禁止妇女晚上7点到早上6点的工作-----如果是为了妇女安全，则这是印度政府的义务，而非工厂的义务，警察干什么来着？

而且印度类似的劳工法还有一个倾向：对待越是大的企业，招工越是多的企业，则越是苛刻，这是很不合理的，作为劳动法，其主旨应该是鼓励企业多招人，而不是限制企业多招人，不能说企业人数一达到某一个人数上限，然后就立即对其重重限制，逼的这个企业不得不把招工的人数降下来。

类似于对雇员限制的法律几乎普遍存在于所有的印度劳动法上，以《工业纠纷法》为例，凡是雇员超过50名的企业，雇主对于工作条件做任何改变，都必须提前三周告知工人，这些“改变”包括调休，换岗，工作纪律，对于岗位的需求变化，流程或者部门的变化。而企业规模如果超过100名工人，解雇工人必须得到劳动部门同意

印度作为一个劳动力极其充沛的国家，到现在依然没有承接中国的低端制造业转移，这一波低端制造业转移最大的赢家是越南，很大程度上是和印度奇怪的劳动法的立法倾向有关。

也是因为如此，印度的企业存在极度的两极化，一种是极大的企业，这些企业雇佣的人数极多，外加上印度的劳动力便宜，因此足以可以抹平劳动法带来的问题。一种是极小的企业，极小的企业不用去遵守任何劳动法，整个印度绝大部分企业都是不足50人的，即便是企业盈利状态很好，企业主也不想做大-----成本太高。本来旨在提高劳动者权益的法律，变成了压抑劳动者的法律，这是印度失业问题的根本问题。

另外关于工会，中国人对于工会充满了美好的想象，倒可以理解，以印度的《工会法》为例，印度的《工会法》允许企业内部建立多个工会，并且允许企业外部人员担任工会领袖，这意味着什么？

首先内部工会较多导致互相压价，所谓集体协商的机制变为一纸空文，而允许企业外部人员担任工会领袖，那么这个“外部人员”是谁？

答案：政客。只有政客才有极大的欲望去干这个事情，最终结果是工会沦为了政党的工具，而不巧的是，印度和美国不一样，美国就两个大党，而印度有一堆的小党，而且这些小党不似美国的小党，这些小党是有很强的影响力的，其结果就很明显了：很多的小党急切的想在工会找到支持，而工会也有欲望和政党达成良好关系，结果是各个政党都在工会寻找代言人，而政党和政党之间的冲突很快变成工会和工会的冲突，劳资问题演变成政治问题，党争问题。

大凡在劳资问题上一般分为两派，一派是以经济学家为主，认为压根就不该有什么劳动法的限制，比如说张五常之类的，他认为劳动法之类的法律会加大交易成本。

一派是以左派舆论为主，比如说知乎，把劳资问题无限制上纲上线。

而真实的劳资问题并没有一个定论，在一个国家起作用的劳动法就不能拿到另外一个国家，原因很简单：各国发展程度不同，同样的福利，有些国家承担的起，有些国家承担不起，有些国家是以福利收买人民，这类国家在拉美有一大坨。

经济学家，例如张五常主张的降低交易成本，是有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的，反而会增加交易成本，以智利为例，智利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国家，但是今年的动荡导致智利经济指数大跌，10月份跌了5.4%，11月份跌了5.1%，智利央行预估2020年的经济增长在0.5%到1.5%之间，出现了很明显的停滞。

12月底智利的失业率超过8%，预计在2020年头几个月失业率高达10%。很明显的，在“降低交易成本”仅仅是一种经济学的理论，不能替代现实。

而以左派为代表的理论也是有问题，印度过去的劳工法对印度劳工保护的够好了吧，但是有用么？印度企业主直接不开大厂了，全印到处都是作坊式的小工厂，很大程度上就是要规避劳动法，大量的印度人由于收入以及难找工作，被迫出海打工，尤其是在中东地区打工，而中东地区对于印度劳工的待遇极其苛刻，印度劳动法能管得了印度的劳工，能管得了中东的印度劳工吗？

其结果就是印度的劳动法既妨碍了经济发展，也没让劳工阶层实实在在的获取到好处。

今天印度劳动法的改革就让我想起90年代末中国的国企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问题，当时的大学扩招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缓解这个问题。

决定大学扩招的起因有两个，一个是当时预计扩招会带来800亿人民币的社会资金投入，有利于扩大内需，其次缓解了当时的失业压力，为之后加入WTO，引来外贸的爆发争取到了时间了，第三是提高了高素质人才的总量，在进入WTO后，中国的外贸引来了令人惊愕的增长，此时对于人才的需求猛然增加，而刚好第一批大学扩招的学生刚好毕业，正好对口。

所以中国当年的经济奇迹一是自己努力，二是老天爷眷顾，21世纪初全世界都吹着全球化的风潮，中国是迎着这股风潮，所以才能走的极顺的。

而对于今天的印度来说，运气恐怕没有中国那么好了，改革方向是对的，不等于改革是对的，正如同莫迪在商品服务税上的改革，方向也是对的，但是起税改很毛糙，比如说在印度做生意的中国人已经发现了，在印度建厂后发现，按照印度的商品服务税，做账都没法做，税档太多，进项大于销项。

以知乎网友的说法为例：

以我做的行业为例，进口设备征收的GST是18%，在当地建厂生产之后出售的产品GST 5%，举个例子，我进口原料的CIF价格100，关税10%，GST=100*（1+10%）18%=19.8，我生产产品售价（不含税）150元，含税价格=150*1.05，GST=5%*150=7.5.进项19.8，销项7.5，我预缴的12.3的税能不能要回来，印度投资局（不是税务局）说可以，但是从税务局要钱，我觉得够呛。税务局也没有明文规定。和我行业类似的糖制品企业也是类似的情况，28%的原料GST，产品5%，未抵扣的税就只能做成本了。。。

印度的GST政策真的是让人无语，还敢投资吗？

在聚焦在一个国家“改革”这个问题上的时候，情况非常复杂，一个国家和另外一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所处的产业链位置不同，因此经验不能复制，即便是同一个国家，2010年的中国和2020年的中国差距多大，不必我说，他国的经验和过去的经验总是不足以效仿的，这就是改革的困境。

为什么一定要改革？很简单，生产关系必须要适应生产力，改革实际上就是调整生产关系，如果长期停滞，那最后只能导致革命，而革命的代价是高昂的。

一般说出“只要XX，就能XX”之类的话，有两种人，一种是人做传销的，一种人是经济学家，社会运行之复杂是很难想象的，如果你们还有记忆的话，就记得张五常盛赞中国的县域竞争制度，认为这是比联邦主义更加优越的制度，好像有了县域竞争就无往不利一样，到今天你依然可以从互联网上搜到他当年的言论，但是从去年，大家都看到了，由于恶性的竞争，都只从GDP出发，导致地方债务暴增，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没什么东西是不改革的。

同样的，左派也有那种“印度就缺少一个老毛”之类的话语，也是屡见不鲜，似乎有了老毛，印度就真的能“敢叫日月换新天”，印度纳萨尔游击队可是打了半个世纪了，抗日战争打了多久？满打满算也就14年，不能说纳萨尔游击队没有毅力吧。

也是希望印度好自为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