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戈恩出逃,或推动日本检讨“人质司法”

　　距离日产汽车前董事长卡洛斯·戈恩出逃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

　　去年12月31日，成功从日本出逃、重获自由的戈恩立刻发表声明称自己身在黎巴嫩，出逃是因为受到日本方面的政治迫害，并表示要在1月8日举行记者会，以揭露日本政府及日本司法对其进行的不正当精神折磨等。此后，日本国内外媒体纷纷猜测戈恩是如何在严密监控下成功出逃的，从戈恩藏在乐队的大提琴箱子到日本政府高官有意放水，再到美国退役特种兵的暗中协助等，一时间扑朔迷离、真假难辨，戈恩的出逃过程似乎成了一部好莱坞大片。不过，作为事件主角的戈恩却从未对这些猜测进行回应。

　　由于戈恩出逃的时间恰逢日本新年假期，所以日本政府直到1月5日才进行回应。据《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法务大臣森雅子5日就戈恩出逃进行表态，这也是日本政府首次就该问题进行正式表态。森雅子在当天的记者会上称，已经撤销了戈恩的保释，并请求国际刑警组织发布红色通缉令。她还表示，戈恩“通过不正当手段非法离境，非常令人遗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5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戈恩“以不正当的形式离开日本。感到极为遗憾。”同日，亲手拘捕戈恩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的相关负责人也发表声明称，戈恩的逃跑“是对日本司法体制的极端无视，是相当于犯罪的行为。”

　　自戈恩“神秘”逃跑至今，日本国内外舆论一直保持高度关注。由于和黎巴嫩之间没有引渡协议，所以日本很难通过黎巴嫩政府将戈恩捉拿归案，至于戈恩最终的命运如何，或许需要漫长的等待。

　　是非戈恩

　　1954年3月9日，黎巴嫩裔的戈恩在巴西出生，父亲是一名黎巴嫩商人，母亲则是法国人。1960年，戈恩和母亲、姐姐移居法国巴黎。1972年，戈恩进入法国国立高等综合理工学院学习工程学，后考入法国国立巴黎高等矿物学院深造。1978年，戈恩进入米其林轮胎公司工作，并被派往巴西负责南美洲地区的具体经营工作。在巴西，戈恩用了18年的时间盘活了负债累累的米其林巴西分公司，而且还将其打造成米其林集团盈利能力最强的分公司。

　　此后，戈恩又拯救了成立于1898年的法国雷诺公司。1945年二战结束后，雷诺公司被法国政府收归国有，但由于长期的官办性质让雷诺的产品竞争力弱、市场份额低。1997年雷诺遭遇破产危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戈恩进入雷诺公司担任副总裁，负责企业内的采购、生产和研发。任职期间，戈恩通过削减开支、关闭出现巨额亏损的工厂等方式，使得雷诺公司迅速起死回生。由此使得“成本杀手”戈恩的名字被大众所熟知。

　　不过，真正把戈恩推向神坛的，还是其担任日产汽车首席执行官期间。

　　“日产”即日本的国产汽车，这家成立于1933年的汽车公司对日本人来说则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是“日本人的骄傲”。在二战期间，日产是日本军方最大的军用汽车供应商。1952年，日产与英国的奥斯汀公司展开技术合作，不仅开发出“DASUN”210型轿车，而且还在1959年开发出了名声大造的蓝鸟1000和蓝鸟5000两款车型。上世纪70年代，连续两次石油危机导致高油耗的美国汽车在市场上遇冷，价格低廉且省油的日本汽车随之崛起，日产此前就默默耕耘海外市场，由此跃升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出口商，业务范围覆盖五大洲，风头一时无两。

　　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日产在企业发展战略和技术研发方面的错误，使得这个曾经无限风光的汽车公司很快就被丰田、本田、铃木等超越。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日产在日本国内销售的46款车型中只有3款盈利，公司连续7年亏损，负债近200亿美元。尽管日本政府也曾给予日产850亿日元的贷款，希望能助其走出困境，但依然只是杯水车薪。最终，在日法两国政府的共同推动下，雷诺和日产达成协议，雷诺以54亿美元收购日产36.8%的股份，成为日产汽车公司最大的股东，组建了雷诺-日产联盟。当时还在雷诺任职，且先后成功拯救两家濒临破产企业的戈恩，自然就成了奔赴日产进行重组改革的当之无愧的人选。

　　2000年，戈恩成为日产汽车公司董事长，次年兼任首席执行官。与前两次的拯救手法类似，戈恩上任后大幅削减日产汽车的经营成本。日产当时各种零件材料供应商加起来约有一千余家，采购成本高达汽车制造厂60%的成本。戈恩从价格、质量、物流等多方面进行比较，最终将供应商数量削减至600家。此外，日产当时的全球员工数量将近15万人，而戈恩上任后先后裁掉2.1万个工作岗位。就这样，仅用了两年时间，日产汽车在戈恩的带领下扭亏为盈，成为当时汽车领域的一个奇迹。

　　成功拯救日产，不仅令戈恩成为世界商界领袖，也使得其获得日本社会的广泛尊敬。普通日本民众将戈恩视作“英雄”“偶像”，戈恩的《一个成本杀手的管理自白》成为畅销书，2004年，戈恩获得明仁天皇授予的蓝绶褒章。可以说，戈恩走上了人生的最高峰。

　　人生辉煌时刻有时可能很短暂。2018年，戈恩突然被指控存在财务不当行为，除了偷税漏税外，还涉嫌非法挪用巨额公款。2018年11月19日，当乘坐私人飞机的戈恩抵达东京羽田机场后不久，便被早已等候多时的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拘捕。尽管戈恩所努力经营的汽车帝国仍在，但他个人的一切辉煌则就此定格——从大众偶像成为犯罪嫌疑人。

　　日本司法因戈恩蒙羞

　　此次戈恩的成功出逃，对日本司法体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方面，日本的安保能力受到质疑。作为重要嫌犯的戈恩获得保释后，其个人行动受到严密限制，而即便如此，戈恩依然能逃之夭夭，这不得不令人质疑日本的安保能力，是否能够充分维护奥运会期间的安全。

　　另一方面，嫌犯的保释将会变得更难。戈恩的律师团成员、日本律师弘中惇一郎在去年12月31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戈恩的出逃是对日本司法制度的背叛。然而，在笔者看来，戈恩的出逃也是在日外籍被告对日本律师信任的背叛。诚然，作为在日外国籍被告的戈恩成功从日本司法体系中逃离出来，但这也将导致今后在日外国籍被告想要获得保释恐怕会变得更难，因为戈恩的出逃伤及了被告人与日本司法制度、被告人与日本律师之间的信任。

　　当然，相较于安保问题或保释问题，戈恩的成功出逃也掀开了日本司法体制的弊病。自2018年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拘捕戈恩到去年年底戈恩出逃，日本司法体制也一直饱受欧美舆论的批评，首当其冲的就是“人质司法”。

　　所谓“人质司法”是指，通过长期限制人身自由迫使嫌疑人坦白的调查方法。在日本，检方有权决定嫌疑人能否与律师见面，以及是否让律师参与检方审问嫌疑人的过程。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在东京地方检察厅特搜部所着手的案件中，如果嫌疑人否认，那么拘留时间将会呈现长期化。实际上，戈恩并不是第一个遭遇“人质司法”的嫌疑犯，在他之前，曾因涉嫌受贿被捕和起诉的日本前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被拘长达437天。

　　多年来，日本人权团体、

律师和法律学者一直批评日本刑事司法体系有罪率高达99.9%，并指责日本检察官的权力过大，依靠长期的拘留审问，过分依赖“认罪供词”。《华尔街日报》在1月3日的社论中就批评日本的“人质司法”，“现年65岁的戈恩在不能会见律师、不能查看自己业务记录的背景下被拘捕数周。最初，戈恩没有任何罪状，日本检方强迫其坦白自首，而戈恩则主张无罪。经历了数月的拘留后，戈恩好不容易获得保释，但又不允许与家人见面。司法审判预计将在今年启动，而日本刑事判决的有罪概率超过99%。”《纽约时报》称，“戈恩一案，显示出日本与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在

追查犯罪以及处理嫌疑人方面存在着明显区别。”法国《解放报》则指出，“在世界范围内，长期拘留必将招致人权团体的批评。在日本，为了防止那些拒不认罪的被告逃跑，长期拘留是惯例。”法国《费加罗报》则认为，“人质司法有时可能会适得其反，对案件的处理未必是好事。”

　　因此，与其说戈恩的出逃是看守人员的疏忽，倒不如说是日本“人质司法”下导致的必然结果。接下来，日本是否会对“人质司法”进行反思、是否会对嫌犯的拘留时间、检方的权力进行限制，无疑是日本司法的一块试金石。

　　最后，围绕戈恩一案，日本法院原计划在4月开庭审理。如今，戈恩的逃跑也给日本政府留下了一个难题，因为按照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除部分轻微犯罪外，被告不出庭则不能开庭。换句话说，戈恩如果不回日本，日方就无法对其进行审判，所谓“追责”恐怕也就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戈恩事件最终将如何收场，至少目前还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