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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圈就是战斗力——统战之神周恩来!

作者 :想念在黑夜 2020-01-08 10:15:31 审稿人 : admin

作者:学爸蛋总
来源:超级学爸(ID:chinasuperdad)

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结底是因为毛主席思想让中国革命找到了三大法宝,其中第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

《毛主席选集》第一卷第一篇其实就是统一战线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后边详细分析了哪些是可以依靠的,哪些是可以争取的。


用毛主席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的本质,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统一战线本质就是努力扩大自己的朋友圈,因为朋友圈就是战斗力,朋友圈就是生产力。

不是谁都有这样的智慧,也不是谁都认可这样的观点。陈独秀只顾着同国民党合作,张国焘只注意工人运动,王明博古更是死板地按照共产国际的要求,化友为敌

比如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前身是粤军),是当时中国战斗力最强悍的军队之一,更是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名震天下。


这样一支英雄部队,由于不是蒋介石嫡系,在一二八事变后,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去剿共,双方互有胜负,彼此消耗都很大,这刚好符合蒋介石的心意。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发动了福建事变,树起了反蒋抗日的大旗,这不就是友军吗?

这时候的中央红军,虽然有三十多万,但是要面对百十万国军的围剿,如果跟十九路军合作,胜算就会大增。而且十九路军的将领,已经主动送上门要求跟红军建立联系、共举大事。

然而,博古李德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拒绝了十九路军的建议,说红萝卜(外红内白)最不可靠,还命令红军去瓦解十九路军。

最后的结果大家是知道的,抗日英雄部队——十九路军被消灭,番号被取消,而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也惨败。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把统一战线精神参得最透的、把统一战线运用的出神入化的,除了毛主席,非周恩来莫属。具体的执行,周恩来做的工作更多一些。

所以为啥有人说中国革命“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两个人的合作堪称珠联璧合。

周恩来1924年11月起,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并任政治课教师,与国民党中高层干部有很多接触,甚至包括各路地方实力派大员。

周恩来崇高的品格、出众的才华,加上超越意识形态的人格魅力,征服过无数敌人和对手。不但能够让敌人成为朋友,也能够让对手甘愿合作。

第五次反围剿惨败,到1934年夏天,红军从30多万锐减到10万余人,领土只剩下十来个县,危在旦夕,但是局部还有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毛主席指挥的南线作战。

1934年夏天,毛主席从瑞金到达会昌前线。这时的南路剿匪总司令是陈济棠的粤军,也不是蒋介石嫡系,毛主席就展开了统战工作。

随后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粤军不断对天鸣枪,然后双方在下边挑着担子做生意,陈济棠甚至派高参杨幼敏送来了三万发子弹。交战双方一方给另一方送弹药的场面,也是没sei了。


但到了9月,中央苏区形势危急,陈济棠也跟着着急,辗转找到罗炳辉的弟弟,通过他联系上了周恩来,表示赞同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出可以秘密谈判合作事宜。

围剿失败的惨重代价,换来的是博古彻底的懵逼,周恩来的发言权大增。10月5日,周恩来排除博古李德等人的干扰,派潘汉年、何长工两人去谈判,达成了五项协议。

但是为了糊弄蒋介石,陈济棠信誓旦旦地对外宣传,绝对不会放过一个红军过境!蒋介石也乐见红军跟粤军相互消耗,所以拼命把红军往广东赶。

然而真实情况是,陈济棠一边跟蒋介石要军费,一边下令让粤军后撤40里,然后等红军过去再派人装模作样搞声势震天的大“追杀”。

这哪儿是追杀,这简直就是吹吹打打的大欢送。红军就这样被“护送”过了第一道封锁线。等红军撤走后,陈济棠赶紧在苏区抢夺地盘,防止被老蒋抢走。

提到统一战线,就不能不提“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而周恩来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红军到达陕北后,虽然美其名曰长征胜利,但其实前途还是堪忧的。以前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是相互支援的,关键时候可以围魏救赵,蒋介石不得不分兵对付,顾此失彼。


而现在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但是总兵力其实还没有过去一个方面军多,而且陕北地广人稀,连森林掩护都没有,隐蔽性和机动性都很差,蒋介石完全掌握主动,红军前途堪忧。

而这时候,争取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就成了必然选择,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这个重任再次落在了周恩来的肩上,他担任主任,李克农朱理治协助。

周恩来负责做这件事那是得心应手,稳操胜券。

第一,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处境非常尴尬。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领着30万东北军撤入关内,从此顶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走到哪儿都有抗议的学生和群众。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安排他剿匪。1935年9月,张学良被任命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负责剿灭到达陕北的红军。

其实蒋介石还是想让背井离乡、失去大本营的东北军跟初到陕北、扎根未稳的红军互撕,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利,跟水浒传中让宋江南征方腊是一个路数。

张学良也是知道的,历史上这样的案例多了去了,历史上有宋江征方腊,吴三桂讨李闯,这几年有十九路军的先例。但是寄人篱下,又不得不从命,硬着头皮也得上。

头皮可以硬,但是苦头没少吃,剿共可不是什么好差事,谁剿谁头疼。此前,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痛扁了东北军,徐海东带着叫花子一般的红25军路过都能从东北军身上顺走一千多条枪。去打陕北红军,一口气被吃掉三个师。

更令东北军寒心的是,在东北军三个精锐师被歼灭后,国民政府非但不补充兵员,反而把三个师的建制取消了,而且对东北军处处掣肘。

当时东北军危机感很重,他们都认为如果再打下去,东北军可能在没回到老家之前就得让人家打光。东北军内部,厌战情绪蔓延开来。

第二,有效的情报系统,让周恩来对张学良了如指掌。可以说张学良早就被共产党包围了,已经开始学习资本论了。张学良的秉性、心理状况,周恩来能掌握个八九不离十吧。

比如张学良的私人秘书黎天才,北大高材生,早年追随李大钊。李大钊被捕后,黎天才有过叛党经历,投奔了东北军,主持东北情报工作。

在九一八事变后,他成功被中共北方局说服,愿意再次为革命效力。黎天才后来又安插了一些共产党背景的人才,在东北军内部建立了秘密党支部

由于他口才一般,给张学良讲解资本论有些困难,他趁机把地下党员潘文郁安插进机要组。这个潘文郁曾经是我党大boss向忠发的文胆,向忠发叛变后,他也宣布脱党。


但是,潘文郁并没有出卖党的任何机密,也没有出卖同志。不久之后又重新秘密回归特科,并与中央建立单线联系,妥妥的套路。

1934年2月,受地下党组织派遣,潘文郁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和教师,讲解资本论,帮组织收集情报。

张学良让他收集红军情报,他很重视这事,向上汇报后,北京特科还专门组织了个班子,把毛主席思想的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史军史等,量身定做写给张学良,起名叫《匪情辞通》

我总感觉哪里不对,这究竟是给张学良是收集情报,还是给他上党课

张学良一看,竟然非常满意,让把这些装订成册,还亲自写了序,印发给军官,然后他自己随身还带了一本,不时翻阅。

潘文郁在为中央苏区搜集蒋介石第五次反围剿兵力部署的情报时,由于上线被捕叛变而被出卖,潘文郁暴露了。蒋介石的震怒可想而知,要求张学良把他送到南京法办。

张学良一方面重义气,一方面惜才,致电蒋介石,要求从宽处理。蒋介石不为所动,派去了监斩官。张学良顶不住蒋介石的压力,最终下达了对潘文郁执行死刑的命令。


黎天才还曾安排共产党员吴雨铭到机要组给张学良讲工人运动。吴雨铭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21年就入了党,参与领导过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

黎天才、潘文郁、吴雨铭被东北军称之为少帅的三伴读。在三伴读的帮助下,张学良逐渐认识到共产主义是大势所趋,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

第三,巧妙借用东北军旧部、或者东北军俘虏做张学良的思想工作。在周恩来亲自指导下,成立了解放军官训练班,其实就是东北军俘虏教育基地,轮番请党内大佬来上课。

而且那时候真的是优待俘虏,不但不歧视,在生活方面比红军还要好。教育之后,有的人就地入党,不但把武器还给他们,还给他们发路费,然后原路放回。

周恩来还亲自找重要的被俘将领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


其中有一个叫高福源的团长,他是张学良的心腹爱将,他表示愿意回去做张学良的工作。不过在他回去之前,他已经秘密入党。


回到东北军后,高福源慷慨陈词,最后嚎啕大哭起来,搞得旁边的人也都跟着抹起了眼泪,包括张学良。在张学良的心里,无疑已经起了一些变化,他觉得同共产党直接接触的时机已经到了。

后来张学良在洛川同李克农进行了秘密会面。再后来,这位耿直boy为了沟通方便,直接要求跟毛周沟通,甚至干脆建议让派个身份不公开、但又说话算数的常驻代表,随时直接沟通。

于是中央就派了特科的红色特工刘鼎来到了西安,张学良直接聘为秘书。后来出来进去还是不方便,张学良干脆让他带着电台和发报员,直接住到了自己的公馆,可以直接联系到毛周。

这个刘鼎不简单,一方面继续给张学良上党课,一方面还放手发动群众,帮助东北军培养干部,争取让东北军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


第四,周恩来挑选政治可靠、勇敢坚定的同志,以红军代表名义,秘密派往东北军的所属部队,做中、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和秘密建党工作。

第五,周恩来指示红军,有计划地主动撤出一些地盘,让东北军占领,给东北军立功的机会,好以此糊弄蒋介石,甚至让出中央所在地瓦窑堡也在所不惜。

第六,周恩来还在苏区周围设立20个办事处,动员苏区地方的力量和红军的力量,广泛接触东北军官兵,不失时机地组织火线喊话,与东北军交朋友、认老乡,建立感情。

第七,深入虎穴,亲自上阵,当面争取张学良。1936年4月9日晚,在东北军防区的肤施一座天主教堂内,张学良和周恩来秘密进行了第一次会面。

周恩来一上来就说,“我是在东北长大的。张先生,我们还是奉天东关模范学堂的校友呢!”一下子成了半个老乡加校友,亲上加亲。

然后两个人开始叙旧,聊在东北那嘎达上学的事情。张学良才发现,自己小时候背过周恩来的范文,两个人还有共同的老师是张伯苓,两个人一见如故,聊得很融洽(周恩来备课充分)。

熟归熟,实质性问题不能回避,那就是拯救民族危机,抗日救国、如何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暴政,自己集国恨家仇与一身,坚决主张抗战,随时准备与日寇决一死战。

但张学良关心的两大问题,第一,共产党抗日到底是不是真心的;第二,关于蒋介石的评价分歧。

张学良没想到周恩来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少帅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用意,我周恩来愿意被扣押在西安,作为人质。


周恩来说: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愿意捐弃前嫌,服从改编,一致对外。话说到这份上,张学良无比感动。



由于对大西北干旱的天气不适应,张学良长期嗓子疼,但这场谈话硬生生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五点,还达成了很多协议。

红军愿意接受改编,共产党同意在军人中停止政治活动,张学良愿意尽最大努力,劝服蒋介石抗日;红军缺医少药没补给,东北军愿意提供帮助;张学良私人赠给红军两万现大洋。

晚年的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周恩来这个人很厉害,我佩服,他也佩服我。简单说,他说我反应很快,就说几句话就明白,用不着哩哩啰啰说好多。


这次会谈让张学良豁然开朗,心情大好,他不仅看到了东北军的前途,也坚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他说周恩来先生眼光远大,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真是了不起!

从此以后,剿匪活动就有趣多了,前线依旧喊杀声震天,枪炮齐鸣,但子弹都是往天上飞的。偶尔也有攻城略地,但是却没有流血牺牲,是为了配合东北军从蒋介石那领赏。


张学良跟党组织的关系也日益微妙,据说已经写了入党申请书。给张学良的电报上,甚至开始称同志了。然而最后由于苏联的反对,入党手续还没有办成的时候,西安事变发生了。

蒋介石纳闷,只见张学良攻城略地、捷报频传,不见红军被剿灭,所以在12月2日飞到延安督战,张学良一次又一次请求参加对日作战,但是一次又一次遭到了蒋的拒绝。

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见蒋介石,痛哭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然而,蒋介石则又一次明确表示“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失望了,寄希望于杨虎城。12月8日,杨虎城来到华清池,劝说蒋介石与红军停战,再次遭到蒋介石拒绝。


12月9日,蒋介石再次同张学良谈话,这次谈话把张学良彻底激怒了。

张学良大意是说,西安学生频繁请愿抗日,我扛不住啊。蒋介石说用机关枪打。张学良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

于是12月12日,张学良下令捉拿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后遭活捉。然后张学良通电全国,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算是炸了锅了,比较有趣的是各方态度大相径庭。国民党本身就是乌合之众,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大,还有人希望借刀杀蒋。

比如何应钦等亲日派,跟日本的态度是一样的,就是希望蒋介石死,但是不好直说,想通过讨伐张杨来达到目的。而宋美龄、宋子文,那当然要积极营救了。

红军这边对解决方案也有一个认识变化的过程,后来看到亲日势力企图逼死蒋介石之后,最终有了自己成熟的决定,那就是和平谈判解决。

而张学良这边,发动西安事变之后,发现自己空前孤立,国内国际舆论大多不站在自己这边,要求无条件释放蒋,一释放搞不好自己命就没了,东北军也前途堪忧。

而且要跟蒋介石这边谈判,必须要有个合适的担保人,国民党阵营是靠不住的,选来选去可以信赖的,也只有共产党的周恩来了,周恩来跟蒋介石共事过,说得上话。

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后,几乎要精神崩溃的张学良,才感到了一丝踏实。他俩轮番做蒋介石的工作,最终蒋介石口头做出了停止剿共的承诺,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所以这世界真奇妙,通过西安事变,敌对双方突然变成友军了,为党争取了一个较长的和平发展的时机,也为全面抗战胜利奠定基础,同时也孕育于了新中国的成立。

虽然只谈了长征和西安事变,但已经能凸显出周总理统战工作的卓越成就。限于篇幅,强行收尾。

总之,在坚持原则的情况下,他对朋友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总是替别人着想。他总是用真诚、用对祖国对民族的深沉的爱,打动了每一个人。

在统战工作中,他一丝不苟、鞠躬尽瘁,浑身都是胆,加上扑面而来的人格魅力,让他成为当之无愧的统战工作第一战神


“一般一个人去世以后,即使是他的父母嘛,三年过去也就淡了哀痛。他不是,人民一直还是想念着他,哀痛着,这个没有,少哇!几乎很少很少有这种人哪!”


这是周恩来逝世20年的时候,赵朴初对周恩来的评价,这个评价毫不为过,因为像总理这样的人太少了,确确实实一生无私无畏,就是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是没有他自己。

2008年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大型音乐会上,当时已经87岁的老艺术家郭兰英,在《绣金匾》中唱到周恩来的时候,眼泪根本停不下来,全场为之动容。




谨以此文纪念敬爱的周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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