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仗”中国打了30年，谁才是盗版最大的敌人？

作者：蒋校长
来源公众号：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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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由于不满腾讯等视频平台的VVIP点播制度，大量观众用脚投票，造成某热播网剧盗版泛滥，并形成了大规模的是否支持盗版的舆论混战，腾讯新闻旗下大号【新闻哥】甚至开地图炮抛出一篇《中国人不配拥有精神生活！不配！》。

一时间，国内由来已久的盗版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盗版资源喂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品位。——戴锦华

一

“电影院这个东西啊，以后肯定是没前途的，这社会就是录像厅的天下！”

▲ 电影《乘风破浪》截图

这话从徐正太嘴里说出时，荒诞的如同痴人说梦。

但是在韩寒眼中，录像厅就是最写实的回忆，是装下他童年时光的旧匣子。

沧桑厚重，又难以忘怀。

80年代末90年代初，曾经风靡一时的国产片风潮渐渐偃旗息鼓。

▲ 1982年上映的《少林寺》，以一毛钱的票价收获票房超过一个亿，累积观影人次超过10亿次

和1毛钱票价创下上亿票房的《少林寺》相比，《芙蓉镇》、《红高粱》、《顽主》这些作品的艺术水准都有了长足的提升，但似乎还并不能跟上人们观影需求。

全家老小、街坊邻居如过年赶集般一起去电影院的场景几乎消失了，曾经人潮汹涌被挤得水泄不通的电影院变得门可罗雀。

这并不代表电影失去了市场。恰恰相反，没事儿就想看个电影作为娱乐的人呈指数级快速增长，特别是在三四线城市和小镇上，看电影是年轻人中最流行的娱乐活动。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内，大家都很少去正规影院了。

因为录像厅如雨后春笋一般在街头巷尾涌现出来。

走进黑暗逼仄的小屋，坐在硬邦邦的板凳上，瞪大眼睛盯着粗糙模糊的幕布，这是无数八零后关于电影的共同记忆。

《英雄本色》、《龙虎兄弟》、《警察故事》、《赌神》等港片，是当时录像厅中的主力军。大背头风度翩翩的发哥，留着蘑菇头的憨厚小胖洪金宝，还有成龙、元华、元彪等人，是录像厅中当之无愧的明星。

有些港片没有配上字幕，剧情发展和人物设定看的一脸懵逼，便更是一刻都不敢松下精神。就是想上厕所也得憋住了，过两分钟回来，剧情就接不上了。

还有一些引进的美国动作片是从国外的电视台播放源翻录的，每隔20分钟一次的外国广告也都照单全收。

在最开放的八九十年代，各种观念禁忌都在“矫枉过正”的大放水，录像厅明目张胆的贴出《军妓》、《卖身女》这样“有伤风化”的作品海报，一些大胆的青年男女们目光热辣而急促的扫过后，携手进入录像厅。

在那个相对闭塞而缓慢的时代，一代中国观众，就是从录像厅的万花筒中开眼看世界的。

而无可辩白的是，这是不折不扣的“盗版行为”，而且还是有组织、成规模的。

在盗火者搭建的“阿波罗神殿”中，无数人第一次见到了夺目的光明与鲜艳的色彩，见到屏幕之后精彩绝伦的另一个世界。

人们满心欢喜的走进录像厅，津津有味的看着盗版电影，意犹未尽之下，再从好友或者录像厅租借来录像带，翻录为自己的“私货”。

这是一场全民盗版的狂欢，但似乎没有人为此而愧疚或者是有罪恶感。

反而燃起一种“开眼看世界”欣喜，建立起对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向往与渴求。

模糊而抽象，具体且强烈。

录像厅的盗版电影不仅扎实的培养起第一茬电影观众，更是潜移默化的滋养出一批投身于电影事业的人。

在巴西导演塞勒斯拍摄大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里，贾樟柯说出了他对盗版寄托的情怀：盗版就像走丢的孩子，你在别人家找到了，那种感觉是很微妙的。

在他的电影中，频频出现《英雄本色》、《喋血双雄》这些怀旧和侠义精神的港片片段，叶倩文的《浅醉一生》，更是在《小武》、《二十四城记》、《江湖儿女》三部电影中反复出现。

盗版港片，不只是贾樟柯走丢的孩子，更像是他精神世界的奶妈。

用贾樟柯自己的话说，带着脚臭与汗味的录像厅，给了他“旧闻与新知”。

二

在港片滋养内地的年代，香港本土的影视事业，却在遭受着一场严峻的冲击。只是这种冲击并不在银幕之上，而是在银幕之下激流涌动。

1993年，香港影院的数量为121家，此后便迅速萎缩，到1997年时，影院数量跌破到百家之下。

一边是周星驰的崛起，带领香港电影进入黄金年代，另一边则是电影院的节节败退，影院数量大幅减少。

和内地的小录像厅不同，在香港干趴电影院的强大对手，叫VCD。

所有的香港电影第一天上映，第二天就会有盗版碟出现。

嚣张的盗版团伙直接告诉音像店老板：“就按着杂志上发布的影片上映信息做海报做预售，他们上映的当天我就给你送货！”

一盘盗版碟成本1元，批发价5元，零售价也不过10元，低于电影票售价更可以无限观看，很快就成为人们观影的“新宠”。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内地也从录像厅时代跨入了VCD时代。

1995年，胡志标创建爱多VCD。为了打响名头，又花费450万的巨额代言费签下了成龙。

大哥在镜头前行云流水的完成一套花哨动作，广告词却是异常简洁的：“爱多VCD，好功夫！”

把影院装进客厅，这是录像厅中浸淫多年的影迷们翘首以盼的梦想。

精准把握市场需求的爱多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九十年代家庭中“最有排面”的电器。到1998年时，更是以8200万元拿下央视广告标王。

其它厂商也不甘落后，其中最为强大的对手就是步步高。爱多找成龙代言，步步高就找来了李连杰做对标。

这边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刚结束，画面就变成了成龙在雨中奔跑，李连杰在沙漠里耍刀。

而这些VCD播放的内容，当然是盗版碟。

这些盗版光盘是如此自然又“堂而皇之”的融入进我们的生活，甚至连一些大佬，都扮演起幕后的推手角色。

有资料显示，1999年，京东多媒体制作室的产品销售额达到600万。

当刘强东和前妻龚小京在中关村的柜上刻录盗版光碟时，奶茶妹妹不过才6岁。

亦如VCD取代录像带一般，VCD很快也被后来者拍在沙滩上。

DVD和VCD几乎是无缝衔接的。1999年前后，DVD光盘及播放机横空出世。

和VCD相比，DVD清晰度能达到720*480P（VCD仅为352*288），同时内存也大大提升，之前一部电影要用两张盘才能存下，有些地方还要删减，而DVD一张盘就能存下四五部电影，容量是之前的十倍。

多余的空间不能浪费。

▲ 《战狼2》里向吴京兜售光盘的小黑，手里拿着的就是当时中国独有的“9区”盗版DVD，“9区”DVD在任何国家的播放机上均可流畅播放颇受非洲地区的青睐

一些有工匠精神的盗版商开始为碟片注入灵魂。他们会根据自己对影片的理解和喜好加入更多的正片以外的内容。

而这些“赠送内容”，往往就是一张盗版碟片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比如法国电影《天使爱美丽》（2001年上映），英皇在制作盗版碟时，正片用的是高清英语版，又加上了法语原版的影片花絮，德语版的幕后访谈，还有日语版的导演采访。

“臻选好片，心意十足”，当年的盗版就是可以良心到这种程度。

▲ 英皇的碟是当时盗版碟中的“扛把子”，内容丰富制作精良，几乎不输正版

为了拿到这样的“诚意盗版”，彼时的影迷中流行的词汇叫“淘”。

在音像店里淘碟，就像在古董市场里淘宝贝一样，不是等价交换的购买，而是需求满足的热切渴望，是运气与耐心缺一不可的探索与寻觅。

在西四和新街口的一排排音像店里，无数年轻人一扎就是一下午，翻遍成千上万张碟片，只为挑着自己可心的一张。碰着不好说话的老板呵斥你光看不买，还得陪着笑脸说：

“嘿呦，您这儿不是宝贝多嘛，都花了眼了！”

蹲个半下午，买上那么三两张中意碟片，那就是千禧初年影迷们最幸福的事情。

在那些盗版碟大行其道的年代，每个影迷都是快乐的法盲。

影评人开寅在法国留学时，在课堂上老师提到的每一步电影他几乎都在盗版盘中看过，老师问他在哪里看到的，当他说出看的是盗版盘以后。

“你不觉得羞耻吗？”

而关于正版的记忆，往往都只在大店面高不可攀的玻璃柜台里。

“正版八十，那边的十块钱三张。”

闪过那么一丝迟疑与窘迫之后，钱包总是会做出真实的选择。

三

打败你的不是同行，而是时代。

但音像店老板和影迷们或许不会想到，属于DVD的时代，来去竟都是如此匆匆。

在互联网萌芽的世纪之初，这个潜力无限的新生儿以颠覆者之姿进入诸多领域，一日千里的重塑着人们的生活。

大佬们敏锐的嗅到了春天的气息，很快他们就将触手伸到影音播放领域。

最先承受“跨界猛攻”的是DVD播放机。

1996年，VCD尚方兴未艾之时，金山的梁肇新研发出了金山影霸。

第二年，梁肇新自立门户，创建了金山影霸的升级版——超级解霸。

超级解霸最强大的地方在于，播放VCD时，遇到无法读取的部分时直接跳过，而不会向VCD播放机一样直接卡死。

很快，这一优势就让超级解霸成为那个时代网吧的“装机必备”。一些后继者也纷纷模仿，开发出暴风影音、迅雷看看、QQ影音等软件。

当笨重的长城台式机开始走进寻常百姓家；

当黑网吧里永远是人头攒动着一机难求；

当贴吧里到处充斥着求种子“好人一生平安”的留言；

本地播放软件越来越无法满足用户的海量观影需求，影迷们的需求开始从本地播放转为在线播放。

2004年，北漂的贾跃亭在中关村创建了乐视。

2005年，王微领着五位员工在一套三居室里上线了土豆网。

2006年，跟资本打了十几年交道，四十岁的古永锵创办了优酷网。

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搜狐做到高级副总裁的李善友，坚决选择离开张朝阳创办酷6，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正确的时机，赶上正确的浪潮”。

这一年，刚刚成立一年多的Youtube被谷歌16亿美元收购，更是为视频赛道的崛起注入了一针强心剂，资本纷纷涌入到这片蓝海市场。

坊间流传着一个段子，王微通宵加班之后，穿着人字拖去见IDG的投资人，然后用了不到15分钟的时间就为土豆拉来了百万美元的融资。

▲ 土豆网创始人王微

资本发力，群雄并起。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视频播放就进入到野蛮生长的黄金年代。

互联网时代的盗版，直接跳过了出版制造，一个源头上传，片刻间就能如同病毒分裂般在全网分发。

影迷们不用再蹲在街角的音像店里费力的挑挑拣拣，也不用在街上苦等着和城管打游击的“卖片儿”小贩。只要打开播放器，敲下想看的内容，就有海量的资源任君挑选。

没有版权垄断、没有付费会员、没有强制广告。草莽粗暴，简单纯粹，科技解放了影迷们的观影体验。

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在先“盗”带动后“盗”思想的指引下，每个人都是快乐而狂热的从犯。

这是一场法不责众的群体式狂欢，激增的资源充斥着网络上的各个角落，我们甚至连买盗版光盘时内心仅存一丝不安也得以卸去。

把这场狂奔推向高潮的，是快播。

2007年，深圳的城中村中，王欣拉起队伍创办了快播，2008年年初时，他向员工许诺，如果单日用户量能达到500万，就带大家去海岛游玩，结果5月份的时候，他们就租上了游艇。到了年底，快播的日活达到1500万。

王欣振臂一呼：走，再出海去！

到2014年巅峰时，快播的用户数量达到5亿。相当于有80%的网民都使用过快播，而彼时微信的月活跃人数也才刚刚突破4亿。

网民选择快播的原因只有一个，方便好用。在快播上，全网任何视频平台上的资源全部能直接在线播放，而且5亿用户更可以自行上传视频。

快播的产品形态，简直是一个海量资源的视频网站和超快网盘集合体。

用一个词形容这些年的快播——无所不能。

快播就是盗版时代的视频资源集大成者。

但可惜的是，快播是这个模式的高潮，也是这个模式的终点了。

因为盗版视频网站对互联网用户而言，是一个不错的产品，但并不是一个好的互联网产品。

换言之，盗版视频网站满足了用户，而用户并不能养活盗版视频网站。

死结在于盈利。

六间房的创始人刘岩回忆：2006年时，他在带宽上一个月最多烧掉了400万美元。

“这钱没了就没了，没有任何痕迹。”

▲ 六间房创始人刘岩

资源越多，用户越多，带宽成本也就越高，一个又一个400百万烧掉后，却无法摸索出一条清晰的盈利模式。

因为依靠盗版内容收割而来的流量，根本无法以收费或者插播广告的方式完成变现。因为一旦版权方起诉将视频用于商业行为，那就是“一告一个准”。

这是一桩赔本赚吆喝的买卖。

盗版是流量的春药，而嗑药本身就是一种原罪。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那个只用花网费和电费就能享受海量盗版的年代，甚至远远不如录像厅和盗版碟时代来的“良性健康”。

如果商家都活不下去了，谁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呢？

四

版权是整个行业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各家网站的命门所在，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事实。

但很多人已经陷入泥潭当中积重难返了。

2009年，李善友卖掉了酷6，他心如死灰的说：“对前途完全绝望了，真的想有人一枪崩了我”。

打开多个视频网站，二倍速刷完一部又一部720p电影的我们，抱怨着网站越来越卡，却并不知道整个行业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悬崖边缘。

从2008年到2009年，超过90%的视频公司倒闭，中国视频网站的数量由400多家锐减到不到40家。

如果版权问题不解决，所有视频网站都会无休止的内卷式消耗中被拖死。

不破不立。

第一个觉醒的人是张朝阳和他的搜狐。

或许觉醒这个词并不恰当，应该是痛下决心。

彼时正处在PC时代的尾巴，搜狐正如日中天，张朝阳也稳居互联网一线大佬。

化身“正义使者”的他冲入视频红海之中，以版权为名手撕各路同行。

张朝阳高调的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盗版运动”。

2009年，搜狐主导成立了反盗版联盟，紧接就以侵权为由将优酷、迅雷、快播等平台告上法庭。

张朝阳向所有用户和监管机构奔走呼号，义正言辞的喊着“再不打击盗版的话，章子怡就会像汪峰一样穷”。

张朝阳言出必行，搜狐持续就在版权上砸下重金。

2009年搜狐视频上线了“高清影视剧”频道。

2010年，独家引进了《迷失》、《越狱》、《纸牌屋》等正牌美剧。

2012年，搜狐牵头组建“视频内容合作组织”，同几大平台携手采购优质版权。

2013年，搜狐更是花一个亿买下了《中国好声音》的独播权，换来超过20亿的播放量。

但可惜的是，整顿市场的人并不是主宰市场的那个人。因为更大的玩家入场了。

2010年，爱奇艺成立，2012年，被百度全资收购。

2011年，腾讯视频成立。

2012年，优酷和土豆完成合并，2015年，优酷被阿里全资收购。

财大气粗的BAT入场，顿成三分天下之势。

当巨头入场为了版权砸下真金白银，建立牢不可破的护城河后，靠盗版资源起家的“草莽英雄”们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迅雷、VeryCD、暴风影音，PPTV，这些昔日的头部玩家，要么黯然退场，要么在夹缝中奄奄生存。

迅雷以不到一万的价格卖掉了自己当年引以为傲资源搜索工具的狗狗搜索

曾经沧海难为水，举目尽为BAT。

只有王欣和他的快播还在蒙眼狂奔，更多的片源，更好的画质，更快的缓冲，还在用上一个时代的优势去挑战这个时代的大势。

然而，这只是最后的狂欢。

时代抛弃你时，任何抵抗都是渺小而徒劳的。

2014年4月，快播服务器关停。

2015年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立案。

2016年9月，王欣因传播淫秽物品牟利被判刑3年6个月。

视频江湖迎来了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还有版权为王的新规则。

优爱腾三家背靠不同的金主，在版权市场上开始攻城略地，并划分出自己的核心基地。

优酷独有海量的TVB老剧，用怀旧打开70后80后经典记忆

腾讯握有美剧和NBA独播权，受众更偏年轻人；

爱奇艺发力方向比较平均，但更侧重于女性中意的“小鲜肉”。

当头部版权厮杀到刺刀见红时，各家更是将精力投入到自制内容领域。自制剧集，自制综艺，还有网络电影，优爱腾们四处出击。

一个奈飞就惊的好莱坞一身冷汗，而在中国，有三家励志要做奈飞的平台，各领风骚。

2015年，爱奇艺推出了自制网剧《盗墓笔记》，引爆了付费市场。上线三天，爱奇艺付费会员数量超过500万。

爱奇艺CFO（首席财务官）王晓东唏嘘的回忆说：2011年到2015年间，爱奇艺的会员是10万数量级的增加，《盗墓笔记》之后，会员开始以百万，千万数量级的增长。

“从0到第一个五百万，我们走了五年，从五百万走到一个亿，我们只用了四年”

到今天，爱奇艺和腾讯付费会员数双双突破一亿，优酷会员人数也超过8000万。

五

199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发布。

那正是街头录像厅蓬勃发展的年代。

到今天为止，反盗版这场“战争”已经打了三十年。

相比带着一丝贬义的“盗版战争”或者是“盗版风云三十年”，不如说这是影迷和观众成长的三十年。

上半场是草根年代，二十多年，所有人有意无意的成为“快乐的法盲”；下半场由巨头主导，不到五年，建立起一套优质内容付费的生态体系。

你很难说的清哪个时代更好。我们都幸福的得到着一些什么，也无奈的在失去着一些什么。

这是一种矛盾又微妙的情怀，被岁月淬成了追忆与思考。

我们怀念着在录像厅和盗版碟中汲取精神食粮的快乐，却也开始明白买卖盗版对创作者利益的巨大伤害。

我们只不过花十几块钱就能看遍以前求而不得的海量视频，却不再有那种急于打开另一个世界的热切渴望。

录像厅、盗版碟、盗版视频网站，他们更像是我们的启蒙教师，影迷们从中获得了内容的滋养，同时萌芽出一些模糊而浅显的版权意识。

然后优爱腾这些巨头们进场，他们重新制定了健康且良性的商业模式，更倒逼着我们接受正确的规则。

还有一轮又一轮打击盗版的剑网行动和越来越完善的法规，尽管盗版不可能被完全根除，小打小闹的资源链接和网站永远都会存在。

但我们逐渐意识到，优质的内容，是要付费的。

这其中的主旋律并不是斗争，也不是“反”与“被反”，而应该是从无序到规矩，从野蛮到文明，从混乱到成熟。

这是所有影迷乃至整个影视行业成长与进步的过程。

新上了一部电影，不再问音像店老板“有盘么”，而是问朋友“去看电影么”，我们从看碟到走进电影院。

▲ 1991年，电影票房收入为23.65亿元，此后更是多年徘徊在10亿元上下，直到2008年后才快速增长。2018年，国内电影票房超过600亿，成为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票房市场。

我们在春节档为《美人鱼》、《西游降妖篇》疯狂打call，高声疾呼的理由是“那些年，我们都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在过去的五年中，网络视频、网络文学和数字音乐的付费用户从无到有，尤其是视频付费用户，一个月十几块的会员费，我们交出了一个450亿的市场。

我们终于成为了一个体面的影迷。

六

然而一切的体面都因为《庆余年》戛然而止。

先是腾讯和爱奇艺推出了“VVIP”服务，即已经充值的会员可以“多交50元提前多看六集”。这样的二次收费引发了会员的强烈不满，纷纷声讨腾讯和爱奇艺“吃相难看”。

▲ 仅有不到7%的观众表示愿意成为VVIP

紧接着盗版剧集从多个源头流向全网，不仅高清没广告，还比正版提前两集。

会员们就此转身离去，投入“盗版的怀抱”，然后甩下一句“虽然我是会员，但我支持盗版”。

▲ 弃“正”投“盗”的理由就是：你不仁，别怪我不义。

▲ 打败正版的不是盗版，而是正版自己的“骚操作”

我们跑过了整整三十年，终于建立起为优质内容买单的付费习惯和契约精神，建立起一个良性且健康的生态环境，所有人都是贡献者，所有人也都是受益者。

而因为这一次的《庆余年》，观众彻底被推向对立面。

▲ 来自某知乎网友的回答

这是中国版权治理之路上黑暗的一天，堡垒被从内部攻破。

真正让人唏嘘的是，盗版之战中最大的敌人，从来都不是盗版内容本身。

上一场战役的“反派”，是无意中误为“法盲”、是在录像厅中偷偷打开另一个世界

下一场战役的反派，是逐利、是抬价、是收割......

三十年，我们革完了自己的命，满怀希望的以为这场盗版之战即将结束。

而这只不过是下一场战役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