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非鱼：以澳为镜，以港为鉴：“一国两制”进入下半场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对澳门的印象开始逐渐超越了香港？

　　无论是从面积、经济实力、国际地位还是战略重要性，澳门一直都被掩盖在香港的光芒之下。然而在回归20年之后，香港成了爱国主义反面教材，澳门一跃变成祖国的贴心小

棉袄。

　　这一切都是怎么发生的？

　　No.1　从“Macao”到“澳门”

　　澳门的历史比香港要坎坷许多。

　　1553年，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由首次踏足澳门。

　　1557年，明朝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居住权，但是对

其进行严格的管治并要求葡萄牙人对明朝纳贡。而后，当地官员允许在澳葡萄牙人进行自治。

　　1622年，荷兰人为夺取澳门作为远东根据地而发动战争，后战争失败转至台湾，史称“澳门战争”。1623年葡萄牙任命的澳督首次到澳门就任，此时澳门的主权和治权仍属于明朝并沿用至清朝。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趁火打劫。

　　1845年，葡萄牙女王擅自宣布澳门为“自由港”。

　　1846年，澳门已经在事实上沦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1887年，清王朝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有效期为40年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澳门正式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在殖民期间，葡萄牙人对在澳华人采取高压统治，华人不仅被排除在文官体系之外，甚至连行医的资格也没有。这与香港形成反差，港英殖民政府为了巩固在港统治，循序渐进地将华人精英吸纳进公务员体系，进行本地化统治，这也是香港回归之后公务员阶层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存在摇摆的原因之一。

　　在葡萄牙人的统治下，在澳华人从未放弃过抗争。而在20世纪60年代发起的“一二·三”运动更是让澳门成为“半个解放区”，本就虚弱的澳葡政府受到了严重打击，对澳门的治理日益不作为，这既削弱了殖民统治，也给“爱国社团”的成长提供了空间，为回归后“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提供了爱国爱澳的社会基础。

　　澳门的回归虽然也是几经波折，但是澳门人民的归心思切却让回归顺理成章。而澳门的经济也结束了回归前连续4年的负增长，并逐渐从“恢复性增长”进入高速增长。

　　No.2　港澳对比

　　2.1经济方针

　　作为面积不足33平方公里的袖珍经济体，澳门如何能够后来居上？

　　这首先应归功于澳门特区政府一以贯之的执政理念。

　　不同于香港将民生问题政治化，让社会问题成为政党之间博弈的棋子，澳门政府从特区成立之初就专注于解决民生之困。

　　澳门的现代经济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在回归前夕形成了以博彩旅游业、出口加工业、银行保险业和房产建筑业为四大支柱的产业格局。然而由于资源限制和基础薄弱，产业结构过分倚重博彩业。90年代初失败的产业调整更是导致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回归后，前三届政府均本着“固本培元、稳健发展”的施政方针，恢复澳门经济的活力。随后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以旅游博彩业为龙头、以服务业为主体，其他行业协调发展”的产业政策。2003年“非典”危机之后，澳门政府将博彩业与“自由行”结合，大力发展旅游业。

　　澳门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配合国家战略，形成了“一个中心、一个平台”的定位，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在博彩业一家独大的情况下，澳门政府尝试培育多个新兴产业方向，包括金融业、会展业、文化创意产业、海洋高新技术产业、电子商贸、休闲购物等。目前会展业已初具规模，金融业也已经占到澳门GDP占比的20%以上。

　　换言之，澳门政府的经济政策始终是以博彩业为主，带动其他产业发展，采取循序渐进的步伐。

　　反观香港，第一届政府提出的“八万五”计划首先动了利益集团的蛋糕，董建华的高科技产业蓝图也没有意识到香港高科技人才的匮乏。2008年曾荫权提出的六大产业也因缺乏行政配套而效果不佳。

　　不难看出，澳门经济的一元化让特区政府更能集中火力，稳步发展；而香港社会由于利益多元，分散了行政资源，导致特区政府经济改革的成本和困难都大大增加，经济政策虎头蛇尾也就不足为奇了。

　　2.2共识差异

　　当然，利益多元不见得就一定会妨碍政府施政，关键在于社会共识能否整合各方利益。而在这方面，澳门相较于香港的优势便可圈可点，这包括人的因素、法律因素和政治因素。

　　在一个社会中，能够凝聚共识的除了共同的利益，便是共同的记忆。

　　香港和澳门同为移民城市，且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但构成却相当不同。

　　香港的大陆移民主要分为三类：内战后期效忠国民党的余部和小资产阶级；建国初期对新政权不信任的移港者；以及60年代因生活困苦或政治原因而离开大陆的逃港者。这些人对中国大陆持排斥心理。

　　而澳门的移民多以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到澳门定居的，对大陆的政治体制并无排斥心理。

　　就本土居民而言，香港居民经过长期的去殖民化教育，国家观念已经相当薄弱；而澳门居民从未放弃过抗争，澳葡政府的腐败统治更是让澳门居民对祖国的认同感不降反升。

　　认同问题在香港社会的表现是利益的进一步分化、政治博弈拖累民生改革；而在澳门则成为凝聚人心的重要力量，“爱国爱澳”的群众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政府致力于改善经济民生的措施也更容易得到推广。

　　在法律层面，虽然香港和澳门都实施《基本法》，但是香港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其民主化的既定事实导致香港的《基本法》中存在“双普选”的条款，这让回归后的香港社会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而非民生问题上，更有内外部有心人士的挑拨，使得港府的施政处处受阻。

　　澳门回归前不存在类似香港的政治改革运动，因此也没有“双普选”的诉求，并且在看到政治问题给香港社会造成的动荡之后，更加坚定了现行的政治体制，强调稳健和团结，最大限度地抵制民粹思潮的影响，类似香港“反民主派”的“新澳门学社”目前在澳门也处于被压制的状态。

　　在政治层面，香港和澳门特区政府的行政人员构成有着根本的区别。

　　回归前，港英政府培养了大量向英国政府效忠的公务员，并且在撤离香港之前突击式地授予了22.5万个“完全的英国公民地位”，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授予了公务员体系人员。为了实现平稳过渡和稳定人心，新成立的特区政府对港英时期的公务员采取照单全收的政策，这为后来香港的政治动荡埋下了伏笔。

　　澳门则不同，澳葡政府极端排斥华人涉政，因此文官系统中多是土生葡人。澳门特区政府执政后，对前执政高层进行了彻底的更换，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爱国者”治澳的制度设计。

　　因此在澳门，无论是在政府层面还是在市民层面，“爱国”和“爱澳”是不存在冲突的。而在香港，公共利益则被私人利益以“本土意识”的形式所裹挟。

　　2.3外部影响

　　在香港历次的社会运动中，不乏境外势力的身影。这些外部势力既不“爱港”也不“爱国”，一方面煽动政治对抗，另一方面撕裂社会共识。

　　相比之下，澳门则要平静地多。

　　香港和澳门同为中国对外沟通的桥梁，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影响，但是二者连接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因此受到的影响也不同。

　　香港连接的是英美，而英美尤其是美国将中国视为威胁，对抗多余合作；而澳门连接的是欧洲，欧洲更多地将中国视为伙伴而非敌人。

　　澳门的繁荣稳定有利于欧洲与中国展开更多层次的合作；而香港的动荡则从侧面反映出英美对于霸权旁落的焦躁和不甘心。

　　香港人面对大陆那种酸溜溜的优越感和英美倒是有几分神似。

　　再者，澳门人深知澳门离开大陆是没有前途的，为了防止像香港那样受到分裂势力的侵蚀，澳门筑起了三道防火线。

　　首先是巩固澳门的爱国传统，在此基础上进行广泛的爱国主义教育。澳门超过九成的居民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而在香港自“占中”运动之后，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比例逐年下降。

　　其次是民生问题的持续改善和社会公平的持续扩大，澳门人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发展成果，不会让有心人士破坏当前的大好形势。

　　最后是对《基本法》二十三条进行立法，与港府的束手束脚不

同，澳门政府在抵御分裂势力时拥有坚强的法律武器。

　　前段时间澳门海关禁止“港独”分子入境的新闻赢得大陆人民一片好评。这让我们看到澳门维护“一国两制”的坚定信念和切实行动，也显示了法律手段的强大威力。

　　澳门政府的谨慎是有原因的，因为外部干涉势力已经影响到了澳门！

　　No.3　光明与阴影

　　且不说与西方世界的沟通，澳门与香港和台湾的沟通也相当多，且不说香港的影响，澳门公务员中有50%有台湾教育背景，台湾的竞选文化对澳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虽然目前澳门的政治环境相对稳定，但是打着“本土利益”的“新澳门学社”已经吸引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民粹力量日渐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言人，开始争夺票源。

　　此次修例风波基本上透支了西方利用香港影响中国大局的战略价值。目前北京更倾向于将澳门打造成“一国两制”的典范，而这很可能会招来西方干涉势力的关注。

　　澳门经济的日益多元化必然带来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中产阶级的兴起也会引起政治诉求的分化。

　　上述新情况都对澳门日后的治理之路提出了挑战。

　　另一方面，澳门本土人才的缺乏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经济社会领域，还是政治领域，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机制都不完善。

　　最关键的问题是，澳门目前的稳定是以民生得到巨大改善为基础的，但澳门本土的博彩业已现颓势，产业结构升级迫在眉睫。

　　因此，澳门应该吸取香港的经验教训，及时探索出能够回应和整合多方利益诉求的体制机制，同时发展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向着光明，方可前行；警惕黑暗，脚下才稳。

　　在此庆祝澳门回归20周年！

　　愿澳门的明天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