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爪在一点点伸向港警！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12月11日新闻传出，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监警会，以下简称IPCC）的5名国际专家组成员（丹尼斯·奥康纳（英国）、Colin Doherty（新西兰）、Michael F Adams（澳大利亚）、Clifford Stott（英国）及Gerry McNeilly（加拿大）决定“退出”。

援引相关新闻：

--------------具体新闻部分开始------------

据《华尔街日报》、香港电台等有关报道指，国际专家组关注到，“在审视反修例风波時，IPCC权力有限，包括未能传唤证人或迫使警员提供证据，而在公众投诉送交IPCC之前，必须先向警方投诉。”“IPCC的权力，能力和独立调查能力存在明显缺陷”，而这是调查“必须达到的标准，才能开始满足香港公民在一个重视自由和权利的社会中对监察警务人员机构的要求。”

专家小組在与IPCC讨论后，未能就支持调查工作达成协议，因此决定退出（formally stand aside from its role）。同时，还建议通过一个完全独立的调查来进行如此巨大的任务。

IPCC副主席谢伟铨形容国家专家组不是“请辞”，只是“刚完成第一阶段工作”，有关意见会在在下月公布的中期报告反映出来，并交予特首。他又称，IPCC与专家小组仍保持紧密接触，对他们未来的参与保持开放态度，目前会集中资源写报告，希望可以在1月完成，又强调IPCC的工作是按IPCC条例行事，报告是得到特首及警务处全力协助，才可以取得一定成效。

---------------新闻部分结束---------------

其实国际专家组成员之一的Clifford Stott上个月就出来表态，说IPCC缺乏权力及独立调查能力，核心是没有能力向警方及其他组织获取事实、及时取得警方重要文件等。IPCC有结构性的欠缺，不能处理当前的问题。

其实Clifford Stott只是发现了IPCC一直被认为存在的历史情况。HK01在2017年的这个文章《防止警察濫權　監警會要做有牙老虎》也介绍了一些关于IPCC争议的历史情况。https://dwz.cn/4kwGPMYC

附图介绍了IPCC的监察流程，可以看得很清楚，IPCC就是一个对警察投诉/行为的监察（review）机构。是建立在警察自我监督机制之上的一套辅助体系，职能是“观察、监察和复检”，就是负责提提意见，本身不具备独立调查权，同时其提出的意见警方也可以不采纳。总之，IPCC一直被认为是“无牙老虎”。

另外，IPCC被认为缺乏机构与制度独立性，属于警察“自己人查自己人”。领导角色由特首委任，主要也基本由建制派担当，被认为是维护现有体系的，缺乏政治中立性和独立性。

香港最近几年警民冲突不断增多，包括大的社会事件和小的摩擦，2019年以来，警民关系已经降到冰点。反修例运动变成反警运动。在这个情况下，一直就被民间诟病为缺乏足够权限和公信力的IPCC恐怕连日常的应对都很困难，更不要说去处理解决警民冲突中的大事件——包括“721”、“831”等反对派/市民最纠结的事件。

估计国际专家组的成员进场后，坐下来一研究，发现：

1） 根据IPCC的条例，提供的权力很有限，尤其是没有独立调查权，很难真的开展行动；

2） 历史上来看，IPCC一直偏向警察（这一条笔者以为无可厚非，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对警察都有保护，在美国，公检法对警察的保护则达到极致，他们是在制度性地维护警察代表公权力行使必要武力以维持秩序和稳定的国家机器只用作用），警察因此也早就和IPCC之间形成了一个工作机制，很难打破。这次运动极具争议，警察代表政府，代表法律，代表政权，出来维护秩序，但却被市民认为要负有暴力的压倒性主要责任，社会要求警察付出代价。还在执法过程中的警察认为自己面临极大的不公，因此，作为一个机构，是极力自我保护的。这种情况下，和IPCC之间的工作机制可想而知，国际专家肯定认为IPCC缺乏足够授权。同时也不够独立；

3） 伴随运动持续时间越来越长，涉及的新的焦点事件和投诉案件也越来越多，而且各种问题全部纠缠到一起，IPCC疲于应对，还不断扩大监察的覆盖范围，调查的速度远远跟不上事件的发展；

4） 国际专家当然注意到了香港民众在给港府提供巨大的政治压力：市民要的答案很简单，就是要警察付出代价：相关警察作为一个机构对市民道歉；相关警务官员辞职；相关警务人员受到惩处（包括刑事、行政处罚），对主要事件（721、831）的定性更要依据特定方向做出结论。总之，市民的诉求就是命题作文，要求香港政府给出特定答案。至于其程序和形式，是警察直接投降，或者通过IPCC，还是独立调查委员会，是次要的，首要是结果。但市民认定，IPCC这个机制不可能满足命题作文的诉求。

国际专家小组进场后，转了一圈，了解了一下具体情况，估计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个“托”，是用来给IPCC赋能的，但不能根本解决香港的问题，因为香港面临的问题早就不是技术问题，已经是民粹驱动的政治问题，要的是政治答案。那在这样的组织里还有什么可待的呢。为什么要给这个机构背书呢。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国际专家小组干脆退出拉倒。退出前还埋个雷：你们呀，就应该成立一个独立调查机构。

国际专家小组的退出，是钉在棺材上的最后一颗钉子：在香港反对派及大量市民心中，IPCC已经彻底没有任何调查香港反修例中警察行为的政治授权与公信力。

港府想再找新的国际专家组也不可能了。现在再也不会有人来帮忙的。

下一步如何发展呢？

笔者以为其实很清楚了。“香港社会”（代表大多数人，可以理解为60% v 40%中的60%是有自己的答案的，如果把年轻人都算上的话，比例更高，可能似乎65~70%，就是要警察付出代价，这样才能为反修例运动衍生出的反警运动画上一个休止符。特区政府其实早就看明白，也一直“默默地”、“偷偷地”朝这个方向退让（笔者将称之为“绥靖政策”）。我们抛开价值和政治论断，不去讨论对与错，仅从客观上去描述，这就是香港社会做出的选择。

香港社会实现这个选择的“阻挠”在哪里呢，阻挠其实来自对香港情势的发展已经发自内心完全不能理解、不可理喻的内地（包括了政府和民众），以及与内地密切联系的爱国爱港/香港建制派/港漂。他们认为沉默的大多数首先反对暴徒；止暴制乱的关键是撑警，支持警察维护法治。另外，他们还判断，如果暴徒暴力达到了一定程度，广大市民就会起来反对暴徒，而不是进一步指责政府和警察。

几个月以来的观察告诉我们，这个判断和推演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所谓的暴徒就是一群“小孩”，是被政府逼上绝路的未来主人翁，要对他们网开一面。暴力越是升级，问题越得不到解决，则政府和警察的责任更大。

港府其实早就看明白了，于是一直退缩、绥靖。慢慢、慢慢的“撑警”的最大力量就变成了中央政府和微博。上周，新上任的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造访北京，拜访公安部、政法委、港澳办等机构，观摩升旗仪式，就更是完全地将中央政府与香港警察联系起来。香港警察变成了中央政府直接授权的国家机器。

这时，特区政府就可以躲到一边了，回到他们更加熟悉的、舒适的、不用承担责任的“政治中立”地位了。政治的一边是北京/内地民众/香港蓝营及其支持的警察，政治的另一边是香港反对派及泛民民众（占人口的六七成），特区政府就是中间人，择机行事，一会儿偏这边，一会儿偏那边。

北京越过特区政府直接撑警，存在的风险，就是前述所说的，对香港群众主流立场的认知偏差——看不到大多数民情认为“错在警察”，一不小心就站到了占本地人口大多数的反对派的对立面去。诚然，要理解香港群众的取态，必须深入到他们看待这次事件的特定思维套路中去。这其中很多东西都违反我们认定的常理、大是大非、直觉，是极为不易的。结果，我们推测的主流就是少数派；我们的推演逻辑完全错误；我们以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但群众可能群体失智且相互影响，要坚定做错误的选择。这都是没有办法，这就是香港社会在这个时点上的认知水平和选择。

北京撑警就是把所有香港社会的压力都接过来。香港民众把不满的焦点从警察身上拓展甚至转移到了北京身上。最一开始，他们只是对“小区保安”突然“殴打业主”表示不满，要求查处，把矛头对准小区保安和物业公司。现在，发现小区保安居然在小区外还有大台，就开始反对大台。这反而会加深和内地/北京的矛盾。

笔者周日现场观摩，发现市民已经非常频繁地将港警指骂为“共产党”。

笔者之前写过一文叫一张图看懂对“止暴制乱”的不同理解和认知，已经诠释过目前的情况。今天的局面确实非常难处理，似乎是一盘死棋。现在的香港市民一定是叫不醒的，他们已经是非常骄傲自信的成年人（虽然是巨婴），绝不会服从来自大陆的呼吁，更不会接受家长主义。北京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只要他们的诉求一天得不到满足，就会一直闹下去，而且会越来越憎恨阻挠他们的人。

一个巨婴，执意要去干一件非常危险的事（譬如嗑药），要去打开某个潘朵拉的盒子，你知道后果，对他好，要保护他，不让他这么做，他反过来最恨的是你。你越阻挠他，他越恨你。只有他自己付出了代价，品尝了苦果，才有可能成熟、成长，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件。目前对香港，就是这么个情况。

北京没有想到，撑警，居然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是在延长本地的冲突，还会加深香港与北京的矛盾。好心办不成好事。认知鸿沟之大，确实让人难以置信。

现在特区政府又很头疼了，国际专家组撤离IPCC后，IPCC就等于行尸走肉，不能再用来应对反警诉求了。缓兵之计破产了。他们被迫要拿出措施，但夹在两边：一边是撑警的北京和内地，一边是愤怒的本地人。但相信他们内心是有答案的，只是看北京如何理解香港、如何行动。

魔爪在一点点伸向港警。能保护他们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