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雪渐化两百年：这两个英国人的中国往事留下了什么？

作者：李不太白
来源公众号：李不太白

当麦克·贝茨在东部六省徒步行走时，不知道他是否知道，两百多年前，也有一个和他形似的英国人曾经沿着东海岸边详细观察过这片土地？

两百多年前的那个英国人，叫马戛尔尼。

一、

历史记得，当接到王室的使臣委任令时，56岁的英格兰人马戛尔尼立刻兴奋地像个小伙子一样跳了起来。

造访那个几乎完美的国家，是马戛尔尼从儿时起就一直憧憬的梦。没想到人到晚年了竟然还能成真，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关于这个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的所有故事，马戛尔尼从小就烂熟于心。

据生活在这个国度的传教士们发往欧洲的信件描述，那里有“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整个国家像一个大家庭一样亲爱与和融，而杰出的精英领导“像一家之父照料管理自己的家庭一样，用同样的权威、关怀与慈爱主持工作。”

这个美好国度里的一般人民又是怎么样呢？

喔，亲爱的，说到这个国度那些完美的人民，即使是这个伟大国度的农夫与底层仆人也足够欧洲羡慕的了：“他们的日常谈话或者隔日会面之时，彼此也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的所有贵族……”

总而言之，这里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完美的行政机构，而且全都是欧洲人民从不曾享受过的天才设计，世俗帝国所呈现出的景象完全是神权下的欧洲所望尘莫及的一个全新道德世界。

对于这个天堂一样的国家，即使是欧洲最优秀的人也毫不迟疑地、由衷而虔诚地表达了对它的无限景仰之情。

就连启蒙运动的诸贤们也为之倾倒。

一代大师歌德曾感叹道：“在它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更道德。”

伟大的哲人伏尔泰则这样描述它：“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治理最好之国”，一个“建立在正义、荣誉与守约的信义之上的”理想社会。

大数学家莱布尼茨毕竟是科学家，所以他的礼赞要理性一点儿：“它拥有人类最高度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技术文明”，因此，莱布尼茨认真地建议“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与实践”，以便拯救“已处于道德沦落难以自拔之境”的欧洲。

这样一个国度，谁不想去朝拜呢？

1792年，怀着梦想即将照进现实的激动，马戛尔尼开始向着他朝拜之旅的目的地进发——遥远的中华帝国。

二、

马戛尔尼肯定不是第一个向往中国的西方人，但一定是第一个在中国感受最强烈的西方人。

当双脚落地中国后，马戛尔尼怀藏的种种朦胧而浪漫的期待就像失手跌落的青花瓷瓶一样，碎了一地，荡然无存。

时值乾隆晚期的东方帝国，无论是疆域、经济还是人口，都已是古代中国所能达到的繁荣巅峰。但是，即使是这样一个所谓“盛世”年代，刀耕火种的手工农业生产方式、几近极限的耕地与三亿多庞大人口之间的紧张关系，仍然使得1793年的中国坐上了火山口。

一般农户一年忙碌下来，养家糊口都勉强，一旦遇上灾荒年景，饿殍遍野、流民乞丐、卖儿卖女的现象就不足为奇，再加上传统中国王朝一到后期就必然惯有的官僚集体腐败、层层过度剥削以及土地兼并，都导致表面上文治武功风光无限的乾隆盛世其实已经形同外强中干的朽木。

就在马戛尔尼从大清返回英国后的第三年，1796年，当“十全老人”乾隆禅位于太子嘉庆、自己得意洋洋地安享太上皇之尊时，川楚“白莲教起义”爆发，兵戈战乱席卷大清帝国五省，历时竟达九年之久，那实际上是拉开了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的一角。

马戛尔尼和他的使团，记录下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三、

两年后，一本叫做《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的书在欧洲出版了，这是使团副使在中国所见所闻的详细记录。

使团其他人员更加完整的记录也陆续被整理出来，各种报告接连举行……其中虽不乏一些繁华、富庶、兴旺的些许正面描绘，但大部分记录除了对地理、交通、军事、组织、技术发明、社会制度、语言、文字、音乐、戏剧、建筑、水利、物产等等方面详细勘察外，就都反映出了东方帝国令人窒息的专制之下整体颓败的落后面貌、极度贫困的社会以及卑微而冷漠的百姓。

当信徒们怀着万分景仰的朝拜之心推开神庙之门后，看到的竟然是一片狼藉的祭坛，瞬间会有什么反应呢？错愕之下的欧洲，自是一片哗然。

马可·波罗描绘下的遍地金银、人人绫罗绸缎的中华帝国，欧洲人朝思暮想的东方白马王子，“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怎么会是如此一副不堪的样子呢？

难道这就是令欧洲顶礼崇敬、令启蒙精英们大肆鼓吹的沐浴着仁义光芒的模范东方吗？

1804年，使团成员巴罗出版的《巴罗中国行纪》进一步补充了对中华帝国和中国人的观察评论，彻底扫荡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最后一段残梦：

巴罗记载，沿着水路北上的使团发现“生活在水上的悲惨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更让这些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无数宽恕的是路旁与河中不时出现的弃婴尸体，“在京城一地每年就有近9000弃婴……我曾经见过一个死婴漂浮在广州河的舟楫间，人们对此熟视无睹，还不如一条死狗，事实上如果真是一条狗的话，也许更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因为他们常吃狗肉”；对生命的漠视已经不只是缺乏同情心了，巴罗目击了难以置信的一幕：“一群聚集在运河岸上的人中，有的登上一艘旧船，船尾不堪重负破裂，这些人随沉船落入水中……尽管当地有许多舟船行使，却没有人去救在水里挣扎的人。人们就好像不知道发生了事故，漂浮在沉船木块上的孩童呼救声也未引起注意，有个家伙看来却忙着用篙钩去取一个溺水者的帽子。”

记录中另一件人与人之间的冷酷无情的事情是：一个从墙上摔下来的人，脑袋着地，生命垂危，他的同伙就要把他埋掉，省得“给他的亲友带来麻烦和花费”。使团的医生冒险为救活了他，按帝国法律，假如经手医治而最终病人又死掉的话，医生就要被判处死刑，最轻也是流放边疆。所以社会中凡是伤重者一般只有等死。

巴罗对此的思考，一方面认为是贫穷造成了人性冰冷的近乎残忍的麻木：“更可能影响缺乏爱心的，莫过于贫穷、饥饿以及由此产生的灾难，导致他们犯下如此残忍的罪行……百姓普遍贫困，每天都发生暴力、谋杀、镇压的地方，人心由此变得冷酷，习惯了令人惊恐的场面，以至于对重大罪行无动于衷。”

另一方面，巴罗认为“人的本性受朝廷法律和规章的影响几乎改变，在这个国家百姓的生活方式、思想感情和道德情操比别处受到更大的扭曲，因为这里的每条风俗谚语都起到法律的效力。他们天性安静、顺从、胆小，但社会状况和实施的法律把他们变得冷漠、无情，甚至残忍。”

帝国制度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

四、

通过了观察，巴罗看到了问题所在。

巴罗发现，帝国的运转是形式大于内容，表面与实际是分裂的：“各阶层人的表情都十分凝重，他们讲究虚礼，仅注重礼仪形式……百姓如果对官员缺乏礼貌，要受到肉体惩罚，如果是官员，则可能被降级或罢官”。

“只要哪怕最小官一点头，人人都得挨板子，而且挨了打还得跪下感谢暴君纠正他的过失，根本谈不到有什么面子与自尊”，“一个朝廷官员伸开四肢趴在地上挨板子，下令打他的人仅比他官高一级……显得荒谬，这种卑劣的顺从，这种人类灵魂的堕落。”

为了把英国船队领到天津港，地方官员就派出士兵抓了一群老百姓，直接拖过来，押跪在地上，这些可怜人都申诉说从未到过那个地方，乞求放他们回去，不然自己小生意的就完了，妻儿家人将会为此遭受苦难。然而长官毫不理会，命令他们登船。巴罗只看到了长官的蛮横，朝廷的独裁，毫无公道与仁义可言。“每遇逆风或逆流需要曳船前进……官员就派士兵到附近村子突然抓捕居民，强迫他们去拉纤，每晚总有几个可怜因为打算逃走、或者申诉年老多病乞免，遭到士兵鞭笞。”“这些处境悲惨的人，衰弱不堪，赤身暴露在烈日下，一名士兵或小监官手拿粗重的鞭子一直驱赶、毫不留情地鞭打他们，好像他们只是一群马。”“有一条船午夜搁浅，天气刺骨寒冷，水手们忙碌到天亮，尽力让船离开”，他们得到了唯一报酬，是“监官失去耐性，命令士兵残忍地向船长及全体船员打板子。” “至少8名这些可怜的家伙，因寒冷、疲惫和监督者的虐待，死在他们的重担下。”

这些看似耀武扬威的官员与士兵，其本身命运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只需官位大一级的人就随时可以折磨他们。比如几个士兵因为工作没到位，就被“狠狠鞭挞，其中一个还被铁丝刺穿耳朵，双手被缚在一起好几天”，广东总督把冒犯的官员押去，痛打四十大板，而两个中国人居然敦促英国人去现场观看打板子。

“在这种制度下，人人都沦为奴隶……听任别人摆布，没有申诉的资格，以致于不幸沦为奴隶的人再不知廉耻为何物。”

地方百姓与官员如此，帝国高层官僚又是怎样的呢？

巴罗记录了两件小事。一件小事是一位25岁的某王孙每天都到存放皇帝礼物的大殿转悠，试图通过一名旅居的传教士、利用威权以廉价茶叶与丝袋谋取巴罗的金表，当遭到拒绝后，该传教士为了避免开罪这个王孙，不得不献出自己金表补上，同时还要对王子接受他的金表的“特殊恩宠”跪拜感谢。可怜的传教士告诉巴罗，这个王孙此前“至少已经用同样体面的手段取得了12块金表了”。

另外一件小事，是原荷兰使臣给帝国的礼物中有两个大机械钟，它们本是珍奇博物馆的藏品，因漫长旅途轻微损伤，不料拿去修复时，宰相和坤却将之据为己有，然后用两个低劣的普通钟掉包、冒充了事。

帝国高层如此巧取豪夺的敲诈行为，令巴罗震惊地感觉到“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中国人吹嘘的道德品行中巨大的缺陷”,分析后认为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不是人民的本性和品质”。

马戛尔尼对帝国的观察结论更加尖锐：“它是表面殷勤与暗里怀疑、假文明与真粗俗、伪善和实恶的奇妙结合，朝廷各部莫不如此。”

对这个判断，巴罗随后用看到的现象予以证实：一位福建官员在广州招待两个向导，到了晚上，巴罗应邀参加了他们的游艇宴会，发现“三位老爷身旁各有一个盛装打扮的姑娘”，陪酒，献唱，“度过了一个十分快乐的夜晚”——然后重点来了，这位王姓官员离开时“特别叮嘱我不要透露看见的一切”。巴罗推测他大概害怕让人知道他“竟让一个夷人目睹有违道德的嬉戏”。

作为夜晚的对比，巴罗白天看到“无数朝廷大臣及其随从都穿最华贵的衣袍，绣上极绚丽的色彩，用金银丝编织，他们上朝的秩序安静和庄严，是这种场合最亮丽的景观。”

不得不说，巴罗这些观察非常敏锐、老辣。尤其是对于大清帝国虚礼形式与实质之间关系的判断，确实直击传统中央帝国运行模式的弊病。我在早前论述国民党“不团结”背后的深层次因素时，也曾对此有过深入分析。

然而，巴罗还是不知道当时帝国的危机要远比他看到的严峻得多，乾隆晚期的帝国表面宏大繁盛，实际上已病入膏肓。

五、

《饥饿的盛世》一书记录了一个离奇的贪腐大案。

1781年，甘肃时值暴乱与兵戈，一个叫王廷赞的官员为了表现自己，自作聪明地主动向乾隆表示“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充作兵饷，乾隆听了一楞，甘肃地穷薪低，你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拿出这么多钱呢？于是派人密查。不查不要紧，一查就捅了马蜂窝：原来不但数百万两白银被冒充赈灾款贪污掉了，而且甘肃全省二百余官员全部卷入其中，县令（相当于今天处级）以上一百多人几乎无一漏网。这些贪污在甘肃早就是公开的秘密，全国也有许多人知道，但七年之内却无一人举报，大家瞒的只是乾隆一人而已。

若非王廷赞聪明反被聪明误，真还不可能案发。

然而这只是冰山一角。地方和朝廷上下早已烂遍。朝廷里一直为甘肃官员说漂亮话的军机大臣于敏中，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为分财产闹得沸沸扬扬，乾隆就以帮助分家为名查了一下，结果一下查出二百万多两白银。

但案情到了这里，仍然才仅仅是离奇的开始，更荒唐的事还在后面。

前任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因“赈灾有功”升任浙江巡抚后，也因牵涉此案被查出原是巨贪，于是被抄家处死。甘肃官场的瘫痪本已让乾隆郁闷不已，但这位天赋过人的帝国大脑又忽然想起了一件小“心事”：当年王亶望曾向乾隆进贡过数件精美绝伦的厚礼，尤其是其中一对玉瓶、一座玉山子很讨乾隆欢心，但出于惯例，乾隆不得不割爱回礼退给了王亶望，事后还多次挂念着。现在既然王亶望被抄家了，他的所有家产自然会被充入国库，乾隆心心念的那几件宝贝总算可以二进宫了。

然而，乾隆又一次目瞪口呆。

抄家汇报上来的金银财宝、珍珠玉器不计其数，竟然装了五六百大箱之多，乾隆亲自开箱查看，结果就是找不到挂念的那三个宝贝，而且其他珠宝玉器成色也很低劣，乾隆一想这事不对劲啊。于是就派出两名得力钦差大臣，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一起追查此事。乾隆原本估计是哪个小办事员偷偷搞走的，结果查下来居然就是闽浙总督陈辉祖本人干的！原来他平时贪赃枉法惯了，胆子早已练得天大，竟敢在抄家时挑走了一百多件上好珍宝，胡乱弄了些劣质替代品运进京师搪塞内务府。

这位帝国的东南总督，在大大咧咧地上演跟皇帝抢夺珍宝的神奇大戏时，竟荒唐到了连原始登记册都疏于修改的地步。

本来只是一个表现心切的聪明人自愿捐献工资的小事，却不料引发了整个吏治的系统性崩溃，这就是盛世之下的帝国一页。

若我们有心，就会发现历来真正酿就历史的，并不是战争、变革、政权更替等诸多大事本身，而是大事发生前的数十年至百年内那些“四海升平”的日子。

人常说“其兴也忽焉，其败也忽焉”，其实哪有什么“忽焉”的事呢？

以大历史思维看，一切历史剧变都是积累已久后的必然发生。所谓“忽焉”而至的倒塌，不过是大历史在临界点到来时挤掉了淤积已久的脓疮而已。

因此可以这么说，真正的中国近代危机并非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孕育于乾隆盛世。

六、

透过一个又一个微不足道的表面细节，巴罗观察到大清帝国傲慢自大的背后，是实质上的贫困、冷漠、因奴役而扭曲、因压制活力而暮气沉沉。

正因为有了类似这样林林总总的切身观察，所以马戛尔尼的结论是如此一针见血地露骨：“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现状，是一小撮人对亿万人的专制统治……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与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戛尔尼预言：“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它受到攻击后，“将永远不能修复……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饥渴地利用它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

1840年4月，在英国下议院的辩论中，小斯当东力主派对华遣远征军，武力征服东方帝国。作为使团副使乔治·斯当东的儿子，这位13岁小小年纪时就随使团访华、曾跪着跟乾隆用汉语说话而蒙受赏赐的“中国通”，非常清楚老大帝国的脾性与状况。

小斯当东的主张，很吻合当时欧洲想要教训东方帝国的普遍情绪——仿佛那个心目中曾妙不可言的“理想国”嘲笑了他们的智商，被骗得好苦的他们要反击过去挽回名誉。

两个月后，“鸦片战争”爆发。

为什么英国人仅仅以一两万人兵力、几百人伤亡的代价，就让这个以天下中心自居、三亿多人口的偌大帝国屈服了呢？

坚船利炮的技术差距当然是一方面，但真正的原因是这个幅员辽阔的超级帝国其实跟人民没有什么关系，本质上，帝国只不过是高高在上的帝王一个人的私产。

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大清帝国民众的身家性命大都操纵在官吏们手中，受了委屈也很难找到申诉机会……官吏随意压迫民众往往能逃脱罪责，他们只有在违背上级的命令时，才会受到严格处分……而英国民众的利益建立在政府稳定的基础上，因为这个基础前提，英国政府是世界上最稳固的。大清帝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大多数人把改朝换代看做改善自身命运的机遇。”

“中国很早就发明了印刷术……统治者利用印刷品按照自己意图教化人民，皇帝被宣扬为天人合一、气度卓越，是万民的福祉的仰赖，所有人对他都要行繁文缛节，那并不只是表面形式，其目的在于向民众灌输敬畏皇帝的观念。”

巴罗对此总结道：“实际上，那里只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像是对这种判断的回应，斯当东在书中写道：“中国人认为有钱有势并不足贵，只有财产而没有权势是不可靠的……做官，便譬如他们的宗教。”

今天的我们也不难想象，在那种拿人不当人的帝国社会，人民怎么可能与朝廷同呼吸、共命运呢？三亿多人被区区一两万人征服也是实属必然。

七、

斯当东与巴罗的这些话有错吗？

一点也没错。

帝国制度下的社会本质不但瞒不过外人的眼睛，也不可能一直把本国社会的真正精英蒙在鼓里。

早在马戛尔尼、斯当东与巴罗等人看透东方帝国实质的之前一百年，黄宗羲就在《明夷待访录》中直截了当地揭穿了那些做大臣者的心底盘算：大臣只是把天下和人民看作为君主的私人财产而已，他们认为自己得到的恩惠是君主把天下与人民分了一份给他统治，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为君主而设的、是分得君主私产一杯羹的臣子。

秦晖先生在《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一书中讲得很透彻：“在‘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体制下，天下人皆奉皇上为主，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地成了奴才…… 一旦‘在官’便有了皇上赋予的职权，至少在任期内这个‘权’与‘利’又是结合的”。什么叫“吏”呢？正如《说文》中注释的那样：“吏，从一从史，主于一，故从于一”，就是官吏虽有千万人，主人却只有一个。

所以隔着一百多年的黄宗羲，斯当东1793年的观察也简直如出一辙：“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文献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有关个人自由的理论，中国人认为这种理论会导致民众犯上作乱……后果不堪设想。”

因此黄宗羲也早就明白无误地给出了答案：天下的兴衰不在于某个君主的兴亡，而在于普通民众感受到的忧喜。

黄宗羲写下《明夷待访录》时，英国已经进入“光荣革命”时期，即将迎来旨在限制王权的“权利法案”。

这个时候，中国离“为人民服务”的新制度诞生还有近三百年。

据秦晖先生《传统十论》的研究，其实历代贫苦百姓的抗争与起义，反的并不是所谓“剥削”他们的地主阶层，恰恰相反，是百姓与地主阶层一道反朝廷、反官府，历来都是“官逼民反”，并无“主逼佃反”，是类似《水浒传》中那样“庄主”带领“庄客”造官家反的场面，是不堪忍受中央帝国政府对民间社会的过度汲取、压榨与奴役。

这样的研究让人耳目一新。而我也认为，帝国对民众的这种“过度汲取”与压榨的不只是财物，还包括精神。

八、

诚然，中华文化是伟大的。

它曾经创造了如许灿烂的文明，并且因为它的推己及人、仁爱、进取、智慧以及以民为舟的认知、修齐治平的浩然正气而得到长久的推崇。

这样的理想确实很美，历代朝廷与官僚在初期实践中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忍耐欲望而创造一时的辉煌，但到得后来，中央帝国社会总是不可避免地一次次积重难返，在不断灾难性的重启中陷入宿命般的轮回。

究其原因，是在四周高山、草原与海洋隔断性的地理环境环抱中，形成一个天然封闭的、大体没有外来文明冲击的中央帝国。它带来的好处，是促成了国家疆域的“大一统”，在整体上保护了大陆农耕文明免于游牧民族的劫掠；而它的害处却也恰恰正在于“大一统”。

在这个“大一统”的独立世界中，中央帝国可以自行其是、直至任意妄为：它在物质上的过度榨取与奴役，导致社会不堪重负，不断将帝国逼到濒临崩溃的状态；它在精神上的过度榨取与囚禁，导致社会运行与人民生活双重失去活力，无法萌芽出新思想，消灭了发展出其他社会形态可能，只有不断走回头路。

等到社会被榨取到“临界状态”，就是马戛尔尼使团看到的帝国众生相。

我们可以把帝国比喻为一个学制两千年的“班级”。假如在两千年的学习生活中强制把“学生”训练成只听一种话、只有一种思想、只会一两种才能（农耕或做官），那么这个“班级”的学生将来大概率也只能生存于某种稳定少变的环境中。

无论这个“班级”的文化如何精彩，无论历届“班主任”如何地负责，这个班级与它的“学生”都逃不出宿命——直到异种文明入侵引发的剧烈碰撞与剧变。这种入侵在中国历史上只有两次：一次是东汉中后期的佛教传入，中央帝国自身的儒学一直到两宋时期才完成对佛学的消化，融合出后来被称为新儒学的“宋明理学”，它导致了明清两朝的精神空疏与僵化；一次是与近代西方文明剧烈碰撞带来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巨变”，它导致了近现代革命运动，使中央帝国进入了现代社会。

回过头来看，传统中央帝国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归类的“封闭社会”，也就是鲁迅先生描绘的四周都是墙壁的“黑屋子”。

对于这样的封闭社会中的普罗大众来说，历史上肯负责任的仁爱的帝王与官僚只是很少一部分，巴罗观察到的“做官信仰”、秦晖先生讲的“吏”的权、利合一才是多数真相。

钱穆先生在《论中国传统政治》中讲到：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责任论”的文化，就是说官僚对其所治理地区内的一切事物负有责任，是非成败都最后归于他一人承担。这种“责任论”当然有其好的方面，但是我非常怀疑这种做法到底能延续多久？

因为“责任论”就是对他人负责，那是以“利他”为前提的。

但人性的本能是利己，并非利他。“利他”属于是高级的要求。而凡是有要求的，都是本来不太可能普遍做到的。当需要克制人的本性去做一种事时，那种秉持儒家理想的、品性高尚的官僚不能说没有，或许也能有一些儒生会坚持下去，但大部分人是很难办到的。

道德理想只适合作为“光芒”本身存在，使社会人心有可以仰望的“明月”。在现实大规模长期社会实践中，一旦道德与人性对阵，它从来没赢得哪怕一次普遍的胜利。

钱穆先生那种所谓“责任论”的传统政治，历史的实践一再证明，它发展一段时间之后就无可避免地沦为“责任消失论”的政治。

这就是古希腊历史学家波里比阿在《罗马帝国的崛起》书中的分析，无论是执政官、元老院、人民三方中的哪一方垄断性地拥有予取予舍的权力，都必然造成罗马帝国的沉沦。即使是由多数人组成的“人民”，一旦拥有绝对权力也不能免于在任意妄为中走向堕落，甚至沦为暴民。而罗马帝国的崛起也并非由于权力的无限放大，恰恰相反，罗马帝国崛起的关键是执政官、元老院、人民三方权力都受到了循环限制。

后来西罗马帝国的衰落过程，也正是从“五贤帝”时代末期开始，那种从实践中选贤的“养子继承人”制被自私的家族独裁制度取代了。

东罗马帝国也一样。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就总结道：表面上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了君士坦丁堡，但土耳其人不过是来收拾残局而已，斯拉夫及小亚细亚的很多城镇都是主动打开城门欢迎奥斯曼大军的，大量希腊人、马其顿人、塞尔维亚人投奔奥斯曼大军——因为东罗马帝国的皇族、官僚与军事贵族把持了大部分社会资源，他们肆无忌惮的攫取早就压榨得人民活不下去了。

东罗马帝国后来是自己玩完的，奥斯曼不过是赶路时捡了个钱夹子而已。

毕竟以多数人概率而论，当权力独揽在手时，什么“责任心”云云都终究敌不过躁动不已的私心。

所以与其奢谈高级要求的“责任论”，还不如务实地分辨出一种人人可达的底线，也就是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的最低限度在哪里？而这种以最低限度为核心的风险规避文化，又并不是以“道德治国”、人人开口都是谈“礼义廉耻”的儒家传统社会可以孕育出来的。

与其要求多数人都“负责任”，还不如创造一种环境，使得大多数人都可以在合法的范围内不得不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负责，而让人群中那些少数确实拥有高尚无私品性的人去制定公平的规则。

“道德责任论”既如此不可靠，帝国在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榨取又令社会濒临崩溃、还没有新出路，那么结局就注定只有一个了。

所以，当我们以大历史思维看“康乾盛世”的结局，就形同看一个“班主任”把班级管理得如何整齐划一、如何井井有条、学生思想如何统一、行动如何听话，但其实历届“班主任”并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一切耗尽心血的“负责任”的进取有为，都不过只是在创造一种伟大的失败而已。

传统中央帝国的那些雄伟盛世，本质上都是绚烂的悲剧。

帝国历史上最光芒照人的汉武帝、唐玄宗、“十全老人”乾隆，不但自身晚景凄凉，而且他们的身后事一个比一个惨，无一例外。

这跟什么“盛极而衰”的论调无关，它本是帝国在自身发展框架下逃不出的宿命。

正因为如此，在真正的现代公民社会与悠久的帝王本位文化之间，长长的大历史黑洞才一直证明它从来不会错过吞噬任何新生明星的机会。

所谓康熙、雍正、乾隆创造的短暂“盛世”，就是这样的明星。

在马戛尔尼等人眼中，这样的明星一旦穿过近现代那种限制王权的公民社会的大气层，它们就会坠落为陨石。

九、

某种程度上来说，乾隆帝国遭到英国人如此恶评可以说还是蛮委屈的。

从马戛尔尼使团抵达帝国土地的第一天起，帝国就已经动用了阵势极为庞大的精力、人力、钱财以极其周到的优厚礼遇款待英国使团，尽心尽力地无偿服务好他们，丰富且新鲜的食物均是免费且超量供应，航道有人开路与保驾护航不说，沿途还有列队欢迎的士兵、搭起来的彩楼和专门准备的表演。朝廷派出专门服务使团的官员与仆役多达1000人以上，总开销竟然是英国自己来华费用的两倍多，而朝廷馈赠给英国的礼物就更不用说了，英国人自己统计记录下来的种类与数量繁多到简直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总而言之，一切都是无条件敞开供应，全程确保英国使团所有人旅途吃饱、喝足、带够、玩好！家大业大的乾隆帝一心要向对方展示帝国最物产丰饶的一面、最恢宏威武的一面、最皇恩浩荡的一面。

然而换来的是什么呢？

是使团上下的轻蔑，鄙视，反感。

是技术与制度领先者的征服欲，是坚船利炮下的傲慢与不屑。

1793年的历史证明，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最好方式，从来不是给予对方丰厚的礼物、漂亮的仪式、隆重的威风以及精心装饰的雄伟。如果帝国内的人民没有享受到作为人的尊严，没有良好的环境中让他们可以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社会生活没有呈现发自内心的活泼与灿烂，那么再煊赫的礼遇也赢不来尊重，煞费苦心的场面换来的只是轻蔑或者隆隆炮声。

真正的力量，从来都藏于那些平凡的社会面貌中，藏于一般民众的生活与精神状态中。这种力量背后的源头是一个社会运行的逻辑、秩序背后的思维以及人们最为看重与追求的事物是什么。

历史总是一次次地这样证明着：潜滋暗长于平凡民众中的力量，远比精心营造的显赫要伟大得多。

真正的伟大，是不需要显赫的。

如果一定要的话，那需要的也一定是每一个作为个体的“草民”由内而外洋溢出来的显赫；是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十、

226年后，又一位英国人来到了中国。

与马戛尔尼一样，他也是一位勋爵。

2019年，这个英国人决定在中国徒步旅行，以他亲身考察来实地感受正在今日中国发生的一切：她的面貌，她的人民，她的变化以及她的实质。

四年前，他就曾经从北京启程，沿京杭大运河一路向南徒步行走，穿过中国东部六个省份。

这一次，他从浙江北部走到南部，沿途参加过西湖畔的音乐会，到山上与茶农攀谈过往岁月、现场观看炒茶制茶，逛丝绸店与老板讨价还价，了解到店主与国内的东北、内蒙古以及德国、日本、菲律宾等远方的客人做生意，与地方官员打篮球，跟乡边树下办画展的青年聊流派，在田间见识了什么叫鱼稻共生……他们感受到的一切都是如此的人间烟火，市井田园，甚至也看不出有什么戏剧性的张力可记。

“解读中国工作室”制作的这些徒步叙事，都可在网络视频中搜索《之江故事》、麦克·贝茨TED演讲看到。

就像当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往事一样，那也是一番云淡风轻到几乎“无事可记”的旅行，这也使我想起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开头两句写的那样，“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然而在我看来，一切大历史的真实面貌都蕴含于这些平淡至极的日子里。因为诸如崛起，繁荣，衰落，战争，和平，条约，统一，分裂，版图，帝国，经济，国力等等宏大叙事其实仅仅是作为一个结果的呈现，而并非原因。所以它们反而显得没那么重要。真正的原因，都孕育于那些历史大事件的前夜，隐藏于那些不起眼的往平常里。

所谓大历史，不过是于无声处听惊雷。

冥冥之中，这个英国人不但身份与马戛尔尼相似，而且他们如此巧合地都以56岁的眼界来打量中国。

226年后的这个英国人叫麦克·贝茨，英国上议院原副议长。

在TED一席演讲中，他谈到中国人对年轻人与孩子教育的高度投入，谈到了中国人富于感情与蓬勃的乐观精神，谈到了YouGov民意调查显示41%的中国人相信世界正在变得更好而英国人为4%，谈到了中国高铁长度是欧洲铁轨长度两倍，谈到世界上最繁忙的10个港口有7个在中国，谈到农民们在这片古老的群山环抱的肥沃平原中一年可以收获两季，谈到世界各大学留学生中的三分之二是中国学生而其中78%选择回国，谈到中国企业与创业者们不停地寻找机会增长点，谈到中国六年间出现160万家新企业数量超过英德美三国总和，谈到有7亿中国人奇迹般地脱离了饥饿与贫困，谈到了山东一个叫沈家屯的古老村庄有史以来第一次与外国人合影留念后、包括一位95岁老人在内的人们纷纷掏出智能手机向他要微信以便转发照片的情景。

很明显，从出发伊始，这样一个乐于自愿宣传真实中国的西方人沿途一定会受到了官方的大力协助，不然我们也不会看到这些录制好的视频。

但即使有了官方的加持，千里沿途，志愿者们质朴自然的生活、流露出的活力与喜悦也只能是发自内心的洋溢，而不可能是一路修饰出来的。遥想当年马戛尔尼、巴罗、斯当东记录下的中华帝国，想到那些冷漠无情的画面：沿途弃婴于野不时出现、兵痞抓捕与奴役百姓、不堪忍受折磨的纤夫或逃或亡、民众而无视同胞落水而去打捞帽子、捡食使团丢弃的腐败食物的百姓、威福自用而不放过任何敲诈贪污机会的朝廷官吏……还是不禁令人感慨，想起那次有名的古人叹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历史啊，说它无情又有情。

不知麦克·贝茨可否知道，在226年前也曾经有一个观察与记录中国的马戛尔尼呢？如果知道，他是否在旅途中想起两百多年前的那个英国人的中国往事呢？

比起昔日马戛尔尼使团记录下的那些不祥的所谓盛世、那些隆重而无知的威风、骄横而虚伪的帝王本位文化，如贝茨眼中这般的富足而活力蓬勃的人民、人与人之间平等对待的有情生活、对未来持有乐观精神的社会才是最值得向外人展示的尊严，也才是长久未来的真正力量。

这样的中国也理应有更多西方人亲身来观察，以便他们不是总停留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之类的荒诞影像中、或是残存的过往陈旧记忆中，任意想象东方。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当两百年的积雪逐渐消融，衷心祈祷那个曾经吞噬繁华帝国的黑洞、那些过度汲取于民的压榨、那些囚禁人性的精神奴役永远消失于这片大地之上。

参考书：

1.《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乔治·马戛尔尼，约翰·巴罗

2.《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乔治·斯当东

3.《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张宏杰

4.《明夷待访录》/清初，黄宗羲

5.《论中国传统政治》/钱穆

6.《罗马帝国的崛起》/古希腊，波里比阿

7.《罗马帝国衰亡史》/爱德华·吉本

8.《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秦晖

9.《六劫长歌：中国的历史性挑战》（文章）/李不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