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涛：中央为什么爱黄奇帆？不炒地不炒钱的市长就剩他了！

　　重庆市长黄奇帆被传赴任国务院秘书长“尘埃落定”。相关传闻贴没删。

　　若属实，63岁的黄奇帆将是继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四名副总理之后，排名第六的“最有权力国务院官员”，辅佐李克强应对中国经济下行和金融市场动荡。

　　被称“金融市长”的黄奇帆，2001年从上海市副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的任上，调往重庆任副市长，2010年起担任市长，先后辅佐过六任重庆市委书记。

　　在民间舆论里，黄奇帆已成“网红”。从重庆亮眼的经济，到该怎么搞股市，到不能这么搞P2P，坦白直率不拐弯。目前股民对黄市长的需求最迫切。

　　不管怎么说，同时得到民间和中央的真爱，是件让其他地方干部羡慕嫉妒恨的事情。

　　在水深波浪阔的时局里，阿黄是怎么做到的？

　　从中央最关心的问题说起

　　年中曾有一份【发改委与财政部专家内部稳增长会议纪要】流出，其中对经济问题的总结如下：

　　当前短期经济运行遭遇严重困难。

　　一是产能过剩。涉及众多领域、众产品类别，既有市场盲目性原则又有政策性因素；

　　二是资产价格泡沫。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严重脱节，股市暴跌、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局部过热；

　　三是地方政府债务，经济增速下滑、土地出让困难、财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严重威胁地方融资平台资金链。

　　这基本代表了中央最关心的问题，也可以看出中央需要什么。

　　在经济下滑已成定局的形势下，中央需要的不是高速扩张，而是一个字：稳。

　　也就是下滑过程中不要出问题。保障生产稳定、风险可控、债务不崩、活而不乱，给产业升级腾挪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

　　经济减速本身不可怕，但因减速而出现不可控的经济、社会问题，是中央不愿意看到的

。包括资产断崖下跌、实体企业大量破产、失业潮以及系统性风险：不可逆、连锁式的债务危机。

　　这是黄奇帆入阁传闻的现实背景。

　　再看看阿黄这些年干了些什么

　　1、搞生产：别人产能过剩，重庆逆势扩张

　　重庆作近年来大肆招商引资，非但没因产能过剩而受冲击，反而逆势扩张。

　　2015年1-11月，重庆规模以上工业利润1151亿元，同比增长18.7%。而且不靠国企和外资，靠民企。数据如下：

　　“国有控股企业同比增长2.2%；外资企业同比增长4.9%；股份制企业同比增长24.6%；私营企业同比增长23.6%。”

　　相比之下，同为工业型城市的东莞2015年迎来企业倒闭潮，波及多家万人大厂。另一工业大市苏州也陷入制造业困境。

　　这不得不说与黄奇帆之前的远见有关。

　　“过去几年就预见了产能过剩的事情……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确认的十七八种产能过剩的品种，作为市长，我敢说我们这十年基本没搞，我们钢铁600多万吨，十年前就是600多万吨，那还是全国1亿吨钢的时候，现在国家10亿吨，我们还是600万吨，我们如果按比例搞到五千万吨，这五千万吨投的上千亿资金全都亏损倒闭，我们才要倒大霉。”

　　2、促流通：为产能找出口，和铁道部对赌

　　招商引资扩产能，要有前瞻规划，包括合理布局和为产能找出口。

　　也就是生产和流通不能脱离。重庆的工业结构里，电子、汽车、高新技术产业比重占50%以上。服务业里除了六大传统服务业，新兴的国际贸易相关服务业每年增长25%，具有强大的辐射和集聚能力。

　　其中打通欧洲出口的渝新欧铁路，是黄奇帆和铁道部吵架吵回来的。

　　中欧之间的物理通道，早已有之，包括陇海铁路、兰新铁路，但货运迟迟难以成行，难点在于成本。

　　“我们和铁道部已经吵了三年，今年在国办，为了6毛还是7毛吵了一个小时。最后我们一个激将法，他说你说得有道理，要6毛可以，必须运量有100个专列，不到100个就8毛，我说愿赌服赢，我和你签约，十个部长见证，一个会议纪要，现在就是到6毛，可以和海运较量。”

　　除此之外，黄奇帆还要公关沿线国家的海关协议、运行时刻表和跨境物流商。

　　今年渝新欧可以做到260个专列。

　　总之，国家部委搞不定的事，最后被他一个市长搞成了。

　　3、不炒地：控制资产泡沫

　　工业产能过剩时，几乎所有城市都转向土地求效益。也就是炒地。

　　黄奇帆十分警惕房地产的过剩以及泡沫虚热。

　　2015年，他专门强调：“要注意房地产，注意商业，注意服务业，不要产能过剩，不要投入太大。我想了一下，至少五个方面，我们要防止过剩。”

　　这5个方面是：宾馆、商业物业、批发市场、写字楼、住宅。几乎都是地产类，而且阿黄不厌其烦给每个品种都做起了算术题。

　　以住宅为例：

　　“10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人口在50万以下的（低于5000人/平方公里），一定是鬼城。合理的是100平方公里100万人（1万人/平方公里），重庆主城700多平方公里建成区，有800万人，这还是常驻的户籍人口，每天临时来的人有100多万，所以重庆主城很热闹，不会是任何意义上的鬼城。

　　全国现在几百个城市，100平方公里在100万人以上比例的城市不超过5个，重庆是其中一个。

　　第二个是住宅的建筑面积和人群的关系，你造住宅别太多，人均别超过40平方米，也就是说你100万人，造4000万平米足够了。重庆这一块还可以，但也要控制，就是不要把住宅造得太多，如果一个城市1000万人，造10亿平米的住宅，也昏头了。”

　　“别以为地价高了赚钱，政府收入高了就是好事。如果唯利是图，一根筋把地价推高，长远就使得房地产价格过高，工商企业房产资源成本过高，使得这个地方工商经济萧条，无法良性运作，最后使得这地方的人气都转到了泡沫房产，而不务实业，最后毁坏了整个城市发展的方向，后果就很严重。”

　　4、不炒钱：严防高利贷

　　地方政府转型服务业的第二个方式是炒钱。在监管缺位的金融创新之下，高利贷盛行。

　　黄奇帆这个“金融市长”对这方面则很谨慎。明令不允许搞监管之外的P2P。

　　对“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他的方式是扩大直接融资。理由是“降低整体的融资成本。债券、中票，利息低于银行1个百分点左右，是低利贷系统。数千亿的直接融资量，利息下降1个百分点，就会拉动整个重庆金融系统的利率往下降，重庆企业的融资成本就降低了，这是政府该作为的地方。

　　一些信用比较好的企业通过直接金融系统融资了2000亿的时候，肯定就会向银行少借2000亿，银行这些钱借给谁？政府引导他们更多借给“三农”、小微、高新技术、结构调整等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多了这笔钱以后，信托、租赁、小贷公司的钱自然就会少用。”

　　“影子银行系统少了一大块市场，少了一大块需求，影子银行系统也会放下身段，减少环节，提高效率，降低利率，整个的利息系统就会降下来。”

　　目前重庆银行贷款的平均利率比全国低一点几个百分点。

　　5、地方债：不升反降，账单透明

　　几年前媒体曾大报重庆地方债问题。

　　实际上重庆债务中等，对应的资产足够多。2014年，重庆以引进资本的PPP方式让地方债下降1100亿元。且利率进一步降低。

　　对国家来说，更关键的在于，地方债各有一本账，统计口径混乱。重庆的账单是全国最透明的。包括一线城市，也没有实打实的地方债账单。

　　不透明的结果是留下寻租空间，或给城市留下“历史遗留问题”。对资本引进，黄奇帆设了四个门槛：第一要防范私下交易，不透明的交易。第二不能形似神不似，说是PPP实际上是固定回报率的高利贷。第三是社会资本在项目取得以后不能有垄断权，不能乱收费，否则影响社会服务。第四当外力出现的时候，政府不能完全不管风险。

　　“重庆地方债的安全度排在全国第五位。如果重庆要破产的话，后面的省份都要破产了。”

　　“中央不该为地方债兜底，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就下岗查办！”

　　对媒体解释了很久之后，黄发现只能用狠话来强调重庆地方债的安全性。

　　以上大抵能解释为什么中央这么爱黄奇帆。

　　这里直接快进到结论：在中国，不炒地、不炒钱还能把GDP搞起来的市长，就剩他了。

　　炒地、炒钱堆起来的GDP，在中央眼里不再是政绩，而是风险！高价格下的高库存、高杠杆，再走下去，危如累卵。

　　这里要补一下2009年以来的货币放水之旅。

　　“四万亿”之后，先是通胀：钱多资产少，先炒一波楼市股市；之后炒“新兴产业”：LED、光伏等；再炒商品：钢贸、煤炭、大蒜、生姜；

　　2012年之后，大家发现没有安全资产，还是钱最值钱→通缩、钱荒。

　　但之后金融阀门继续放水，这时的钱坚决不再进实体和商品，除了继续炒地之外，开始炒钱。也就是房地产和高利贷为主。

　　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创业大热。除了互联网带来的机会之外，还说明资本把实体产业、商品和房地产都炒完了，没有东西炒，只能把刚毕业的大学生拿出来炒。这时候，大概也是最后一炒了。

　　（但是本人坚决支持双创，投入创造环节总好过炒地炒钱。）

　　这种大环境下，黄奇帆成为难得的另类。货币放水他也用，但他把水引入了生产、流通体系，压低生产、流通和生活成本，转化成有效产出和消费，甚至在外需萎缩的情况下通过渝新欧给出口打出个增量空间。

　　还值得一提的是民富。重庆GDP在2014年超过苏州，在全国排到第六。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则超过深圳和天津，位列第四。

　　真特么人才！

　　中国其他的城市几乎都走在相反的方向上：为了短期GDP鼓励炒地炒钱。

　　地产泡沫对应什么？推高生产成本、生活成本、流通成本，增加居民端债务，对生产和消费都是挤出效应；

　　高利贷对应着什么？房地产债务和企业债务，以高成本推高企业端杠杆。

　　于是地方政府面临的是这样的场景：投资端造次贷、消费端加杠杆、实体端增成本、地产积压库存（高价库存）。

　　无解。

　　急剧增加的债务最终压上的是政府信用。

（中央关心地方债，其实是关注这背后城市的整体债务偿付能力。）

　　城市转型一旦走到这条路上，必然要死一次才能活过来。

　　对整个国家来讲，这个代价

就太大了。

　　中央目前需要的是：稳生产、抑泡沫、控风险、腾空间、找出路。

　　阿黄临危受命，局面使然。但在时点上，他从2012年就开始警告“金融堰塞湖”的后果，2013年再直言“到了调整的时候了！”

　　转眼已是2016年，烈士暮年，阿黄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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