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哥：网易裁员续：出来混的，迟早真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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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磊相信宿命论：“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

　　2019，网易可谓流年不利。

　　1月，加拿大鹅事件爆发；9月，网易考拉卖身阿里；10月，网易有道登陆纽交所，首日破发；11月，网易年中财报公布，同比数据下滑。

　　与此同时，网易裁员的风潮从年初传到年尾，终于在11月酿成公共大事件。

　　尽管年初丁磊大动干戈，调整公司架构，把公关部从市场部独立出来，由二级部门升为一级部门。

　　但不得不说，在裁员一事上，网易公关部的应对太糟糕了，愣是让舆情发酵一整天，次日连发三封信，越描越黑。

　　倒让大强子和孙宇晨硬蹭了一把热点。

　　其实相比这两货，丁磊绝对算德艺双馨。他自己就坦承：“我性格直接，包容性差，所以只能给自己标一个真小人，而不是真君子。”

　　别看大佬们一个个人五人六，敢说自己是真小人的有几个？

　　只是可惜，爱养猪的丁磊招了猪一样的HR，以致于把事情弄到这般田地。

　　言归正传。

　　指责网易冷酷无情，没毛病；怒斥HR沦为资本家帮凶，也没毛病。但都忽略了一个既成且愈演愈烈的事实——互联网从业者的生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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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官方和民间的纪念活

动及文章层出不穷。

　　其实有个群体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

　　2011年，《南方都市报》曾出过两本书，主题是关于“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这个策划的学术顾问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荣誉院长徐勇。

　　徐勇是研究“三农”问题的权威，他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可以归功于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邓小平，其二就是农民工。

　　总设计师作出了划时代的决策，但绵绵不绝为之挥汗如雨的，则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两相比较，还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

　　人民群众的外延随时代而变。

　　如果说，农民工创造了改革开放头30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世界奇迹。那么，这10年来，程序员则是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使得互联网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设施。

　　《光明日报》撰文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代，新业态中的科技知识分子已成为改革的“新动力人群”。更多地寻找“新动力人群”，才能对今天的改革建立有历史感的理解，有前瞻性的把握。

　　新出现的社会群体一向是观察历史的着眼点。

　　曾经，农民工是“新动力人群”。如今，程序员是“新动力人群”。而后者就自嘲为码农。

　　一笔写不出两个“农”字，尽管农民工和程序员的学历和薪酬有云泥之别，但归宿似乎没有本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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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不会重复，但会押韵。

　　10年前，全球大环境也是愁云苦雾。

　　那年，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美国《时代》周刊在年度人物的亚军位置写道：

　　谁应该值得赞誉？是背井离乡的数千万工人，他们告别家人来到中国迅速发展的沿海城市的工厂中……在工厂周围我们发现了一些正带领这个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人：中国男人和女人，他们过去的努力，对现在的思考和对将来的审视……

　　黄冬艳、肖红霞、丘小院、李春英、彭春霞、曹彬、邓涛等6人在深圳翠珊园酒店懵懵懂懂地接受了美国记者采访，然后代表中国工人登上《时代》周刊。

　　他们都是一家位于深圳宝安区的LED生产企业的工友，登上《时代》周刊后，包括湖南卫视在内的主流媒体骤然关注起农民工群体。

　　但那也是农民工发光发热的顶点，然后他们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2017年，《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回访时，曾经的7名“时代工人”只有李春英一人还留在原公司，不过公司的主营业务从LED灯转向了光学医疗器械。

　　8年里，黄冬艳实现了自己曾经的愿望。丈夫、女儿、儿子和婆婆都陆续接到深圳，住在了一起。幼师毕业的女儿还找到了工作，结婚生子。但一大家子仍租房住，并越来越无法承受高昂的房租。

　　7名“时代工人”中，邓涛和曹彬是仅有的两名男性。8年前，他们20岁出头。8年后已是人夫人父，为生计所迫，不得不远离家乡，在成都和宁夏打工。

　　在深圳宝安劳务工博物馆的展板上写着这样一段话：“他们是最早迎接太阳的人，又是最晚送走月亮的人。他们用勤劳、厚重的双手托起了城市的美丽和辉煌。历史可以见证：谁为深圳倾注了心血和汗水，谁为深圳贡献了智慧和力量，谁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给了深圳，谁就是当之无愧的深圳人。”

　　这座利用旧厂房改造的博物馆离肖红霞当时的家不到500米。肖红霞、黄冬艳、李春英、丘小院她们都去参观过。

　　但肖红霞认为，自己离深圳人还有一段距离。买不起房，到处搬家，只好把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我们这一代已经这样子了。不能再让他们重蹈覆辙，我要让他们好好读书。”

　　可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忧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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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巨浪汹涌奔腾，新旧动力替换。

　　2009年，也是中国程序员们集体登上历史舞台的前夜。

　　根据搜狐科技《中国互联网发展简史》，1994年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2009年是最近一次互联网大浪潮，从PC端互联网转移到移动互联网，中国程序员数量呈井喷式发展。

　　这就解释了为何中国程序员大多年龄集中在25-35岁之间。

　　据网信办对外发布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截至2018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8.2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59.6%。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成就。网民规模继续增长，互联网模式不断创新、线上线下服务融合加速以及公共服务线上化步伐加快，这都离不开程序员在背后的辛劳。

　　截至2018年底，中国总共有1677万互联网从业者，其中45%是技术岗位。

　　据调查，程序员群体中男女比例近12：1。近一半的程序员年龄在25-29岁之间，且35岁以上占一成不到。北上广深杭等发达城市集结了65%的程序员。

　　相对其它职业，程序员属于高薪行业，平均月薪达到10k以上。

　　但万事最怕平均。不要被阿里、腾讯和华为的高薪所蒙蔽，其实有75.6%的程序员中人在外租房，只有12.9%的程序员能购房。

　　因为缺乏发展空间以及与预计的期望薪酬不符，有近8成程序员都有过跳槽经历。其中有1次跳槽经历的15.2%，2次跳槽经历的20.5%，3次跳槽经历的

21.1%，14.7%的程序员有过5次及以上的跳槽经历。

　　如此高强度高变动，加班是程序员的常态。

　　如一位技术大佬所言，中国互联网领域的点滴进步都是拿程序员的命填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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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珠三角和长三角纷纷“腾笼换鸟”，大搞产业升级时，农民工不可避免地被时代抛弃。

　　程序员能跑赢时代，但跑不赢年龄和身体。

　　如今想来，两年前悲歌就已奏响，只是当时惘然。

　　2017年年初，有华为员工在内部论坛心声社区发帖称“目前华为中国区开始集中清理34岁以上的交付工程维护人员，而研发则是清退40岁以上老员工，主要针对程序员。”

　　该贴很快被和谐。

　　2月底，任正非侧面回应，“华为是没有钱的，大家不奋斗就垮了，不可能为不奋斗者支付什么。30多岁年青力壮，不努力，光想躺在床上数钱，可能吗？”

　　10个月后，另一家通讯巨头，中兴旗下子公司的一名程序员在深圳中兴通讯大楼坠亡。据南山警方介绍，经现场初步勘查，认定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

　　据劳动合同显示，跳楼者与公司的合同期限为2014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为第一份合同后的续签。

　　那年，他42岁。

　　8个月后，华为旗下一名外包员工在深圳天安云谷跳楼自杀，死者入职已有八年之久，据同事透露，他最近的“考评不好”。

　　这就是残酷的职场图景。

　　2018年，中国移动互联网的红利彻底没了，阿里和腾讯等巨头押宝产业互联网的下半场，美团和小米等独角兽争先恐后地流血上市，更多的互联网公司只能断臂求生。

　　斩断的那只手臂正是力有不逮的程序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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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有不逮的范围可就大了。

　　网易裁员事件中的员工还不到30岁，但身患绝症。

　　他是一个贫家子弟，靠努力，考上了上海交大，学费全赖父母举债。

　　毕业后，他签了网易，一家原先靠有态度新闻出名现在因为养猪有热度的互联网公司。

　　小伙原以为从此有了好前程。还债、买房、购车、找到另一半、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这五年，他常加班，屡给主管背锅，修游戏bug……

　　别看网易各种副业红火，其实游戏才是主业。因为游戏，网易稳居互联网第二梯队，丁磊身价节节高。

　　前阵子，丁磊回中学母校演讲，志得意满，他说许多人来网易只是为了谋生，而非兴趣。言下之意，煞是痛心。

　　他那里知道，当其备享杰出校友荣光时，有个悲惨的员工正被扫地出门。

　　那个员工本是胆小之人，可前无坦途后没退路，只得放手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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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英国史学界出现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甫一出版，立刻引起轰动。

　　《听众信箱》杂志说：“这是一部生气勃勃、有很高价值的历史著作，其中许多鲜明的观点，对当代众多的正统观点提出了重大的挑战。”

　　《论坛报》称它是“一部真正的匠心之作”。

　　《纽约书评》称它是一部“有绝对权威性、经久而重要的著作”。

　　此书一版再版，风靡各国，成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不多的几部创学派作品之一。

　　这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作者为爱德华·帕尔默·汤普森。

　　关于“阶级”，汤普森有自己的理解：“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我把它看成是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确实发生（而且可以证明已经发生）的某种东西。”

　　农民工也好，程序员

也好，都是历史现象，究其本质都是工人阶级。

　　早在2003年，《波士顿环球报》就发表文章，认为软件编程已经开始遵从美国纺织工业的发展模式，成为可以在海外完成编码的低级手工工业。程序员就是新一代的纺织工人。

　　“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己的形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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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前，丁磊接受《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突然问，“你有信仰吗？”

　　记者说：“没有。”

　　丁磊说：“你以后会有的。”

　　“你有吗？”记者追问。

　　丁磊说：“我不知道我的信仰，只知道《无间道》里的一句话：‘出来混的，迟早要还。’”

　　要还的岂止丁磊和他的网易。

　　需要被还的又岂止程序员，只不过碰巧他们有能力发声。

　　参考资料

　　1.“曾登上《时代周刊》的中国工人,这8年经历了什么？”，新华每日电讯，李坤晟等
　　2.《中国农民工三十年迁徙史》，南方都市报，陈良军等
　　3.《《丁磊宿命论:出来混,迟早要还》，《人物》杂志，张卓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