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高校的“毒” ，新加坡有“药引子”！

作者：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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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香港大学启示录

香港大学校园烽火连天已达数日，英国、美国、日本等相继撤出自己的留学生。11月15日，连荷兰的几所大学也坐不住了，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地的主要高校正在积极召回近300名在港留学的荷兰人。

一时间，香港大学校园沦陷于暴力行径，暴徒攻占校园，设置路障，封锁道路，将学校变成“兵工厂”，甚至还有专门“教员”，教授暴徒如何制作燃烧弹和使用武器。而这些暴徒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来自于青年学生。

▲ 李光耀当年对待新加坡“废青”的回答

知识精英堕落为暴民，以非理性暴力行为摧毁社会法治，甚至伤及无辜，本应是代表社会文明高度的大学校园却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这一“魔幻”现象背后，是香港社会的失智和失脑。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香港大学校园和知识精英的沦陷，绝非境外势力和金主运作政治手段和资金就能收效的短期之功，而是早有伏笔在前。

早在1992年，时任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一席话就一语道破。

彼时，港督彭定康以学督身份与李光耀同列。李光耀在香港大学发表演讲，但只回答了两个提问，其中一个问题就来自彭定康。彭定康颇不怀好意地问李光耀，对英国撤出殖民地的过程有什么启示。李光耀则直言不讳，对这一去殖民地化进程非常失望。

对此，李光耀现身说法。他曾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眼界与段位都在港大之上。李当场回忆剑桥往事，说有一教授，曾是丘吉尔内阁成员，就在课堂上跟他们讲这些殖民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成果斐然，并举出了斯里兰卡的例子。

斯里兰卡早在1932年就进行了市政选举，选出了科伦坡的市长和议员，并且科伦坡还有两所大学为政府培养专业人才和行政人员。在独立前，斯里兰卡经济发展水平就十分良好。所以教授认为，斯里兰卡兼具天时地利，独立后一定能繁荣发展。

但李光耀不以为然，并指出斯里兰卡的繁荣只是1947年独立时的昙花一现，此后便是长期的社会分裂和经济落后。李还举出南亚大陆的例子，说印巴分治造成了战乱。

李直言道：“我不相信民主会带来进步，我认为民主只会带来退步。”

此言一出，台下哗然。这种观念在长期吸收英式民主教育的香港知识精英眼中，无异于离经叛道，更何况，新加坡也是源于英国前殖民地的独立国家，总理的这一认知，无疑是对前母国的文化“反叛”甚至“清算”。

李光耀还进一步批判，说英国从来不在殖民地推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总督的话就是殖民地的法律，而地方官僚就是地方法律。

以现在的视角看，英国对殖民地的统治是非常原始的独裁政治。

李光耀还指出美国对人权和自由超乎寻常的热忱，并认为这会导致一种错误认知，即对欧洲社会有用的民主制度，和在台湾地区、韩国勉强适用的民主制度，可以普世地套用到任何其他不同国情的国家身上。

然后，李光耀提出了自己的“良治”观念，即好政府是人民的托管者，无论是总统还是国王，但绝不是短期的执政者，短期的执政者只会趁机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

最后，李光耀毫不留情地指出，这一去殖民化过程是冷酷的，因为西方的政治学者们从来没有在这些社会生活过，并不了解这些地方需要的是经济发展。这些国家需要大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只有当占到社会人们六七成的中产阶级知道什么行什么不行时，一人一票的民主才有意义。

李光耀的一席话构成一段内涵丰富的启示录，如果回归前后的香港知识精英们能听进去一星半点，那么今天的事态也许可以避免。

但遗憾的是，人们很快就把李光耀的演说抛之脑后。

同为英国前殖民地，香港地区与新加坡的道路分野，每一点都体现在这一段话的字字认知上。

那时的西方，“民主转型学”方兴未艾，新制度主义势头正盛，李光耀却用前殖民地国家的实际社会建构方式批判了“民主转型学”的脑体倒置，甚至用一种社会发展相对主义的视角，直接否定了规范制度理论。

▲ 一般意义上，西方对“什么是民主化浪潮”的解释

如果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李光耀绝对是被总理耽误的政治学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冷战后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弊病之一，敏锐地甄别出英美文明的破坏性因素，从根源上反思和批判英美殖民主义。而这也是新加坡相较于香港，获得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的智识基础。

只可惜，20多年前，李光耀留给香港人的这部启示录，只是对牛弹琴，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02 “导师”之异

李光耀的忠言逆耳并非源自一时的“神来之笔”，而是他长期学术熏染和政治实践的产物。

早在二战刚结束的1946年，李光耀就远赴英国留学，先是在伦敦政经学院，一年后转到剑桥大学学习法律。在伦敦政经，李接触到了英国著名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哈罗德·拉斯基。这是一位曾担任过英国工党主席的社会主义者。

拉斯基主张多元主义，并且早在十月革命之后，就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支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性经济，主张应该以社会成员相互协调发展的“协作型国家”取代“强制型国家”。但同时，拉斯基又倡导公民自由，坚持言论和结社自由，以及代议制民主。

以现在的视角来看，拉斯基的主张属于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混合理论，即保障个人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代议制民主的良性运转，又以一系列国家行为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缩减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福祉。

从李光耀日后对新加坡的治理成果来看，似乎拉斯基的思想对李影响深远，因为日后的新加坡就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新加坡没有走上香港式的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也没有产生诸如李嘉诚、新鸿基郭氏、恒基李氏等房地产寡头。相反，新加坡一直以准国有化的手段，抑制资本投机，发展实业。

比如新加坡的电子产业。

1968年，新加坡就引进了美国国家半导体封装和测试生产线，成为全球第二个发展半导体代工产业的国家和地区。如今新加坡已经形成了从IC设计、芯片制造到封装和测试的成熟产业生态。

同时，新加坡还利用优质的教育资源推进技术研发，2015年，新加坡就搞出了一款生物芯片，用来检测家禽疾病。到2018年，新加坡电子行业占整体制造业产出的45.1%，对GDP贡献占到5%。

▲ 资料图：香港数码港。图片来源：香港《明报》/林颖茵 摄

除了电子产业，新加坡早在1960年代，就在李光耀的主导下发展炼油产业。仅用20多年，就成为世界第三大炼油中心。与炼油相关的化工产业和机械制造业同样蓬勃发展，新加坡还一度成为全球最大自升式石油钻井平台制造国，拿下70%的国际市场。而生物制药，也是新加坡又一个经济增长点。

相形之下，香港的“数码港”半途而废，产业空心化严重，金融和地产投机严重侵害了公共利益。

强大的制造业和其他实业为新加坡源源不断创造社会财富。在如何分配社会财富的问题上，李光耀同样引入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手法，比如公共住宅。这也使得新加坡虽是弹丸之地，却没有像香港那样劏房。在中国内地，新加坡的发展经验被概括为“新加坡模式”。

西方学者经常会把新加坡的“异质”特征归结到东亚的儒家文化，但这并不准确。新加坡模式的治理技术和理念，多是李光耀从英国搬运而来，有现有经验和理论提供支持，只是被李光耀政府因地制宜地加以运营。

然而同是吸纳英国政治文化的香港，为何没能走上新加坡的道路？

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加坡摆脱殖民较早，五十年代脱离英国管辖、65年独立建国；而相比之下，香港则一直处于英国“直辖”之中，港督都是英国人，香港几乎没有自主发展的权力和培养独立自主意识的机会。

另一个关键就在于，李光耀在英求学，是本着华人一贯的务实理念和新加坡社会的现实情况，去筛选能为新加坡利用的有益思想，这是一种自我本位的视角，然后才有“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其中起到关键作用的，还是“导师”拉斯基。他的多元主义与去中心化理念,让李光耀乃至新加坡人获得了批判和反思英国殖民主义遗毒的凭据，凭借着诞生自西方内部的批判工具，新加坡可以很快摆脱殖民化的影响，反思英美文明的固有劣性。

▲ 图为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

从战后英国工党艾德礼上台，和英国率先建立福利国家规范的历史来看，李光耀明显从母国带回了西方文明不愿与殖民地分享的新东西。

这一点，求之于香港却不可得。虽然香港也有能和新加坡竞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也有一大堆英美留学的知识精英，但香港从未诞生过李光耀式的政治家，甚至达到李光耀认知水平的社科学者都寥寥无几。

▲ 香港公民党领袖在香港大学公然鼓吹支持暴力活动言论，遭遇校长驳斥。

其原因，从香港大学的政治学研究历史中就可见一斑。

前文提到，李光耀举出斯里兰卡案例中，提到科伦坡有两家大学为殖民政府培养专业人才和行政人员。在英国殖民体系下，香港大学也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换言之，这些殖民地大学的首要目的，是为香港殖民政府培养“公差”和“衙役”，只需掌握实用技能，比如怎么写文书，怎么打板子，非常不鼓励学校去研究深层次的国家、社会、政体、道德等问题。

因为一旦学者涉及到这些，就会有人去批判和反思英国殖民主义，进而动摇英国的殖民统治。不问政治的“顺民”才是港英政府需要的“良民”。

▲ 由此造成了当前之怪相，能够深刻批判英国殖民主义遗毒的不是受害最深的港人，而是英国人。

这不啻为英国的愚民政策。在1980年代之前，香港大学中几乎不存在政治学研究，只有行政学研究。也没有多少人关心政治问题，比如香港人的国家认同，殖民统治的政权合法性等。

似乎只有洋人才有脑力和资格琢磨这种问题，甚至用这种问题去批判他国，而殖民地臣民不配研究这些。这种深刻的文化歧视严重损害了香港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心灵。

1982年中英谈判之后，政治学研究才在香港兴起。这也是英国殖民者在局势变化的前提下做出的变革。但不要以为这是殖民者大发慈悲让港人自己“长脑子”。在1984年到1997年期间，香港大学里的政治学研究主要关注“民主转型学”，也就是天天琢磨怎么将中国“民主化”，怎么推进香港的“民主化”进程。

与李光耀那种接地气的实用主义和自我本位截然相反，香港的这种政治研究，几乎就是英国人种下的“毒瘤”，而香港的社科学者，也多是英美学者的传声筒，缺乏对殖民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依旧抱着理所当然，甚至“道德正义”的态度看待过去英国的殖民统治。

香港大学里的“民主转型学”研究花费了大量精力去关注“民主化”斗争，讨论未来政治体制，对“一国两制”既无兴趣，也不认可。并且还长期忽视香港社会的实际问题，空想远远多于实际。而且这种“民主转型学”带有浓厚的冷战色彩，骨子里就把内地假想成干扰香港“自由”与“法治”的“邪恶”力量。

今天，暴徒们教学生制作燃烧瓶，然而那些无形的“燃烧瓶”制作教学，早就在香港大学里流行了二十多年。

跟错了“导师”，香港不可能诞生李光耀式的人物，也不可能走上新加坡的道路，甚至要实施一些长远性的社会建设工程都很难。如果说大学校园和知识精英是一个社会的“大脑”，那么香港这个“大脑”不仅先天发育不足，而且后天发育畸形。

在这种“大脑”的指挥下，香港只能成批成批地创造“政治巨婴”，甚至让大学校园沦为恐怖主义策源地。无智而“低俗化“的暴民政治诞生于香港也就不足为奇。

▲ 在暴徒发起全港八校停课之际，建制派议员、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梁美芬

带领学生坚持完成当天的基本法课程。香港的大学校园里急需这样坚持真理的老师。

只是香港的回归、内地的崛起，给香港提供了摆脱和批判殖民主义的框架和物质基础，让香港能够走上更好的发展道路。但殖民主义遗毒之深，非刮骨疗伤，大英殖民地“后遗症”还是会在香港“病发”。

03 失去的“道德感”

大英帝国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缺乏“道德感”的帝国。它不同于罗马式的“帝国”，后者经由西塞罗之手，将古希腊廊下派的道德哲学转化为古罗马的律法规范，尝试为不同民族提供共同的道德秩序。

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普世价值”，指的就是这个。

但在大英帝国的全球体系，甚至在英美接力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世界霸权中，这种道德秩序的存在感异常稀薄。

大英帝国本质上是由资本编织起的全球商业体系。对于不能赚钱的事情，英国殖民者向来缺乏兴趣，他们既不关心殖民地臣民的生活福祉，也不会花费资源去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更不想通过领土的攫取，把自己转换为一个掌控陆地的征服帝国。

▲ 日不落帝国曾经的殖民地，忠实地折射出英国的海洋商业理念。他们对深居内陆的土地毫无兴趣。

所以大英帝国也是一个“岛屿收藏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国人对殖民地的统治只能用野蛮来形容，殖民地完全是总督的专制王国，生杀由人，只有涉及到商业利益时，英国人才会去着手构建“法治”体系，完善政治框架，改善治理技术。

而当英国殖民者撤离时，为了延续以往的商业利益，英国人会用各种方式，包括延续英国的司法体系，通过“民主化”让与英国资本深度勾连的本地精英掌握政权，甚至故意制造族群对立和价值对立，以便阻止殖民地商业利益受制于周边的权力中心。至于这么干会给当地带来何种灾难，英国人从来都是不闻不问。

▲ 中印边境争端的根源“麦克马洪线”就源自英国人“馈赠”的遗毒

新加坡与香港都经历过这样失去“道德感”的历史。而两者又是华人社会，自古受儒家文明影响的华人社会，却异常重视人伦道德。两种文明秩序的冲突在香港和新加坡交织在一起。对于殖民统治下的华人社会而言，如何在这种环境里维持族群的“道德价值”，就像“君子慎其独”一样。

▲ 全世界的主要文明圈

理论上讲，新加坡是中华文明外溢的最远点，对殖民主义遗毒的抵抗能力要弱于背靠内地的香港。但现实就是这么“魔幻”，在英国人留下的汪洋和暗涌中，偏偏新加坡颇善凫水，踏浪而行，而香港却有溺水之势。

其根源莫过于香港长期受制于一个强势的西方列强，狐假虎威式的“优越感”和英式殖民操作，令香港丧失了反思殖民主义的脑力。

由此创造的社会精英，也欠缺担纲道德批判和政治智识的能力，在高度自治的体制下，他们犯错的几率远大于做对的几率，也就无外乎香港校园今天能沦落到斯文扫地的地步。

“暴民”们以为，披上“民主”外衣和英国国旗，自己就能成为内地够不着的“天棚”，实际上那只是他们大头朝下溺水身亡的前奏。

未来，香港要做的仍旧是肃清长久未能根治的殖民主义遗毒，其关键不仅在于让迷失的港人找回国家认同，还在于让他们找回遗失的“道德感”，让香港的“政治之脑”快速健康地发育起来，也让香港的“政治巨婴”快速成熟起来，跟上内地政治现代化和民族自我启蒙的脚步。

唯有如此，香港的乱象方能根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