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弗：香港的体制与真正的政治危机

　　在今年7月份香港的动乱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当时其实非常担心香港出现真正的政治危机。而4个月后的现在，虽然暴力行为越来越激烈，我反而安心了很多。也许，香港这次运动的暴力化持续化，反而能延缓甚至避免香港的政治危机。

　　在什么情况下，香港会出现真正的政治危机？会成为中国中央政府的一个真正头疼的问题？游行和暴动是撼动不了中央政府的主权的。分析香港问题，要先看清楚香港的政治体制。虽然没有双普选，但香港仍然是一个准选举政治，三权分立的体制。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香港是自下而上的选举政治。

　　一

　　我们回到香港的政治体制和基本法。香港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行政权归于特首，立法权归立法会，司法权为终审法院。中央政府对香港司法体系的影响非常有限。司法体系中充斥着外国法官，受英美影响巨大。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查查香港终审法院的法官组成。这次“送中”也是一个司法问题，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央对香港的影响力和治权，更多的是通过行政分支，特首来行使的。此外通过对建制派的影响，通过建制派在立法会中的多数，来行使立法权。中央政府的治权行使，是通过特首和立法会间接行使的。而特首和立法会，都是选举（并非全部普选）产生的。

　　这个政治体制，从严格上是存在风险的。如果选出了反中央政府的特首和立法会多数，就会出现中央政府的主权和香港本地反中央的治权之间的政治危机。这个才是香港真正的政治危机。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权力划分不清晰时，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中央政府领导人出现不可调和的理念分歧，就是最大的政治危机。美国南北战争的爆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为了规避这些风险，在当时设立基本法时做了一些保护，比如，立法会并不是全部普选产生，而是有所谓的功能界别。立法会的一半是普选议席，另一半是功能组别通过小范围选举产生。特首是通过差不多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产生。选举委员会类似功能组别，也是分行业选举产生选举委员。亲中央的建制派通过牢牢控制功能组别的立法会议席和选举委员会，确保能选出和中央政府基本保持一致的特首和立法会多数。使中央得以通过特首和立法会行使治权，不至于出现主权治权矛盾的政治危机。但这个政治机制并不稳定。

　　从97年到现在，这个机制运转还是比较顺利的。在回归初期，在普选议席泛民占绝对优势的时候，靠功能组别，建制派仍然能控制立法会，让时局不失控。功能组别，主要由香港的精英组成。大陆一直在用经济合作和经济利益，让他们在大陆，能赚到更多的钱，通过经济利益绑定，让这些香港的精英阶层支持中央政府。并通过这个精英阶层和功能组别（包括立法会功能组别和特首选举委员会）保证对香港治权的影响。这个思路在过去的20年是行之有效的。中央政府，至少保证了香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航道上行进。

　　但这种控制方式是存在风险的。因为香港的精英阶层，包括高级公务员阶层，他们并没有家国情怀，没有对国家和中央政府的更高的认同感。香港的高级公务员，更多的是一个打工的心态，把中央政府看做自己的老板，而且不是唯一的老板。

　　特首是中央政府任命的，所以中央政府是老板，但特首对中央政府的忠诚类似于一个雇员对公司老板的忠诚。香港人民是另一个老板，特首要对民意负责。香港从上到下的公务员群体，而并没有像大陆中国人这样的家国情怀和对国家的认同。高级公务员的意识形态，还是更接近西方的意识形态。同样，香港的大部分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也是建立在经济利益的绑定基础上，他们并没有从心里认可中央政府。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关系良好，全球化的稳步前进，中国和世界经济持续发展，这个模式是奏效的。因为香港的精英们，可以在中国赚到很多钱。同时高级公务员，对中央政府这个老板的忠诚，和他们自己内心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发生很大的矛盾。然而在今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在过去，因为中国经济高歌猛进，赚钱的机会很多，所以给香港的精英阶层在大陆让渡一些经济利益，并不会有太大影响的，大家一起赚钱。但是在现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就会更接近一个零和游戏，给香港更多的利益，从某种程度上，大陆就要受到损失。商界之外，建筑、投行、演艺、法律、咨询、会计等高端职业，之前由于大陆背景的人才缺乏，很依赖于港人。但最近十年，大陆的背景的人才成长起来，开始取代这些高端职业中的港人。反而因为要做大陆生意，香港的这些高端职业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大陆背景的人。

　　赚钱难了，利益少了，香港的精英阶层，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假设一个香港的富豪，当他70%的资产在大陆，靠大陆赚钱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他在很多地方会站在大陆政府一边。但是如果他把他在大陆的大部分资产已经卖掉，换成了英国美国这些地方的海外资产。就算说的再好听，在关键时刻，能相信他会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吗？

　　中美走向竞争的今天，传统的靠经济利益绑定香港精英阶层，进而通过立法会的功能界别，和特首的选举委员会，对香港的行政权和立法机构行使治权的策略，会越来越遭挑战。香港历次立法会选举，普选议席建制派越来越多，功能组别却越来越少…… 2016年特首选举委员会改选，其中反对派拿到了327个席位，超过四分之一。比2011年的173个席位几乎翻倍。其中会计、建筑、教育、卫生、法律、社会福利等界别，反对派都占了绝对优势。在精英为主的选举委员会和功能组别，反对派虽然还是绝对少数，但不断开始攻城略地，相反立法会的普选席位中，建制派现在却破天荒的占了优势。

　　在中美关系继续僵持的大背景下，在经济增长不如以往无法继续给香港让利的情况下，在经济利益上越来越难以绑定香港的精英阶层。而在高级公务员，中国和美国走向脱钩意识形态冲突加剧时，香港的公务员的意识形态和国家的认同将出现矛盾。

　　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像德国之声的访谈者希望的那样，和理非的游行见好就收，完全放弃暴力，坚持受害者身份，与香港特区政府谈判，达成妥协，尽可能拿到利益，然后挟民意进军选举，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如果香港的精英阶层开始摇摆，普通人的民意又被和理非煽动起来。中央政府不一定像现在这样能完全控制立法会的功能界别。如果在民选界别中失控，而功能界别又不能完全控制，并不排除在未来会出现，反对派加上骑墙派，占据立法会多数的情况。同样，如果失去了对特首选举委员会的控制，当选了一个骑墙派的特首，并不完全听中央的话，阳奉阴违，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香港的政治危机。（按照现在的香港选举体制，这个可能性不大，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即使选举委员会反对派没有多数，只要有400票以上，一旦建制派内部出现分歧，也足以让候选人为了争取这400-500票而骑墙）

　　那时，中央政府将面临无比困难的选择，是否按基本法的要求，任命一个骑墙派，甚至，实质上亲反对派的特首。是否能接受一个反对派骑墙派一个占大多数的立法会。还是干脆废除选举结果，直接任命立法会和特首。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无论是哪个选择，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无比痛苦和遗患无穷的。那时，有基本法的规定，选举的民意，西方国家有比现在多百倍的理由和力度，要求中央政府咽下苦果，接受最终选举结果。这个就是香港反对派的终极目标。

　　二

　　现在香港的运动演变成以学生主体的高度暴力的运动，以及不割席的原则。反而把香港的反对派，逼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情况。如果他们谴责那些暴力行为，这些谴责暴力的反对派，就变成背叛革命的吉伦特派，反对派会失去这些年轻激进派对他们的支持。甚至年轻人的愤怒，可能会从警察身上转移到他们这些革命的背叛者，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当年法国大革命，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最多的，就是所谓背叛革命的吉伦特派。

　　如果他们继续支持激进的年轻学生，与他们不割席。这些年轻人暴力行为会逐渐的把中间派推的远离他们，会让越来越多的人，对这次的所谓的时代革命产生反感，会让他们逐渐失去国际社会的支持。

　　坦率的说，目前发生的暴力事件，确实会让很多个体受到损失，确实也发生了很多不幸的事件，有人因此而死亡。但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现在香港的局面与暑假相比，其实是好了很多。为什么香港激进学生要寻求暴力手段，是因为他们内心的虚弱，由于内心虚弱才需要通过暴力维持团队的团结和斗志。

　　真正的难题，我刚才说到的真正的政治危机，发生的可

能性随着暴力的激化，反而是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暴力行为的加剧，只会让温和的中间派远离。当暴力行为影响到了大多数香港人的生活和经济利益时，他们对反对派的支持也会随之而去。

　　香港的反对派们，通过“反送中”，打开了街头运动和群体狂热这个潘多拉的魔盒，但他们又没有能力，控制这个运动。目前的暴力运动持续下去，对旨在通过选举夺取香港治权的反对派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暴力持续升级加剧，出现更多激进学生伤人放火的案例，我个人的判断是，反对派会最终与激进学生割席的。

　　暴力行为越演越烈，但终究会有一个尽头。晚点结束，站在大陆的角度，老实说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如果有一天，真的通过选举产生了一个反对中央政府的香港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那

是才是真正的灾难。

　　三

　　如何彻底解决香港问题，如何改造香港，这个问题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单纯经济上惩罚香港，让精英们赚不到钱，会让香港的精英进一步离心离德。加大反对派上台的可能性。

　　如果我们强推国民教育。香港教育界是反对派的天下。如果强推，再来一次大游行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我们强推23条国家安全立法，情况一样。香港的高级公务员阶层有了“送中”的这个案例，一定不敢冒风险硬搞。即使硬搞，这个推进有可能刺激反对派和本土居民，产生更激烈的抵抗，进一步对香港的选举产生影响，给反对派送票。本土选民会报复式的给反对派投票。中央越强硬，香港的建制派的选战越难打。如果目前的选举制度不变，中央以国家安全理由进行的任何干预，都是给反对派送票，会让反对派更容易

通过选举获得香港的治权。

　　那我们怎么办？香港的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是香港人认识到香港的地位和与中国的关系。香港人必须放弃高人一等的想法，接受香港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接受香港的选举是地方选举，香港的治权是中央授予的，中央是随时可以收回去的。

　　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在很多情形下是并不明确的。美国州权和联邦权之间的关系，是通过一次死伤百万的南北战争才明确下来。

　　怎么做到这一点，也许得中美之间有一个结果出来。香港问题，包括台湾问题，归根到底是中美问题的附属。解决了中美问题，一切都解决了。

　　在这个过程中，维持香港现状，确保香港的反对派在选举中不会获得多数，不会出现一个反华的特首和立法会多数，这就够了。

　　同时，区别性的给予惠港政策，对香港那些愿意和大陆合作的群体，比如警察，旅游业，零售业等受到冲击给行业优惠政策。十一对香港警察代表的高待遇，包括在大陆为香港警察建立退休小区，就是非常好的举措。

　　香港问题很复杂，很多问题的结果和初衷是正好相反的。中央越干涉越强硬，越给香港反对派送票。学生越暴力越打砸抢，越给香港建制派送票。如果没有彻底废掉香港政治体制的决心，就不要妄言中央政府介入干涉。干涉的结果一定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