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撑起中国半边天的她们，锤爆了西方“女拳”们的招牌

　　近来，一个名为“果子狸”的“女拳”网友在微博上发出了一条耸人听闻的言论，声称男人“殖民”女人，一如日本侵略中国。

　　不知这位坐在电脑后面的“它”，活在哪个平行时空里，目前人类的航天技术是追不上“它”的脚步。

　　微博上，这些所谓的“女拳”人士上蹿下跳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时常“语出惊人”，喜则节奏飞起，怒则群起怼人，路人弗能忤之。为了避免被“女拳”网络暴力拳打脚踢，好些看不过去的网友只能听之任之。这帮子人也就日渐猖獗。

　　所以，今天有必要掰扯掰扯“女拳”和“女权”的问题，大家不要误会，这不是要diss“女拳”人士，而是要

公开处刑。

　　提起女性地位，似乎话题有些敏感。但有一点完全可以明确，在新中国，女性地位可一点也不低，“妇女能顶半边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事实，无论是革命年代的烽火征程，还是和平岁月的国家建设，中国女性从未缺席，而且“巾帼不让须眉”，豪杰辈出，赢得了全社会的尊敬。

　　我们都知道，两宋以来，宋明理学的发达强化了封建礼教，三从四德对女性的束缚，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下至晚清，中国妇女长期活在有形与无形的蒙昧中。

　　清廷腐朽不堪，民族危在旦夕，人心思变，行革命而救中国。女性作为社会的一员，自然被卷进时代的浪潮，其中不乏佼佼者，以李清照般的家国情怀投身革命，譬如女侠秋瑾。“秋风秋雨愁煞人”，绍兴轩亭口，秋瑾光荣就义，彻底诛了大清的心。

　　彼时，同盟会女会员不止秋瑾一人。作为中国人，她们以民族担当，投身国家革命，而作为女性，她们又肩负解放中国妇女的历史重任。在那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身负国家革命与妇女解放双重使命的革命“侠女”们，要比男性更加不易，也比男性更值得敬佩。

　　也许彼时的革命男儿还不能深刻领悟这一重要意义。本来同盟会章程中，尚有关于女性权益的部分，但同盟会改组国民党时，出于种种“平衡”考虑，删掉了这部分内容，不想女会员们大闹会场，致使党代会一度中断。

　　今日看来，颇有些滑稽。但这却是革命年代，中国女性为政治权益集体抗争的壮举。虽然结果不了了之，但中国女性从未放弃革命事业，妇女解放一直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一环。

　　在之后的革命岁月里，涌现出了无数如秋瑾一般的女中豪杰。

　　1927年，中共两广区委妇女委员陈铁军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次年一月，起义失败，陈铁军被捕。面对屠刀，陈铁军毫不畏惧，与恋人周文雍在刑场上举行了革命婚礼，一代女英豪的柔情与刚毅，化作极致的革命浪漫主义。

　　1930年，革命烈士杨开慧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毫不妥协，英勇就义。毛主席曾写下“我失骄杨君失柳”的词句，悼念亡妻。

　　1935年，民族英雄赵一曼受伤被俘。日本人动用各种酷刑，始终未能让赵一曼吐露一个字。经过一年非人折磨后，赵一曼被侵略者残忍杀害，至死都未向侵略者低头。

　　1948年，活跃在秘密战线上的女英烈江竹筠被捕，在国民党的渣滓洞内，江竹筠受尽严刑拷打，始终牙关紧闭。1949年11月14日，解放军兵临重庆，江竹筠被秘密杀害。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中共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到妇女救国会，无数女烈士的牺牲，换来了新中国，也换来了新中国的妇女解放，中国女性终于获得了平等的受教育权、劳动权、政治权益和社会权益。

　　很难想象中国妇女为了这一天都付出了怎样的牺牲，动荡的战争年代，女性更容易受到戕害。抗日战争中，无数女性遭到侵略者蹂躏，沦为慰安妇。想想“欧洲子宫”乌克兰，还有南美国家，国家的动荡与贫弱，不仅国土不得保全，连女性也不能保护。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耻辱呢？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新中国建立的使命之一，就是维护民族独立，保护这个国家的老弱妇孺，没有一个稳定和平的环境，莫说女性，任何人的权益都无从谈起。

　　如今，这些惨痛而沉痛的记忆，竟成了“女拳”人士随意编排的“段子”，还有何颜面面对那些为了新中国和妇女解放光荣牺牲的女性英烈，又如何面对那些饱受国破家亡之苦的受害妇女？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女性而言，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新中国里，女性地位的提高有目共睹。1962年版的一元人民币上，一位女拖拉机手英姿飒爽的身影令全国人民铭记至今。女性劳动者的形象登上国家货币，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头一遭，在那些动辄以女性权益自夸的西方国家面前，新中国的这张一元钱，可谓无声的“吊打”。

　　一元钱上的女拖拉机手名叫梁军，是中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也是全国劳动模范。梁军作为一名女拖拉机手，凭着过硬的驾驶技术，与10万专业官兵

一起参与了北大荒的建设。

　　她是当时无数女性劳动者的缩影。从国家建设初期，到如今的改革开放，中国涌现出了无数的女劳模、女科学家、女军人、女警察、女企业家，甚至福布斯榜上的女富豪。这正是男女平等的最好写照。

　　如今的中国小姐姐们，不仅会开拖拉机，还会开挖掘机，开歼击机，开军舰，甚至开火箭。在2018年公布的全球劳动数据中，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达63.4%，在全世界一骑绝尘，甚至高于很多国家的男性。在一些男女不平等问题比较严重的国家，比如印度，女性劳动参与率只有27%。

　　“妇女能顶半边天”并非空话，今天的中国女性能平等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平等地与男性分享经济发展红利。中国几十年取得的发展成就，有一半要归功于女性，也就是你身边那些为了家庭和事业拼命加班、努力奋斗的大妈大姐和小姐姐们。

　　她们的勤劳与勇敢，超越了好多国家的男性，在许多国家女性极少涉足的领域，中国女性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女人绝不认输”，什么叫“集才华与美貌于一身”。更有勇毅过人的“女汉子”上天入地，降妖伏魔。甚至连貌似可爱柔弱的饭圈女孩，都能为国家“手撕”港独。妇女解放带来的自立精神，令奋斗的中国女性“武德丰沛”，堪称“东方女武神”，相形之下，那些终日无病呻吟的“女拳”人士简直弱爆了。

　　要知道，在联合国发布的“全球性别不平等指数”中，中国一直位于35到39位之间，比高喊人权的美国还要高。不过这些“女拳”人士是看不见的，因为他们嘴里的“女权主义”，是个被阉割的舶来品，其目的是为了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是恰烂钱，还是真为了女性权益，就很难讲了。

　　有必要说的是，在20世纪的政治思想史上，女权主义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在很长时间里，女权主义都是一种进步思潮，为女性解放和妇女权益做出了不少贡献。尽管至今女权主义依旧是个非主流意识形态，并且时常与一些“画风鬼畜”的东西捆绑在一起，但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不能否认。

　　人类社会中的“人权”概念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现代人权观念的原点可以追溯至美国《独立宣言》和法国《人权宣言》。但那时的“人权”观念中不包含“女权”，无论是美国国父还是法国革命者，都没打算把女性当“人”看。

　　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几乎没有女性权益的声音，哪怕西方国家完成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政体，也没有赋予女性政治权利。那时的普通女性不能参与政治，即便可以工作，地位也很低。在19世纪中叶，伴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进步主义思潮，女权主义从理念转变为有组织社会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战争中大量男性走上战争，后方工厂不得不雇用女性员工填充劳动力空缺。社会劳动让很多女性走出家门融入社会，也让她们中的许多人认识到妇女权益的重要性：她们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应该获得与男性一样的权益。女权运动走向高潮。在妇女的坚持抗争下，主要西方国家终于赋予了女性平等的政治参与权。

　　女权运动的第二次浪潮则兴起于20世纪60-70年代，主要是为了实现男女劳动平权与男女同工同酬。

　　长期以来，许多工作被视为只能由男性或女性来从事，而同等条件下，女性的薪酬要低于男性。比如英语中的一些词汇，如policeman、fisherman、fireman，就是这种劳动分工自然性观念的体现。并且这一次女权运动还反对两性关系中，女性附属于男性的观点。

　　朱丽叶·罗伯茨主演的电影《蒙娜丽莎的微笑》，就描写了这一时期，女性观念转变的故事。

　　当然，男女分工差异、同工同酬问题、男女关系对等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就进行了根治，尽管彻底消除封建礼教观念需要很长时间，但国家带头搞女权，比西方那种靠民间运动才能争取女性权益的做法，不知高到哪里去了。

　　颇为讽刺的是，女权主义本来是关注女性的政治权利、劳动与社会权益，是为了女性能平等地参与社会劳动，参与国家政治，能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对等地位。到了中国“女拳”人士这里，不仅这些关键的平权理念难得一见，两性关系也变成了毫无逻辑的家长里短，成了“女拳”拐弯抹角攻击中国男性、攻击国家体制、攻击中国文化的手段，这里面没看出有多少女性权益，“恨国”、“崇洋”倒是旗帜鲜明。与其说是“女权”，倒不如说是蓄意挑动社会矛盾，制造性别对立，宣扬逆向民族主义的公知2.0版。

　　更有“女拳”人士被人扒出来，是打着“女权”名义给白人拉皮条的老鸨子，主义是假，生意是真。

　　▲ 果子狸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天天鼓吹女性不婚不育，撺掇女性离婚，然而自己却结婚多年，连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开着一个“英雌互动文化传播成都有限公司”，嘴里喊着各种主义，干得却是炒作引流卖货的生意。

　　如今，女权主义依旧流行于西方，与国内“女拳”相呼应，前者也时常是后者的思想来源。这种思潮在西方的长期存在，也是许多社会现实决定的。当然，如今的西方国家里，难见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除了日本），但不代表“潜规则”之下，女性的地位就和男性一样。

　　比如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的作者J.K. Rowling，全名叫Joanne Kathleen Rowling，乔安妮·凯瑟琳·罗琳，是个非常美丽的女性名字，但是英文小说的封面却把她的名字缩成字母“J K”。出版商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害怕名字暴露了作者的性别而影响销量，因为英国社会中依然存在这种莫名其妙的性别偏见。

　　除此之外，人口贩卖问题、女性卖淫问题、职场歧视问题、薪资不平等问题等都成了刺激女权主义不断活跃的理由，同时女权主义也常常与种族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牵绊在一起。

　　比如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作家托妮·莫里森，就在小说《最蓝的眼镜中》探讨了种族不平等与女性权益的联系，受到白人歧视的黑人小女孩，不仅要承受黑人社区内部的性别压迫，还要受到白人文化的强势植入，不仅“女性”变得卑微，连黑皮肤都成了丑陋肮脏的代名词。

　　贫富差距的扩大，也使得女性不得不以出卖身体的方式获得生计。比如美国大学中有不少女学生因为无力支付学费而求助于“糖爹”。这一系列问题构成了西方女权主义潮流继续汹涌的社会现实基础。

　　但毫无疑问，中国“女拳”与此全然不同，她们不仅对一些社会现实问题故意曲解放大矛盾，还在拼命制造并贩卖更多的焦虑，为的不过是吸引眼球最终流量变现而已。她们不经意间就会如“果子狸”这样，暴露自己的无知和极端。

　　推动中国女性权益与社会发展不断进步的，恰恰不是这些“女拳”人士，而是那些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或平凡或传奇的中国女性，是那些真正的“东方女武神”，以及这个长期致力于保障人民福祉与权益的国家。

　　在这些诸多角色中，不乏各行各业的优秀女性，唯独就是没有天天把“女权”挂嘴边的“女拳”人士。

　　对于我们广大的普通人来说，不必花时间与这种“女拳”辩驳，我们应该做的是努力奋斗，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更美好，也让祖国的未来更美好；同时，尊重身边的每个劳动者，无论他是男性还是女性。

　　当中国的老弱妇孺都能生活在安逸富裕的环境中时，“女拳”们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