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砸商铺看今日香港——反人权的运动，专制主义的温床！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今天的主题是“十八区开花”，基本以暴力活动为主，大概仅需要一到两千个年轻人分散、快闪即可完成。暴力的内容集中在破坏MTR系统、砸“蓝/撑警/中资”店铺、破坏基础设施等。有分析说，运动似乎在进入后期，即政治诉求无更新，没有大规模的和理非（市民情趣减弱），参与人数在减少（且集中在年轻人），只是暴力的内容和形式还在激进化，仍尝试突破新的底限，潜移默化降低市民的容忍标准。

 

本博近期没有就太多一线事件进行分析。今天还是想写一写砸“蓝/撑警/中资”店铺的事情。

 

 

1、砸中资店铺

 

 

涉及的中资店铺包括国企（几大银行）及民企（小米、华为等），无差别对待。

砸中资店铺就是排华/排陆。本博多次探讨，香港事件到底是1968年的法国，还是1930年代的德国？如我之前所说，这里是1930年代的德国。

 

 

我要再说说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在纳粹的怂恿和操纵下，德国各地的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他们疯狂挥舞棍棒，对犹太人的住宅、商店、教堂进行疯狂地打、砸、抢、烧。这一夜给犹太人造成了巨大的灾难，约267间犹太教堂、超过7000间犹太商店、29间百货公司遭到纵火或损毁。奥地利也有94间犹太教堂遭到破坏。”

 

 

还有一些有趣的规则：

 

 

“1938年11月10日1点20分，纳粹党卫军保安处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德里希，立即用特急电报指示手下：“不得阻拦即将发生的示威”，“犹太人教堂可以烧毁，但不得危及德国人的财产”，“犹太人的店铺与私人住宅可以捣毁，但不得劫掠”。

 

 

——区分得非常清楚，不能碰“德国人”（族裔概念）的财产，另外不要去掠夺犹太人的东西。就是砸烂。不屑拿你的东西。

 

 

为什么叫水晶之夜？

 

 

——“许多犹太人的窗户在当晚被打破，破碎的玻璃在月光的照射下有如水晶般发光。所以，有德国人讽刺地称之为“水晶之夜”。这一夜仅砸毁的玻璃，损失就达600万马克。其价值相当于比例是全国半年生产玻璃的总价值。”

 

 

黑衣暴徒砸掉这么多的中资店铺，仅仅因为他们是大陆的资产，就要无差别破坏，这个和水晶之夜没有区别。他们要对方因为族群身份付出代价。他们因为对方的族群身份而伤害对方。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恐怖行为逼迫对方离开，达到种族清洗的目的。

 

 

这样的事情在华人身上当然也发生过非常之多，1965年和1998年的印尼，1968年的缅甸，1969年的马来西亚、1970年代及2014年的越南排华、1975年红色高棉的排华……犹太人对种族迫害运动有一个词叫“pogrom”。这些排华运动都可以称为pogrom。

 

 

如果说香港黑衣暴徒对中资商店，歧视和伤害内地人或说普通话的人还有那么一丁点手下留情的话，那是因为毕竟香港算是华人社会，同时，毕竟这里还号称是“法治社会”、“文明社会”、“公民素质最高的社会”，是个发达经济体，而且现在是2019年了，但性质是没有任何差异的，只是同一种思潮和意识形态在今天语境下，以今天社会可以被接受的方式呈现出来。

 

 

另外要指出，今天在香港发生的许多事情，例如发生在香港高校内本地人公开地、系统性的欺辱、排挤内地人的事件，在当代人类社会应该都是极少见的，如此赤裸裸的歧视和排斥归属其他族群留学生的行为，可以发生在一个地方最高级的高等教育机构。我不知道过去几十年人类社会哪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机构针对留学生发生过如此野蛮的事情，而且还是系统性发生，校方和社会无能为力。在今天的美国，反华已经成为华盛顿的政治正确。但是美国高校学生可能这样歧视华人学生么？学校和社会会不加纠正？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香港的高校都能发生这种事情，那么可见这个社会的野蛮和落后程度。

 

 

这里插播一句，战后就有西方社会科学家系统研究民族中心主义。Adorno等学者1950年所著《The 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中，有一章汇报了对民族中心主义和智商、受教育程度的关系的调查。其发现是：智商越高、受教育时间越长的人，民族优越主义、中心主义情绪越少。（《民族中心主义/民族优越感和受教育程度的关系》兔主席博客2004年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999f1010002sf.html）

 

 

我一直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在西方体系里是非常低智、反智、低端的，这都有非常深厚研究和理论基础的。香港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都能够接受这样的思想，这个社会非常的可怕，就是希特勒上台的前夜。

 

 

也尤其令人气愤的是这是在华人社会发生的，由华人对华人做出。香港人正在重复只有历史极端年代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是2019年了。实在令人发指。剥掉表皮后，发现香港人在政治文化上比经济制度还要原始。

 

 

在西方政治语境里，黑衣人所做的事情就是极端本土主义（nativism）、“民族”主义（nationalism）、种族主义（racism）、族群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他们无差别的针对中国内地人，在西方的坐标体系里为极右（far right），可以标签为新纳粹（neo-Nazi）。

 

 

驱动香港运动的思潮与英国脱欧、美国选举Trump上台等全球民族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有很大的相关性，他们认为政府和精英不能代表普通人和核心族群的利益，主要以身份/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而不是左翼（left-wing politics）或其他政治话语驱动。除了我们熟悉的Brexit和Trump外，在欧洲大陆各地都有类似的运动，包括法国的Jean-Marie le Pen，匈牙利的Viktor Orban，意大利的Matteo Salvini以及一众中欧、北欧右翼党派。香港的区别只在于更加极端，不是一般的right-wing，而是far right。

 

 

常见的极端主义中，除了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之外，另一种是以宗教形式驱动、呈现的，典型的就是激进/原教旨伊斯兰。我们一般不会用西方的“左”、“右”坐标来形容他们的意识形态，而将他们形容为专制和极权主义。

 

 

然后我们就不得不讨论一下砸撑警/蓝丝店铺的行为。

 

 

2、砸蓝丝/撑警店铺

 

 

黑小将施加暴行最多的就是美心及其代理运营的元气寿司及星巴克等品牌、吉野家（撑警）、优品360（福建帮）等。

 

 

砸起来就是全面破坏，不让你做生意，和砸中资在方法论上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目的不同。

 

 

为什么砸他们，无非是因为他们与蓝营有某种联系，暴徒认为他们站在了黄营/反对派的对立面，因此要对他们施加攻击。这是不论这些产业来自哪里。是香港也好，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只要反对的，都予以捣毁。

 

 

这个目的与砸中资的略有不同。黑小将认为美心、优品360都是香港人，砸他们的店是因为他们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发表了不同的意见。由此可见，黑小将的反对目标是非常广泛的，他们完全不仅仅是针对政府，不仅仅是针对当权派和公权力，他们针对的是其他广泛的社会部门，针对公民社会的组成部分，针对其他的市民：只要是不同意我的意见的，都要予以打倒。

 

 

他们破坏这些持有不同政见者的店铺，破坏他们的财产，阻止他们的运营，目的有两个方面：

 

 

 

一是要惩罚对方，让对方付出代价（加私刑）；

 

 

二是要造成示范效应，形成对更广泛群体的恐吓和威胁，让所有人不敢发声：如果你敢反对我，我就砸烂你的店铺。

 

 

从西方的政治伦理讲，这种行为在两个方面触犯了最根本的底线：

 

 

一是伤害他人的财产、自由和福祉，损害、破坏他人最基本的人权（后面我会再罗列一下黑小将损害的基本人权范畴）。

 

 

二是侵犯他人的言论自由，通过制造这种恐怖，让他人禁言，不敢再发声。

 

 

这就是专制主义。

 

 

在1930年代的德国，这就是纳粹灰衫军（SA）在街头做的事情。干扰破坏对方集会，对对方的政治领袖和参与者发恐吓。殴打对方群众，通过街头暴力和恐吓，让对方禁言。前面还提到激进伊斯兰，激进伊斯兰就是通过极端行为（例如恐怖主义）惩罚和禁锢对方的言论，是一种专制及集权意识形态和主义。

 

 

如果言论自由不能保护，一方可以通过暴力让对方禁言，这个社会谈“民主”岂不是笑话？

 

 

现在，我们对香港看得更清楚了：这其实是一个极端主义的温床，其思想之偏执极端媲美人类近代史上任何一个社会。这里如果发生普选，那么黑小将会用铺天盖地的暴力让蓝营不敢出声。出声者均会被起底、威胁、施用暴力，财产被破坏，家庭成员人身安全无法得到保证。希特勒就是通过这种方法，应用民粹主义及非正规/准军事力量组织的街头暴力终结了魏玛民主。

 

 

香港黑小将/黑衣暴徒就是他们所倡导的政治理念的最大的敌人。

 

 

3、重温一下《联合国人权宣言》

 

 

我们重温一下政治最正确，没有人反对的《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这个宣言有广泛意义，中国官方也高度认可。去年底，北京还举办过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摘录里面的几条：

 

 

第二条

 

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

（按：黑衣暴徒的目标就是政见不同者及操国语的新港人，不认为你们享有权利和自由，应该滚出香港）

 

 

第三条

 

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

（按：被无差别暴打的市民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

 

 

第五条

 

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

（酷刑、私刑、残酷对待是香港暴徒惯常施行的手段，而且今天已经见怪不怪，甚至在市民心中“平庸化”）

 

 

第七条

 

法律前人人平等，并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权享受平等保护，以免受违反本宣言的任何歧视行为以及煽动这种歧视的任何行为之害。

（按：针对内地人/操国语者的系统性歧视正在全面铺开）

 

 

第十二条

 

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按：黄营的策略就是人肉、起底、威吓、震慑，而且手段上做到最恨，就是要波及你的的个人隐私，你的家庭生活，警察、建制派、蓝营个人与企业，都在受到严重的、持续的伤害）。

 

 

第十七条

 

（一）人人得有单独的财产所有权以及同他人合有的所有权。

 

 

（二）任何人的财产不得任意剥夺。

（按：财产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而且在实际生活中，经济权利及对财产的控制比政治权利可能更重要，更关乎直接的福祉。打砸别人店铺，肆意破坏别人的资产，当然就是剥夺他人的财产。——

 

 

第十九条

 

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按：通过各种各样的暴力、威吓，目的就是要限制对方的言论自由，让对方再也不敢发声。

（也就是黑衣暴徒在政治上的对立面）

……

 

 

香港的激进示威运动和pro-democracy没有任何关系。它的手段是反人权、反自由的；它能建立起来的只能是一个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也就和权威主义及专制没有区别，并且实际上是更恶劣的一种体制。

 

 

如我之前所说的，如果香港是一个“真普选”、自治的社会，会产生这样的情境，有一个人说，你们选我上台，我可以帮你们一揽子解决所有大陆人问题——我要强硬对抗北京，把他们的势力都清理出去！这个人第一会获得巨大的民粹支持，有一个基本盘。其次，他可以拥有一个庞大的由黑小将组织的非正规军（paramilitary），和纳粹的灰衫军一样执行街头暴力，对所有的蓝营反对派实施恐吓，进行人身威胁；破坏他们的竞选海报，骚扰破坏他们的总部；砸烂他们的政党办公室；对他们的家人进行起底，对子女进行威胁；在街头对他们进行谩骂；对与他们相关的企业/产业进行破坏，例如砸烂公开表态支持他们的店铺；骚扰和破坏他们的机会（用激光笔照射他们，对集会群众进行辱骂），目的就是让对方禁言，以保证己方获得选举的胜利。

 

 

——大家应当注意到，以上的事件现在已经在发生了。上面的绝大部分手段已经在被采用了。

 

 

如果这个承诺系统性解决大陆（人）问题的人上了台，发现自己面临其他的一些制度阻挠，一些顽固的政党、政敌批评，他可以对群众说：我需要更多的权力，你们愿意给我支持么？民粹的群众们可能会踊跃支持。对持有不同意见者，继续请黑小将出动，对他们起底、威胁，让他们彻底禁言。

 

 

这就是香港的现状。希特勒、种族清洗离我们非常近。目前看来，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里最具备这一特性的社会。这个社会其实没有任何民主和自由的基因，不需要政治自由，只需要一个帮他们把问题都解决了的政治强人。

 

 

所以：

 

1）他们乐于回到港英时期，一个总督实施紧急法就可以把所有事情办了；

 

 

2）他们希望高度自治，高度自治之下，也可以建立iliberal democracy，自然的发展出独裁者。

 

 

Pro-independence和pro-democracy根本就是两回事。西方人并不是不明白，原因总结为几点，一是坏（别有用心），二是蠢（可能一下看不清楚实质），三是懒——他们根本对香港没有感兴趣，连花几分钟把真相弄清楚的兴趣都没有。

 

 

4、香港为何不能自我纠正？

 

 

我们发现香港似乎没有自省和修复能力。自我纠正就需要社会出现集体意识，去抗衡危险的极端主义。一方面需要理论支持，一方面需要行动支持，但二者香港都没有。

 

 

1） 非西方，导致缺乏理论支持

 

 

我们看到打着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旗号的年轻人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在伤害和破坏他们所倡导的价值，例如赤裸裸的施加仇恨和暴力，恣意伤害他人的自由及合法权益。香港年轻一代，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对于这种彻底违反现代西方社会（至少是战后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行为是无意识的，不自知的，似乎不觉得存在什么问题。这里没有西方社会维护代议制民主运作所需要的最核心的价值观（例如限定自由边界，杜绝各种仇恨、歧视和伤害少数族群的言论与行动的机制；例如尊重法治，承认法律，即便对恶法行使公民抗命，也愿意为破坏法律付出代价，等等）。

 

 

老一代可能是因为教育问题，因为港英毕竟不是西方，民主议题也就是在临回归之前被英国人挑拨起来。年轻人的教育目前看来是十分不完整的——片面的强调个人的权利、个人的自由、抗命（成了违法的借口），以及对权威的批判和挑战。但对西方体制，西方的价值观，形成西方体制的历史根源不但没有全面理解，连基本的理解都缺乏，他们只是把口号变为为自己暴力提供合法性的工具，无非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硬币的另一面。

 

 

因此，香港社会的西方价值是残缺的，极度不完整的，缺少了保证西方制度运作的所有核心部分，只看到歧视、仇恨、极端主义盛行，暴徒到处践踏他人的基本自由和人权（然后在政府电台直播下的市民论坛里，年轻人可以公然与政府首脑讨论并推荐连登这种充满种族主义和仇恨言论的网站）。

 

 

因为香港是不完整的西方，对于民主和自由的理解非常肤浅，不得要领，看到极端的言论表达，也会认为属于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这种概念性的困惑和误导内地也经历过（叫“大民主”）。因为对西方体系片面采用，理解不全面，所以社会就没有援引西方理论体系进行自律、自省、自我约束的能力，从上（政界、精英、知识界）到下（普通市民）集体失声，困在暴力之中而不得其解。

 

 

2） 非东方——中庸思维和依赖政府的习惯消灭掉了市民的行动力

 

 

香港这一代年轻人的教育有极大的问题，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不再有东方的传统价值观。

 

 

东方价值观就是强调和谐、社会凝聚，集体意识（集体要高于个人）、集体成员意识（个人是集体的成员，以成员身份参与构建社会）、和谐友爱、家庭价值（尊老爱幼），同时要对权威、秩序、传统给予很大的尊重和顺从。这套体系除了中国大陆外，还存在于日本、新加坡等东亚社会，同时其实在西方可以找到类似的主义，例如英国的保守主义。

 

 

这些香港年轻人似乎都没有。我相信香港年轻人通过学校教育及西方文化娱乐，被灌输的都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片面强调的是自己的权利（不顾别人的权利），自己的自由（不顾别人的自由），自己的重要性（不顾别人的重要性），自己的需要（不顾别人的需要）。对政府和权威，则采取怀疑态度、质疑态度、对立态度、批判态度。他们更缺乏对历史和传统的理解以及认同感，不知今时何物，不知世界从哪里来。蔑视政府、仇恨警察、与父母割席/家人分裂、殴打年长者或老人、辱骂校长，这些行为就都可以理解了。

 

 

然后，老一代的香港社会是什么社会呢？

 

 

骨子里还是华人社会，他们讲究什么呢？

首先，从个人处世哲学，相信中庸、不冒尖、不出头，息事宁人、识时务者为俊杰、少管闲事、小不忍乱大谋，另外还有南方市民社会特有的重商主义和物质主义（偏现实与物质，轻意识形态）。这些不仅仅是学校教育产生的，还是长时间在华人社会经历人与人互动的结果。我们说政治不能脱离一个地方的文化和社会根基就是这个原因，不同社会的人交往的方式是不同的，美国人爱打官司，但这个文化不符合东方。美国人的工会以劳资对抗为主题。但日本和台湾的工会更强调企业集体一家。这就是文化差别。政治制度需要顺应文化差别，否则就是水土不服。

 

 

因此，在东方文化下，稍有年纪的香港市民们并不愿意站出来，不愿意承担个人责任，不愿意出头露面去对抗激进的年轻人，对抗激进的政治势力以及他们想象的香港共识（perceived consensus）。

 

 

再者，就个人与政府关系的理解看，华人是相信权威、相信“大政府”的，他们首先要承担责任的是政府，政府必须有担当，必须出来解决问题。因此，黑小将闹事，破坏香港，责任不是在黑小将（他们这么年轻，有这么大怨气），不是在市民们自己（怎么能够指望我们），而是在政府。政府越不处理，越消极，他们对政府意见越大。指望政府最后出来解决问题的思维，肯定不是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思维，就是东方思维、华人思维。

 

 

所以，年轻一代人是（片面的且根深蒂固的）西方个人主义思想，他们丢掉了传统东方价值观，成为传统东方社会的颠覆力量；年长一代则还是息事宁人、中庸无为、依赖政府的东方/华人社会思想，两代存在严重的代沟。老一代的不出头哲学没有办法去制约年轻人的激进个人主义。

 

 

总结一下，香港是一个价值观不健全，东、西方各沾一点，但既非西方也非东方，“不伦不类”的产物。

 

 

由于西方的一套不健全（没有限制自由、维护法治的精神），东方精神没有（和谐共建、尊重集体和权威），出现极端主义毫不奇怪。缺乏对西方思想的全面认识，使得社会精英、对于引导、约束年轻人的极端主义缺乏理论能力，从政府、政界、精英、中产、一般市民甚至知识界集体失声。老一代人又有东方思想（不出头、中庸、消极无为、依赖政府）使得他们不愿意出头面对，无法制约年轻人诉诸的极端政治。

 

 

在和平年代，这种问题是看不到的。但社会没有抑制极端主义的能力，其一旦滋生并被释放，社会就会被绑架，陷入某种不能自救的困局。这就是今日香港的情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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