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青的悲催生活和陆港矛盾的爆发点！

来源公众号： 新华裔

今天从《过春天》这部影片说起，探讨藏在“春天”故事里的陆港矛盾的源头，以及矛盾冲突的爆发点。

香港与深圳，一半海水，一半火焰；一边是生活的艰难，一边是火热的创新。两地往来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频繁，两地联系之紧密也是任何地方难以比肩的。

故事就发生在深港之间。

片名《过春天》取之于水客“顺利过关”报平安的行话，充满诗情画意，却演绎着水客的“烂梗”：一个“破碎的家庭、爱上闺蜜的男朋友、为了爱而铤而走险”……

《过春天》是由白雪执导，由一批青年演员黄尧、孙阳、汤加文、倪虹洁、江美仪、廖启智、焦刚主演，于2019年3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讲述了一个“单非”家庭女孩佩佩的青春故事：16岁少女佩佩为完成和闺蜜一起去日本看雪的约定，从而冒险走上水客道路的独特经历。

据说，白雪导演用了两年时间在深港两地走访，深入了解了两名单非家庭的少女之后，她认为有必要为这些人讲一个故事。“单非”一般指父亲是香港人，母亲是内地人，根据香港法律这样家庭的子女可以拿到香港的身份证。90年代的香港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深港的差距咫尺天涯，香港普通人的收入都令深圳人望尘莫及。在这期间，衍生了很多被香港人包养做“二奶”的人。《过春天》中佩佩的母亲就是其中一个。香港大货车司机勇哥穿梭在深港之间运货，收入可观，认识阿兰后，背着香港的结发妻子，在深圳又安了一个“家”，佩佩就是在这样的家庭出生，并由此获得了香港身份。

佩佩的父亲勇哥，虽然是香港人，也只是一个底层体力劳动者，对佩佩这个女儿的教育是有心无力。佩佩的母亲阿兰，靠着男人过活，自己的生活一团糟。吊儿郎当的她，在深圳的生活就是每晚在家打麻将，谈不上关心女儿佩佩的学习和生活。影片开场交代人物关系时让人感觉到，佩佩跟父亲较要好，而对每天和狐朋狗友厮混的妈妈却十分不屑。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家庭关系设定。

我从九十年代初就到深圳，看到了数不清的像佩佩这样的家庭，有许多“勇哥”这样的香港打工仔，陆港两边有“家”。他们的薪金在香港生活不易，再在大陆安一个家，生活之艰辛可想而知。所以包养“二奶”的香港打工仔，多半是在房价便宜、生活费用较低的“关外”(当时深圳设有关口)或城中村安家。他们的子女都有着香港身份，这得益于庄丰源案。

话说1997年9月29日，庄纪炎夫妇持双程证来到香港探亲期间诞下庄丰源，同年11月庄氏父母返回内地，庄丰源则留在香港与祖父母同住。按当时的香港《入境条例》，庄丰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属非法留港，故1999年4月入境事务处发信提醒庄曜诚指庄丰源没有居港权并将被遣返。庄曜诚不满，遂代表庄丰源入禀香港高等法院提出诉讼。高等法院原讼法庭及上诉法庭先后判决庄氏胜诉，香港特区政府上诉至终审法院，终审法院于2001年7月20日判决庄氏胜诉，此一判决迅即成为案例，在香港出生的“双非婴儿”即拥有居港权。由此引发内地孕妇赴香港产子热潮，并在香港引起巨大争议，成为陆港矛盾的一个爆发点。

拥有香港身份、但居住在深圳的单非家庭女孩佩佩，她的城市既是香港、也是深圳，一边有身份，一边有生活，深港跨境成为佩佩每天必须的行程。她成为具有代表性的陆港“两地人”，努力在香港和深圳之间寻找归属。白天，佩佩是在香港校园上学的16岁青涩且鲜脆少女，和闺蜜Jo在校园一同纵享青春期的独特欢快闺蜜情感。

佩佩是一个典型穷人家的孩子，她的闺蜜阿Jo的家庭却十分富足。她们以闺蜜相待又存在着巨大的生活差异。阿Jo生长在香港，家境优渥、性格开朗，却成为佩佩无话不谈的好闺蜜，也乐意跟佩佩分享自己的一切，想要帮助佩佩融入这个略显陌生的香港，她们一起逃课，一起写交换日记，一起去姑妈的豪宅里看鲨鱼，还会把自己姐姐的名牌羽绒服借给佩佩，并且带着佩佩去游艇party上玩耍……

她们还约定圣诞节一起去日本看雪。为什么喜欢下雪呢？因为属于亚热带气候的香港很少下雪，因为青春的她们想知道城市冷起来是什么感觉。跨过香港，跨过深圳，跨过有裂缝的语言，依然跨不过热得冒汗的夏天，把头放进冰箱里，目光聚拢又散去，城市依旧车水马龙……大概这些就是她们的感受。

去日本看雪的梦想实现起来却是那么艰难，昂贵的机票和旅费让佩佩备感压力，筹集去日本旅行的钱自然而然成为了她生活的主线。无论是双城生活，还是单非家庭，都让她过早地承受着生活的压力，缺乏对城市和家庭应有的归属感，本想跟父亲要钱，在听到父亲电话里谈到的经济压力就立刻闭了嘴，在刚满16岁的当天就出去打工挣钱。但是，她要凑足去日本旅行的机票钱还是太难。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她步入水客队伍。在跟阿Jo参加游艇party当晚，她无意中看到阿Jo的男友阿豪把走水的货交给四眼，过海关的时候，四眼被盘查，慌乱之中把货物交到了穿着学生装一副人畜无害模样的佩佩怀中。就这样，佩佩无意中帮人进行了一次走私，拿到了一笔数目不小的“封口费”。当你看到一个满脸青涩、穿着学生制服的少女拿着一沓钱对着自己的脸扇风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市侩和拜金的气息，而是被这单纯又残酷的画面感染得满怀酸楚与心疼。

佩佩在阿Jo的姑妈家，站在养鲨鱼的鱼缸面前，与阿豪谈人与鲨鱼的关系的对话，开始似懂非懂地使劲理解成人利益网中的丛林法则，意味着即将进入到一个危险的环境中。本想给佩佩一笔封口费了事的阿豪，意想不到地得到佩佩想入伙的回应。接着，带佩佩来到走水的老巢，认识了头目花姐。

第一次相见正赶上大家一起吃晚饭，作为老大的花姐要大家让佩佩先吃，这一招给了佩佩很大的归属感。这与只顾着打麻将的妈妈，在她回来时只是在间隙顺嘴说上一句“厨房有煎饺，饿了就吃”的漠不关心来说，太有亲切感了。这一刻，她笑的很开心，不住地傻笑，这样像家人一样和和睦睦吃饭的情景正是她与生俱缺的，也是梦寐已久的。从这一刻起，佩佩从心理归属于“水客”了。

第一笔交易成功后的酬金也给了佩佩极大的兴趣，从此，她利用“过境学童”身份，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水客”。佩佩的身份随着时间的转换而切换，白天她是花季学生，步入黑夜的她，游走在深港两地街头冒险带货，水客团伙、水客市场、海关以及交接货流程成为了她夜晚生活的日常。她从小心翼翼，到适应自如，展开了自己的水客生涯。佩佩凭借身份优势和机灵劲，一直都顺利过关。到此，我们知晓了影片《过春天》的真实含义，“过春天”其实是水客的行话，意思就是“顺利过了海关”。

青春与叛逆常常与犯罪联系在一起，一直是一个既浪漫又悲摧的设定。这都涉及荷尔蒙的激发和心跳。

佩佩在经历了走水时一部手机屏幕被压碎、阿豪大喊着要把困在海上的货船负责的人扔到海里喂鲨鱼、花姐教唆她走私枪支的几件事，让佩佩感觉到了危险，也感觉到这个走水组织并不是像想象中那么温情。当她与阿豪、阿Jo三角恋矛盾爆发，继而看到妈妈被骗钱骗色时，她的情绪爆发了。这个时候，当阿豪找到佩佩说要（撇开花姐自己）干一票大的，情绪激荡的她自然而然地同意孤注一掷一起干。

镜头中，阿豪贴身把一个个Iphone绑在佩佩身上，炙热的眼神，暧昧又克制的喘息声，压抑着青春期的荷尔蒙……俩个人在逼仄空间内的喘息声，胶带的声音仿佛衣服被撕开，射进窗户的霓虹光线在屋子里游离不定，性感像一杯倒满水的水杯，情不自禁的溢了出来，同时溢出来的也是他们非法的“过春天”。

这是一个生活在陆港两地的特殊群体真实生活的写照。一边是香港窘迫的生活，一边是大陆火热的市场。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作为“两地人”的港青们，游走在陆港两地城市的边缘地带，挣扎在“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矛盾漩涡里。

过程是复杂的，结局也很难想象。佩佩和阿豪的那“一票大的”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私自行动被花姐抓到，花姐给了佩佩一个响亮的耳光，打碎了这个花季少女对温情的幻想，将现实生活中残忍冰冷的世界完全摊开在这个天真浪漫少女面前。幸运的是，正当花姐欲实施暴力惩罚时，警察出现了。她被取保候审后，生活回到正轨。我们看到她在灿烂的阳光下起了床，像乖女孩儿般去阳台收了衣服，认真上课听讲，写一篇关于旅行的英文信，在夕阳下举着书包假装飞翔……她放生了鲨鱼，象征着与丛林、与过去告别。

佩佩难得地跟妈妈和解，带妈妈来到了之前和阿豪来过的山，俯视整个香港，妈妈感叹道：“这就是香港啊”？听到佩佩妈妈这句话，大陆的观众有何感想？

这个时候，佩佩仿佛进入梦幻：她抬起头，终年处在热带的香港飘雪了，春天过了，冬天来了。少女曾经满怀期待地许下浪漫的香港飘雪的生日愿望，如今实现了……可为什么一切不再浪漫了呢？

《过春天》所反映的香港青年的生活现实，还隐含着一个陆港矛盾的爆发点：水客争议。自开放大陆游客香港自由行后，大陆游客蜂拥而至，疯狂购物，挤爆香港市场。由此催生“代购“业务，一批又一批水客常年往返陆港疯狂采购，以赚取差价盈利。说句公道话，水客既有内地人，也有香港人，据我所知，往返陆港两地的货车司机大都夹带私货。要说水客，最初都是香港人。这个根深于陆港的水客群体可追溯至英国殖民香港时期，据说上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罗湖口岸的水客超过3000名。但是，时至今日，本港人却认为，水客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滋扰，归咎于自由行的大陆客。

这其中的原因，恐怕是开放自由行以后，一方面大陆游客在港疯狂购物，抬高了物价；另一方面，势利的店商捧抬大陆客，而怠慢本港人；再加上有些文明涵养不高的大陆游客，种种不雅行为让港人侧目。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引发本港人不满。

2012年至2013年，水客问题引发了香港民间组织光复上水站抗议活动。2014年“占中”事件后，香港反对派开始炒作“水客”议题，发起反水客行动，并扩大到抗议内地自由行旅客过多，影响香港居民生活。这一争议从2015年2月8日香港屯门地区团体发起游行抗议，到“3·8香港反水客”游行示威事件，形成一个转折点。反水客示威者，甚至突破警方防线，轮流冲击屯门三大商场的药房及金行，令大量店铺关门。又在街头指骂内地游客、踢行李箱，连部分港人也因被误会是内地人而遇袭。

作者小昭在《香港人为何反感大陆水货客》指出：“水货客长期滋扰香港本地市民生活是事实，梁振英及内地关口曾多次联手整治与清理，随手翻翻新闻不难发现这些问题已是长久之弊。本土港人愤怒的新闻在内地人看来也已成了“新常态”。占中游行、婴儿当街撒尿被拍照、骂大陆客是蝗虫等新闻近年来不断冲刷内地和香港媒体版面，内地人对此已极为熟悉，见怪不怪。而香港，决策者一直在对内地的资本与人员开放与本土居民反过度开放的抗议声中谨慎权衡，蹒跚前行。在内地人看来，此刻的香港，它的情绪应该是纠结的、焦虑的和愤怒的。”①

自由行与“反水客“形成日益尖锐的矛盾，陆港居民之间因此直面冲突，彼此反感日渐加深。香港居民说，陆客的行李箱啊，大包小包的行李，或者文化差异的问题，如果这些行为骚扰到我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去为自己发声。大陆客觉得港人很自私，始终不明白”为什么香港人会变成这样子？“当港人用粤语发声时，陆客要求”你们要先学好普通话“，港人回呛”你们也先学好广东话！“冲突发展到语言、文化层面。”反水客“运动后来扩大到反自由行，陆港两地矛盾越来越大，直到示威港人大喊陆客”滚回去“而达到顶峰。

有分析认为，内地强势资本的进入与汹涌而至的旅游客打破了本港居民习惯了的经济秩序与生活常态。中低收入居民抱怨大陆客抬高了物价，助长了香港地产霸权和少数特权阶层，而中下层居民的日子更难过，上升渠道更狭窄。②

如何应对这一矛盾现象，香港內部产生巨大分歧，有关"拟缩减内地游客自由行人数"的议题，因担心影响香港零售业而遭到众多反对，最终未有成型政策出台，矛盾拖延下来，越来越大。

这也许是陆港两地在教育、法治、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当两地普通民众直接面对面时，导致了直接冲突。这一冲突是大面积的，也是持久积累的，对陆港关系的冲击大过其它层面，并最终反应在政治层面上。

由于陆港两地两种制度不同，生活方式差异明显，直面冲突时才发现竟然有如此巨大的鸿沟。这是一个深刻教训，值得认真反思。

看了《过春天》，联想到香港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觉心情沉重。包括陆港居民在内的普罗大众，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影片中主人翁的悲催人生，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缩影。实际上，水客的生活也不容易，佩佩、还有阿豪，不是生活所迫，不是为了圆一个梦想，不是过上更好的日子，谁会去做这非法的营生？又想到《我不是药神》里的程勇，开着一个卖保健品的小店，店里没生意，还交不起房租，老父病危，手术费筹不齐，前妻跟有钱人怀上了孩子，还要把他儿子的抚养权给拿走……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物，日子过得窝囊，为了改变、也是身边事情的激发，而成为“走私”价格低廉的、治疗白血病的”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的水客。

这些都反映了当今社会生活中，陆港社会底层人的真实生活。

水客本来是陆港两地社会普通人的营生，却成为本港人反大陆自由行的爆发点，而大陆自由行本意是为了繁荣香港经济，从而让香港民众生活过得更好。如此的矛盾反差太具讽刺意味了。这是否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好的出发点，未必会导致好的结果？政府的决策如何贴近实际情况、贴近普通百姓的生活，考量由此引起的后果和普通百姓的观感？

我很认同《香港人为何反感大陆水货客》中的观点：

“香港的情绪既来源于生活，又来源于观念。内地强势资本的进入与汹涌而至的旅游客打破了本土居民习惯了的经济秩序与生活常态，而回归后内地政治与法律上的影响同样让香港人艰难适应，后者可能更是让一些本土港人愤怒和冲动的原因。举一个并不恰当的例子，上世纪90年代东西德合并是一个重大的经济事件和政治事件，西德人在欢呼接纳东德人后很快意识到他们要付出巨大的财政收入以填补东德人生活水平的落差，西德人暗中抱怨的话不在少数，但极少听到有骂对方为蝗虫之类的攻击性语言。港人愤怒之深层根源或许还在身份认同、政治认同与合法性认同上。“实际地讲，观念可能就是现实。”英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海伍德说。”③

①②③凤凰评论原创出品2015年2月11日，作者小昭《香港人为何反感大陆水货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