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如松：裂变与传承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颇有共鸣。其实说共鸣似乎并不确切，应该说这篇文章所蕴含的思路和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思路不谋而合的撞车了。本来决定把这个思路沉淀一段时间再写出来，但是看着这篇文章后，手就不免有些痒痒了。

　　写这篇文章的人并不是中国人，而是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约瑟夫·奈。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特朗普对美国外交的影响》。文中的主要思想当然如标题所示，是分析特朗普上台后所实行的内政外交对美国未来的影响。这些我们并不需要去在意。美国人做的事，自然有美国人去承担，哪怕因为美国强大的影响力对世界产生改变我们也无需过多关注，毕竟，国无常强，无常弱。无论一个怎样伟大的王朝，都会呈现出起起伏伏的常态，既有风光一时，也有徘徊低谷。中国自秦以来，历经两千多年，虽然也曾有威加海内的高光时刻，但也不乏中原陆沉悲惨经历。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大国的宿命。美国自然也逃脱不了这一历史规律。只不过我等国人都想要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规律的转折点罢了。有没有这样的幸运，我不敢保证，但可以保证的是，这一时刻必然会在某个历史时刻到来。

　　先说一下约瑟夫教授论证的结果。在长篇大论后，他给出的结果就是特朗普将会给美国未来的外交带来一个面目全非的世界，美国的软实力将会因为特朗普的任性所为受到巨大的侵蚀和不信任。这个结果有些不痛不痒，因为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事实，也是国际社会目前对美国的普遍印象。我说过，我所感兴趣的是他推论的思路。

　　他所推论的思路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领导高能力很重要，一个优秀的领导人或糟糕的领导人会给这个国家带来短期内的巨大变化，但从历史的长期来看，这种变化是不是足以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一个疑问：“重大的历史结果到底是人类选择的结果，还是主要由不为人们所控制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作用下的压倒性结构性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个颇为绕口的问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类在重大历史进程中，究竟能不能靠自己的选择来决定自身的未来。这就是我和约瑟夫教授撞车的问题。

　　因为这几天我正在重读《韩非子·有度》这篇文章。已经好久没有在文章中提及这位诸子百家的集大成者了。这是因为我发现，对他的作品阅读的越多，也就更加觉得自身的不足，之前引以为豪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下又变成了困惑。这样的反复在读书的过程中会经常出现，我倒也不以为意，但也就此放下对韩非子思想的解读，因为我觉得我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有度》这篇文章开篇就是“国无常强，无常弱”这句话。开宗明义的指出一个国家不可能长久的保持常盛的状态，也不会始终弱小。然后韩非子就举了几个例子，比如楚国的楚庄王，齐国的齐桓公，燕国的燕襄王，魏国的魏安釐王等四个著名的强国之君。这些国君在他们执政的时候，奋发图强，秣马厉兵，要么做了一时之霸主，要么成为当时之雄主，也让自己的国家走到了诸侯争霸的顶端位置。但这些霸主或雄主一死，他们所领导的国家就迅速的衰亡。由此，韩非子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到底怎样才能让一个国家变得长久的强大呢？一个伟大的君主能不能成就永久的强大？这个问题和约瑟夫教授的问题大致上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我才说，我正在思考的问题约瑟夫的问题轻轻的撞了一下车。

　　其实这个问题不用思考，因为韩非子紧跟着就给出了答案，他这篇文章的名字就是答案，那就是有度！通过韩非子前面所举的几个君王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韩非子对于一国能否长久强盛的考量并不在于国君的一时贤明，而在于法度能不能够长久有效的执行下去，也在于这个国家究竟是实行了怎样的法度以及制度。

　　于是我们回到当代，如今世界各国都在讲求依法治国。当代人类文明社会中，西方国家的法制环境走在了前面，最起码从表面上看的确如此，这也是很多国人为之艳羡的地方，总统的隐私可以揭露，政府的贪腐可以追击，对民众不

利的政策可以反对，看上去很美。比如本次特朗普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

通话记录在被人爆料后，特朗普也不得不公开这份通话记录。这表明再强大的领导人也不得不接受法律的约束。而在中国，近些年的反腐力度也颇为强大，一大批老虎或苍蝇锒铛入狱，受到了法律的惩罚。一切都以法为准，一切都井然有序。

　　当

东西方国家在依法治国都走上轨道并以法律的手段加以规范和延续后，双方所比较的就是制度的优劣了。到底哪一种制度才是最适合人类发展的？到底哪一种制度才可以保证一个国家长久强大？这才是问题的最关键之处。这一点，约瑟夫教授没有在文章中指出。很显然，对于制度的理解，中国和西方世界的人们有着很大的差异。虽然西方世界的大部分有识之士都不否认中国在当前体制下取得了特别有效而优异的成就，但他们始终觉得这不过是阶段性的成果，最终，还是要像西方国家那样，采用所谓的“民主”模式才是正确的。你看，我们的总统也能批评责骂和弹劾，难道这不是民众当家做主的体现吗？至于中国能够取得高速的经济发展，不过是一个历史时期的必然体现罢了。

　　这就存在一个分歧，那就是中美在各自的发展中都取得过辉煌的成就，这一点无可置疑，但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究竟是阶段性成果还是多元化的表现，分歧由此而生。

　　阶段性成果论，说明中国以后还是要走西方之路，多元化成果论，则说明这个世界并不是只有唯一的一种体制符合人类的社会建设。每个国家都有着各自的国情以及文化传承，只要找到合适自己的路，那么无论怎样都会取得优异的发展成果。这个其实西方人也不是不知道，在他们的谚语中，不是也有“通往罗马的路不止一条”吗？但为什么他们非要坚持阶段论而否定多元化论呢？很简单，发展的阶段论符合他们主导的体制唯一论。而只有体制唯一论才更加适合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主导。

　　他们所倡导的唯一体制就是所谓的选举政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选举政治的历史已经有了数百年，他们深谙其中的技巧，熟悉利益的勾兑，各大资本势力也在长久的磨合中找到了平衡点，对于选民的心理操控更是炉火纯青。这就给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民众造成了一个假象，那就是这样的选举是可以通行于世界的，是公平公正的，是可以体现真正民意的。

　　这种假象正是西方世界所需要的。因为一旦某个国家接受了这样的体制，那西方世界就可以利用自己手里的资本以及国际话语权来对他国的选举进行干预甚至干涉。所以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某些国家在选举的时候，都会有西方国家的观察团参与其中，名义上他们是观察选举是否公平，实质上却正是对一个国家政体的操控。只要是不符合他们的选举结果，他们一概冠之有作弊嫌疑。也或者他们直接就利用选举期间民意的集中，对自己不满意的国家进行颠覆性操作。这样下来，体制唯一性就给他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操作空间，无限巨大的利益空间。

　　而多元化制度是这样的，每一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的民族特性，自身的历史发展，自身的社会环境，这个在每一个国家里都会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特色，也会导致不同的民众心态。这些不同的元素集合在一起，如果不加以外部力量的贸然干涉，这个国家就会在自身的发展中慢慢慢慢形成平衡，培养出适合自己的管理机制。每一个国家都会不一样，虽然有时候会大同小异，但往往就是那些不引人注目的小异，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果。唯有自然的发展才会产生平衡的制约。说白了，就是不同的国情造就不同的社会管理体制，没有外部干涉的，自然而然的平衡才是最好的平衡。

　　西方的体制固然已经历经了数百年，但中国的体制却是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洗礼，而在两千多年后，当今的中国摒弃了其中的大部分糟粕，吸取了其中的精华，传承了历史的文化，接收了制度的优越，从而呈现出当前体制的面貌。而也正是这种传承中做出变革的体制造就了今日中国之辉煌。

　　于是我们知道，当前中国的发展并不是体制阶段性的成果，而是多元化世界中一个成功的案例，是一种符合中国自身发展的自然选择。当然，除了体制的优越，成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民族，历史，文化等等……

　　中国如今获得的成果，正是告诉西方世界，通往罗马的道路不止一条。我们并不质疑西方当前取得的成就有其制度的优越性，但同时也告诉他们，中国的发展成果也是基于制度的优越。只是我们努力发展自己，不会去操控他国，而西方，则希望通过操控他国来发展自己罢了。

　　当然，如果这个话题深入下去的话，我们会发现，或者西方世界当前的成果才是阶段性体制的体现。根据马克思的《资本论》，当前西方的体制终究会在某一时期被取代，而面对西方世界资本势力的强大，这样的取代过程必然是颠覆性的，也一定会伴随着血雨腥风的。而中国，按照传承的道路，变革的渐进，前行之路一定会更加平坦和顺畅。

　　约瑟夫教授所问的一个阶段性强大的领导人是不是能够创造一个重大的历史结果，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不能。唯有一个传承良好，文化优越的社会管理制度才会最终决定历史的走向。而对于韩非子的这个答案，中国已经摸索实践了两千多年并最终呈现出当今的状态。那么我们还有什么疑虑的呢？我们面对夸夸其谈的西方政客们又有什么值得艳羡的呢？努力做好自己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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