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校长：“圣母”们在联合国痛哭时，中国在做什么？

　　星期五，成千上万的学生涌向西雅图的街道，这天不是“嘉年华”，学校的教学楼都快要倒空了。学生们举着牌子和标语涌向市政厅，填满了市政厅前的卡尔·安德森广场。

　　一、“决战西雅图”

　　年轻人总是富于朝气和热情，他们聚集在一起，相互热络起来，喊着标语和口号，表达他们对气候变化的声音。

　　一些学生说，年轻人对气候变化的呼声不容小觑，他们要改变世界。

　　在学生和青年们的带领下，约一万名抗议者在安德森公园集结，然后前往西雅图市政厅。年轻人的热情很快点燃了宁静的城市，在市政厅前，他们与另一群声援者会面。第二群抗议者主要是来自亚马逊的技术工人，他们已经在为全球气候变暖举行大罢工了。

　　抗议者呼吁地方和国家领导人采取更多行动应对气候变暖。他们是一群环保主义者，但离开了植树造林的荒野来到城市，环保主义更像一个政治问题。在西方很多国家，环保主义者都组建了绿党，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实现环保主义政策。

　　在人类现代文明史中，这场波及125个国家的罢课活动可能是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然而对于西雅图而言，这只是一幕欢快的万人舞剧。还远远未到令市长倍感煎熬的地步。

　　如果时间回拨到1999年11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那个初冬是西雅图最难熬的时刻。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美国西雅图举行。四个人，Django、Sam、Luo和Jaye来到西雅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世界，支撑他们的是强烈的信念，而非政治意图。

　　成千上万的反全球化人士跟随他们的脚步汇集西雅图，在会场外组成了一排一排巨浪。他们中有生活艰难的劳工、环保主义者、生存艰难的农民等。

　　▲ 电影《决战西雅图》描写的就是这一事件

　　因为全球化浪潮中，发达国家和大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式开发，让这群人和众多发展中国家反倒成了全球化的受害者，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产业崩塌、失业贫困。

　　然而示威演变成一场骚乱。西雅图市长不得不宣布全城进入紧急状态。四个领袖和西雅图市长都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对于民众领袖而言，暴力无疑是错误的，但承认抗议活动失败无疑是对理想的毁灭打击。对于市长而言，是坚守民主价值，维护公民自由权，还是做“和平”的铁腕守护者同样是两难的决定。最终市长还是派出武装特警用棍棒和辣椒水驱赶示威者和路过的无辜市民。

　　会场中的与会部长们同样芒刺在背。发达国家的部长们已经不打算听非洲和南美的不入流同行大谈世界贸易不公问题，更不想听学者们斥责他们和企业家沆瀣一气毁灭地球生态。于是他们选择离席走人，并且找茬撤走了翻译。

　　会场内外的两群失意者有着同样的际遇，你可以说话，但是并没有人听。你可以发怒，但是会有人把你请出去。

　　时隔二十年，国际媒体和西方大国的政府们领悟了新的出世之道。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西雅图，他们已经学会了把抗议者请进会场聆听他们破口大骂。

　　这场全球大罢课的领袖——瑞典辍学少女格雷塔·桑伯格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耳畔，声泪俱下得控诉他们偷走了孩子们的梦想。

　　“你们怎么敢这样！”

　　作为一个未经选举政治洗礼的小女孩，格雷塔还未习得克制情绪，用语言的力量给人以希望，过分激动令她面部扭曲，表情流溢着质朴和滑稽，童真却在眼神中一点点逝去。

　　现在她是一个小小的政治领袖了。我们知道全人类正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而格雷塔一如需要母亲襁褓的小朋友一样，她无情地批判大人的恶行与伪善，但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那是大人们的事情。

　　二、“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

　　还是1991年，就在世贸组织会议召开的近6个月前的一天，新华社记者李生才在一片柔嫩的人造林间举起相机，按动快门。

　　他的镜头前，是两位美髯及胸的老者，须髯花白，却精神矍铄。他们正手握树枝，细心呵护这些在风沙中顽强生存的小嫩苗。两位老者名为石满和贺发林，他们脚下的这片林子叫八步沙，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这里的树都是他们种的。

　　石满和贺发林已经在这里种了十年树了，和他们一起的还有四个人，一共六个老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八步沙还是一片黄沙地狱。沙丘每年以10米的速度向南推进，周边10个村子、2万亩良田、3万多居民，还有穿过的铁路和公路，都将面临被黄沙吞噬的危险。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夜北风沙起墙，早上起来驴上房。”一觉醒来，房子就被黄沙埋了。

　　怎么办？“活人不能让沙子欺负死！”

　　1981年，国家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启动，六老汉在一纸合同上按下手印，以联户承包的形式组建八步沙林场。种树！还是种树！

　　当时，他们中最年长的62岁，最小的40岁。

　　六老汉节衣缩食，凑钱买了树苗。一头驴、一辆架子车，几把铁锹，一卷铺盖，一头扎进沙漠，从此再未回头。

　　他们都是农民，没有治沙经验，在沙漠中种活一棵树比养活一个孩子都难。刚造好一片林子，一场大风就能毁掉七成。

　　在与沙魔的较量中，他们找到了方法，慢慢提高了树苗的成活率。漫天的黄沙中涌现出星星点点的绿色，紧接着就是一片又一片的风吹绿浪。

　　38年过去了，六老汉如今只剩两位在世。他们的后代接过父辈的铁锹，带领群众封山育林37万亩，植树4000万株，一道绿色长城拔地而起，拱卫着这里的村落、田地和交通。“子子孙孙无穷匮焉”，对这个民族而言，愚公移山从来不是神话。

　　2001年，新华社记者韩传号再度光临八步沙，用镜头记录下六老汉后代们的治沙场景。

　　千里外的北京，人们开始从媒体上得到八步沙的零星消息。

　　如今，城市发展大步向前。一座座大厦从四合院手中接过城市天际线。每天都有大批的白领握着手机，匆匆填满写字楼的各个角落。

　　划开手机，网购、外卖、生活缴费、叫“滴滴”、骑“小蓝”和“小黄”，是他们不变的日常。

　　2016年开始，这群“精致”的城市精英们发现了一件有意思的事，在蚂蚁森林中领取一棵树，用自己的“绿色出行”积攒绿色能量呵护小树长大，然后公益组织就会“买”走这棵树，种下一颗真树。

　　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半是因为“北京蓝”难得一见，半是为了平添生活的意义。

　　他们中的大多数不会去某度搜索八步沙，但在手机里种一颗树，却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养活一棵树的不易。

　　原来一棵树的背后，既可以是六老汉与黄沙的艰难搏斗，也可以是每日挤地铁、骑单车、走路的汗流浃背。

　　2019年，蚂蚁森林用户突破5亿，共计种下一亿颗树，种树总面积达140万亩。

　　不过，在2000年来中国创造的绿原林海中，这一亿颗树还只是涓涓细流。

　　根据美国航天局的卫星观测，在2000年到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中国贡献了四分之一，居全球首位。三北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从1979年的5.05%提升到15.95%。唐朝以来形成的毛乌素沙漠被全部“歼灭”。

　　如今城市“精英”似乎已经想不起20年前，黄沙迫临北京时漫天沙尘的恐怖与绝望。

　　短短20年，13亿中国人齐心协力征服荒漠，在世界连年哀叹亚马逊雨林一去不回时，我们却“逆天改命”，自己长出了“绿色之肺”。

　　原来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这就是实干兴邦！

　　三、“圣母”的诞生

　　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素来为人称道。少女格雷塔今天16岁，从她出生开始，国家就会发放各种津贴，教育是免费的，工作之后还有各种保险和补贴。

　　瑞典只有900万人口，但工业发达，几乎

人人都有大学文凭。在这个衣食不愁、生活舒适、教育水平很高的国家，格雷塔却选择了辍学。

　　至于理由，就是她觉得气候变暖和环境问题马上就会毁灭世界，既然如此，那还上什么学，当然要赶紧呼吁大家想办法。于是才有星期五“气候罢课”的提议。

　　这傻孩子是用生命在告诫我们，人一定得多读书。

　　其实格雷塔有这种“清奇”的脑回路与其所受的教育有关。瑞典教育非常注重“人文关怀”和“自然关怀”，会花费大量的时间让孩子了解全球环境问题的严峻性，鼓励他们去关心自然，关心人类福祉。

　　但问题在于，这种教育从来不告诉孩子西方国家的高福利从何而来，也回避全球贫困问题、粮食问题、环境问题的源头在哪里，更对全球秩序的不公之处视而不见。久而久之，一个又一个“圣母”就被制造出来，他们关心人类的命运，有着崇高的理想，但从来不会真正理解这些问题的本质，更不会换位思考理解贫困人口和欠发达国家。

　　格雷塔的背后还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少年少女。而16岁的格雷塔能“荣登”联合国讲台，也与当前西方世界内部严重的意识形态对立有关。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右翼势力来势汹涌，主要大国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逆潮。环保主义、女权主义、LGBT等所谓“白左”与右翼冲突激烈，为了从右翼手中夺取话语权，“白左”当然需要更多精神榜样，尤其是能够博得更多同情的女性、儿童和少数族裔。

　　于是“正义少女”格雷塔从天而降，号召全球学生跟着她一起罢课，这一风潮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形成了当前的浪潮。

　　四、末世

与救赎的智商税

　　在一贯自力更生的中国人眼里，格雷塔这种行为完全不可理喻。

　　关心环境问题没错，但解决环境问题靠的是勤劳实干，不是空喊口号。为了这种清奇的理由上街罢课，除了阻塞交通制造更多碳排放之外，毫无意义。

　　就算有媒体鼓吹造势，你真能撼动西方国家，让资本集团和政客放弃自己的利益，追求绿色世界的理想吗？

　　当然不会。他们让一个孩子在联合国公然“控诉”自己，不过是为自己停留在口头上的“良心”涂脂抹粉罢了。等小姑娘“控诉”完，就可以继续愚弄世界，攫取自己的利益。而那时，格雷塔也许会被媒体抛弃，届时她就会发现，自己不过别人遮挡污秽的一块破布。

　　从西方社会的文化逻辑来看，格雷塔能从无数“环保人士”中脱颖而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通过夸大环境问题制造了一场“末世论”。

　　▲ 《2012》的流行就足见，当今“末世论”依然拥有大批拥趸

　　《圣经》最后一章《启示录》就记载了关于“世界末日”的景象。有了“末世论”，自然就会有救世主。这个救世主可以是圣子耶稣，可以是圣母玛利亚，可以是圣女贞德，也可以是今天的格雷塔。

　　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欧洲，由于人们普遍信教，“末世论”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相信公元1000年，世界会迎来末日，耶稣会再度降临，那些虔诚的人会获得拯救升入天堂。

　　碰巧那年的欧洲天灾人祸不少，地震、洪水、蛮族入侵。如果是中国人面对这些，自然是“天塌了就去补天，水来了就去治水，敌人来了就拿起刀枪”！但信教的西方人则不然，他们觉得这都是“末日”的征兆，早晚要死，等着救世主来救赎我们就行了。

　　所以洪水来时，他们祈祷，地震来时，他们祈祷，敌人来时，他们祈祷。最后他们都死了。

　　这种弥赛亚（救世主）精神不仅可以麻痹人心，让人听天由命，放弃抗争，还能拿来做生意。1313年，天主教教会发明了一样“敛财神器”——赎罪券。

　　赎罪券的拉丁文叫indulgentiarum，意为“仁慈”或“宽恕”。准确地说，应该翻译成“信仰充值券”。

　　这玩意其实就和Q币一样。

　　深信“

末世论”的欧洲人成天担心自己在末日之后下地狱，想做虔诚的教徒。但人非圣贤，谁都得犯错。一犯错就焦虑，一焦虑就有流量和商机。

　　当时欧洲最大的流量主当然是天主教会，毕竟遍地教堂，还有一大堆神职人员搞“社群运营”，维护用户粘性。

　　于是教会就创造了“赎罪券”这套氪金机制。不是担心自己不够虔诚吗？赶紧买赎罪券给信仰充值啊，一时氪金一时爽，一直氪金上天堂。靠着这张废纸，教会收了200余年的智商税，直到良心未泯的马丁·路德实在看不下去了。

　　▲ 1517年10月31日，路德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

　　虽然今天的西方人已经不再迷信宗教，但弥赛亚文化并没有退却。

　　好莱坞电影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其实就是弥赛亚文化的现代翻版，只要灾难来临，肯定会有救世主，只不过今天的救世主可以是美国队长、钢铁侠、蜘蛛侠、变形金刚等“非常生命体”。

　　在现实政治中，弥赛亚就演变成了政治明星和意见领袖。格雷塔恰好就是这样一个被“选中”的意见领袖。

　　今天她掀起的全球罢课浪潮，与欧洲人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末日救赎躁动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参考欧洲的历史经验，今天有人鼓噪气候变化“末日”，明天一定会有人出来兜售“绿色充值券”，收取焦虑的智商税。

　　我们中国人当然可以继续植树造林，继续吃瓜看戏。

　　但我们一样可以借鉴“义乌经验”，开拓无限的商机。

　　“亲，需要救赎吗？一百美金一棵树，十年一片大森林，多买才能拯救世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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