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之场：气变大局背后的汹涌暗流

　　煽动情绪者，必将为情绪煽动。
　　玩弄言辞者，必将为言辞玩弄。
　　——摘星者

　　A

　　对于15岁的青少年来说，“逃学”往往是绝对不被允许的行为。但是，一个15岁的瑞典女孩，却逃学逃出了花，直接逃到了联合国。

　　2018年底的波兰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来自190多个国家的代表，静静听着15岁的瑞典女孩儿格瑞塔（Greta）的发言：

　　“你说你爱自己的孩子胜过一切，但却在孩子们的眼前偷走了他们的未来。”

　　逃学到瑞典议会外抗议气候变化，曾使得她一夜之间成为了青少年气候问题活动家的象征。此后，这位小姑娘一发不可收拾，甚至直接退了学，豆蔻年华便做起了专业的“抗议家”。

　　她号召学生们在周五走出校门，对气候变化进行抗议，以期得到政府的关注。不久前，她用15天的时间乘坐零碳排放的帆船从英格兰南部来到美国纽约，参加即将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

　　“独立”、“自我”、“勇敢”、“善良”，诸多美质随着气候问题的敏感性加诸到这个十五岁女孩的身上，每一个行为，每一个属性，都打到了世界人民——西方人眼中的世界人民——的心上。

　　同样是北欧国家的挪威，毫不犹豫的给了格瑞塔2019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格瑞塔在波兰气变大会上训斥达不成协议的代表们

　　但也有质疑者认为，格瑞塔放弃学业，投身环保事业的做法是短视的。

　　如果她真的对环保感兴趣，

更应该好好学习，用知识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力，至少能够在发言的时候多些干货。

　　并且，格瑞塔选择乘坐帆船的行为，看似是零碳排放，但实际上，为此活动服务的后勤团队所产生的碳排放，远远大于她乘坐飞机所带来的边际排放量。

　　同时，通过乘坐帆船来号召环保，看起来不切实际，与其说是呼吁，更像是为了立住人设而进行的作秀。

　　而格瑞塔的发言其实也没什么“料”。能够看出，一旦涉及到政策层面，她的观点并无实质性的内容，仅是言必称“政府不作为”、“化石燃料应该深埋地下”，然后……就没了。

　　既没有考虑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也没给出任何切实的解决方案。以至于那些提名她的政治家们，也只是在台下笑而不语而已。

　　而既然明知这已经有些偏执的小姑娘在玩过家家，却还要把人家树为榜样，嗯，如此阳谋，过一会儿我们便揭晓。

　　B

　　首先必须要承认，呼吁能够唤起大众的关注，向政策制定者施压，促进问题的解决。但是，当呼吁只剩下为了煽动情绪的责怪和诘难，缺少道理的论证，枉顾事实的支撑，带来的只有一种结果——

　　煽动情绪者，必将为情绪煽动。

　　玩弄言辞者，必将为言辞玩弄。

　　一般认为，偶像明星们吃“青春饭”，实际上，作为政治人物的格瑞塔，也在吃“青春饭”。

　　象征未来的青少年身份的质询，成为了优秀的问题发泄口，而选择聆听格瑞塔的发言，将环境问题可能牵扯出的更加有力的质询化为简单的泄愤，则成为了政治家们断臂自保、以疏代堵的行为。

　　在欧债危机、中东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挫败中希求重振旗鼓的欧盟来说，太需要一个新的面孔来讲一些好听的故事了。

　　“年轻”、“叛逆”、“敢于表达”……这些标签对经验老到的西方政治公关来说，简直轻而易举的就发掘出来，稍加剪裁就成了新一代偶像，代表欧盟在环境领域的悲天悯人，道德优越。

　　格瑞塔的训斥，其实就是欧盟在气变领域的傲慢：

　　“对不起，我不是针对谁，在这个问题上，全世界除了欧盟都是垃圾”。

　　山清水秀的欧盟当然有资格这么说，前提是中国、菲律宾等没有禁止进口来自发达国家的大量垃圾。

　　在环保问题的背后，是西方政治家们对工业后发国家处心积虑的打压。

　　众所周知，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是带来二氧化碳排放超标的最大原因。因此，很多时候，减排即意味着抑制本国工业的发展。

　　欧美等国家已经早早完成了工业化，“雾都”伦敦的传说，已是百年前的故事。也正是因为早已完成了工业化，欧美国家抛弃了污染巨大的低端制造业，将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上，当然，也带来了大量的污染。

　　当涉及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时候，欧美代表认为环保是国际问题，需要每个国家承担责任。

　　而当谈到历史污染问题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污染转嫁时，他们又宣称，主权国家应当独立解决境内污染问题。

　　双标无过于此。

　　要求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迅速的工业后发国家承担巨大的减排任务，对于欧美政客而言是一箭双雕的好事：

　　一方面，道貌岸然的斥责能够为其赢得选票与政治影响力；

　　一方面，强迫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减排，能够拖慢这些国家的工业化的步伐，抑制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长久成为其低端行业转移地。

　　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也是经济总量最高、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比重较大的纺织服装业、金属加

工业和制造业都属于高污染的行业，造成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碳排放随着我国总体贸易量的增加而不断增加。

　　从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间，这些行业的碳排放量从10%左右增长到30%以上。血汗工厂让发达国家转的盆满钵满，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却是残羹剩饭和大量的碳排放。

　　而布瑞塔指责气候峰会的与会国迟迟无法达成一致，隐含的逻辑，是将环保问题看作各个国家政府的孤立的责任。忽视人民的生活水平，忽视国家的安全要求，将气候问题看做唯一的评价指标，认为世界上所有国家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我们无意指责一个15岁女孩的人格，但是伪善的发达国家政客们，借她之口，说出了一贯伪善的发言：

　　忘却历史与事实，借道德之名，行独大之事。

　　真是讽刺，不是么？

　　C

　　气候变化不能“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

　　气候变化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全球意义的环境问题，具有全球公共物品属性。

　　如果各国都对温室气体排放不加以管控，全球气候这块公地将被过度消费，很可能上演“公地悲剧”，全球生态环境将发生难以逆转的变化。

　　而气候治理的非竞争性又会造成“搭便车效应”，某个国家为了全球气候变化整体利益所作的努力，将让所有国家获益，但成本却由本国自己承担。为了解决人类共同的的问题，各方不断博弈，方案也在不断变化。

　　气变解决方案至今为止经历了3个版本。

　　方案1.0版是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主导规范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

　　（一）所有国家都有责任；

　　（二）发达国家有历史责任，历史上和当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最大份额来自发达国家；

　　（三）各国要按照自身能力水平承担责任。

　　如果方案1.0更多强调的是共识和原则，那么方案2.0即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则是真正尝试解决问题的一个路线图。

　　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出了开启碳市场化，即把二氧化碳减排量变成能在碳交易市场上交易的商品，并且设计出强制减排标准，约定发达国家和那些对当前气候变化现状负有主要历史责

任的国家履行减排义务。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对于方案2.0，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并没有批准议定书；而经济快速发展的几大发展中国家，虽然碳排放不断增长，也没有被要求强制减排。

　　形同鸡肋的方案2.0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老爷们不得已改头换面，应运而生了方案3.0，即2015年通过的《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

　　这份协定书将21世纪末人类活动导致的全球升温相比于工业革命前“显著低于2度”作为减排的最低目标，承认各国发展的差异性，倡导各国根据自身的减排能力自主制定目标，承担减排任务。

　　也就是说，协定既约定各国自主提出的标开展减排，又明确各国自主目标是在《巴黎协定》会议的指导监管下统一推进的。

　　这种方式既尊重各国自下而上的自主性，也强调《巴黎协定》自上而下的权威性，是一种不得已却最合理的妥协，也是今后气变谈判的基本框架。

　　D

　　气候方案看似将全世界国家联合在了一起，但事实上，每一次方案的出台，都有着各国深刻的利益考量。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署生效前后，美国适逢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时期，国力正盛。

　　美国认为在气变领域扛大旗，有利于塑造负责任领导者国际形象，利于输出美式意识形态，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援助，等同于资本输出，可以收割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进一步实现资本增值。

　　更重要的是，对内还能弹压共和党的钱袋子——重工业。

　　可以说方案1.0与美国推动的全球化同步，是美式全球化的美好面孔。

　　克林顿作为民主党总统，背后的金主是华尔街精英，票仓是移民占多数的加州和纽约州，这种拥抱国际化的姿态自然受到欢迎。

　　可以说彼时彼刻，美国的主导顺理成章。副总统戈尔还在《不可忽视的真相》一片中担纲主演，受到了同样支持民主党的好莱坞垂青，将79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收入囊中。

戈尔荣膺小金人

　　风水轮流转，欧盟的诞生实现了欧洲境内商品、劳务、人员、资本的自由流通，经济增速快速提高，2002年达到10万亿美元，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欧盟认为自己应代表光荣的欧洲价值，认为欧盟应当是“自由、民主、尊重人权、基本权和法治”的化身，在各个领域积极扩张。

　　除了宽松的移民政策，欧盟在气变领域也积极进取，主导了方案2.0，不仅自己带头实施最严格的排放标准，还积极发展环保产业，大规模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帮助中国孕育出世界级的环保企业。

　　相比之下，美国在21世纪初经历了“9.11”袭击，经济上遭受互联网泡沫重创。

　　之后上台的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大举投入中东反恐，惠及军工基本盘，其他领域自然就“不得不”收缩了。而票仓德克萨斯、路易斯安那等能源州，也要求政府在气变领域保守起来。

　　细究起来，美欧在气候变化上的态度，与其政治周期深刻相关。

　　诚然，这次也不例外。

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公司河北英利赞助了2010南非世界杯

　　E

　　欧盟与美国看似在为环保事业不遗余力地做着贡献，但是，其借环保产业打压发展中国家的面貌在2.0时代已经初露端倪，进入3.0时代，愈演愈烈。

　　美欧在环保事业上的“尽心尽力”，为自己带来了强大的政治积累与话语权。

　　因此，他们无视发达国家的污染转移问题，却苛责发展中国家用环境换经济的行为，制定严苛的减排标准，意图打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毕竟，工业的发展意味着国家的强大，也意味着终有一天，美欧将无处转移污染。

　　中国知道，但中国却笑纳了。

　　在方案1.0和方案2.0阶段，中国一方面积极参与，接受“共同但有区别”原则，履行必要减排义务；一方面坚决维护发展中国家发展利益，和巴西、南非等国家一道，捍卫底线，不因为过多的承诺而影响国内的生产。

　　反观欧盟和美国，因为没有长期决策、一以贯之的能力而失掉了先机。

　　欧盟在一系列危机中失掉了曾经的精气神，甚至对原产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发起反倾销诉讼，让自己高举的绿色大旗蒙羞。现在欧盟意识到减排大旗对自己维护团结、共同行动的重要意义，但要再聚起当年的人气，已经很难。

　　美国特朗普政府则接连退群，只想着连任。一方面大力发展传统化石能源，让基本盘能源州赚的盆满钵满，既赢了竞选资金，又讨好了这些地方的选民；一方面打击民主党已经建立起来的减排发展计划，废除奥巴马时期通过的多项环境法规。

　　遇到这位现实主义的总统，美国世界白左排行榜上已经一落千丈。

　　眼看专注实事、迅速发展的中国有迎头赶上的趋势，欧盟与美国不免慌张。

　　在国际政治领域，作为全球公共事业的环保产业就像一块金字招牌，谁挂上了这块招牌，谁就能取得道德上的优势，并可以将其运用到政治博弈之中。

　　枯燥的数据总归难以为大众接受，但是激情的宣讲总能刺激人们的神经。口头上“We Care”往往能够带给自诩关注人类未来的精英们大量的满足于优越感，借此掩盖行动上的疲软与深层的机制问题。

　　这就是欧盟推出格瑞塔——一个15岁辍学、成为职业社会活动家的“环保女孩”的目的。

　　格瑞塔看似在对190个国家的代表发出质问，实际上，背后站着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发达国家。

　　在将来的政治博弈中，“少年的呼吁与孩子的未来”，显然会成为其在其后问题上支持自己的提案的筹码。

　　但是，中国代表应当坐得安然。

　　方案3.0阶段，中国已经被各国公认是当下气变减排领域的排头兵。

　　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从2005年开始降低碳强度，累计节能量已占全球50%以上；我国可再生能源已经达到6.5亿千瓦装机，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28%左右，规模居世界之首。

　　国民层面，务实的国人更倾向用双手而非唇齿为环保事业做出贡献。

　　自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以来，这个首出于中山先生的节日，已经走过了四十个年头。

　　仅就北京一市而言，参与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总人数已达一亿人次，义务植树2.05亿株。

　　21世纪初起，经过几十年来的辛勤治沙、植树造林，沙土面积减少了600万亩，毛乌素沙漠80%的面积都被绿植覆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人工消灭的沙漠。

　　2018年，蚂蚁森林的参与者已经多达3.5亿人，种植和维护真树5552万棵，种植面积超过76万亩，预计控沙超过百万亩。

　　……

毛乌素绿洲

　　相信聚沙成塔、积少成多的中国人，在用点滴的行动绿化家园，诚然，也难以择出一个如格瑞塔般出挑的代表。

　　但中国在全球气变合作中的参与度是渐进的、可控的，气候变化政策是由国内优先事项驱动的，首先是国内生态文明发展的需要，等逐渐有了底气，我们才开始加强对外宣介，用实力说话，获取切切实实的话语权与国际形象。

　　实事先行，言辞放后，在强大的成就支撑下，环保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新名片。

　　终归比只会躲在少女背后的某些国家，好上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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