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械师：共和党背后的男人

　　1992年大选，连续执政12年的共和党输了，输得很惨。

　　当时，刚刚结束冷战、打赢海湾战争，老布什觉得自己胜券在握。没想到，还在党内初选阶段，他就差点被当记者的和政治评论家的帕特·布坎南拉下马来。虽然凭借着在任总统的优势，老布什总算拿下了党内提名，却在最终选举时大败于民主党候选人、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八年后，老布什老了，他的儿子小布什“卷土重来”。

　　这一次，布什家族带领共和党赢了，但赢得惊险万分：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的民选得票高于小布什，靠着多出来的15张选举人票，小布什总算如愿坐上了总统宝座。

　　当时，计票结束后，民主党甚至要求佛罗里达州重新点票，官司越闹越大，联邦法官几次作出了有利于戈尔的判决，最终，官司打到最高法院，大法官们以五比四的微弱多数，总算是提当选总统“摆平”了这道坎儿。

　　2016年，让特朗普坐上总统宝座的那场选举，跟这次选举比起来，真可以算得上是“波澜不惊”了。

　　又过了四年，靠着9·11事件后一系列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加持”，当初差点和总统宝座失之交臂的小布什，这次比民主党候选人克里多拿了300

万张民选票和35张选举人票，成功蝉联。

　　每次美国大选，全世界都跟着着急，毕竟，这是一场要定期改变世界局势走向的选举。而每次大选，共和党的候选人往往都比民主党的候选人吸引外国评论家的眼球。这不仅因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体，也是因为，共和党的指导思想，跟其他国家的国运实在是息息相关。

　　笃信“多元文化”的民主党，嘴上调门唱得老高，实际上对其他国家的事情经常表现出一副“爱莫能助”的表情，毕竟，那也是人家国家免于外部干涉的“消极自由”。但共和党就不一样了，他们信奉的“新保守主义”要求，为了捍卫那一套“普世价值”，美国需要“四面出击”。

　　毕竟，里根以后，共和党信奉的保守主义变“新”了。

　　这一切，可能都要从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说起。

　　列奥·施特劳斯如果现在还在世，今天应该是他的120岁生日了。这位出生在德国中产阶级的犹太人，1934年移居伦敦，三年后又到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段“死里逃生”的经历。

　　经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西方政治学界最恐惧的事情，莫过于再出现一个希特勒，或者是再爆发一次像十月革命那样彻底的社会革命。

　　从革命后的苏俄逃到伦敦去，又代表英国在莫斯科当了纪念外交官的犹太人以赛亚·伯林觉得，西方应该首先防范一种普世的“绝对价值”，所以，他和他的信徒们是多元主义的坚持者。

　　但施特劳斯不一样。

　　在德国的惨痛经历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西方政治文化的“现代性”观念。他觉得，从马基雅维利开创的这种传统，通过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等人发扬光大，把一切真理都看成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从而颠覆了“绝对价值”，使人们在面对新的具有威胁的政治现象时缺乏警惕，从而催生了纳粹德国那样的悲剧。

　　施特劳斯提出，要重新拾起被马基雅维利破坏掉的政治哲学传统，去寻找并捍卫一种永恒的价值。

　　施特劳斯本人没有看到自己的学说大放光彩的那一天。1973年，他就去世了。在他去世的七年之后，里根当选美国总统。在这位共和党

新总统的幕僚团队里，有不少施特劳斯生前的学生。

　　论敌伯林曾经表示，施特劳斯死后，他的学生们没有一个值得去辩论的。施特劳斯自己生前对美国现实政治也没什么兴趣，只是提过一嘴，“算是最不坏的制度”，其余时间都在研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但耐不住，他的学生们在他身后“学而优则仕”，成了美国共和党历届政府幕僚团队的核心成员，“施特劳斯学派”也成了当今政治学界的一大“显学”。

　　里根时代的外交“先锋官”欧文·克里斯托尔，小布什时代的国防部副部长和世界银行行长保罗·沃尔夫维茨，乃至前两天刚刚辞职，在小布什和特朗普两位总统时期都大放异彩的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都是施特劳斯学派和被“新保守主义”的坚定支持者。

　　施特劳斯还有一位学生布鲁姆，后来在康奈尔大学开了一门希腊哲学课程，当时以为日裔美国人佛朗西斯·福山也选了这门课，并与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多年后，福山去了哈佛大学，师从另一位保守主义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在1990年代初期写下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

　　福山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主义。虽然施特劳斯给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判了“死刑”，但很多人还是觉得，这种世界最终归于“一元”的解释方法，还是深得施特劳斯学派的“真传”。

　　施特劳斯本人其实更多地是一位“象牙塔”里的老学究，他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对古希腊古罗马的了解远甚于当代社会，但是，他的思想资源却给他出仕共和党历届政府的追随者们指明了一条“坦途”。

　　经历过世界大战的创伤，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施特劳斯强调必须用强大的武力来捍卫他们所坚持的“正义”。同时，经历过对犹太人惨无人道的迫害，施特劳斯打心眼里怀疑启蒙运动以来那一套“人的理性决定历史进程”的逻辑，强调古典时代的“美德”才是支撑西方文明的根基。

　　在他的后学们眼里，当然，美国就是现代国家里最符合“古典美德”和“普遍价值”的——虽然施特劳斯自己从来没这么说过，在他见过的国家和政体里，他本人可能更欣赏丘吉尔时代的大英帝国。

　　经历过世界大战，施特劳斯学派的信徒也相信，要把那些看起来不符合“普遍价值”的力量扼杀在萌芽状态，才能维护世界的和平。

　　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共和党执政时期的美国，往往表现出一种高调的侵略性姿态。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老布什时代的海湾战争，小布什时代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现在这位，看起来一反共和党“建制派”传统，但是还是忍不住要跟全世界打“贸易战”的特朗普。

　　也是在这种新保守主义的影响下，好战的军火商，还有那些笃信传统价值观念，相信“美国第一”的“红脖子”才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共和党。外有这些人的选票加持，内有一大群笃信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和安全官员，共和党的“攻击性”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也可以说是“骑虎难下”。

　　它的选票基础，价值理念都深植于这套说辞，当然不能不急着给全世界“开药方”。

　　不但要开药方，还要凭借武力后盾把药给你灌下去。

　　老实说，施特劳斯的确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的思想资源也值得一代代学人去发掘探索。但是，在象牙塔外的现实世界，一味笃信施特劳斯的后学们所开创的这套“鹰派”传统，能让共和党的智囊们带领这个“老大帝国”的右翼力量往前走多久，真的越来越是一个未

知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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