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山浮生：日韩生死劫

　　序章 时代大幕开启

　　如果不是香港废青抢戏，今年夏天的国际热点本应是东北亚。原本被认为同属一个战壕的日本和韩国，突然因为贸易问题厮打成一团。

　　与中美贸易战边打边谈，时缓时急不同，日本上来就是照着韩国的“七寸”招呼，双方出招一个比一个狠，矛盾迅速升级。

　　2019年7月4日，日本安倍政府突然宣布，将三类半导体和显示器核心材料限制对韩国出口。

　　这则不同寻常的消息，拉开了韩日贸易战的大幕。

　　8月2日上午，日本内阁批准通过《出口贸易管理令》修订案，决定把韩国排除出获得贸易便利的“白名单”。8月12日，韩国政府也做出决定将把日本也从所谓出口优待国家的“白名单”中删除。8月22日，不顾美国的强烈反对，韩国宣布终止《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SOMIA）。

　　毋庸置疑，日韩关系陷入自1965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严重的局面。

　　中国历史上，从春秋走向战国的标志事件是“三家分晋”，彻底导致周朝秩序的“礼崩乐坏”。日韩之斗的意义与此相当，将成为导向美国天下秩序崩溃的导火索。

　　日本和韩国，作为东北亚的邻居，也是美国在亚洲的两个重要盟友，为何突然针锋相对，矛盾不断升级？

　　01 日韩生死劫

　　在今夏大热的动画电影《哪吒——魔童降世》中，魔丸转世的哪吒最终迎来了宿命的天劫，幸好敖丙与师傅太乙真人与他一起抗，才免去身形俱灭的宿命，但也毁掉了肉身。

　　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要概念——“天劫”。

　　天劫这一概念源自道教世界观。在道教看来，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轮回、生灭是宇宙的万物的基本规律。在天地中，各生灵都在进化，他们为生存而奋斗着，命运交织，形成各种因果。因为生命在繁衍，仙魔也好、佛妖也罢。大家都在争夺资源，吸取宇宙能量。

　　凡人百年就死，死后一切还给自然，不会破坏平衡。神仙则不然，它们长生不死，它们吸收能量越来越多，宇宙元气能量越来越不平衡，于是一步步走向天劫。

　　当今世界，正处于人类迈向智能时代的关口，这次技术革命所造成的实力落差将远超以往。能够迈过去这道坎的国家将晋升为“神”，迈不过去的国家将跌落尘埃，无论过去曾多么辉煌。

　　中美博弈来源于此，日韩之争也是根源于此，这何尝不是真实世界的“天劫”？

　　在封神演义中，明明是元始天尊、通天教主这些大佬们要渡天劫，但是因为牵涉太大，后果太严重，不敢轻举妄动，因此变成了哪吒杨戬这些小辈们前台厮杀，大佬们在后台纵横捭阖。

　　现实世界也是一样的道理。日韩体量相当，地缘相邻，实力接近，知己知彼，也没有矛盾失控毁灭世界的顾虑，因此斗争很快演化为残酷的贴身肉搏。

　　日韩之间的斗争，也给影响全局的中美博弈增加了更多的变数。日韩反目，给中国希望推动的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蒙上了阴影，但也使得美国在东北亚的布局彻底被打乱，日本必将倒向中国谋求支持，同时分担中国承受的一部分压力。

　　中国正在致力于产业升级的宏图大业，尤其在半导体产业上不遗余力地布局，即使不是故意针对韩国，也会在客观上碾碎韩国的优势产业。安倍的期望是抢在那一天到来之前，与中国携手解决掉韩国，献上投名状的同时，抢到进入新时代的入场券。否则，日本就是下一个被碾碎的对象。

　　要搞清楚这一切，还是要首先弄明白日韩之间的历史恩怨。可以说，日韩今天的激烈冲突，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在日韩邦交时已经埋下伏笔。

　　02  隐患重重的日韩和解

　　上世纪中叶，美国为了在亚洲方向围堵社会主义阵营的扩张，进行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布局。

　　美国首先牵制中国大陆统一台湾，然后登陆仁川，阻止南北朝鲜统一。中国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美国随即松绑日本，将日本作为对朝作战的补给基地，日本工业实力迅速恢复。

　　美国没有在朝鲜战争取得预期结果，接着又在越南制造分裂局势。军人出身并以政变上台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敏锐地判断出，正在进行中的越南战争，将成为韩国崛起的契机，韩国可以效仿日本的老路，通过作为美军补给基地，搭上工业化的顺风车。

　　对于美国而言，为了巩固在东亚的反共阵营，加强环太平洋战略链条，日韩关系正常化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美国极力促成“日韩会谈”及两国建交事宜。

　　朴正熙“急于发展经济，拿到日本经济援助，美国急于建立反共阵营，希望韩日尽快改善关系，韩日邦交化的成果来自于美韩‘心急火燎’，日本也甘愿‘成人之美’”。

　　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日本来说，解除近在咫尺的老邻居的深深敌意，并将其作为廉价劳动力的输出地，对于自身发展也是百利而无一害。

　　韩国前总统朴正熙

　　1965年，朴正熙政府以“了断”的原则，同日本政府签署《韩日基本协定》《韩日请求权协定》等五份文件，宣告这两个历史恩怨深重的国家实现邦交正常化。

　　在请求权协定中，日本用5亿美元经济援助（无偿3亿美元，有偿2亿美元），换来韩国对历史上日本殖民统治所造成的国家级国民财产、权利、利益及请求权纠纷的“完全最终解决”的承认。这一协定，也成为今天日本政府主张“（韩国）战争被害者（强征劳工、慰安妇等）问题都依照‘请求权协定’获得解决”的法理依据。

　　在日本看来，通过一笔钱买断韩国对自己的恩怨，殖民统治时期犯下的累累罪行就此一笔勾销，实在是千载难逢的合算买卖。

　　对于亟待发展经济的韩国来说，换来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比什么都重要，这笔钱对于一穷二白的韩国也是弥足珍贵。但这场“速成的和平”却给韩国社会造成巨大裂痕。这笔钱并没有发放给真正的受害者，而是补贴给三星为首的韩国财阀，作为工业化的启动资金。

　　由此可见，对历史的清算和对受害者个人赔偿的问题，两国存有巨大异议，韩国内部左右两翼对此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以1965年日韩五份政府文件形成的“1965体系”，始终存在崩塌的隐患。

　　既然存在这么大的隐患，为何“1

965体系”支撑日韩关系走过大致相安无事的40年呢？

　　奥秘就在于，日韩两国此后都处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在经济马车狂飙突进的时代，全体国民都在为了明天更大的蛋糕努力奋斗，任何其他问题都可以被发展所掩盖。

　　到本世纪初，随着全球经济引擎逐渐熄火，日韩的蜜月期也宣告结束。作为受害者的韩国，成为首先发难的一方。

　　03   日益高涨的韩国反日情绪

　　2005年，四名在二战时曾被强制征用的韩籍劳工在汉城（今首尔）市中区法院起诉日本

企业新日铁住金，要求对方补发工资并进行赔偿。四名原告中的两人，在2003年时已在日本法院败诉。

　　本次诉讼的结果与以往此类诉讼没有差别，汉城中区法院和高等法院都支持日本法院的判决，以韩日缔结《请求权协定》为由驳回原告赔偿要求。

　　但本次诉讼的审理过程，却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一幕。

　　审理过程中，在法庭的强制要求下，过去不被完全公开的《韩日基本协定》等文件的附加议定书终见天日，当年韩日谈判诸多“私相授受”的细节和内幕被媒体曝光，引来韩国社会的极大愤怒，“丧权辱国”的骂声遍布韩国各地。

　　魔鬼隐藏在细节中。

　　韩国法院表面上顾全日韩邦交大局，但是却把注定会激起民愤的历史文件公布诸于众。

　　考虑到当时在任的左翼出身的“抗争总统”卢武铉具有深厚的法律界背景，以及此后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很难不让人怀疑，这是卢武铉刻意安排的结果，目的就是激起汹涌民意，为我所用。

　　由于民意汹涌，卢武铉政府为了应对接踵而来的要求赔偿的受害者，责令成立由政府和民间人士组成的“韩日会谈文件公开后续对策相关民官共同委员会”，抓紧讨论对策。

　　卢武铉的亲密战友，时任青瓦台民政首席的文在寅（现任韩国总统），作为政府委员全程参与了讨论。

　　卢武铉（左）与其亲密战友文在寅

　　该委员会最终的立场是：

　　“《请求权协定》未能对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35年做出索赔请求，而只是参照美国主导的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第四条的精神，对解决韩日两国间财政、民事债权债务关系作了规定。……此外，对于日军强征韩国慰安妇问题等因日本政府、军队等国家权力机关制造的反人道非法行为，协定里并未予以索权和解决，日本政府也未能履行法律责任。”

　　但委员会也指出，韩国政府当年从日本接收的3亿美元援助里，“也带有一定的对强征劳工补偿的性质”，因此今后从政府层面向日本提出追加赔偿的要求比较困难。

　　为此，韩国国会推出《支援法》，并从2008年起向已故强征劳工每人发放2000万韩元（约合1.6万美元）慰问金，这一做法多少安抚了受害者家属愤怒的心情，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急剧上升的“反日民族情绪”。

　　这一处理结果，说白了就是韩国政府自掏腰包，安抚一下当年的受害者，并未改变《请求权协定》的框架，但动摇“1965体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已然倒下。

　　卢武铉一通骚操作，但是折腾半天只是白忙一场？

　　莫着急，上面的操作只是前戏，接下来的举动，才表明了卢武铉的“醉翁之意”到底为何。

　　2005年12月29日，韩国国会公布《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归属特别法》，次年7月13日，卢武铉任命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委员9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正式运作。2006年8月18日，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成立。

　　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常任委员兼事务局长、韩国资深律师的张完翼表示，他们将在4年时间内，清算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亲日卖国的叛徒，将他们本人及家族成员因为亲日行为获得的财产全部没收充公。

　　委员会编列亲日人名辞典中的亲日派3090人名单，已故韩国前总统朴正熙赫然在列。

　　看明白了吧？卢武铉激发民众反日情绪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对日本怎样，而是通过高举反日大旗，在政治上清算对手。

　　如果把时间线往回捋一捋，就更能看明白来龙去脉。

　　卢武铉是2003年当选总统，仅仅过了一年，2004年3月12日，被反对党控制的韩国国会通过弹劾议案，卢武铉被停职受查。

　　导演这场弹劾大戏的反对党头目，正是日后的韩国首位女总统，也是已故前总统朴正熙的大女儿——朴槿惠。

　　朴槿惠与父亲朴正熙

　　但是卢武铉也不是吃素的，之后国会改选，反对党大败。5月14日宪法法庭又推翻国会的弹劾议案，卢武铉即时恢复职务。

　　卢武铉虽然涉险过关，但是这件事显示出当时的韩国政坛，左右两翼的斗争十分激烈。草根出身的左翼总统卢武铉根基薄弱，一着不慎就可能陷入没顶之灾。

　　于是，煽动国民反日情绪，并顺势将情绪宣泄的矛头，对准国内的右翼分子（这帮人历史上多数是日占时期的亲日分子），成为卢武铉获得民众支持，稳固政治根基的救命稻草。

　　卢武铉依靠煽动民族主义的方式获得民意支持，说明韩国社会已经如同一壶快要烧开的水，深层社会矛盾已经浮现到表面。

　　这就是极少数财阀家族与广大韩国民众之间矛盾的尖锐对立。

　　04   控制一切的韩国财阀

　　客观地说，韩国经济高速发展，韩国朴正熙居功至伟。

　　朴正熙发展经济的杀手锏是与财阀结盟。朴正熙一手缔造的“汉江奇迹”，实质是政府大力支持少数财阀家族，不遗余力地助力他们的发展支柱行业，从而拉动整个国家经济腾飞。

　　日占时期，日本殖民政府按照“南农北工”的规划建设朝鲜半岛，因此造成了朝鲜脱离日本独立时，大部分重工业即战略工业在北方的局面。金属工业的90.1%、煤矿和铁矿的100%、化学工业的81.8%、电器机器工业85%、发电量92%在北半岛，南半岛只有农业和一些轻工业。朝鲜战争中，大部分工业基础又被战火烧成废墟，韩国可以说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

　　与新中国类似，韩国独立后，初期的二十年都在大力兴建基础设施，修公路，修电线杆，建设发电厂等最基础的基础设施，还有公民初等教育的普及。

　　1973年1月12日，朴正熙在新年记者招待会上，宣布要改造工业结构，扩大产业基础；要发展综合化学、造船和机械工业，有必要引进最新技术，建设大型工厂。根据“选择和集中”的原则，各领域选定1，2个民间企业，在选址、公路、资金等方面给予全力支持，并限制外商投资，将国内产业与外部竞争隔离开来。

　　在政府的大力助推下，发达国家用几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完成的产业结构改造，韩国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

　　朴正熙担任总统的1965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6美元）只有菲律宾的一半，到1979年达到1745美元，为菲律宾的三倍。1973至1979年，韩国制造业年均增长了16.6%，1980年重化工业在整个制造业的比重达到了54%。

　　财阀家族的崛起，成为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根据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Fair Trade Commission）的数据显示，目前韩国有45家企业集团符合财阀的传统定义。韩国财阀化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经济高度依赖财阀，而且在财阀之间也呈现规模两极分化的现象，只有少数几家财阀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

　　三星、现代、LG、SK是韩国财阀之首，仅这四大集团拥有的资产就占国家总资产的26%，销售额占韩国企业总销售额的20%。在股市，2014年时四大财阀在总市值的占比已经上升到接近一半。

　　对于韩国人来说，财阀已经发展成犹如空气般的存在。

　　这些参天大树将根茎和枝叶延伸到韩国经济的方方面面，仅三星一家的营收就占韩国GDP超过20%，也难怪《华盛顿邮报》曾经把韩国称作“三星共和国”，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免三样东西：死亡、税收和三星。

　　财阀的过分发达，填充了国民经济的主要空间，基本扼杀了创业者白手起家的可能性。

　　韩国财阀集团不仅在纵向上采取多元化发展战略，参与主营业务从原材料到成品的所有上下游生产，还横向扩张到没有关联性的业务范围，并形成垄断性影响力，横纵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网，将中小企业排除在外的同时，也限制住了韩国经济增长的新活力。

　　出身于普通家庭的韩国年轻人，要想出人头地，只能削尖脑袋考上名校，以便将来投入财阀控制的公司，成为韩国上等人中的一员，其他人就只能在中下层苦苦挣扎。

　　官方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财阀企业营业利润大幅增长54.8%，在全国企业营业利润中的占比达到了40.8%，但由于财阀企业数量仅占韩国企业数量的0.2%，且财阀企业的大部分增长来自半导体等就业创造能力低的企业，这意味着不断膨胀的财阀盈利并不能转化为就业增长。

　　财阀的封闭性和垄断性，造成了行业熵增和低效，许多低效率的财阀子公司依靠着集团内部交易和优势资源才得以苟延残喘。比如三星集团众多子公司中，并不是所有的都如三星电子一样成功，三星汽车业务就以失败告终，李在镕此前主导的互联网公司也以失败告终。

　　财阀高负债的发展模式，使得这些庞然大物在支撑韩国经济的同时，也绑架了韩国经济，加剧了韩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韩国财阀大都起家于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为了保持自身对企业的控制权，同时由于限制外资的政策，偏好债务型融资而非股权融资，大多数财阀企业的负债率都居高不下。

　　高负债模式的脆弱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无遗。当时韩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达到110%以上，为历史最高点，企业平均负债比率超过400%，随着危机来袭，企业盈利恶化，利率和货币冲击加剧了流动性困难。

　　这场危机“撂倒”了一批财阀，前30家大财阀有半数被迫走上了破产、清算和合并重组的道路。曾经的第二大财阀、作为韩国象征之一的大宇集团也走上破产之路，打破了韩国财阀“大而不倒”的神话。

　　也正是这场金融危机，令韩国财阀与普通民众之间的深刻矛盾浮出水面。

　　金融危机爆发时，在任总统金泳三因为允许韩国财阀扩张从而产生了堆积如山的债务，被认为是韩国受到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金泳三成为众矢之的，他不得不向IMF寻求58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被部分韩国国民视为接受屈辱援助。

　　继任总统金大中高举反腐败大旗上台，上台之后大打民族感情牌，总统夫妇带头献出了家中珍藏的金首饰。在金大中的带领下，韩国民众在金融危机面前表现得异常团结。许多新婚夫妇主动取消出国度蜜月的计划，为国家节省外汇。韩国百姓还自发地掀起“献金爱国运动”，那时的韩国街头随时可以见到拿着金首饰和金制纪念品的人，排着长队准备献金。

　　金大中因此成为最被韩国人怀念的前总统。但是这些手段只是治标不治本，当危机过去，一切如故，民众对于财阀盘根错节，政商勾结的腐败现状感到极度不满。

　　这股来自民间蓄积已久的对财阀的怨气，终于将出身草根，高举公平大旗的卢武铉推上了总统宝座。

　　05   反财阀斗士卢武铉

　　卢武铉来自底层，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了韩国财阀把持一切，韩国民众上升通道狭窄、大都在底层苦苦挣扎的惨状，立志改变这种严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

　　他一上台，政府立即与财阀分清界限，并展开了清算运动。SK集团总裁、前总统卢泰愚的女婿崔泰源，因为涉嫌侵吞公司资产400多亿韩元被判刑三年，韩国现代集团的二代公子郑梦宪在调查过程中畏罪自杀。

　　郑梦宪的葬礼

　　这两件事令韩国各大财阀家族震惊不已：韩国历任总统都是财阀的保护伞，即使金大中掀起反腐风暴，也只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卢武铉这个文盲乡巴佬居然敢玩真的（卢武铉出身贫苦农民家庭，早年由于太穷只上完高中，是学历最低的韩国总统，就成为清一色名校出身的财阀贵胄们眼里的文盲乡巴佬）！

　　敢跟我们斗？碾死你还不是跟碾死只蚂蚁一样容易！

　　于是，财阀们出钱出人，聚集在朴家公主朴槿惠身边，企图通过弹劾案把卢武铉赶下台。财阀们的嚣张气焰，使得度过弹劾危机的卢武铉为求自保，不得不祭出反日民族主义的大杀器。

　　韩国财阀是朴正熙一手缔造，朴家与各大财阀同气连枝，难分彼此。朴正熙本人又名高木正雄，1944年毕业于东京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以少尉军阶被派到伪满洲国，因受到“果断处理对抗大日本帝国的破坏分子”的评价而晋升中尉，无论如何也无法洗刷的亲日分子的指控。韩国财阀家族之所以能够在朴正熙时代快速冒起，多数在日占时代就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也与亲日脱不开干系。

　　亲日就是韩国财阀难以洗脱的原罪！

　　因此，卢武铉调查和清理亲日派的财产，就是针对财阀们量身定制的打神鞭！

　　在财阀们看来，卢武铉就是扣个亲日叛国的大帽子为借口，目的就是剥夺他们的财富，将他们从云端打落尘埃。令他们万分恐惧之余，对卢武铉恨之入骨。

　　卢武铉一生清廉，爱惜羽毛，找不到任何破绽，财阀们忍气吞声，挨到卢武铉任期结束，把代表财阀利益的李明博扶上了总统宝座。李明博一上台，就成立调查小组，调查前总统卢武铉的贪腐行为，千方百计之下终于在他身边人找到了突破口。最终卢武铉受不了舆论压力，跳崖自杀。

　　明白人都知道，李明博就是逼死卢武铉的幕后主使，他还气焰嚣张地去卢武铉葬礼吊唁，表演“猫哭耗子假慈悲”的好戏。崇敬卢武铉的议员白元宇气得跳起来大骂，叫李明博在灵前谢罪，被警卫苦苦拉住。

　　文在寅忍住胸膛喷薄而出的怒火，表面上却一片平静，他以治丧委员长的身份向李明博鞠躬道歉：“是我们失礼了，对客人礼貌不周。”

　　文在寅的自传中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痛苦、煎熬的一天。2009年5月23日，那一天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在寅心里明白，李明博只是被推上前台的傀儡，幕后牵线的是韩国财阀。把韩国从财阀掌控中解放出来，还政于民，才是卢武铉的毕生愿望。

　　文在寅发誓，就是赌上身家性命，也要与财阀决一死战。从他把家人送往东欧避难可以看出，他已经立下死志，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把财阀拉下马！

　　不是要玩死我吗？玩咱就玩场大的！

　　俗话说，君子复仇，十年不晚。

　　文在寅为了等待给挚友卢武铉复仇，整整忍耐十年。

　　06  进击的文在寅

　　卢武铉之后的两个总统李明博和朴槿惠，都是韩国财阀势力的代言人，因此财阀们又过了一段时间的好日子。

　　但是，卢武铉释放出魔盒的韩国反日民族主义情绪，却再也收不回去了，而且随着时间不断发酵，越演越烈。

　　这两件事之间，也有深层的内在联系：正因为韩国财阀把持了韩国的财富和阶层通道，韩国老百姓上升无望，越来越多的人把心思放在对日索赔这件事上；韩国老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彷徨失意，需要有一个情绪发泄口，反日正是这样一个宣泄口。

　　文在寅所领导的在野党，为将来执政以及向财阀清算铺路，也在不遗余力地助推这股浪潮。

　　2012年，韩国最高法院首度认定，遭新日铁住金强征的劳工个人，就日本在殖民时期的不法行为有寻求索赔的权利，并未因《请求权协定》而消失，并将此案打回首尔高等法院。2013年，首尔高等法院判定，遭起诉的日企应赔偿每名原告1亿韩元（约合8.2万美元）。新日铁住金随后提出上诉，此后陷入漫长的诉讼拉锯战。

　　2017年，朴槿惠因为“闺蜜门”黯然下台，文在寅成为韩国总统。在文在寅的带领下，韩国朝野上下，反日民族情绪不断高涨。韩国如同一匹脱缰的野马，向着反日的方向撒开了狂奔。

　　一位匿名韩国政府官员对媒体说，“如果提议与日本改善关系，就可能成为‘积弊清算’的对象，容易祸从口出”。

　　《日经新闻》称，韩国总统府里几乎没有“日本通”。为数不多的“知日派”、总统经济助理金显哲因经济政策失言问题提出辞职，文在寅爽快地受理了他的辞呈。曾在李明博政府担任韩国驻日大使的申珏秀表示，“过去即便关系恶化也会私下采取措施改善关系，但现在看不到这样的努力，这很可怕”。

　　过去，在日本局（驻日韩国大使馆）工作，在韩国外交部内部被称为“日本学校（Japan School）”，因为这意味着日后的仕途一片光明。但是文在寅上台后，驻日韩国大使馆成为唯恐避之不及的去处。文在寅政府还酝酿将对中国外交从负责对日外交的东北亚局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中国局”。另一方面却打算将日本局与印度、澳大利亚合并，地位一落千丈，工作辛苦待遇又不好。

　　在文在寅政府推动下，久拖不决的涉及新日铁住金的那桩赔偿案终于迎来终局。

　　韩国最高法院在2018年10月再次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的判决，要求新日铁住金对韩国劳工如数赔偿。受害劳工胜诉后，一时间，韩国行政安全部等部门接到大量相关电话咨询，大部分咨询者都在问“我爷爷也是受害者，现在起诉，可以打赢官司吗”。

　　日本《读卖新闻》经济部记者松井亮佑指出，以2018年10月的判决为先例，其他韩国被征劳工的索赔案件，也会催生不利于日企的判决结果，若日企拒不赔偿，韩国原告甚至可以向韩国法院要求冻结日企的在韩资产。《日本经济新闻》经调查确认，至少仍有14起相关案件在审理之中，牵涉的遭强征韩国劳工接近1000人，被控告的日企包括三菱重工、新日铁住金等70余家企业。

　　2019年年初，韩国京畿道议会推动修订了一项条例，要求辖区内的中小学在价格超过20万韩元的日产设备上贴注“日本战犯企业生产”的标签。2019年3月，韩国法院决定对日本殖民时期典型的战犯企业——三菱重工在韩专利权和商标权采取扣押措施，这是韩国法院头一次决定扣押日本“战犯企业”相关资产。韩国朝野一致呼吁，要解决在韩日本“战犯企业”问题，给民众一个清清白白的交代。

　　韩国反日民族情绪日渐高涨的同时，文在寅政府的支持率也在不断走高。民心在握的文在寅，紧锣密鼓地展开了清算行动。

　　对李明博的调查很快就查到实锤，而且毫无意外地牵扯到韩国最大的财阀三星。被调查中的李明博发表声明，“最近一些颠倒历史和政治报复的行径，撼动了大韩民国的根基，对此深感痛苦”，“打着积弊清算名义的调查，实际上是对卢武铉之死的政治报复。”

　　文在寅对此强硬回复，“李明博拿卢武铉的死说三道四，说成是‘政治报复’，我实在是愤怒难平。”

　　对上一任总统进行清算本就是韩国的政治传统，老百姓早就见怪不怪，李明博自己当年玩得不也是也挺开心的吗？因此李明博诉诸政治报复这一招根本不好使。而且韩国百姓对于财阀政商勾结，暗无天日的社会现实早已深恶痛绝，文在寅的清算深得民心，拥护还来不及呢，怎会反对？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文在寅的行动确确实实带有党派倾轧的色彩，很类似中国历史上的“党锢之祸”、“东林党争”。韩国政治斗争日渐尖锐和残酷也是不争的事实。

　　对李明博的调查中，还“意外发现”了朴槿惠时期的情报机构的违法犯罪活动，一大票朴槿惠时期的前青瓦台涉案高官因此受到调查，其中包括幕僚长李炳琪、前首席政务幕僚玄伎焕和赵允旋、曾任朴槿惠社会安全幕僚的前韩国警察厅长李哲圣和前首尔地方警察厅长具恩洙、曾任朴槿惠治安幕僚的现任警察厅外事局长朴和镇等等。

　　如此抽丝剥茧顺藤摸瓜地调查下去，整个韩国政商界将迎来空前大地震。韩国财阀这么多年作威作福，横行无忌，也留下了太多把柄。李胜利的夜店出事，又翻出十年前自杀的张紫妍以及背后的重重黑幕。韩国财阀的黑料太多，随便从哪查起，都是一查一片。

　　卢武铉开启的“明面反日，实则反财阀”套路，在文在寅手里被玩出了花，但是玩得太大，也很容易玩过火。

　　2019年1月，日本政府提议两国政府就强征劳工案进行官方磋商，但该提议被文在寅政府“礼貌地”回绝了，后者表示“尊重”本国最高法院判决。不仅如此，日本处心积虑希望了断的“慰安妇问题”也重新发酵，韩国国会议长文喜相在接受美国彭博通讯社采访时称，日本天皇为“战犯主犯的儿子”，必须向慰安妇当面道歉。日本天皇被日本国民视为精神象征，这一言论被认为是刻意侮辱天皇，引发日本举国上下的极度愤慨。

　　大多数分析家认为，文喜相的言论就如同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日韩之间长久的积怨，量变终于引发了质变，韩日关系因此“断崖式下滑”，最终遭致日本安倍政府的贸易战报复。

　　但是，国家大事岂可意气用事？尤其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是一个超级隐忍之人。他可以在高尔夫球场上像小丑一样讨好来访的特朗普，在普京当面羞辱前面不改色，岂会因为意气用事，挑起国家间的争端？

　　安倍政府的出手，一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如果说文在寅反日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安倍这一手，又是所谋为何呢？

　　07  心里住着“岸信介”的安倍晋三

　　安倍晋三的姓“安倍”，有时也会被翻译成“阿部”“阿倍”，是日本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贵族姓氏，可以追溯到第八代天皇孝元天皇的长子大彦命。日本历史上的名人安倍晴明，阿部仲麻吕，都是安倍的祖先。

　　安倍晋三的老家山口县，在近代日本历史上极为重要，是日本资本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日本近代首相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等人，均是出自山口县。

　　与早已消灭世家豪族的中国不同，日本可以说就是一个世家豪族掌控的小世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安倍氏作为山口县的豪族，与其他当地豪族关系密切，通过盘根错节的联姻结盟，建立了广泛的利益联系。

　　被称作“昭和之妖”的岸信介，是二战日本甲级战犯之一，也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

　　岸信介

　　岸信介被列为甲级战犯，却在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被处死的第二天获释，奇迹般地逃过一劫。更神奇的是，他居然还在战后出任日本首相，成为推动日本战后经济崛起的重要人物。他的亲弟弟佐藤荣作也在战后出任宰相（他们父亲是从岸家入赘到佐藤家，因此原本都姓佐藤，岸信介后来又改回父亲本家），基本延续了岸信介的政治路线。正是佐藤荣作与朴正熙共同建立了日韩和解的“1965体系”。

　　朴正熙发展韩国经济，就是从岸信介那里学来的方法，而岸信介当年是如何创造日本奇迹呢？来自他1936年至1939年在伪满洲担任

工业部长期间的经历。他担任首相期间的政治班底，也基本上是那段时间手下的一批技术官僚。

　　他在伪满洲时干的事情，就是效仿苏联搞计划经济实验。他起草了“五年开发计划”，成立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垄断境内的钢铁、电力、煤炭等产业，将整个满洲当成一个公司来运营。在他的运作下，伪满洲国一度成为亚洲第一经济体，甚至超过了日本本土。岸信介战后担任首相，缔造“神武景气”“岩户景气”的经济奇迹，仍然是依靠政府制定经济计划，扶植三井、三菱等大企业的套路。

　　安倍晋三以外祖父岸信介为偶像，以继承和发扬岸信介精神作为自己的使命。岸信介当年的两大功绩，一是发展经济，二是不顾国内外强烈反对，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这两项其实也只是手段，给日本摘下战败国的帽子，恢复日本战前地位才是岸信介的最终目的。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岸信介不仅宁可下台在所不惜，甚至连生死都置之度外。岸信介当年念念不忘的，就是安倍上台之后一直致力于推动的修宪，只是限于历史条件无法完成。岸信介说：“修宪，今后也非搞不可。搞是搞，但在我还睁着眼期间恐怕做不到了。但是，我认为绝不能扑灭这个火种！”

　　安倍曾对记者说：“我的外祖父（岸信介）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修改了日美安保条约，我也要以同样信念和决断拿出不辱家门的成绩。”

　　如果说韩国财阀掌控了韩国经济，日本财阀就是更是威力加强版。韩国财阀大都是战后才培育出来的，日本财阀则是历史悠久，大都在明治维新时期已经出现，住友集团甚至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日本战国时期。

　　因此，韩国财阀导致的阶层固化，上升空间被垄断，缺乏创业空间的问题，日本一个不少，甚至更加根深蒂固。

　　但为何我们看到韩国民众表现出对财阀的强烈不满情绪，在日本民众身上很少看到呢？因为骨子里日本还是一个封建社会，人与人生来的不平等，在日本是被大多数人坦然接受的。日本“社畜”对企业的忠诚，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与封建时代家臣与领主关系并无实质不同。

　　更重要的是，日本近代以来一直是“亚洲优等生”，只要国家实力领先，日本人对待欧美以外的外国人，心里总是保持高人一等的优势，在国内受点委屈又算的了什么呢？

　　但是，日本人的这种心理优越感，正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变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危机感。

　　根源在于，日本的经济实力已经被中国赶上，并且正在被拉开差距。目前，中国的GDP已经差不多是日本的三倍，而仅仅在十年前，日本的GDP还是高于中国。不仅日本被中国撵上，也在被韩国缩小差距。日本人均GDP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达到4万美元，三十年过去了，如今还是4万美元，韩国人均GDP已经达到了3.3万美元。

　　在安倍政府看来，日本的国家危机已经迫在眉睫。

　　安倍为什么要继承岸信介的遗志修宪？是为了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岸信介看来，日本作为亚洲举足轻重的大国，如果恢复成为正常国家，就有了主导亚洲，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可能。但从如今的形势发展来看，就算日本修宪成功，也可能沦为亚洲二流国家，将来的命运也只不过是其他大国的棋子而已。

　　眼睁睁地看着外祖父毕生奋斗的目标化为泡影，这是安倍绝不能接受的。

　　日本的国家希望，寄托在重振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上。

　　08  决定命运的半导体产业

　　日本曾是半导体产业的世界霸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半导体占据了世界前十强的半壁江山，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硅谷岌岌可危，因特尔差点被日本企业逼迫得破产关门。

　　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动的美日贸易战，可以说正是因为捍卫半导体行业的统治地位而起。

　　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为了对冲日本半导体的成本优势，美国大力扶植韩国和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再次抓住历史机遇的韩国正是借此进行第二次产业转型，从重工业转型到以半导体为核心的信息产业，才造就了今天的韩国。

　　半导体产业为何如此重要？

　　因为这一行业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能够拿到“未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入场券。

　　回顾历史，每一次重大技术革命，都会造成各方实力的重新洗牌。抓住机会上车，实力会发生突飞猛进的增长，与落后者拉开差距，落后一方就要遭受到种种打击，甚至直接消失在历史中。

　　农业革命之前，人类都是以渔猎为生，跟其他动物生存方式区别不大。但是农业革命把土地变成重要资源，同时促成了制造专业化，完成农业革命的人群建立了文明，其他人群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

　　工业革命用机器取代人力，把市场变成了重要资源，促成制造规模化。完成工业革命的欧美和日本占据了巨大优势，而原本农业时代的王者中国，变成了任人宰割的对象，受尽屈辱。

　　信息革命到到目前已经几十年，即将迈入智能时代，把芯片、操作系统和应用场景变成了重要资源，促成制造信息化。在未来二十年，智能技术的广泛应用，会给生产力带来十倍到百倍的跃升。而这一切的基础都是芯片，也就是日本念念不忘的半导体产业。

　　北山浮生（公众号：北山浮生）有个大胆的预言，工业时代的世界货币美元锚定在石油上，在未来的智能时代，芯片产业链将成为世界货币之锚。

　　美国打压中国，尤其打压华为，根源上就来自于对中国信息技术实力的增长，威胁到自身实力的恐惧。

　　人们常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金融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二十年”。但如果在全世界范围看，在发达经济体中，除了美国与高速发展的韩国，其他国家都和日本一样，二十年多年间经济停滞不前。

　　背后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都没搭上信息革命的快车。从地域上看，全球信息技术产业全部分布在环太平洋区域，具体来说就是中、美、日、韩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在前两次工业革命独领风骚的环大西洋区域（其中包括美国东海岸）则集体出局。

　　日本虽然失落，但是半导体产业底子还在，还有重新崛起的希望，已经出局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甚至连希望都没有。但是日本半导体产业要复兴，却有一只拦路虎挡在前面，这就是韩国。

　　这只拦路虎目前却是一只“病虎”。韩国半导体产业的领头羊三星财阀，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处境十分不妙。

　　对内，文在寅政府步步紧逼，誓要把三星等一众财阀政商勾结的腐败内幕查个底掉，还政于民；对外，中国正在效仿当年日本和韩国半导体崛起的路径，国家不惜代价重金投入半导体产业，扶植重点企业，芯片设计、晶圆加工、存储器等方面进展神速。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厂商不仅瓜分了三星在中国的份额，还在全球扩张，挤占三星的生存空间。

　　2019年Q1三星电子的财报显示，其销售收入为52.39万亿韩元（475.63亿美元），环比下跌11.6%，同比下跌13.5%；营业利润为6.23万亿韩元（54亿美元）环比下跌42.2%，同比下跌60.2%；净利润为5.18万亿韩元（44亿美元）环比下跌40.4%，同比下跌54.3%。整体来看，在2019年上半年，三星电子的业绩相比于去年同期跌掉一半。如此惊人的业绩惨败，在三星电子几十年的发展史中都是非常罕见的。

　　要知道，这还是美国全力打击华为导致其海外市场销量下跌，三星捡了不少便宜的结果，否则还会更惨。因此三星电子的股价跌得那是一个酣畅淋漓。

　　韩国半导体的崛起，本是美国出于维护自身霸权的需要，重手打击日本半导体而扶植起来的。如今的美国自顾不暇，财力捉襟见肘，更无心维护东北亚的局势。此时日本搞什么动作，只要不直接危及美国的地位，美国也没那个精力掺和。

　　在这种乱局之下，本着死道友不死贫道的精神，“趁你病，要你命”，发动奇袭把韩国半导体打死打残从而取而代之，完全符合日本一贯以来的行事风格。

　　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日本政府宣布对韩“经济报复”的日子是7月4日，正值日本参议院选举候选人登记和选举活动开始时刻。

　　在支持率低迷的情况下，通过制造“国家敌人”来提升支持率，这事文在寅做得，安倍自然也做得，而且日本做这种事更是源远流长，得心应手。

　　日本电视台连日煽动“反韩”情绪，前驻韩大使武藤正敏所著《幸亏我不是韩国人》继2017年之后再度被《周刊现代》等媒体推介上“畅销书第一位”的标签，封面上醒目地写着：

　　“对于亲朝反日的总统，日本要以强硬决心应对。”

　　日本和韩国，已经陷入政府打击报复与民间敌对情绪螺旋上升危险局面。这种状况在一百年前的英国与德国之间就已经出现过，最后把整个欧洲拖入深渊。

　　世界正处在一个新的十字路口。

　　文在寅和安倍，被各自的命运羁绊牵引着，不由自主地走向21世纪“封神之战”的战场，迎接自己乃至整个民族的生死大劫。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