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盛刚:美国与西方会爆发革命吗?
作者 :龙之灬魅 2018-12-19 12:50:56 审稿人 : admin
一方面,经济停滞,社会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激化。另一方面导致这些问题的又源于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政策。所以,要推动经济再增长,就要消减高福利,高工资,降低税收,而这又势必引发社会动荡,以至于目前无论向右,还是向左,都失灵了。
卡尔·波兰尼在《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以市场为中心代替以传统社会为中心是人类政治与经济模式的一次巨变,也是当代政治与经济起源的标志。
但是,从一开始市场社会就包含了两种对立的力量,即自由放任的动向以扩张市场,以及反向而生的保护主义与针对市场的抗衡力量,前者力图将经济从社会中脱离出来并主导社会,后者则力图让经济服务于社会,两种力量对抗主导了西方社会的发展。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结构的第一次转型,其特征就是以市场中心说代替社会中心说,其核心论点就是认为人类社会应该服从于自律性市场,对此就如同后来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经济增长,那是因为没有为经济创新提供刺激。
而西方世界的兴起应该归于制度革命,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因为正是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组织造成了一种刺激,将个人的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反之如果社会没有刺激个人去从事引起经济增长的那些活动,便会导致停滞状态。
但是,开始于19世纪后半期,西方国家制度出现了从以市场主导回归以社会主导的第二次转型,标志就是福利国家的出现。福利国家的萌芽出现于德国,德国建设福利国家的主导性制度安排是发展社会保险,这一模式史称“俾斯麦福利国家”。接着20世纪30年代,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政府在大萧条时期力推新政,建立了美国式的福利国家。
1942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胶着之际就发表了《贝弗里奇报告》,并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推出《国民保险法》和《国民健康服务法案》,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和全民公费医疗制度。由此,大西洋两岸形成了以公共财政为主导的福利国家,史称“凯恩斯福利国家”。
二战后出现的20年大发展与大繁荣,迄今令美国与西方人恋恋不舍,认为那是民主与繁荣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其原因在于美国与西方社会又陷入了民主的陷阱。哈耶克认为所谓民主的陷阱是基于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既然政府是当选的多数人的代表所控制,所以再对政府权力进行其它任何监督便是没有必要的。
但是,殊不知不受限制的民主与不受限制的专权相比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民主,而不是民主,才是西方社会今天的问题所在。
无论是米塞斯,哈耶克,还是后来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都认为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从19世纪下半期随着福利国家的产生,在西方就已经开始走向衰退,这是西方文明的悲剧,西方文明的复兴显然有赖于自由主义市场竞争理念与体制的复活和重建。
上世纪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标志西方政治与经济的第三次转型和向市场主导体制的再次回归。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无疑是希望通过制度革命,以拯救资本主义。但是,结果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还是美国的里根主义都失败了。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新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么,民粹主义能够拯救美国与西方吗?还是最终将引向自身毁灭呢?法国19世纪思想家托克维尔曾经说到:有多少道德体系和政治体系经历了被发现,被遗忘,被重新发现,被再次忘却,过不了多久又被发现这一连续过程,而每一次被发现都给世界带来魅力和惊奇,好像它们是全新的,充满了智慧。
之所以如此,并不是由于人类精神的多产,而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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