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潭三杰、五重间谍，是谁在保护中国？

欧洲有三大谍战之都，一个是盖世太保与盟军间谍较量的柏林，一个是苏联间谍与美国间谍打成一团的布达佩斯，一个是被美英法苏四国势力控制的窃听天堂维也纳。

其实在中国，也有完全不逊色于它们的谍战舞台。

三十年代的中国东北，盘踞着日本人、俄罗斯、南京政府、东北军、土匪、抗联、中共地下党等多种势力。

其中，中国共产党人对从事隐蔽斗争的人一般称为“地下工作者”，对于隐蔽战线的斗争也称为秘密战，为了打进东北，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因为要摆脱负责满洲地区负责防谍反谍的哈尔滨特务机关本部的监视，是非常困难的。

龙潭三杰

上世纪20年代，苏联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各国的革命组织都希望到苏联学习真理并寻求帮助。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为加强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在东北地区开辟了3条地下交通线：第一条是从绥芬河走旱路到苏联，第二条是从黑河到苏联，第三条是从满洲里乘火车到苏联。

“红色交通线”通过东北的路线是这样的，上海这边的人员是乘海轮到大连或营口，然后乘火车经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来自北平的则是乘火车经天津、沈阳、长春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是中转总站，人们沿着中东铁路先到满洲里，由满洲里的秘密交通站负责起居和联络，然后交接给苏联接应人员，徒步出境，从西伯利亚铁路上一路向着莫斯科行进。

满洲里秘密交通线为护送革命者、革命领导人、传递革命文件和情报资料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过这条交通线进出中苏国境的人数无法统计，但许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早期领导人瞿秋白、邓恩铭、陈独秀、李大钊、任弼时等等，都是经满洲里去共产国际和苏联以及从苏联回国的。

后来包括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马林、越飞、李德也是由满洲里出入国境的。

在漫长的革命年代，满洲里秘密交通线完成过的一次最重要的使命，是护送中共六大的代表安全出境和顺利归国。

因为四一二事件后后，反革命派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个，中共中央决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100多名代表纷纷来到了满洲里，在距离苏联只有几公里的地方悄悄过去。

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就是在满洲里坐上了苏联人马车。马车夫七拐八绕，最后从一条通往苏联的火车道下面的水沟穿了过去，在夜幕的掩护下越过了中苏边境。

即将上映的电影《悬崖之上》，剧情主线正是为了将在哈尔滨的革命同志经过交通线营救出国。

众所周知，“731部队”是一支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建立的特种军事部队。

他们不仅研究和制造了大量细菌武器和毒化武器，还利用活体实验来检验杀伤效果和寻求最佳的杀人手段，更以所谓“人体极限探究”为名进行各种非人道的血腥试验。

此行就是要在封锁严峻的哈尔滨，秘密将这位掌握“731部队”相关资料的同志送到苏联，在国际上公布日本人的罪行。

这趟行动的名称叫“乌特拉”，俄语里的意思是黎明，为了黎明的到来，他们将付出惨重的代价。

哈尔滨各方势力犬牙交错，中共的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要想在这里扎根下来，十分困难，正是如此，也演绎了许多惊心动魄的故事。

过去，经典谍战片《胜算》、《黎明决战》、《夜幕下的哈尔滨》都是在东北展开的。

《悬崖之上》里，“乌特拉”小组由张译饰演的张宪臣率领，冬天的东北大地，一片白雪茫茫，他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通过特务的层层封锁，到达哈尔滨。

这个过程是不容易的，如何伪装显得非常重要。

六大闭幕后，为了保证代表们安全回国，中共哈尔滨特委为了加强地下交通站工作，选派纪中发到满洲里建立交通站。同时为便于工作，麻痹敌人，组织决定选派一名女同志协助纪中发工作。

纪中发和李芳假扮夫妻，组成了临时家庭，纪中发30岁左右，对外称呼张掌柜，比李芳大4岁，李芳称为张陈氏。

他们开了一家字号叫“晋丰泰”的杂货铺，卖一些烟、酒、糖、茶、水果、米、面、食品等商品，以此作为交通站据点。

交通站的主要任务是把党派往苏联的人员送出去，把从苏联过来的党的工作人员送上火车，以及传递文件、情报等。

在苏联受训的中国特工

地下工作者假扮夫妻掩人耳目，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而在《悬崖之上》，“乌特拉”小组正是由两对情侣组成的，分别是张译饰演的张宪臣和秦海璐饰演的王郁，以及朱亚文饰演的楚良和刘浩存饰演的小兰，只不过行动时变成张译和刘浩存一组，秦海璐和朱亚文一组。

郊区的密林里，两组人等待着和前方的同志接头。然而他们的暗号已经被特务机关获取，机警的张宪臣看出了破绽，带着小兰躲过了陷阱。王郁和楚良就没那么幸运了，跟着特务一起上了火车。

在开向哈尔滨的火车上，一场堪称全片最高潮的戏份在此展开。

哈尔滨已经近在咫尺，唯一没有暴露身份的张宪臣，将要凭借自己的智慧抓紧时间对其他队员展开营救，不然出师未捷行动就会宣告失败。

《悬崖之上》里，特务之所以能和“乌特拉”小组接头，正是因为暗号被叛徒出卖，叛徒协助倪大红扮演的特务科科长坐镇后方，与两个小组展开了生死角力。

这在历史上，有着一样血淋淋的例子。1937年11月，由于崔光棣被捕后叛变投敌，向日本特务机关供出了各交通站和联络处的人员姓名、年龄、住址、日薪情况。结果满洲的交通站统统被破坏，革命同志大批牺牲。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电影最有意思的地方也由此到来，那就是多重戏中戏。

第一，获悉秘密行动的特务为了套取他们这次任务的目的，伪装成共产党和小组打成一片，在酒桌上甚至会学习用俄语，时不时来两句无产阶级的革命口号。

第二，两个小组之间由于没有电台联系，信息是隔绝的。等张宪臣和小兰这组发现了行动暴露后，就要想方设法提醒楚良和王郁，而在火车上，敌人暗哨遍布，只能装作不认识，等待时机传递消息。

第三，通过火车上一段巧妙地暗示，楚良和王郁已经知道了接头人员是特务，但为了保护自身和将任务完成，于是只能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第四，张宪臣意外被捕时，中共潜伏在地方的特工已然知情，尽管知道战友正遭受折磨，也必须表现出风平浪静的样子。

现实比电影更有戏剧性，特工们与各方势力周旋充满惊险。在谍战史上，双重间谍乃至三重间谍比较罕见，同时能做五面间谍的，恐怕在这个世界上属于独一份了。

一名叫袁殊的“红色特工”，就拥有这样的身份。

袁殊于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中共中央特科，在潘汉年领导下从事情报工作，此时年仅20岁。

他与上海市社会局长、中统特务头子吴醒亚是同乡，自己的表哥贾伯涛是黄埔一期毕业的。经过这层关系，袁殊成功地进入了国民党特工组织，成立了以湖北帮为主的特工组织“干社”。

袁殊在搞新闻方面很拿手，他还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概念的人，经过吴醒亚介绍，袁殊成为了“新生通讯社”的记者。

他结交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岩井便开始每月付袁殊200元的“交际费”。于是，袁殊成功打入日方情报机构，

1937年4月，袁殊为了开辟情报来源，又加入了青红帮，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

抗战爆发后，戴笠一时找不到比较熟悉日本又和他们有联系的人，杜月笙提醒他，袁殊在日本留过学，还和日本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关系不错，戴笠听了很高兴，亲自登门拜访。

日本领事馆

这样，袁殊集齐了共产党、中统、军统、日本和青红帮的五种背景，成为了五重间谍。

此后，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情报，包括1941年6月德国即将进攻苏联、苏南日军的兵力部署和清乡行动具体时间等等。

除此之外，袁殊更是亲自救出鲁迅夫人许广平，掩护潘汉年、范长江、邹韬奋等进入根据地。他背着“汉奸”的骂名，却在隐蔽战线为抗战事业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对于把历史当故事来看的人来说，隐蔽战线与特工们的经历固然绘声绘色，但在过去的年代里，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有时候是来自意外暴露，有时候则是叛徒出卖。

1931年4月24日，中共隐蔽战线领导机构中央特科的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变，这是极为致命的，因为他了解设置在上海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地点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情况以及住址。

幸好，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在第二天就被中央特科潜伏在敌方调查科的钱壮飞掌握。

几经辗转，到4月27日上午，中共中央获悉了这一情报。周恩来临机应变，在其他同志的辅助下，迅速化解了危机。

电影中，在哈尔滨的张宪臣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在漫天风雪中与特务们进行枪战，最后因为寡不敌众，被抓进狱中，严刑拷打，几近半死。

生命危急的关头，果不其然，我方潜伏在特务科同志及时出现，将这个任务继续下去。只是到最后，乌拉尔小组并非所有人都等到了黎明。

毛主席主席曾经说过，我们战胜对手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公开的战场，一个是隐蔽的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部分。

再比如，从间谍小队降落到行动完成之前，所有场景都是风雪交加，或是在黑暗中的摸索，前半部分一直是动态的环境，象征着正邪两派间的缠斗。

直到最后一刻，雪过天晴，代号为“乌特拉”的行动结束，终于迎来平静的黎明。

革命年代里，人们常说，能留下的才是最好的。其实，在日伪当局残酷无情和缜密阴险的绞杀下，东北地下党组织绝大多数都被破获，坚持到抗战胜利的，寥寥无几。

“三肇惨案”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哈尔滨附近的三肇地区是东北抗日军民活动的重要地区。

日伪军警宪特为了打击抗日组织，昼夜盘查“三肇”城内旅店、大车店和过往行人，活动于各公共场所。

在乡村，日伪警察巡回侦察，一旦发现可疑人员，就地处决。最夸张的，他们还通令各村地头，50米内不准种高棵的庄稼，防止抗联藏身。

经过敌特的精心侦察，掌握了抗日救国会、农民武装队的活动情况，伪滨江省警务厅制定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将其计划做成图表。

其中包括被捕人的姓名、详细住地及特征，参加逮捕人员和编班情况以及有关逮捕前的准备工作等。

他们讨伐"匪区"为名按照计划，将逮捕的抗日人员都戴上黑帽子，手铐不够就用铁丝拧着双臂，进行了灭绝人性的迫害。

东北义勇军领袖邓铁梅在沈阳遇害

抗战胜利前夕，无数的英雄慷慨赴死，英勇就义，他们不是不怕死，而是知道他们的牺牲会有怎样的意义，以及不久后将会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那是书中几千年来记载的人人平等的大同梦想。

与这些在黎明前牺牲的革命者一样，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许许多多也没有活下来，他们的生命在子弹下被终结，尸身化作了一一副副焦炭。

山河表里，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如果松林间有风回荡，大概就是这些无名英雄的声音吧。

当张宪臣驾驶着特务的汽车视死如归地冲向敌人那一幕时，当楚良奋不顾身冲向去保护王郁时，当小兰用羸弱瘦小的身躯对抗强敌时，何尝不是历史藏在隐蔽战线里的千千万万个人的缩影。

我们已经无法再看到这些英雄们的身影，甚至都无法再了解到他们的故事，或许，只有电影才给了我们重新见证历史的机会。

天地转，光阴迫，生者在现世中缅怀，而死者将永远年轻。

有人说过:“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他们不需要奉信神明，他们的神迹，来自他们的民族。”

我们这个国家，每逢至暗时刻，总有人默默站出来，向着太阳进发。

黎明是一道分界线，一边是黑暗，一边是光明，英雄在崎岖的黑暗中以血肉之躯战斗，正是为了让我们迎接辽阔和耀眼的光明。

乌鸦校尉整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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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揭秘抗战期间中共王牌特工：五重间谍世界罕见》，观察者网

《发现抗联》，王锦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