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日本斗 韩国果然是最有经验的 五招刀刀见肉！

这个世界，与日本斗，韩国毫无疑问是最有经验的。

最新这一轮，日本决定排放核污水，一天之内，韩国使出连环五招，一气呵成，行云流水，刀刀见肉……当然，奈何日本肉太厚！

先说五招，哪五招呢？

第一招：立刻召见大使。

在日本所有驻外大使中，最难当的，估计也是驻韩国大使。

召见大使，是一种很严厉的外交举动。但日本大使半夜被召见，劈头盖脸骂一顿，在韩国，估计也是家常便饭。

反正，日本决定一公布，日本大使相星孝一，就束装做好了去韩国外交部挨训的准备。

果然不出他所料。韩国很快通知：你赶紧来吧。

可怜这位日本大使，今年2月才到任，还没来得及向文在寅递交国书，就先被韩国官员骂了个狗血喷头。

反正，媒体拍到的照片，戴着口罩的相星孝一，脸色铁青离开了韩国外交部。

第二招，民众强烈愤怒。

这种关系民生的事情，光政府出面，也不够；更需要民众，多施加点压力。

在这方面，韩国人也是最有经验的。

反正，日本政府一公布，31个韩国NGO组成的“脱核市民行动”，立刻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并将日本决定定义为“核恐怖活动”。

恐怖主义是人类之癌，核恐怖主义是日本特产！

公开信也有针对性。日本你不是说稀释后排放吗？但再怎么稀释，总量不变啊，这种稀释真有意义吗？

当然，很多有个性的韩国人，专程跑到日本大使馆门前抗议，举标语，呼喊反排口号，一些团体还在那里举办记者会，谴责日本太不负责任。

估计吵得相星孝一头皮都发麻了。

第三招，积极国际公关。

韩国人也清楚，国际形势不乐观，美国人都倒到了日本一边，让人大跌眼镜的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发推，“感谢”日本信息公开透明。

真透明吗？

韩国人来打脸了。

按照韩国外交部的说法，韩国传召日本大使，最大的诉求，就是日本信息披露问题。

很遗憾，原子能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们，未能获得要求日方提供的四类必要信息，分别是核污水从储水罐流入大海过程中具体的处理方式、开始排放的日期、排污总时长、总排放量。

韩国人不是独自在战斗，还一定要联合日本人。

在民众层面，韩日NGO还组建了“福岛核事故10周年韩日准备委员会”，提前一天致信日本政府，反对将核污水排入大海，据说签名的，有86个国家的6.46万人。

日本，这是全世界的反对。

第四招，总理亲自出马。

杀招还在后面，随后，韩国国务总理丁世均，亲自出场了。

他在脸书上发文，强烈谴责日本做法，认为这侵害周边国家公民权利，太不负责任，韩国绝不能接受。

道理也简单。这些核污水排入大海，可能导致全球海洋污染。丁总理也说了，如果日本政府执意这么做，将“又一次犯下历史性错误”。

请注意：又！

日本你是惯犯。

但韩国怎么办？

丁总理也说了，韩方将与国际组织、国际社会携手合作，努力阻止日本排放核污水，并强烈要求日方透明公开所有信息，并采取保障海洋生态安全的具体措施。

日本不收手，韩国不罢休。美国你屁股都歪了，你劝也没有用。

第五招，拒卖日本产海鲜。

这才是真正的大杀器。按照韩联社的报道，韩国各大超市明确：坚决拒卖日本产海鲜。

4月13日当天的一张照片还显示，就在首尔市一处大型超市，工作人员特意摆出告示：停售日产海鲜。

刚开始我还很奇怪，日本不是也说了，现在还只是做准备工作，真正的排放，在两年之后实施，韩国人现在就杠上了？

仔细查了一下，好家伙，韩国人10年前就杠上了。

本来，韩国是日本海鲜的一个重要市场，但2011年核事故后，韩国大超市当机立断，停止销售所有日产海鲜。现在，只是再一次重申立场。

那其他渠道的日货呢？

很有意思的是，韩国政府当天明确，将加强溯源管理，对虚报水产品原产地的，将严厉惩罚。

日产海鲜，你就是穿上马甲，也能把你扒下来！

怎么样？

对付日本，韩国还是有经验、有想法、有手段吧。

当然，韩国人确实很焦虑。日本核污水排放入海，第一个受影响的，就是韩国。韩国渔民更愤怒，每次日本放风要排核污水，他们的海鲜销量就下降。

最后怎么看？

不多讲了。

今天，就感慨一点吧。

别看韩国人刀刀见肉，哪知道日本肉太厚。

日本多少还有恃无恐，你看，连老大哥美国都肯定了，国务卿布林肯还特意“感谢”。

嗯，这种站队，还也站得太明显了一点。当然，从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日本国际公关的成功。

但韩国的强烈反对、中国的严正交涉，应该也让世界认识到，西方舆论还真不是国际舆论，日本连最近的两个邻居都没搞定，这算什么事情？

总有一种感觉，日本也是在演戏，表面正式决定了，但所谓两年准备时间，其实还是在观望。如果没有强烈反对，那就排；如果反对铺天盖地，那估计不得不重新考虑。

因此，这是一次博弈。可能确实需要全世界团结起来，与日本展开斗争。

韩国，你承担着特别的责任，加油！

日本悍然排核污水，谁是主谋?

以下文章来源于《人间思想》集刊、公众号“文化纵横”，作者武藤一羊。

[日]武藤一羊

▍日本核电体制的形成

1960年代是全球商业核电产业起步的时代。日本用于商业的核电起始于1966年东海村第一号反应堆的启动，在1970年代急速扩张，并作为国家的一大支柱产业而起步。1970年代20台机组，1980年代16台机组，1990年代15台机组，2000年代5台机组，多年来，核电产业几乎以每年增长150万千瓦小时的直线型幅度在增加。核电似乎已滴水不漏地被纳入了国家的能源政策。

然而，这意味着某种超越能源政策的事物诞生了。原子能作为一个坚固的结构，出现在国家的核心部分。学者吉冈齐把这种围绕核电形成的结构称为“原子能体制”。它的政策特征在于“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国内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方针”，并为其冠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冈指出，在这个前提之下，“在承担开发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导下，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各部委、电力部门、政治家和有实力的地方自治体四者为主要成员”，“再加上生产商及核能研究人员六方”构成了复合体。复合体是为了制定“基于内部利害而协调一致政策”。它与“军产复合体”或者政、官、财相勾结的“铁三角”有着同样的结构。最近“原子能村”这一称呼所指向的正是这种结构。

吉冈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定义如下。

“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是日本暂不保有核武装、但须奉行保有足以实现核武装技术与产业潜在能力的方针。这是日本国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据此，以持有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政策基础的美日两国军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这句话所附带的意思是，拥有先进的核技术及核产业是国家威信的重要源泉，也就是“原子能即国家”。另外，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特有的历史背景，国家安全保障这一词里也包含了能源安全保障的含义。面对一般国民时，这一含义常常会被强调。从这个公理来看，核技术，尤其是敏感核技术，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无论如何，在日本，核能政策由于和国家安全保障密切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家基本政策的一部分。

被称作公理真是很绝妙。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已经被抹杀了要求证明的权利。在这里，原子能与军事在战后日本以独特方式结合的事实被抽取出来，那就是不以核武器形式出现而作为军事要素的原子能发电。但在面向普通民众时它却是以能源政策被提出来的。

311以后，东京电力公司、政界、财界以及媒体之中核电维护推动派的核电拥护论，基本上100%都以如果没有核电、电力需求能否被满足、能源是否够用等威胁论构成。这一手法仅仅打开了遮盖原子能体制实质帘幕的一部分，仅仅将能源的面目呈现给公众。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保障”的本来面目就无法看到了。

(2017年10月3日，工作人员在核废料储存场工作，图自澎湃新闻)

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有关原子能利用、类似1954年原子能预算宗旨说明那样露骨的军事意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装论被移植到看上去与核电无关的语境中并复活。那是在解释宪法的脉络之下进行的。开此先河的是岸信介。1957年，刚刚执政的岸信介就在参议院提出在自卫权的范围内可以保有核能。他还在众议院提出，“一叫做核武器，就被认定是违宪，这样的宪法解释是不正确的。”通过1960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自发加入了美国的霸权战略。他虽将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也成为第一位提出在现行宪法之下也可保有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这种令人惊异的宪法解释的首相。这一立场被之后的历任自民党政府所继承，并被反复认定。但是这一立场被置于与核能产业相剥离的言论空间中。其名与实被分开，被放置在任何时候都能合为一体的位置上。

吉冈将原子能体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这一视角对于从整体上把握311以后的事态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虽然最近媒体也公然将“原子能村”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它们所做的仅是将从电力产业与官僚的沆瀣一气中获利的利益集团捉出来，仅仅将原子能问题作为能源问题来论述，并没有触及“国家安全保障”这一核心问题。

对战后日本而言，国家的安全保障是在（1）依靠日美安保提供核保护伞、（2）拥有发动战争的能力、（3）限定非武装的宪法第9条与宪法民主主义这三种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多元复杂性的领域。这三种要素与前文提及的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原理分别相呼应，但在原理上却相互矛盾。

日本的核能力建设是为了实现其中的（2）而定位的实体性要素，但又处在（2）与（1）的相关关系、即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微妙关系之中。在构成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大原理中，由于美国的世界战略原理现在仍压倒性地发挥着作用，即便日本想实现核武装，根据自己的判断使用武力，然而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违逆美国而选择（2），对日本的统治集团而言无异于毫无出路的冒险。况且为了修改宪法所做的中心突破也没有成功，（2）仍旧在（3）的宪法体制的一定制约下，因此，日本若是退出NPT（《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选择核武装的道路，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国际性的孤立。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些矛盾的各种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且原子能在其间占了什么位置。

佐藤政权——“核武装牌”及其效果

首次将核武装的选项写入政策议案的是佐藤荣作首相。佐藤就任的1964年到1972年7年时间是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时期也是越南战争及中苏对立的时代，而“核”是左右这场巨变的暗中出场的角色。

美国于1965年开始轰炸北越并向南越大量增派步兵。战争的逐渐升级也引起了世界性抗议侵略的反战运动。另外1950年代末开始与苏联日渐不和的中国于1964年开始进行核实验，成为了第五个核保有国。同时，NPT出现，最初有62个国家于1968年签署了该条约。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在68年的新年攻势后失却了胜利的希望。同时，中苏关系发展到69年时出现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切实感到了苏联核攻击的危机。应中美双方的需要，71年基辛格国务卿秘密访问中国，72年尼克松总统实施了对华访问。中美关系破冰震惊了全世界。战后的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作为首相执政的佐藤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日的美军基地成为了出兵基地，日本的军事和民间设施也都被动员起来为美军服务，ODA(政府开发援助)也在南越以及周边亲美各个国家展开。冲绳的美军基地成为B52轰炸机的出击基地。韩国不仅向越南增派陆军，还在美国的施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日韩关系正常化”。1965年，日本在日韩条约上签字，这成为了支配韩国经济的开端。在这期间，佐藤也开始和美国交涉冲绳复归的相关事宜。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国内对抗国家权力和既成社会秩序的叛乱在全国蔓延的动荡时代。针对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反越战团体及新左翼等反战反安保运动、学生的全共斗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及新伤残人士运动、以三里塚及水俣为代表的地区民众运动相继出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动荡局面。反对越战=“反对美国战争”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最为普及的运动基础，也产生了对积极参与战争的佐藤政权以及支持这层关系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议意识。在直接全面卷入这场美国战争的冲绳，复归运动打起了“无核回归”、“反战复归”的旗帜，向美国统治下遗弃了冲绳的日本政府施压。

在此期间，佐藤首相秘密下令对核武器制造和核武装化进行探讨。佐藤内阁打着“冲绳不复归，战后日本无从结束”的口号，与约翰逊政权及之后的尼克松政权开始交涉，终于在1972年根据冲绳协议实现了冲绳施政权的复归。

“日本的核武装”在这场交涉中作为暗中的演员登场。

佐藤于1965年就任后马上赴美访问，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会谈。拉斯克国务卿单独询问佐藤日本要如何应对中国保有核能这一状况时，佐藤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应保有核能，但是自己作为个人则认为为了对抗中国的核能，日本也应该保有核武器。藤田幸祐在上述论文中指出，这是佐藤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将核武装问题作为外交牌来使用”。

从90年代中期起，佐藤内阁进行的日本核武装讨论的经过就开始被特别报道出来。政权更替之后，由于多少已经开始对过去事实进行检验，所以在现在得到了迅速的公开。在此期间，笔者自己置身于反越战和冲绳复归问题的运动中，对同时期竟然也在进行核武装的过程毫不知情。当笔者意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愕然。不仅仅是我，当时的运动也没有将这令人恐惧的过程纳入运动射程之内。

NHK在2010年10月3日的NHK特别报道“追求核的日本”中，披露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与西德外交部之间如何从NPT蒙混过关、就核武装对策进行共同讨论、并在箱根举行秘密会谈的事情。节目采用了当时外务省当事人等人的证言，相当具有冲击性。由此，外务省倍感压力，于11月全部公开了佐藤所任命的“外交政策计划委员会”于1969年9月25号签发的绝密文件《日本的外交政策大纲》及NHK报道的《关于所涉文件的外务省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的与核武装相关的100多部文件。这些都是当年佐藤政权针对中国的核保有及加入NPT等，从正面对核保有这一选择进行探讨的证据。

藤田详细叙述了在此期间，根据佐藤的指示，关于日本核武装的研究和探讨是如何由内阁、外务省、防卫厅、海上自卫队干部在正式、半正式和私下场合被大力推进的。时任国防会议事务局局长的梅原治及防卫厅中坚干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安全保障调查会”自《日本安全保障系列专题》（朝云新闻发行）开始，从1967年到1970年间陆续出台了探讨日本核武装在技术、战略、外交、政治方面可能性的研究与提案。《日本安全保障》68年版中收录的长篇论文《日本核武器生产的潜在能力》中针对日本的核能设施转型为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日本若进行核武装不应该利用浓缩铀制作铀弹，更适合制作钚弹，并且由此得出不可避免要建设废料处理工厂这样的结论。当时针对核武装研究的多数结论都认为马上进行核武装会增加美国的猜疑，导致邻国外交上被孤立，因而对此并不看好。但是这些研究却确认了只要有相关意志，以原子能产业的能力为基础，就能切实保有核武器，这就使得核保有问题由岸信介所展开的法律讨论的抽象层面落实到了制造环节的具体层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就核武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外交政策大纲》将关于核保有的讨论过程以如下简短的公式进行了归纳：

关于核武器，无论是否参加NPT，虽然目前采取了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受到相关牵制。另外，核武器相关的基础政策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利害得失的衡量而制定的，这一宗旨要向国民进行普及。

这就是保持任何时候都可将原子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水平的同时，不加入NPT、或者即使加入NPT也能拿出摆脱NPT束缚方案这一立场的宣言。“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限定在“目前”，而且也在向国民灌输：保有核武器与利害得失相关，绝不能说绝对不会保有核武器。在反复讨论了加入的利害之后，日本于1970年签字加入了NPT，但那时政府声明中却特意强调了退出权——“条约第十条中规定‘当各缔约国认定与本条约的对象项目相关的异常事态危害了本国的至高利益时，作为主权的行使，拥有脱离本条约的权利’”。而对此的批准直到1976年才获得通过。

藤田所指的“核武装牌”是把这张牌公示以后，以目前不保有核作为让步，并且以“非核三原则”作为保证，作为交换使美国承诺冲绳“无核复归”，进而利用放弃自主持有核来换取美国对日的核保护伞交易的成立。然而实质上并不是这般好事。

正如目前为止政府所正式承认的，冲绳交易中因为相互认可在紧急情况下可自由将核带入该区域的秘密约定，所以冲绳的“无核复归”和非核三原则从开始就只是说辞。最重要的施政权返还——将美国军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给日本，是为了让日本政府去面对冲绳民众的抵抗。而1969年佐藤尼克松发表共同声明之时，日本被赋予了全面协助美国维持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义务，对于美国战略更加忠诚。

但是，尽管日本这样对美国曲意奉承，尼克松和基辛格却置日本于不顾，开始展开新的亚洲外交。从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到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进程加速。然而美国却没有告知为了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投下忠诚一票的日本，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迎面一掌。

然而日本并不仅仅只是被漠视。1971年两次北京会谈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把日本作为一个共同话题，双方在对日核武装和对亚洲扩张保持警戒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基辛格访华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尼克松在没有对日本进行事前告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

这是来自尼克松的双重打击。

自此美国一直怀疑日本的野心。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核武装牌”的结果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