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香港选举制度改革竟还藏着这些细节！

全国人大常委会3月30日全票通过新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这两个附件规定了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选举办法，其内容相比之前有了较大的修改，例如选举委员会规模由1200人增至1500人，立法会议员则由70席增至90席，确定下一届立法会以“432”组成，新设资格审查委员会等。

近期媒体对完善选举制度进行了大量报道，特区政府各级官员正紧锣密鼓地向社会进行解读，阐明修改完善选举制度的目的意义。

过去，反中乱港分子制造民怨、煽动情绪，善于“甩锅”转移矛盾，一切不好解决的社会矛盾都可以归结为一句“都怪特区政府管治不力”。他们靠政治操弄骑劫“民意”，巧舌如簧却从不肯为民生福祉建言献策，心中只有票选和高额的公帑，甚至不惜牺牲国家和特区的利益去获取西方反华势力的青睐。

如今选举制度改革正是将这些“反中乱港”的不爱国者拒之门外，让真正的爱国者参与治港，也不搞“清一色”，只看是否为民谋福祉，最终受益的终将是香港的每一名市民。

那么，究竟这次改革有哪些精妙之处？有理哥结合自己的理解，尝试从三个方面进行解读。

亮点1：

区议会“去政治化”回归“为社区居民服务”。

无论是选举委员会还是立法会，区议会组别、界别均已消失，改为区议会辖下分区委员会、扑灭罪行委员、地区防火委员会代表合共156席。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九十七条，香港特区可设立非政权性的区域组织，接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就有关地区管理和其他事务的咨询，或负责提供文化、康乐、环境卫生等服务。

选举制度改革前，因区议会议员将大比例成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的成员，这便被美西方反华势力和乱港势力紧紧盯住，变相地操弄改变了区议会的性质和定位，使区议会在香港特区政治生活中影响过大，被视为“用公帑搞抗争”的宝地，甚至成为一些人从事反中乱港活动的重要平台。

2019年，在乱港头目戴耀廷和其背后美国势力的干预下，乱港派采取配票策略和协调机制操纵选举，破坏区议会选举正常秩序，区议员300余席被乱港分子占据。此前有理哥多次撰写过上位后乱港区议员的种种罪行，他们中有高挂“蓝丝与狗不得入内”的李文浩、有参加非法初选被还押的赵家贤、梁晃维、袁嘉蔚等，一年间被捕区议员多达60余人。

高额的薪金和乱港势力插手操控，让区议会过度“政治化”，早就变了味。如果让这些乱港区议员“入闸”参加特首委员会选举，恐怕也是会被全员DQ的。

此次区议会“去政治化”的妙处就体现了大智慧。

一方面，大范围DQ会引发美西方反华势力不必要的“反对”声音，此次制度改革将区议会议员参选从两步并为一步，让职能类似于内地居委会的区议会重新回归到服务社区，直接去除区议员的政治属性，可谓润物细无声。

另一方面，区议会本是非政权性区域组织，乱港势力借修例风波之势骗取民意上位，此次去除区议会的政治职能，是尊重市民的票选结果，也给持有偏见意识形态的区议员们一次“表现”的机会，给被一时蒙蔽的市民看清真相的时间。如果乱港派区议员能够摒弃偏见，专心服务社区，那么他的业绩可以直接进入辖区市民眼帘、完成自己该做的事；如果乱港派区议员仍一意孤行妄图颠覆国家政权，那么他就不属于“爱国者”范畴，被DQ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亮点2：

直选议席采取双议席单票制。

立法会是香港政治架构的重要环节，立法会选举将采用40、30、20的比例，40席选委会、30席功能界别、20席直选，这番改动不仅能确保爱国爱港者进入立法会，更重要的是令今后立法会可以发挥真正的角色，与特区政府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衡和监督，并且共同坚守“一国两制”原则，维护中央权威和《基本法》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20席直选议席由“比例代表制”改为“双议席单票制”。具体为各政党或独立候选人组成联盟，在每个应选名额为2名的选区，提出同额名单，选民对其中候选人单记投票。

分配席位方式为合计两人名单得票数，第一高票名单须得票两倍于其他名单，才能囊括两名当选席位，如下图例3中，左派联盟得票60%，右派联盟得票30%，那么两个席位均为左派联盟候选人当选，否则与第二高票名单各分得一个席位。图示里当选者标记“✔”。

这样的直选方式有利于平衡各党派间的争端，让议席争夺回归理性。

此前的地区直选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以最大余额法的黑尔数额点票。具体为选民无论将选票投给哪位候选人都计入政党的得票，政党则根据所在选区得票比例分享议席。例如某选区有20万选票，5个议席，A、B、C、D四个党参选，则平均每4万票分得一个议席。

若A党得票8万，则分得2席，B党得票5万只能分得1席，剩下的2席则按照最大余额法的黑尔数额点票，假设C党得票3万、D党得票2万，根据点票方法，C、D两党都能得到1席。

这样的弊端就是D党得票数虽不足B党的一半，但余额比B党多，因此跟B党获得议席数量相同。

这也让乱港分子们钻过空子。2016年立法会选举中，港毒分子游蕙祯在九龙西选区中以20643票当选，后因宣誓风波被DQ。该选区最高党派民建联得票是5万2，最终只得1席，而游蕙祯却以独立个体参选以低于平均票数的2万余票当选，同样获得1席，可见乱港分子无所不用其极。

地区直选改为双议席单票制，同时将5个选区改为10个，其妙处也是值得玩味。

一方面，采取较为温和的“双议席单票制”可以打破配票操纵选情的阴谋，两个党派联盟各取一席，可谓平分秋色，除非某一党派联盟得票是另一党派联盟的2倍，根据目前香港的选民基本盘来看，建制派与乱港派比例不会低于3:7开，那么得票最高的两个参选党派联盟理论上各取一席将会成为常态。如此一来，无论诸如乱港头目戴耀廷之流再怎么配票，想要夺取席位也再非易事。

另一方面，较为稳定的选举制度有利于减少党派间的对抗和斗争。改制后，当选者都是爱国爱港者，那么党派间的斗争应该趋于温和，精力应该放在破除顽疾、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上，以往互相攻击和打嘴仗，亦或是剑指政府的闹剧该收场了。从政者应建言献策而不是只做监督者和老好人。从选举制度上釜底抽薪，让从政者回归本职，堪称妙哉。

亮点3：

乱港派议席将大幅度削减。

上届立法会选举，乱港派在直选取得过半数议席，其中在港岛取得3席、新界东取得6席、新界西取得5席、九龙东取得2席及九龙西取得3席，共取得20个直选议席。在选举改制后，直选议席由35席减至20席，且采用双议席单票制，不同阵营最多只能取得10席，意味乱港派失掉10个直选议席。

功能界别方面，乱港派上届赢得8个专业界别议席，包括社会福利界、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卫生服务界、医学界、会计界、法律界、教育界及信息科技界。随着功能界别改制，医学界与卫生服务界合并成医疗卫生界，同时科技创新界将转为团体票，预估乱港派将失去2席，再加取消超级区议会3席，乱港派在功能界别已失去5席。初步推算，相比上届选举，乱港派至少失去15席。

关于特首选委会，乱港派在上届选委会选举取得超300席，其中在11个专业界别取得303席，包括高等教育界（30席）、教育界（30席）、卫生服务界（30席）、医学界（30席）、会计界（26席）、建测规园界（25席）、中医界（3席）、工程界（20席）、信息科技界（30席）、法律界（30席）、社福界（60席）。

选举改制后，高等教育界被归类为教育界，席位仍为30席，卫生服务界与医学界合并为30席的医学及卫生服务界，社福界由60席减至30席，乱港派失去90席。

另外，多个乱港派主导的界别，部分选委须由团体提名。当中，科技创新界其中15席须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香港院士中提名产生；会计界其中15席须由国家财政部聘任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中提名产生；法律界其中9席须在中国法学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中医界其中15席须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香港理事中提名产生。再加上，工程界15席、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15席、教育界5席、医学及卫生服务界15席、社会福利界15席等界别分组的法定机构、咨询组织及相关团体负责人，将会成为相应界别分组的选举委员会当然委员，不会给乱港派候选人以空间。乱港派在上述界别可能失去至少104席，合计失去194席。

可以说此次选举制度改革的精妙之处远不止于此，制度改革的层面绝不止于制度改革本身的细节满满，而是从格局上告诫曾持偏见态度的参政者，服务民生、为民谋福祉才是爱国者治港和从政者的理想抱负，把香港建设的更好，是国家所愿，更是所有港人所愿。

制度已经完善并落地，爱国者治港，香港再出发，

美好的明天值得我们期待！

图片来自互联网

壹

2011年7月15日，中国台湾省在香港设立了一个驻港机构，叫“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台湾“经济部”驻港的“远东贸易中心”及“新闻局”驻港的“光华新闻文化中心”，纳为办事处下属的“商务组”及“新闻组”，负责在港业务。

在这之前，办事处的前身叫中华旅行社，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机构，这个旅行社没有任何旅游项目，实际是台湾省驻香港最高代表机构，职能约等于一个“领事馆”，负责签发中华民国护照、办理入台证、签证等等。

香港是如此的特殊，同样为了避免一些政治上的纠葛，中国政府在收回香港前，也没有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其职能由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担任，回归前，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分为大新华和小新华两部分，小新华是新闻通讯社，大新华就充当了今天中联办的职责。

1997年香港回归，2000年1月18日才挂牌中联办，2000年之前，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就相当于今天的中联办主任。

然而这么重要的一个岗位，却发生一次严重的叛逃事件。

就是1990年的新华社社长许家屯。

许家屯曾担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3年67岁时，出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直至1990年2月。

许家屯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本人暂时没有找到这本回忆录，以下关于许家屯的经历以李子旸所写文章《从一个人的经历看香港回归前的困难局面》，以及《周南口述：遥想当年羽扇纶巾》为准，如有错漏，请读者指正），讲述了自己在香港的心路历程，按他在书里所说，他一到香港赴任，就被当地报纸嘲笑，说他衣着打扮太土，“短衬衫不合身，头发乱篷篷的，还戴着黑社会才戴的黑墨镜。”许家屯受了点刺激，花600港币买了套西装，但香港媒体还是讥嘲他西装式样陈旧、料子低档，不符合一方大员的形象。

后来又重做了一套新西装，配上平光眼镜，才没被香港媒体指指点点。

许家屯在江苏时配的车是皇冠，1983年，大陆有人坐这样的车，已经是天大的待遇，但到了香港，别人说您这样的身份坐皇冠怎么行？至少得是黑色奔驰，1984年就有人要送他一辆价值90万港币的劳斯莱斯，但许家屯拒绝了。

李嘉诚后来找到他，也说您这样的身份，往返京港不能坐民航，得有小型喷气式飞机，要不送您一架？

许家屯在回忆录里说：“理解他的好意，暂时没有迫切性，谢谢他的关心。”

但许家屯的心，渐渐松动了。

刚到香港时，许家屯还会按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要求，去底层贫民生活的九龙城寨参观视察，想解决底层群众实际困难，消灭贫民窟，但是待了几年，许家屯慢慢产生了变化。

他不再下贫民窟，而是在办公室请香港的权贵富豪阶层过来沟通，他忙着参加富豪的婚宴、看戏剧活动、参加公司开幕或周年纪念、甚至为去世的富商扶灵，成为第一个公开给资本家扶灵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许家屯一年要出席500多次这样的活动，平均一天1.5次左右，完全泡在了权贵堆里。

许家屯忘了共产党的初心，也放弃了群众路线，活在了连绵不断的饭局与应酬当中。

1986年，李嘉诚单独约见许家屯，说他要在海南岛投资100亿港币搞开发，但条件是许家屯去海南当领导，或者担任开发公司的董事长。

李嘉诚已经把他当成是自己人了。

1989年底，中央决定免去许家屯社长职务，香港富豪们要求给许家纯设宴饯行，许家屯一家家吃不过去，就租了一个四五千人的会场，和香港名流一起吃了一顿，规模比国庆酒会还大。

许家屯对这次的送行排场，还颇为得意。

相对于许家屯自传里对自己在香港工作的肯定，其继任者周南则在自己的口述中，对许家屯相当不客气。

周南说，许家屯到香港就贪图物质享受，找赵姓领导要了一亿美金按香港方式办企业，成立了一家公司，把自己亲戚都塞进去，结果公司破产了。

建大亚湾核电站时，因为有其他国家核电站出事故，香港部分人就闹事，说核电站会殃及港人，几万人联名向中央施压，许家屯感到了压力，便向中央提议迁址，小平同志很不高兴，说他们一闹你就迁，如果搞个签名运动反对香港回归你怎么办？你也让吗？就给驳回去了，这事闹了一阵子也就过去了。

1989年，英国人策动一些香港名流找许家屯提出建议，让英国继续统治香港，不要急着收回，每年给中央十几亿或者更多，许家屯居然真的在内部讲这是个“大政策”，搞得中央很恼火，这时许家屯已七十三岁了，中央便决定调他回来，让他在北京或南京选个地方安度晚年，但不能留在深圳。

周南说，许家屯起先赖着不走，后来找外交部驻港签证处要了一个不带官衔的红皮护照，周南接任后不久，许家屯在深圳把夫人骗去南京，说自己晚些回，夫人一上火车，他当天就带着情人跑去了洛杉矶。

1990年4月30日晚，许家屯不告而别，飞往美国，至2016年6月29日在洛杉矶去世，年101岁。

许家屯叛逃后，并没有在海外攻击中国，据说回忆录里也流露出一定的悔意，算是没经住香港这个大染缸的考验，但谈不上大奸大恶。

1983年许家屯去香港时，大陆实在太穷太穷了，许多农村家庭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衣服上都是补丁，城里待业青年至少2000多万，找不到工作到处惹事生非，引出了1983年中国第一次严打，许家屯在大陆时已是超高待遇，出门有皇冠可坐，但遇到李嘉诚这样动不动要送私人飞机的，差距还是大到让人感到窒息。

在巨大的经济鸿沟面前，许家屯最终抛弃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只跟香港的权贵阶级来往，慢慢和香港权贵融为一体，李嘉诚后面提出让许家屯去海南岛，简直就是将他视为将来可操纵的白手套。

许家屯的这套上层路线，一直没有团结底层民众，对权贵步步退让，使中央在香港丧失了民心阵地，甚至舆论阵线一直在亲英美的人手里，香港那么严重的房地产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没有人去揭发对抗，资本家对平民的剥削可以说已到了全球极致，财富凝固，年轻一代毫无出头之日，但社会矛盾，居然被引向了对抗中央。

等到2019年危机大爆发时，才知道问题有多严重。

贰

今天回过头来看两年前，我们不能把2019年的香港危机单独拎出来，香港危机从2014年“占中”就开始暴露，当时主要煽动策划人就是黎智英，参与占中的90%是青少年，中学生又占多数，现场一些指挥者年仅17岁，而此时距离香港回归祖国刚好短短17年，事实上，从许家屯那时候对香港的沟通管理，就埋下了大祸根。

在占中事件发生时，一名叫曾建超的男子，向维持现场秩序的11名警务人员泼粪水和尿液，警察还击后，七名警察（总督察黄祖成、高级督察刘卓毅、警长白荣斌、警员刘兴沛、警员陈少丹、关嘉豪、黄伟豪）被判入狱两年，而曾建超只判五个星期刑期，带头闹事的黄之锋只判了80小时社会服务令，罗冠聪只判了120小时社服令，周永康入狱三周，缓刑一年，警察一律重判，闹事的人一律轻判，这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发生的荒唐事情，居然在香港发生了。

这里暴露了两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十几岁的学生会被煽动起来？第二，为什么法官会包庇闹事者而重判警察？

先说第一个问题，学生一起出问题，那肯定是教书的老师有问题，香港的老师几乎都会加入一个协会叫“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简称教协，这个协会是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有会员近10万人，所有的大学、中学、小学、幼稚园老师都会加入这个协会。

而教协，是被港独分子把持的。

教协的第一任主席司徒华，就是香港民主党重要人物之一，比李柱铭的影响力还要大，一直在不余遗力推动港独，司徒华还创立了支联会（支持爱国民主联合会），都是香港的反对派，教协，被司徒华等人玩成了民主党的教育支部。

教协现任监事会主席叫潘天赐，兼任香港职工会联盟会长，而职工盟主席就是港独分子吴敏儿，职工盟则一直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接收资金支持。

像香港理工大学教师郑松泰，教唆年轻人上街搞暴乱，说哪个父母反对他们上街，这些父母就是“港猪”，香港年轻人“要跟港猪划清界限”，“要跟这样的父母断绝关系，终生不相往来”，有这样的港独教师一直在校园做宣传，参加暴乱的自然都是港独老师的学生。

香港2019年的骚乱人群主要来自于校园学生，学生思想主要来自于教师，教师主要来自于教协的控制，教协又被港独分子占据，还收美国人的钱，祸乱当然从这里爆发。

再说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警察会被重判？

因为重判警察的主审法官叫杜大卫，并不是华人，其实是一名英国人，有英国国籍。

杜大卫

2016年，梁振英委任17人为新一届香港终审法院的常任和非常任大法官，仅有两人为中国香港籍，其余均为外国国籍或双重国籍。

注意，按香港基本法第92条和82条，只对香港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规定“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担任”外，对其他法官的国籍均没有限制，留下了香港司法系统有大量外籍法官的制度漏洞。

留下外籍法官的原因，一是英国刻意造成香港本土法律人才奇缺，1989年才允许香港本地人攻读法律系，因为英美法系的司法独特复杂，本土法官数量满足不了香港法院需求，英国人借此垄断香港法律界；二是香港当时作为大陆对外的金融窗口，配合的也是英美法系，作为金融系统的附赠品，也需要英美法系的人才。（第二点才是主要原因）

所以我们常会看到一条看起来又搞笑又反常的新闻，英国威胁不向香港派遣法官。

2021年，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Rboert Reed）就说，如果香港“司法独立被削弱”，他就不会来香港出任法官，也不会提名其他英籍法官。

韦彦德

不过《泰晤士报》呼吁英国法官集体辞职时，香港终审法院的两名英籍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华学佳却不肯走，拒绝辞职。

以上可见，香港并没有完成彻底的回归，香港其实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它的法律系统与教育系统还在英国人手里。

去殖民化的道路并没有走完，反而殖民化的痕迹被加深了。

2014年占中爆发时，没有及时将问题连根拔起，等这班孩子长大，2019年反修例风波才会越闹越大。

占据法律+教育宣传阵地的英美帝国，指使着自己在香港的代理人，向主要依靠警察+外交阵地的我方，发起了疯狂进攻。

2019年，这些在反中教育中长大的香港年青人，烧地铁、占机场、打大陆记者、殴打大陆游客、四下堵路、用砖头拍死一名老伯、点火焚烧政见不同者......将整个香港闹得乌烟瘴气。

英美在后方遥控，提供物力财力支持，黎智英、陈方安生、李柱铭、何俊仁四大主将居中坐阵调配资源，黄之锋、何韵诗、罗冠聪、周庭等年轻一代充当前锋，在香港发起持续不断的暴乱，近一年左右，我们看到的新闻，一会是警察被咬断手指，一会是暴徒撕污国旗，一会是废青围攻警察局，一会打砸立法会。

大陆人民在一旁看得义愤填膺，急得如火烧心肺，福建人甚至组团在北角街头同暴徒对殴。

东方明珠，一时妖气弥漫。

香港斗争的本质是殖民化与反殖民化的斗争，香港的问题已迫在眉睫。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叁

2020年初，中央涉港有关部门大换血，夏宝龙任港澳办主任，骆惠宁任中联办主任。

夏宝龙曾任浙江省委书记，骆惠宁曾任青海、山西省委书记，都是管理过几千万人口的地方要员，俩人本已经从省委书记的位置上退下，一个打理全国政协，一个任职人大财经委员会，本都不用再冲上一线，但香港形势逼人，两位政坛老将只能再度出山镇守。

这标志着处理香港问题，从过去外交事务的处理思维，改为现在地方省市的管治思维。

在两位大员上马之前，从2019年6月反修例风波开始，一直闹腾了半年，我们对香港暴乱的处置态度，就只有一个字：

忍！

为什么要忍？

因为香港地理、金融位置特殊，属于全球媒体聚焦的核心地带，21世纪世界舆论环境也跟过去大不一样，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可以在几秒内传遍全球，每一张图片、每一个视频，几乎每个细节都会被放大解读，世界顶尖舆论又被西方犹太人掌控，这伙人拿着放大镜盯着中国，印度那边农民们上街抗议都要死个几十人，西方世界根本无视，照样夸印度是民主典范，中国这边香港警察被人咬断手指都不能开一枪，只要香港警察一开枪，就一定会被西方世界描绘成“血腥镇压”。

在那段时间里，香港警察受尽了委屈，他们去维护被打烂的香港街头时，所有黑记都只盯着他们有没有动手，根本不管旁边有暴徒在烧地铁；他们下班后被人报复袭击，有警察被砍断4根手指，身中4刀；他们执行任务时会被暴徒围殴，钢珠把牙齿都打碎了。

但是要忍，要等待时机。

在那段时间，我们看到香港接连不断地发生一场又一场的骚乱，我亲自去过现场两次，亲眼目睹穿着一身黑衣的年轻人放火烧地铁、沿街砸所有中资控投的商铺（比如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跟玩闹似的围攻警察局。

但每次，这些暴徒几乎都没有受到什么处罚，警察最多使用高压水枪、催泪弹控制现场，每次放催泪弹前，还反复举黑旗提醒，我还混在人群里吃过两回催泪弹，就是比较辣眼睛，得找个角落用矿泉水洗一洗清醒一下。

那些被警察揪回去的暴徒，又快又被英国人控制的法院放了回来。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也一度十分被动，连跟人私下聊天的录音都被路透社有意放在了互联网上，暗示她撑不下去了，林郑月娥面对媒体时强硬表示，自己从没有向中央提出辞职，一定会带领香港走出困局。

那一段时间，大陆民众看新闻，个个都能看得心急火燎，恨不得抄根棍子就去香港帮忙。

2019年，新中国已建国70年，领导人都走到了第五代，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治国手段已经变得成熟稳重，面对香港乱局，不太可能让警察跟暴徒搞街头对攻，不搞流血冲突，以免授人于柄，而是耐心地计划用更稳健更符合现代文明的方法，直接将香港问题拔除根源。

打蛇要打七寸，戒急用忍，先稳住大局。

在暴徒无数次抓了又放，放了又闹，闹了又抓的循环背后，我们在等待两条法律的诞生。

一条是《国安法》，一条是新修订的香港基本法两个附件。

我们要用法律对抗暴乱，用秩序整理混乱，没有法律做铺垫，不管乱港分子如何挑衅，坚决不像印度、缅甸这样的西式民主国家开枪镇压，不陷入对方的舆论圈套。

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上半年，对香港的政治斗争，暂时陷入了一个低潮期。

从2020年2月28日开始，香港警方以未经批准集会拘捕了黎智英两次，4月18日以同样案件拘捕何俊仁，带头冲锋的罗冠聪在2019年8月14日先逃到纽约读书，黄之锋、周庭则早在2019年8月30日被拘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