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香港这一莫大难题，我们为世界创造出一套全新方法论

刚刚结束的两会，在香港代表团的审议现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谈到了香港的住房问题。

香港的高房价“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韩正指出了香港高房价很大程度上来自历史遗留问题，但问题总归要解决。

“解决这个问题，难度是很大，但总要有开始解决的时候，如果一直就这样，没有、也形不成共识，也没有解决办法，一有办法就在立法会‘拉布’，最后损害的是全港老百姓的利益。”

三言两语，掷地有声。

去年十一的时候，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走进香港基层社区，在租住面积不足8平方米的失业市民徐天民“家里”时，他感慨万千的说：看到你家的居住环境，我心里很不好受。

香港高房价的根本问题，就在于土地。

740万人口，1105平方千米的土地虽然不富裕，但也绝不应是普通人只能住8平方米这样的捉襟见肘。

▲香港大把的郊野公园摁着就是不开发

香港的土地开发率只有23%，其中住宅用地更是只有6.8%。

香港不是没有地，郊野公园的面积比住宅小区的面积还大，但和普通港民都没关系。

六大地产家族，牢牢的捏住香港土地，每年严控新房开发量，以调节供求关系的方式长期让房价处于高位。

房价供求越失衡，他们手里的地皮就越值钱，每年就可以用挤牙膏皮的方式慢慢开发，细水长流的够整个家族吃上百年。

如果港民施压要求增加土地开发量和供应量的话，地产商们就开会玩儿阴的。

他们一方面鼓动所谓的环保、动保组织抗议游行，声称不恰当的土地开发会对香港环境造成巨大伤害。

另一方面他们在舆论上制造恐慌，吓唬有房的中产人士：放开土地供应，香港房价将会大跌。

“你们中产的身价就暴跌了！”

如此一来，既得利益的有房人士也会抗议土地供应保卫房价。

从1984年港英政府每年只批出50公顷开发用地，到董建华八万五计划中途破产，再到如今的香港房价节节攀升成为铁板一块。

香港的房价打不动的本质是：土地垄断者的势力基础太强，港府依靠自己的力量撼不动他们。

所以，需要中央出手。

香港从19年乱象到现在大局已定，中央从来没有贸然出手，每一次出手都很谨慎，但又极其精准的解决了问题震慑了宵小。

中央在理性又慎重的判断，这个问题是不是港府无力解决的，是不是国家必须要出手帮助香港，国家出手后是不是可以妥善的解决好。

我们在收回香港的时候，曾经对香港郑重承诺，坚持港人治港不动摇。

除了主权、军事、外交限制，其他方面我们都赋予了香港高度的自治权，什么叫港人治港，就是香港人有权利按照自己认为对香港最有利的方法治理香港。

因为我们需要香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发挥其在法律、货币、贸易方面的优势，作为内地的一扇窗口链接世界。

漂泊百年的游子归家，这个游子才华逼人，能力超强，但也沾染了一点外部浪荡的劣习，我们最早是以保护和宽松引导为主。

但后来，因为这些不良习气，孩子做出了一些伤害自己也伤害家庭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按照母亲对他的期待，对他未来的成长和前途来修剪枝杈，这才是对他负责。

通过去年的经验，我们已经完成了对香港的第一轮大“修剪”，中央已经为香港和港府切好了脉，抓住了香港问题的本质，在切掉了“独瘤”之后，开始从更多的方面入手，做后续的调养和康复。

切掉了“独瘤”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把香港其他“并发症”的治好，才能帮助香港从“亚健康”中恢复。

其中，就包括房价这一长期以来的旧疾。

▲香港独有的16平方米“豪宅”，售价400万

之于香港来说，这就是我们向高房价下手的最重要原因。

但之于全国的大局来考虑，我们还有更深远的用心和想法。

中央的着眼极其敏锐而长远。

解决香港的住房问题，关键就是要把香港的土地垄断给打下来，打掉香港的土地垄断，就是要直接向香港的头部地产商资本家下手。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在加快国内的反垄断进程，因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很多香港地产集团近些年来开始进军内地，九龙仓集团内地收入占7成以上

但香港，一直以来都是资本主义制度，向垄断下手，就是向资本主义下手。

虽然西方很多国家一直在通过法律建设对抗资本垄断，但实际上，垄断与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堆孪生兄弟。

资本为了攫取超额利润会自动向大规模垄断经营发展，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过一个经典的悖论：

资本以自由竞争的方式保持市场的活力最大化，但胜出企业一定会获取超高利润实现垄断。

换言之，资本主义市场鼓励自由竞争，但自由市场的结果一定是出现垄断，除非重新洗牌。

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问题，财富流动始终是从下至上的单向流动。

马克思对这个过程的解释是：资本家会不顾一切的获取超额利润以扩大生产。都是一个意思。

封建社会的地主剥削也是这个过程，就是土地只能单向流动。

寻常年景，小农守着自己的土地自给自足也能活命。赶上灾年，向官府交完粮之后，剩下的口粮根本不够果腹，就只能把家里的土地抵押给地主换粮食，如果第二年的收成不够赎回土地，那这块地就归地主了。

小农就变成了佃农，有产阶级就变成了给人打工的无产阶级，变成了只能逆来顺受被剥削的两脚羊。

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引发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其实就是一个：财富只能自下而上的单向流动，底层人民越过越苦，直到忍不下去就会揭竿而起。

为了安抚劳动人民，在财富流动的过程中避免出现劳资冲突，所以西方国家健全了福利与社会保障，将底层群众稳住。这套方法曾经看起来十分完善美好，但一旦无法继续将蛋糕做大以后，被惯坏的底层人民就会以民粹伤害国家。

像如今的美国，底层人民的呼声要活命，政府无限量化宽松撒钱，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华尔街资本和跨国巨头。

“国难当头，望各位卿家拿出家产以资军饷，共保社稷。”

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王爷亲贵们在危机中身价反而暴增。

最需要救济的人得到的帮助最少，实力最雄厚的人得到的财富却最多。

还是那个问题，资本主义社会财富自下而上的流动具有不可逆性。财富一旦进了金字塔顶层的兜里，就掏不出来了。

研究历史的人，有个说法叫历史周期论。就是说晚期政权被既得利益者拖垮，丧失活力和进取心，在内忧外患之中走向灭亡。

1945年7月，毛主席在延安接见了68岁的黄炎培。

在窑洞中，黄炎培忧心忡忡又满怀恳切的说：“我活了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光绪帝变法、北洋政府、国民政府，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都难以跳出这周期的支配力。”

但毛主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他穷其一生，就是要帮助中国跳出这种周期，让劳动人民跳出被这种周期左右的苦难。

他提出的方法就是公有制和社会主义。

政府只为人民，也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权力持续做大。这是毛主席做出的探索和尝试，但是天不假年，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宏愿，留下了一个方法与方向，交给我们去探索。

先烈回眸应笑慰，擎旗自有后来人。

我们要自己为中国探索出一条道路。

在党内治理上，我们的办法是反腐，永远保持党的纯洁性，保持党有自洁能力，坚决防止权力会自下而上的不受控集中。

而在党外，在经济活动管控上，我们的办法就是反垄断。我们要市场经济释放出资本的活力，但也必须要管控住资本的能量。

我们越来越开放，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资本所具有的活力和能量也越来也大，国家必须要在释放出资本价值的同时，最大程度的防止出现垄断。

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用好资本，管好资本，利用其优点，摒弃其缺点，这本身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部分。

这是社会主义为主体，资本主义融入的深度结合。

全人类的经济活动历史上，都没有过这样的尝试。这是我们政府，在为14亿中国人，为全球70亿人做出的探索。

所以我们选择了香港，选择了垄断最严重、对老百姓伤害最大的香港地产业下手。

在解决香港住房问题的过程中，

看我们究竟可以对资本主义“天然劣根性”的管控做到什么程度，看我们究竟能把传统的资本“掰”到什么程度，看被改良管控的资本还有多大的活力与能量。

▲香港的楼价，傲视全球

（图源风闻社区）

这就是我们要想香港住房问题下手的目的。

解决香港住房问题，驯服失控的垄断资本巨兽，而且最大程度的保留资本的活力与价值，这就是我们在香港住房问题上的终极目标。

92年，我们在南方划下一串明珠，那时我们的主要事情是开放自己，迎接变化，是我们自下而上的融入世界。

而如今，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

从这个世界中汲取所需，更为这个世界创造出弥足珍贵的财富与价值。

老蒋写到这里的时候，心潮澎湃久久难以平复。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不只是简单的是解决一个城市的，几百万人口的民生问题。

我们是在给14亿人和全人类社会发展在探索出一套方法论，一套国家与资本，公有与私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方法论。

这是真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你我有幸，皆为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