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年前的南京，并不是不战而降！

作者：蒋校长
来源公众号：蒋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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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历史伤疤？

一个国家的首都，被侵略者长驱直入，这就是历史伤疤。

三十万无辜百姓，被侵略者肆意屠杀，这就是历史伤疤。

一直到今天，侵略者仍毫无悔意，拒绝道歉甚至拒绝承认屠杀的存在，这就是历史伤疤！

84年前的今天，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也成为中国人永远的伤痛。

有无数人曾抱怨，为何被屠杀的人中有三分之一都是中国士兵？早知如此，为何不抵抗？

其实，84年前，士兵们不是不抵抗，当年为了守卫南京，一样有底层士兵挺身而出！

01.

1937年11月，淞沪会战失利，上海失守，距离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仅一步之遥。

面对士气正盛的日军，国民政府绝大部分将领都主张放弃南京。

但南京是首都，不防守，直接放弃何以向国民交代？

军委会作战组组长刘斐提出了个点子：“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以后就主动撤退。”

这样一句话，就决定了南京悲剧的命运。

蒋介石为鼓舞国民士气，采纳了刘斐的建议，决定打一场政治上的南京保卫战，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部司令长官，率领11万人马保卫南京。

在给唐生智的密电中，蒋介石自己也没有打赢的信心：“宜抱破釜沉舟之决心，益坚最后胜利之自信，寸地尺土，誓以血肉相撑持，积日累时，必陷穷寇于覆灭。”

统帅如此，底层士兵再英勇善战又能如何？

况且，这些守城的士兵，实际上只有8.1万人，大部分都是刚从淞沪战场上撤下来的“疲惫之师”，另有3万人是临时拉的壮丁，全然没有受过任何训练。

而且，国民政府的战备工作也相当不力，环形阵地设计者缺乏现代战争的经验，工事基本不注重斜射和侧射以及纵深，枪眼太大、位置太过显眼，很容易被炮火摧毁和突破。

而侵华日军可以说是来势汹汹，参战部队几乎都是日军精锐师团，携带着包括240mm榴弹炮、150mm加农炮等重炮在内的大炮高射炮超过700门，速射炮、步兵炮、迫击炮和掷弹筒超过2000门以及300辆战车装甲车，总兵力达到30万。

▲日军240毫米重型榴弹炮

疲惫之师对日军精锐重兵，结果可想而知。

12月初，日军开始攻击句容汤山一线，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猛烈进攻句容。守军得不到弹药补充，且与外界失去联系，最终在牺牲过重、弹药告罄后才突出重围。

汤山战况一样惨烈。《纽约时报》记者报道：在一个山头上，300名中国军人被日军围困。经过一整天激战，伤亡殆尽，几乎只剩下一人。

守卫句容水西门的，是第51师153旅306团，团长名叫邱维达。因日军火力太猛，306团眼看抵敌不住，这时，某排排长率领该排仅剩的几十个人，找到团长邱维达，说：“团长，我们要求组织敢死队，出去拔掉日军的火力点！”

邱维达望着这些衣衫褴褛但神情坚定的士兵们，问：“你们知道敢死队意味着什么吗？”

士兵们齐声回答：“死！”

邱维达热泪盈眶，大声喊道：“是以死报国！”

全排将士子弹上膛，刺刀上枪，列队出发，再也没有回来……

战略要地牛首山、将军山也发生了猛烈的战斗。在日军第6师团于1940年内部编写的《第六师团转战实录·南京篇》中，记载了担任第13联队副官的马敏雄少佐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牛首山的战斗，打得异常艰难。山上的敌军，是我们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强的对手。”

但是日军调来重炮轰击，最终牛首山、将军山失守，让雨花台阵地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

守卫雨花台的是72师和88师，抵抗无比顽强，守军第264旅旅长高致嵩说：什么苦都可以吃，但亡国的苦，绝不允许！为了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要跟侵略者拼到底！

高致嵩将预备队和工兵营都调到一线参加战斗，并亲自率众与冲入阵地的日军白刃格斗，打退敌军多次冲锋。

守军不仅在雨花台山顶炮台保障南门入口，约2000守军还冲出阵地反击，遭到日军铁丝网阻挡后，隔着铁丝网与日军互投手榴弹，场面极为壮烈。

12日，日军调派大批轰炸机和重炮、配合数千步兵，以绝对优势发起集团冲锋，团长韩宪元以及营长数人先后殉难。下午，264旅旅长高致嵩见胜利无望，命剩下的几百人将全部手榴弹集中起来，在日军冲进来时，拉响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日军突破南京外围防御阵地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向中方空投“劝降书”。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达命令：全军与阵地共存亡！为了背水一战，将各部队所有船只收缴。

然而，这个命令将10多万大军置之“死地”，却没有布置“后生”之路，结果造成守城官兵仅3万余人突出重围，约8万人滞留城内。

紫金山是孙中山先生陵墓所在地，也是南京东面的天然屏障。布防于紫金山地区的是被称为“蒋介石的铁卫队”的教导总队。教导总队在这一带已驻守4年多，了解地形，工事坚固，一时杀敌众多。

12月12日下午6时，第二峰和西山阵地被日军突破，但教导总队的官兵坚守紫金山一号阵地，居高临下仍与敌军血战。

日军《第九师团战史》对此记载道：“据守紫金山的敌军（中国守军）虽然是敌人，但的确很勇猛，他们也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明知结果肯定是死，但还是顽强抵抗，一直奋勇地阻挡我军的进攻。”

日军在突破几个重要防线后，开始向中华门进攻，重磅炮弹轰击中华门坚固的城墙，炸裂出的石块飞在空中，附近房屋被砸到立即倾坍。

当时的南京城已经混乱，也没有了作战计划，但守军官兵坚守城墙，也用自己的身体作为防守南京的城墙，中华门直到12日午夜后方才失守。

12月12日下午，南京守军奉命全面撤退。然而撤退并不成功，指挥也出现了失误，没有船只渡江，成千上万的士兵只能望江兴叹。

清凉山宪兵指挥部，宪兵副司令兼首都警察厅厅长肖山令少将果断命令大家寻找一切可利用的东西，迅速过江。在他的指挥下，散兵们扎起木筏开始渡江。

突然，中山大道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日军已追了上来。肖山令见敌军来势凶猛，便指挥未过江的散兵向两侧撤退，自己亲率宪兵掩护，最终殉国，年45岁。

然而，最终撤离的，不到3万人。

这就是南京保卫战的真相，虽然南京保卫战的失败，直接导致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但是整个保卫战的过程，失败原因主要是因为实力悬殊和高层无能，守军将士在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不畏强敌，浴血奋战，仍然表现出了中国人不屈的战斗精神。

在明知必败而仍战的情况下，选择拼死一搏，中国军人已经做到了最好。

02.

南京陷落后，仍有将近8万士兵滞留南京城内，日军就以“持有武器的中国军人仍在城内抵抗”为借口，开始大肆搜捕混入民间的中国士兵，只要手上有老茧，头上有帽圈印的中青年男性一律当做士兵抓走，很多习惯戴礼帽的人也惨遭逮捕。

但日本人真的是为了消灭“城内的中国军人抵抗”而进行屠杀的吗？

显然，这只是个借口而已，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日军对南京的屠杀是有预谋和有组织的。

对于这些投降和被俘虏的中国士兵，一线部队曾不断发电报请示，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在苏州的司令部里，下达了“分区扫荡败残兵”的命令。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昭和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王的指示更加明确，发出了由他个人盖章签署的命令：

杀掉全部俘虏。阅后销毁。

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曾在“阵中日记”中这样写道：

近几日，溃败的敌人大部分逃进我第十六师团作战地域内的森林和村庄，其中有从镇江西要塞逃过来的人。俘虏到处可见，达到难于收拾的程度。因采取大体不留俘虏的方针，故决定全部处理之。

所谓“处理”，就是屠杀的代名词。

而日军高层和各部队长，对这道命令采取了默认和支持的态度，于是进入南京城内的五万日军，开始了有组织有预谋的屠杀。

而且，屠杀很快蔓延到了平民，刚刚在淞沪会战中遭受惨重损失的日军为了报复，开始滥杀无辜，为啥他们占领上海后不敢报复而占领南京后就开始报复？

主要还是日军为了当婊子还要“立牌坊”，上海是是西方人扎堆和租界遍布的“十里洋场”，日本人必须顾忌国际舆论的影响不敢太过分，而在南京，他们的兽性被彻底激发出来，向平民伸出了毒手。而日本军方高层根本就没想过约束军纪，整个南京城内只派出了17名宪兵！

从1937年12月中旬起，日本军队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手无存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长达40余日的大屠杀，遇难同胞超过30万。

张纯如在《南京大屠杀》一书中记载了日军的部分暴行：

“在他的前面两排俘虏中，有一位孕妇开始为自己的生命抗争，她拼命的抓打那个试图将她拖出去强奸的士兵，拼命反抗。没有人过去帮她，最后，那个士兵将她杀死并用刺刀剖开了她的肚子，不仅扯出了她的肠子，甚至将蠕动的胎儿也挑了出来。”

在《南京大屠杀》的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常“气得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发掉落”。

而这场屠杀，后来也被很多日本人所承认。

《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于1971年多次赴中国实地调查，完成报道《中国之旅》，记录了南京大屠杀及“百人斩”等屠杀事件：1937年11月底至12月10日，两名日本军官向井敏明少尉和野田毅少尉以谁先杀满100个中国人为胜的竞赛。最后向井敏明以斩杀106人，平手于斩杀105人的野田毅。

一个叫永富角户的老兵说，“几乎没人知道，日本的士兵用刺刀挑起婴儿，活活把他们扔进开水锅里，”永富说，“他们结帮奸淫12岁到80岁的妇女，一旦她们不再能满足他们的性要求，就把她们杀死。我砍过人头，饿死过人，也烧死过人，还活埋过人，在我手下死去的人有200多。这真可怕，我简直成了动物并干了那些无人性的事。实在难以用语言来描述我当时的暴行。我真是个魔鬼。”

一个叫东史郎的人的日记成为了后来研究日军暴行的重要参考资料。

12月18日，受命急行军去收容俘虏，“据说俘虏约有两万人”。去了后，看见“大约七千名俘虏解除了武装”。可是第二天早晨接到命令去马群镇警戒的时候，“我们听说俘虏们被分配给各个中队，每一中队两三百人，已自行处死。”“但是我觉得这太不人道、太残酷了。”“七千人的生命转眼之间就从地球上消失，这是个不争的事实。”“生命这个东西还不值一个饭团。”

12月21日，警戒城内。在中山路上的高等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那个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

“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力气跳跃着、滚动着……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突然，嘭！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过了一会儿，水面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不忍读取这样的文字，但又不能不读，我们必须时刻铭记，日本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曾经犯下过怎样的暴行。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残暴、最野蛮的事件之一，其永不可恕的反人类罪行令全世界闻之发指，足令人类历史黯然，令世界文明蒙羞。

每一个中国人，必须铭记。

03.

这些日军暴行，很快就被在南京的外国人传递到了世界各地。

1937年12月15日，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头版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记者斯蒂尔的题为《日军杀人盈万》的电讯报道。这篇报道揭露了日军攻占南京后的屠城暴行：“全市街道到处都是平民尸体及被丢弃的中方装备和军服……当我们离开这座城市时，看到的最后一件事是300名中国人在江边附近的墙前被处死，那里死尸已堆得深过膝。”

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目睹，任何在门外被抓的人，如果没有充分理由都会被立即枪杀。

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发现，已经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从房屋中被拖走，随后遭到枪杀，尸体被踢进沟渠。他还发现一名日军士兵拿着刺刀威胁国际安全区内的平民，抢劫到约3000美元。

麦克丹尼尔在南京多停留了一天，他的日记刊登在12月17日的《西雅图每日时报》上，“12月14日，看到日本人在全城抢劫……12月15日，与大使馆仆人一道去寻找他的母亲，在沟里发现了她的尸体，大使馆勤杂工的兄弟也死了……我对南京的最后记忆是死了的中国人、死了的中国人、死了的中国人。”

不过最具影响力的还是12月18日美国主流报刊《纽约时报》的详细报道。

《纽约时报》记者德丁发现，南京陷落后，南京民众陷入对死亡、强奸和抢劫的巨大恐惧之中。日军一进城就开始严密搜索散兵游勇，“无助的中国军队士兵大多解除了武装，准备投降，但他们被有组织地围捕和处死。”日军对平民的杀戮也很普遍，一些被害人是老人、女性和儿童。

德丁在这篇报道中描述说，“大规模抢劫、侵犯妇女、杀害平民、把中国人从他们的家中赶出来、大规模处决战俘以及搜查体格健全的男子，将南京变成了一座恐怖之城”，“日军看上去想让恐怖保持尽可能长的时间，以便给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即抵抗日本会产生可怕后果”。

德丁一语道破了日军的屠杀图谋，就是日本人希望通过屠杀和暴虐摧毁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德国人拉贝靠着德国人的身份，在保护难民的同时，暗中整理资料写成日记，想法设法将这些历史记录留给后人。

1950年1月5日拉贝去世，日记在1996年12月12日才由他的外孙女乌苏拉·莱因哈特在纽约向世人公布，拉贝以中立的立场，对日军犯下的诸如轰炸、屠杀、抢劫、强奸、焚烧等暴行进行客观记录。

更有分量的记录是视频，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约翰马吉，不仅全力救助难民和士兵，还冒着生命危险，用一台16毫米的摄影机拍摄记录下了南京大屠杀，成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种种暴行的铁证。

在马吉拍摄的电影镜头中：日军坦克、装甲车正在疯狂地炮击南京城,城内一片断垣残壁，被蹂躏、奸淫后的妇女痛苦万分,被汽油烧焦的尸体惨不忍睹，街道上、水塘中到处是被日军血腥屠杀的平民……

1937年12月21日，马吉在南京鼓楼医院拍摄了许多被日军残害的市民，他们中有些人成了控诉南京大屠杀的“活的证据”。他拍摄的一名正在被救治的病人，是当年怀有6个月身孕的李秀英，因反抗日本兵强暴，她身中37刀。

从日军攻陷南京起，马吉拍摄了4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真实史料。1938年初，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美国人乔治·费区，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地将马吉拍摄的部分胶片带到上海。

在上海，费区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

这部纪录片面世后，立即引起轰动，侵华日军的暴行遭到世界舆论的震惊谴责。随着南京大屠杀的新闻在全世界传播开来，西方尤其是美国出现了同情中国抗战的浪潮。美国《洛杉矶时报》甚至对日本天皇裕仁是否能管好自己的军队提出质疑。

在国际压力之下，1938年2月，日本政府将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和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王调回国。

日本投降后，这些外国记者的采访记录，就成了审判战犯的血证。

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日本投降前已经病死的中岛、被包庇的皇室成员香宫鸠彦王等却逃过了审判，而蒋介石出于发动内战的考虑，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竭力施加影响，致使一些战犯逃脱了应受的惩处，真正在战后被审判处决的高级军官，只有谷寿夫以及松井石根等个别人。

04.

数十万同胞惨遭日军毒手，这是中华民族永世不忘的惨痛记忆，但屠杀并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民强大的斗志，投身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当中，并最终赢得了胜利。

胜利来之不易，为保卫南京而牺牲和惨遭日军杀害的同胞应当永远被铭记。

2014年2月27日，国家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设立国家公祭日，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哀悼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杀戮的死难者，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为了和平与正义长存。

我们在缅怀遇难者的同时，也不能忘却那些为了国家存亡、民族荣辱而抛头颅洒热血的老英雄们。老兵不朽，吾辈自强，永矢弗谖，祈愿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