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虏转身变间谍，陈赓指示他：不当司令当班长！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

14年浴血奋战，14年艰苦卓绝，无数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用生命守护共同的家园。

今天，我讲述一个鲜为人知的地下战线故事。

1943年10月，八路军太岳军区陈赓所部，在山西临汾地区打了一场战绩骄人的歼灭战，一次消灭了日军中队长以上佐尉级军官120余名，这样的战果，在此前的抗日战场上还从未有过。

太岳二分区16团只使用了4个连的兵力，在日军据点附近大胆设伏，解决战斗后迅速撤离，这就是被誉为“山地游击战典范”的韩略村战斗。

与后来《亮剑》所演绎的不同，这场战斗不是遭遇战，而是一次对日军的出动时间、人数、汽车数量掌握得一清二楚的主动伏击。而干净利落的战斗背后，隐藏着一段地下工作的传奇——抗战时期的临汾情报站。

文 | 徐渡泸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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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古城临汾，西依吕梁，东傍太岳，是南同蒲铁路线上的重镇，战略位置极为重要。1937年11月，日军占领太原后，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相继南撤，临汾一度成为华北抗战的领导中心，八路军129师、山西青年抗日决死队一纵队相继开辟了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境内的同蒲铁路。图｜IC photo

【注：同蒲铁路是贯穿山西省中部的南北铁路干线，全长865公里，以太原站为界，分为北同蒲铁路和南同蒲铁路。其中，南同蒲段长513公里，1933年5月开工，1935年12月竣工。】

日军108师团于1938年2月占领临汾，太岳的决死一纵历经日军两次九路围攻，以及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了下来。1940年初，陈赓率129师386旅前来支援，成立了太岳军区，有着上海特科经历的他对情报工作高度重视。

【注：①九路围攻为日军分九路，分别于1938年4月和7月对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②十二月事变是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发生于1939年12月。】

图源：作者手绘

晋南地区敌、我、蒋、阎共处，关系复杂，要打入敌伪内部难度很大。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到来：此前，襄陵游击队的30多个队员被阎军刘淼部俘虏，没多久，刘淼带队投降了日军，被俘虏的游击队员也被裹挟在内。其中有个叫陈涛的，祖籍北京，毕业于南开中学，在山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期间参加过八路军。

陷入敌营的陈涛，通过地下交通员向太岳军区作了汇报，陈赓指示：借机潜伏下来，取得合法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驻临汾的日军41师团，准备以刘淼的队伍为基础，成立一支名为“大汉义军”的伪军。刘淼写了一篇“成立宣言”，日军嫌太啰嗦，打回重写。刘淼没办法，就让陈涛帮着修改。

陈涛把开头一大段套话划掉，用“事实胜于雄辩”一笔带过，重新润色了全文。这句话，中国人想到的是日军的烧杀掳掠，日本人却认为是在宣扬“皇军的武功”，非常满意地问是谁写的。

陈涛要的就是引起日军注意。就这样，他接近了“安清会”的顾问高田。

【注：“安清会”直接归属于汪伪政权，总部在南京，主要职能是帮助日伪收集情报，运输军需。】

不久，高田让陈涛根据临汾的现状，再写一篇《和平的策略》。陈涛知道，日军固然是想粉饰太平，但如果空洞无物，一味奉承，加深不了日军对自己的印象。

临汾的日本兵经常在城门口殴打中国老百姓，陈涛以此为据，论述了“日中亲善”应该建立在互相尊重上，而不是刺刀尖上。这样，既让鬼子看着受用，又不隐瞒减少同胞痛苦的立场。果然，高田看后立即译成日文，让日军师团长和参谋长看。

原来，陈涛已被列入任用名单，这次的“命题作文”只是第一步考察。接着，高田又让陈涛搜集八路军情报，当时伪军没人敢单独进山，陈涛先派出一个叫王迷糊的手下，结果收获无几。

几天后，高田要求陈涛自己行动。

陈涛趁高田外出，在高田用的地图上，按照比例尺，把霍县到沁源每个村庄的里程计算出来并记下，再和交通员接了头，动身前往霍县，等当地日军在通行证上签了字，他就悄悄返回了临汾。

和王迷糊不一样，陈涛回来，不仅对路线、里程对答如流，还有日军的签字为证。高田只是考察陈涛等人的“忠诚度”，所以只问路程，不问情报，但陈涛却主动提供了情报。高田对这个意外收获很兴奋，带着陈涛就进了41师团司令部，引见给分管伪军的日军参谋。

当然，情报是假的，陈赓手下的情报部门为了配合陈涛，做出来的情报必然是日军想得到且可证实的。

日军对陈涛十分满意，拟任其为“大汉义军”的参谋长，就在伪军成立前夕，阎锡山恼火部下擅自投日，派人把外出的刘淼暗杀了。就这样，1941年元月，陈涛顺理成章当上了“大汉义军”的司令，可以自由出入敌41师团的参谋部和经理部。

为了掌握好这支伪军，太岳军区派了几个得力助手，陈涛都安排进了司令部。张秀田任上尉参谋，其他人分别担任司令部文书、保卫排长和警卫，把要害位置全控制住了。此时，陈涛的直接上级是朱向离，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的情报干部，他后来成了陈涛的入党介绍人。

上任不久，陈涛手下的几名军官突然被日军宪兵队抓了，理由是密谋叛变。陈涛追着师团参谋长田岛要人，人没要回来，但田岛见他敢于为部下出头，且无丝毫心虚的迹象，消除了对陈涛参与其中的疑心。

其实，日军拿到的证据，是地下党另一条线故意放出来的，目的就是借日军的手，除掉陈涛这个“汉奸司令”。

地下党组织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是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一条铁的纪律。毫无疑问，就任伪职的陈涛大肆招兵买马，被地方抗日组织列为了锄奸对象。幸亏朱向离及时得到消息，通过上级阻止了这一行动。否则，针对陈涛的打击将接踵而至。

想要陈涛命的，还有他的部下。伪军里有几个头目，有的仗着懂军事，有的凭着会日语，不服气日本人重用陈焕章（陈涛在临汾的化名），都想取而代之。陈涛因人施计，将这些伪军军官，或调离或令日本人对其产生反感，挨个收拾了一遍。

比较危险的是一个张姓副官长，一天陈涛正在用餐，此人进来后拔出手枪就射击，子弹擦着陈涛的头皮飞过。生死瞬间，陈涛异常地冷静，只笑了笑，然后一声不吭继续低头吃饭，事后既未向日军报告，也未再追究。从此，这个副官长反而对陈涛恭敬起来。

这时的陈涛只有23岁。

不过，最大的危险还是身边的日军。栖身敌营，不能露出一点令日军起疑的行为举止，稍有不慎就可能人头落地。陈涛来临汾前的伪军队长，就让日军不明不白地枪杀了。

陈涛浓眉大眼高个子，仪表堂堂，当上伪军司令时称自己27岁。在当时，这个年龄和地位还不成家，就反常了。他向上级请示，可是根据地也没有合适的人选来协助他做地下工作。婚姻是人生大事，但对地下工作者来说，没有更多的个人考虑和选择，陈涛在当地找了一个规矩人家的姑娘，迅速成了家。

1941年，陈涛和妻子李敏在临汾。

掌握了这支伪军武装，临汾的日军每次出动扫荡，只要让“大汉义军”配合，太岳军区就能事先得到消息；阎锡山部队投日的情况也能被及时掌握；同时，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还可侦知周边各地日军的兵力部署。这些情报，被陈涛源源不断地送进了山。

“大汉义军”兵力最多时有八百多人，好不容易有一次集中整训，陈涛认为机会来了，打算一举把队伍拉到根据地去。

陈赓却告诫：几百人给根据地增加不了多少力量，伪军吃不了山区的苦，肯定还会跑回来，到时把根据地的艰难情形向外散布，反面影响更大。必须明白，情报站的作用远大于策动数百伪军反正。

1942年4月，日军69师团来临汾接替41师团，亟须成立新的情报班。情报班的地位和受日军重视的程度，不是伪军司令可以比拟的，且班长历来都是日本人。太岳军区指示，就是不当司令，也不能放过这个班长。

陈涛利用日军对自己的信任，交际应酬大拉关系，终于当上了这个情报班长，把情报站的骨干也都安排了进去。不久，“大汉义军”就被日军解散了。

陈涛掌握了情报班，不仅情报的深度和渠道扩大了，而且有了一定的实权，可以开具进入日占区的证明信，有条件为山里购买禁运物资，以及掩护我方人员通过封锁线。

潜伏中随时面临突发情况，需要判断是否可能暴露，是撤还是留。如果没有危险就被敌人惊走，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如果即将暴露而不果断处置，唯一的结果就是牺牲。

在这样的复杂局面下，个人难以每次都做出正确的决策，也承担不了行动的责任，必须依靠组织的力量。于是，朱向离亲自来到临汾，陈涛说动69师团参谋长，保留了伪军留下的被服厂，安排朱向离当了营业员，此后，朱向离可以随时在日军的营盘里召开支委会。

一次，日本顾问高田回国后，给陈涛来了一封绝交信，怒称他按照陈涛给的地址，根本没找到陈涛在天津的家，陈涛欺骗了他。朱向离听闻此事后，决定以静制动，他分析高田可能仅仅是宣泄愤怒，因为陈涛是高田从头考察并推荐的，如果陈涛有问题，高田也会被追究责任。最后证明，朱向离的判断是准确的。

又有一次，陈涛接日军通知开会，进入师团司令部就被下了枪。日军参谋松田怒问陈涛：你的兵打死了我的人，你知不知道？原来，驻在侯马隘口的一班伪军，经常被据点里的三个日本兵欺辱打骂，早已不堪忍受。结果，当天这三个日本兵当着他们糟蹋中国妇女，他们的血性一下上来了，一拥而上，杀了两个，跑了一个，最后全班携枪而去。

松岛带着陈涛去侯马看了现场，来回一言不发，陈涛心里为这些人叫好，同时也知道自己凶多吉少。

回来后，朱向离与陈涛、张秀田彻夜研究，感到事态严重，但既然松田没有立即对陈涛下手，一定有其他考虑。

三人商议后决定，陈涛主动向松田表示自责并要求承担后果，以探虚实。这个冒险的决定又成功了，临汾日军贩毒自肥、虚报伪军员额已在太原日军第一军挂上了号，再出事会被从重处理。此外，陈涛的一贯表现和情报能力，也让他们不得不有所取舍，最后两个被杀的日本兵做战死处理了事。

1943年，临汾地下党突遭破坏，大批干部被捕。地下党和情报站虽然是两条线，陈赓还是决定情报站主要领导先避开。陈涛借口父亲重病去了北平，朱向离回了太岳。两个月后，得知情报站并未暴露，未在敌军中任职的朱向离先回临汾，摸清情况后才让陈涛回来“销假”，情报站仍像膏药一样死死贴在敌寇身上。

依靠组织的决策，这几次危机都做出了准确的判断和防范措施。但战争中只有风险大小的权衡，没有绝对的安全，只要工作，就要准备以生命为代价。

1942年日军41师团调往冀中，张秀田带一部分伪军奉调跟随，不幸牺牲于“五一大扫荡”。据陈涛回忆，张秀田是在交战时被对面八路军射来的子弹击中牺牲的，出现这样的抗战烈士，正是地下工作的极端特殊和残酷之处。

【注：“五一大扫荡”发生在1942年5月1日，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五万余人，在空军的配合下，出动坦克、装甲车几百辆，由其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对我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野蛮的“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

坚忍的潜伏中，最有价值的一次情报获取，就要上演了。

1943年秋，冈村宁次创造了一个新战法——“铁滚式三层阵地新战法”，专门对付太岳根据地：

日军将兵力分成三线，第一线是日军，用来捕捉我军主力，攻占重要目标；第二线是伪军，抢物资烧房子摧毁抗日政权；第三线仍以日军为主，拉网梳篦，围堵八路军突围部队和零散人员。

这个新战法对我根据地威胁极大。

每年秋季进山扫荡是日军的惯例，某天，日军69师团的军官都不见了，只有师团经理部的大尉加藤在留守，原来这次日本军官都上了前方，扫荡的规模必定很大。

然而相关情报的获取却十分不易。陈涛当伪军司令时，临汾日军发动扫荡，只有本部伪军参加时，陈涛才能掌握情况。如果是太原日军第一军或敌华北方面军组织的行动，如1941年造成晋南国民党军大溃败的中条山战役，即使有下属的“大汉义军”驻外两个连参与，临汾的陈涛也一无所知。

【注：中条山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在山西范围内的唯一一场大规模对日作战，发生于1941年5月。】

提拔陈涛的41师团，是中条山战役和“五一大扫荡”的日军主力，陈涛和该师团上上下下的日本军官非常熟，尚且如此，可见日军防范之严。后来打入了日军情报班，允许知情的范围也是有严格限定的。

现在，要尽快搞到日军扫荡的计划，只能在留守的加藤身上做文章。陈涛正在焦虑之际，加藤却带着照相机，来给情报班照相了。

陈涛察言观色，发现加藤在打情报班韩小姐的主意。他让人紧紧跟随，不给加藤单独接近韩小姐的机会。加藤就约陈涛第二天到自己宿舍做客。

朱向离指示，务必获取这次扫荡的情报，还特别提醒，我党光明磊落，绝不能使用美人计那一套卑鄙龌龊的手法，这是地下工作一条铁的纪律。

加藤热情地摆酒相待，称自己毕业于日本庆应大学，喜爱中国文化，从诗词一直聊到瓷器。陈涛则恭维加藤学识渊博，文雅大气，让加藤那点小心思不好意思表露。

这时，有个日军中队长来请示任务，平时颇受压抑的后勤军官加藤，当上留守司令后表现欲发作，为了向中队长显示自己在作战上也是行家，开始对着地图滔滔不绝地讲起战斗安排，没有回避陈涛。除了酒劲使然，加藤还知道陈涛不懂日语。

其实，陈涛在日伪工作3年多了，经常琢磨日语，大部分日军作战术语都听得懂。没多久，一份标注着日军“铁滚行动”部署的地图，到了陈赓的桌面上。

几天后，参与扫荡的日军华北军官观战团的情报也到了。李懋之将军记载，军区情报科长刘桂衡是在1943年10月17日半夜，收到了临汾这份急报。

图源：作者手绘

太岳军区立即投入反扫荡准备，日军的“铁滚”捕捉不到我军主力，处处扑空碰壁，“滚”到临屯公路时，来观摩新战法的军官观战团还被一锅端掉，一次消灭了日军中队长以上佐尉级军官120余名。打不着八路却被狠狠撕掉了一块肉，“铁滚战法”狼狈不堪，草草收场。

关于韩略村战斗，很多参战的16团指挥员在回忆中都未提及情报，这很好理解，情报是高度保密的，参战部队不知道情报的存在和来源很正常。而陈赓之子陈知建在写到这场战斗时，专门提到是依靠临汾送来的情报，做好了充足的战斗准备。

太岳军区是陕北通往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必经通道，被日军残酷扫荡，始终屹立不倒。1943年粉碎日军的“铁滚行动”后，华北日军再也没对太岳区组织起大规模的扫荡。倒是自1942年10月就被围在沁源的日军，与太岳军民耗了900天后，在少粮缺水、城外被太岳百姓坚壁清野成无人区的窘况下，狼狈地“滚”了回去。

做出重要贡献的临汾情报站人员，只有少数在抗日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并且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发展奋斗余生。

其中，经验丰富的地下工作骨干穆彬，后来在解放战争中牺牲。

1950年2月，时任60军178师政治部主任的朱向离，调任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武官，在赴任途中被土匪杀害于成都龙潭寺，引发了长达3年的川西大剿匪。

新中国成立后，陈涛转入武汉地方工作，于2008年去世。

当年的牺牲与传奇，已浸染在烂漫的山花和古城的岁月里，静待后人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