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虽然跑了，阿富汗依然前途未卜！

在美国人狼狈不堪的逃走后，塔利班宣布建国了。把美国人赶走不容易，但能做到这点的国家还是不少的，而美国人走了之后会怎样，这才是一个大难题。

不仅是阿富汗，过去几十年来，美国人不止一次失败，在世界各地留下了形形色色的烂摊子。但那些胜利者在胜利后却往往无法稳定局面，使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与衰败。这一现实，再加上美国宣传机器的引导抹黑，使原本正当的抗争失去了光彩，使不少人惋惜起美国及其走狗可耻的失败，忘记一切的罪魁祸首到底是谁，乃至制造了更多美国人的追随者，使抗争的胜利者胜而不胜，美国人败而不败。

帝国主义从来都是不甘失败的，哪怕失败，他们也会在逃跑中留下陷阱，埋下祸根，把自己过去的罪行掩饰推诿地一干二净。阿富汗正是到了这样一个关口，它所面临种种困难，布满了美国人遗留的定时炸弹，一一梳理这些困难，正可以看清美国人的“帮助”是如何造成一个国家的漫长而难以愈合伤口。

首先，能不能养活新占领区的广大人口，特别是城市集中的天量人口，将是阿富汗将要面临的第一个难关。由于长期战乱导致的人口异常聚集，和服务于美国占领军的畸形经济结构，被美国所侵占国家往往面临着严重的城市病。比如。目前喀布尔周边据说聚集了近五百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六分之一，这些人就是巨大的定时炸弹。失去了美国人的支撑，有限家底又被逃亡的前政府搬空，甚至面临着美国封锁的情况下，如何养活这大批人口就成为摆在阿富汗新政府面前的大问题。

历史上，渡江战役前夕，困扰当时中共中央的最大问题，已经不是国民党军队的抵抗或者可能的外部干涉，而是为接收大城市进行的复杂准备。这些准备包括从北方解放区抽调大批南下干部，在南方国统区动员地下党尽量保护城市和工业，调集巨量物资南下准备应对可能的饥荒和资本炒作。

和拥有相当自持力的农村不同，城市是一个不事生产的消费单位，在供应链被打破，物流中断的情况下，一座座城市就是足以拖垮占领者的一张张大嘴，随时可能演变成一场让新政府人心丧尽的大饥荒与大动乱。即使进行了十分充分的准备，解放战争的快速胜利仍然使计划赶不上变化，历史上的金门战役仓促发起的重要原因就是厦门面临敌人的海上封锁，急于打破封锁线，解决物资的极度紧张。

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则是红色高棉，在快速夺取金边后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超过二百万的人口。最后，草率地在缺少必要准备的情况下，强行分流人口，导致了严重的饥荒和社会动荡。从此，红色高棉背上屠杀的恶名，国内外均对其治理能力大失所望，声名日丧，外敌趁虚而入，短暂胜利后迅速走向失败。

就像我们多次说过的，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农业出口国，其势力范围内的国家，不可避免的都会受到农业倾销的影响。这种粮食安全的依附，本身就是美国用来控制附属国的重要手段。而对战乱国家来说，一来，国内的农业受到严重冲击，而战乱导致的畸形人口结构，使其不得不寻求粮食进口，这是客观需要；二来，美国在这个过程中既满足了国内农业资本，又加深了对盟友的控制力，还回笼了部分投资，各路经办人上下其手，更是吃的脑满肠肥，宾主尽欢，一举多得。像阿富汗前政府，原本可以在美国的援助下从印度方向获得粮食，但现在资金少，缺口大，美国更不会提供帮助，就自然面临严重的困难。

再退一步说，即使勉强解决了一时之急。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依靠外援来维持，终究要恢复农业生产，工业生产。而像阿富汗，则面临更大的困难。比如长期战乱导致它农村经济凋敝，民间枪支泛滥，各种极端分子把这里当做休养生息，发展壮大的基地，这些问题不解决，他就不能恢复和平。

他必须禁绝毒品生产，非如此不能恢复粮食生产，但相应的农民靠鸦片吃饭，你不拿出粮食来，怎么禁绝。他必须收缴民间枪支，这样才能改善治安，那么你不能保证社会治安的安全，老百姓又凭什么交枪呢。塔利班过去在对抗美国人时，并不是没有利用过各路牛鬼蛇神，如今要关门送客，和国际社会恢复正常交往，不付出代价，甚至不和过去的朋友见血也是做不到的。所有这些，则要有拿出真金白银来交换，不能依靠口号的一时的热情。

所以，一个刚刚结束战乱的国家处于一个特别尴尬的情形，他的消耗比任何时候都大，他的物资又比任何时候都紧张。而解决这个困难，要么勒紧腰带，像过去的中国一样，依靠压缩消费进行集体积累，但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长期的根据地建设，尚且有辗转腾挪的余地；要么出卖资源，获得来着外部的帮助，对大多数小国来说，也只有这个办法。

冷战背景下，由于美苏对峙的存在，为不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选择的余地。而冷战后，在美国一家独大的情况下，一个国家得罪了美国人，等于在外部投资上判了死刑。只有在中国崛起后，这种情况才有有所改变。但像阿富汗这样的使人陌生又使人不安的国家，过去的声名本就不佳，如今的局面尚不明朗，到底有没有能力保障投资人的利益，能不能克服军阀习气，适应国际商业规则，是一个让人十分质疑的问题。

对那些刚刚结束战乱的国家来说，哪怕捧着金饭碗，也不可避免的要在投资中处于一个求卖身的弱势地位，能不能接受明明战胜大敌后还要伏低做小的反差，也是一个大问题。更不用说，它与外国投资人接触中的任何过失都会被西方及其代理人无限放大，从而导致舆论上的灾难。因此，只能做的比一般国家更好，而不能更差。

长期的政治动荡是美国撤离后，留给那些前附属国的又一个重要“遗产”。就像阿富汗，固然塔利班取得了令人惊讶的快速胜利，美国人的傀儡大吃空饷，不堪一击。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快速胜利也是一种巨大隐患。由于塔利班的全面进攻，大吃空饷的政府军无力在整条战线上维持防御，土崩瓦解。

但我们也要看到，政府军有限的军事力量不是被消灭了，而是实际掌握军队的军阀看到势头不妙，保存实力，抛弃文官，打碎衙门上的几片瓦就带枪入股。更不用说，为了快速稳定局面，大部分国家都会选择以大赦等形式，团结各方力量，尽快稳定局面。这种情况下，阿富汗新政府能不能保证自己还是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而不是成为一个各地军头架空，各自为政的松散联盟，是非常让人疑虑的。

不少国家在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敌时，尚且能够团结一致，在取得胜利，环境好转后，反而走向内部分裂。而在那些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这种高压解除后的反弹尤其明显。具体到阿富汗，面临的问题就更加复杂。阿富汗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发展程度相对的落后的地区，而塔利班本身也是伊斯兰世界保守主义兴起的一部分，甚至是比较极端的一部分。它的意识形态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外部压力和所谓“圣战”的意识来维护的，但在夺取政权后，势必要改弦更张，否则必然无法适应和平建设的需要。

塔利班政权长期给国际社会一种极端的印象，如今它虽然通过维护首都秩序，约束士兵纪律，对世俗化表示宽容等姿态试图改变固有的印象，但到底能不能完成转变，尤其是在西方媒体带有恶意的放大镜下，和过去做一个切割，仍然是让人担忧的。

我们要知道，美国在阿富汗不能取胜，除了美国本身的贪婪，也和这个国家相对的落后有关。这种因为相对落后，没有明确的抵抗中心，导致侵略者无处发力的情形，在历史上并不少见。相对应的，美国作为侵略者，打破了原有脆弱的平衡，不断掠夺和破坏，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落后，给重建制造了更大的困难。

阿富汗这样一个社会发展程度还相当滞后，普遍以部落为单位，民族多样，矛盾突出，国家意识淡薄，主体民族没有绝对优势的欠发达国家，实现统一的难度更是可想而知。美国人虽然无力再维持文官政府对全国的占领，但以少量资源扶持以几支以部落的割据武装，不断制造冲突，用来阻止其他国家的力量进入阿富汗，却是不难的。这无疑也很容易成为阿富汗和平道路上的顽固溃疡，也是足以使投资者止步不前的噩梦。

钱粮是物质上的问题，而在精神层面上，美国人则留下了更多的“遗产”。即使勉强解决了粮食的缺口，顶住了短时间的社会动荡，在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后，原本依靠占领军消费和大笔经援建立的畸形经济体系也难以维系，必然会造成城市的萧条。尤其在外部封锁存在的情况下，明显的生活水平下降又会被城市居民拿来进行对比。

典型的例子就是今天的越南，怀念西贡时代的大有人在。还有伊朗，巴列维王朝末期的城市繁荣被一再强调，却基本不提异常激烈的社会矛盾，城乡矛盾。在外部舆论的引导下，各种轮番的影视文化作品轰炸中，时间冲淡了过去朝不保夕的恐慌，而美化夸大了末日前夕，痛饮于漏舟之上，种种灯红酒绿的回忆，把聚光灯反复对准一小部分受益者，在人们心中埋下了变天翻盘的种子。

在一个国家的重建中，人才是格外重要的，尤其像阿富汗这样落后的国家更是这样。但几十年战乱中，这样的国家培养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才？有限的知识分子中，充满了各种文学家，艺术家，女权斗士，多元文化先行者，却缺少工程师，建筑师等基础建设人才。这种文重理轻的情形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人文学科容易得到占领军的扶持，并能发挥亲善的作用，而理工类的人才则毫无用处，占领军来承包的外国工程师还多的用不过来呢。

但即使是这样畸形的人才体系，迫于现实也是肯定会用的，甚至要去迁就拉拢那些至少立场上相对中立的知识分子。而众所周知，当代西方在人文领域，是长期占据意识形态的主导。这些人一旦进入新政权，甚至占据了教育，宣传等领域的高位，等于是吞下一颗颗毒丸。最终，外部环境总有缓和的时候，到时西方埋下的种子就能巧妙的利用当地政府自己的资源，为西方培养潜在的支持者，最终为西方的重返做好准备。

人文领域的人才是这样，理工领域恐怕也不容乐观。苏联解体时，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沙皇末期的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遗留生活记录被人们反复强调，人们发现当时这些人的生活水平居然高于当代。这种情形，其实是工业发展不充分，少量技术人员自然得到了优待，而工业充分发展以后，这些技术员不再稀缺，待遇也就自然下降了。

那些从纷乱走入和平的国家，也往往会面临这种情形。少量本土技术人员，很宝贵，他们拥有外国教育背景，过去在外国资本的雇佣下，享受着超国民的生活。尤其是战乱，导致贫富悬殊和人力的廉价，可能一个工程师，甚至技术员就能有好几个仆人来服侍，住大屋，享美食。而如今，国家一方面百废待兴，工作压力巨大，一方面却无法在维持过去那种高待遇。短时间内靠爱国主义可以勉强克服，但随着社会的恢复，这种待遇的落差会在技术人员中产生不满。尤其当遇到外国到本国协助建设的同行时，这种落差恐怕还会更严重。

而一个新兴政权，能不能接受那些不参与打天下的人，过得比自己人更好，也是个问题。新中国建立的时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留用人员工资待遇远远高于自己人，洋教员更是享受最高待遇，一直到自己培养的人才成长起来，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而不少从外国侵略者手中赢得独立的国家，很快就在政治动荡中把矛盾对准了这些中产阶级，导致了严重的人才外流，大大加剧了重建的困难。

如今的阿富汗可谓是百废待兴，随着美国人的逃走，舆论也势必会渐渐淡忘这片土地。但对周边国家来说，对这个国家，艰难的旅程也才刚刚开始。作为阿富汗的邻国，我们当然希望他的过得太平，不要成为输出动荡暴力的温床，而中国的崛起确实也改变了过去那种离开了美国就无路可走的绝境。甚至，阿富汗为了快速摆脱困境，以较大代价寻求和美国和解的可能性也不小，而过去相对友好的阿巴关系，在胜利后，怎么处理过去酝酿战争的温床也是个大问题。对小国来说，适当的左右逢源，随行就市，而不是极端依赖也不失为一种智慧。

但阿富汗最终的命运到底如何，归根到底还是在阿富汗的领导者，能不能君子豹变，放低姿态，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而不是被胜利所麻痹，盲目去追求伪定一时的假象。美国人固然走了，但一个个被美国人搅乱的国家，却好像大病未愈之人马上要肩挑千斤重担，继续战斗。过去，帝国主义在逃跑后还时刻惦记着靠硬刀子来翻盘，如今帝国主义衰朽了，只能靠软刀子来报复，把一切砸烂，让别人也得不到。

阿富汗的胜利者到底能不能走出美国人留下的泥潭，我们不妨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