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倒”的背后，中国究竟经历了什么？

72年前的今天，1949年8月2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悄然离开中国，踏上返回美国的路程。几天后的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立即引发中共的强烈反响。

随后，毛主席连续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等五篇评论，对美国进行了严厉批驳，并形容司徒雷登的离开，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自1949年司徒雷登离开，到1971年尼克松总统派特使亨利·基辛格秘密访华，期间的20多年，中美关系几近冰冻，中国的外交政策则体现为“一边倒”。

今天，我们回首历史，从司徒雷登说起，到中美关系恶化，再到中苏携手，尝试讲述当时的世界格局，呈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变化的一个侧影。

文 | 张志明 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

编辑 | 谢芳 瞭望智库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百年大党：走向最强大政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21年6月出版，原标题为《从“别了，司徒雷登”到“一边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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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共产党人一直秉持着新民主主义国家建设的构想，而后迅速转向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是被国际国内严酷的环境逼出来的选择。

首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局势的巨大变化。

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1947年3月，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主张美国支持他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产革命，标志着“冷战”开始。针对美国的政策，苏联也确立了积极防御方针。根据苏联要求，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法国和意大利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波兰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并发表反帝檄文。美苏由合作走向了全面对抗。

这样的国际局势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影响甚大，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政策变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制度设计和发展道路选择影响深远。

位于杭州下城区的司徒雷登故居。图｜视觉中国

在国民党政府走向崩溃的过程中，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司徒雷登发现美国的对华政策“进退维谷”。因为，美国在华援助的是“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倘若目前能够组织有识之士举行投票选举，结果也许是100%的反对现政府”。而如果“支持一个不代表人民意愿的独裁统治，违反了自决权利这项民主原则”，不符合美国对华政策的初衷。

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与其他美国在华同人发生了分歧。他的一部分同人认为，随着国民政府的崩溃不可避免，而在联合政府中将有利于中共获得全国政权，因此建议“美国应谋阻止联合政府之组成”。但司徒雷登仍然希望国共双方的矛盾能通过和谈来解决，并产生“某种形式的联合政府”。

美国政府在考虑了这两种观点后，于1948年8月12日指示美国大使馆：“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或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这说明，美国政府改变了之前希望建立包括国民党和中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政策，而改为全力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

美国改变对华政策，除美苏对抗的全球背景外，美国国内政治态势的变化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194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胜利，其取胜的手段之一，就是攻击共产党人渗入了此前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政府。因此，杜鲁门为表明反共立场，于1947年春颁布《联邦雇员忠诚法》。根据该法案，任何与共产党有瓜葛或涉嫌的人员被认为是联邦政府的“不忠诚分子”，从而被清除。于是，反共立场已成为担任政府公职的必要条件。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自然难以在中国支持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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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内战中不断溃败，到1948年下半年时，司徒雷登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国民党“已再也不能充当美国努力阻止中国共产主义扩展的有效工具了”，而且国民党只有得到中共的支持，才能维护自己的统治。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总统府”（资料照片）。图｜新华社

在此情况下，虽然美国政府已经明确反对有共产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但为有效维护美国的利益，司徒雷登认为，美国“应准备对付任何形式的联合”。在他看来，毕竟“国民党中存在大量令人痛惜和谴责的弊端，而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毕竟具有很多值得称赞的造福于民的优点”。

鉴于共产党建立全国性政权的极大可能性，司徒雷登还指出，美国政府不应过早地宣布对共产主义的否定性观点，以免不利于美国在华现存利益，或者是在将来处于“难堪的境地”。因此，他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共即将建立的新政权采取“模棱两可的灵活方针”，以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利益。

虽然司徒雷登支持国民党与中共建立联合政权，但司徒雷登强调：“一旦出现联合政府，我们即应全力以赴地支持尚存的非共产党势力，以毫不含糊地表明美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绝不向共产党控制下的政府中的共产党势力提供任何援助。”

2019年4月21日，无人机拍摄的南京“总统府”。图｜新华社

正是由于主张对中共新政权采取“模棱两可的灵活方针”，司徒雷登在中共部队攻占南京之前，就向美国政府请求授权与中共高级领导会谈，以至少探明对中共“应该采取的措施的程度”。在共产党部队攻占南京、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后，司徒雷登并没有带领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南迁，而是向美国政府提出大使馆继续逗留南京的意见。两天后，司徒雷登即接到了美国政府的同意意见。

司徒雷登之所以提出继续逗留南京，显然是为了与中共政权近距离接触，“以观察共产党的意图，并和他们讨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为便于与司徒雷登接触，中共方面派曾在燕京大学求学、与司徒雷登相识的黄华负责南京外事处的工作。关于与司徒雷登的接触，毛主席明确指示黄华，美国政府如果要和中共方面建立外交关系，就应“不得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一切援助国民党的行动，并断绝和国民党反动残余力量的联系”。

司徒雷登对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持积极态度。他把美国大使馆留在南京看作美国政府朝着承认中共政权方向跨出的“第一步”。他于1949年4月27日起草了美国政府承认中共政权的备忘录，其主要包含两点内容：一是与非苏维埃国家联合行动；二是联合国方面须坚持人权保证。

5月13日，司徒雷登与黄华首次见面，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但除平等互利的条件外，还需符合“国际惯例”，即“任何得到本国人民明确支持，并有能力和愿意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可以得到承认”。

6月8日，司徒雷登提出了访问北平及与周恩来会见的意愿。黄华汇报此事后，中共方面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司徒雷登认为，与中共高层的会见至关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朝着承认共产党政权跨出的第二步”，关系美国的全球战略。因此，第二日，司徒雷登即就北平之行请示美国国务院。

但7月2日，美国国务院拒绝了司徒雷登的请求，并要求其尽快离华。在此情况下，司徒雷登于8月2日乘飞机离开中国。大约与此同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正式发表。毛主席在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指出，白皮书的发表是美国对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

从此，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由积极接触转为消极对抗，这种态势直到后来基辛格秘密访华才得以改变。司徒雷登的离华，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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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敌视政策，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的重要动因。

“一边倒”外交政策，是以毛主席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美国日益顽固的扶蒋反共立场作出的必然回应。

1944年7月，朱德等人和美军观察组成员在延安合影。图｜人民视觉

美国的对华政策，是服务于其向全世界扩张的总体战略的。伴随着蒋介石集团的全面溃败，美国的对华政策也全部失算，想与蒋介石腐败政府拉开距离以便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企图落空，对中国共产党的试探也没有转化为行之有效的措施。在观望、幻想和徘徊之后，美国还是作出了全面敌视新中国的错误决定。

以毛主席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美国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上是清醒而又谨慎的。

一方面，毛主席对美国作为帝国主义的反共本质的认识非常深刻。1945年8月13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讲演中明确指出：“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并没有以意识形态划线，试图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是真诚的，对美国是真心友好和尊重的，对争取美国对新中国的承认是期待的。

1944年，毛主席对前来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组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和热烈欢迎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与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的谈话更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的长远打算。在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前夕，还曾多次向美国透露和解善意诚意。

但是美国主动挑起意识形态“冷战”，而且反华政策不断升级，使毛主席彻底认识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对中国共产党的排斥，迫使中国共产党人“放弃幻想，准备斗争”，在新中国对外政策的选择上，彻底打消了在美苏之间保持平衡、“中立美国”等想法。

这正如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在谈到美国对华政策时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民抱着美国政府执行一个中间政策的希望“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特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试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是没有怀疑的了”。“一边倒”外交政策正是在对美国对华政策痛切失望的背景下酝酿产生并最终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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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苏联正式提出“两大阵营”的理论，把事实上已经存在并处于对立状态下的东西方两个集团对抗上升到理论形态。1949年4月在反对苏联和共产主义威胁的喧嚣声中，美国策划十二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这使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对立的“冷战”局势达到高潮。

严酷的国际形势迫使毛主席必须在两大阵营对抗中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这种判断和选择，既是毛主席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清晰地折射出美苏对中国革命的态度。

当“冷战”的阴霾由欧洲逐渐扩展到亚洲的时候，反对共产主义不仅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而且上升为美国的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反苏必反共的“冷战”思维使美国不能不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极端仇视的政策。对斯大林而言，“冷战”的不断升级已使雅尔塔格局难以维系，为了应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苏联需要将中国拉进社会主义阵营，以取得对抗美国的相对优势。所以斯大林一改冷漠、暧昧的弹性政策，转而公开支援和帮助中国共产党。

美国的态度逼着中国共产党一步步地向苏联靠拢，而斯大林的转变、两党两国的历史渊源和相近的地缘关系又无形中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靠近苏联的考量。

经过反复权衡和比较，毛主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不具备超脱于两大阵营之外的实力基础。在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走中间道路的可能性不仅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取的。

因为，这既无法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敌视态度，也会进一步增加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猜忌，从而失去苏联对新中国政权的支持和援助，这对急需获得国际承认、巩固新中国政权和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所以，向苏联“一边倒”尽管是在特定的国际格局中的无奈之举，却也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言：“一个国家不站在美国领导的阵营内，便站在苏联领导的阵营内，不存在中间道路。在斯大林和乔·麦卡锡时代，那种走中间道路的想法是很不明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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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面临的安全形势十分复杂和险恶。国内有潜伏下来的大量美蒋特务和敌对分子，东南沿海有国民党海、空军的不断侵扰，尤其令毛主席感到忧虑的是来自美国的潜在威胁。在反共的大前提下，美国不断调整在亚洲的战略部署。

首先，重新武装日本并和日本结成军事战略同盟。

早在1947年2月，美国国务院日本朝鲜处即提出了复兴日本经济的方案，批准向日本提供购买进口原料的资金以协助其扩大出口生产。1948年底到1949年初，驻日盟军司令部宣布日本“改革”时期结束，停止了对财团的限制政策，指使日本最大的工会“总评”把日共排挤出去，并怂恿日本建立了7.5万人的“后备警卫部队”。

1949年底，美国正式把日本列入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体系。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在美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题为“亚洲的危机”的演讲，把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防御”战略的重要一环。

其次，扶植东南亚国家的反共力量。

从1948年底开始，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先后通过两项关于亚洲的政策文件，其基本精神是与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争夺对这一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权，并提出应尽一切力量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琉球群岛和日本的安全地位，同时利用一切政治、经济、宣传等手段扩大美国在亚洲的影响，以阻止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

这实际上是在中国边缘设置了一条“阿留申群岛——日本——琉球群岛——菲律宾”的弧形防御线，企图将新中国孤立、封锁、包围起来，把中国阻挡在国际社会之外。

美国的这些反共反华连锁行动，不能不引起中国共产党的严重关切和高度警觉，警醒中国共产党人，尽管新中国成立了，但依然存在着被帝国主义侵略和颠覆的危险，而美国无疑是威胁新中国命运的最危险的外部敌人。而处于弱势地位的新中国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对抗来自美国的威胁，所以与苏联结盟就成为巩固新生政权的必要条件。

苏联这个强大的后盾，既是制约美国直接干涉中国的重大因素，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空前的精神力量，在外交上能平衡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在战略上能对美蒋起到威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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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安全利益相比，确保经济利益的实现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不仅关系国家的繁荣和富强，也关系着新生政权的维系和巩固。

在经历了14年抗战和3年解放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已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1949年的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了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多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敏锐地意识到了来自经济方面的巨大压力。他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巨大压力，使中国共产党急需来自外部的援助。而敌视新生政权的美国企图以封锁、禁运造成经济上的压力来颠覆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杜鲁门指示艾奇逊停止了对华贸易，1949年11月，美国纠集15个北约成员国，组成“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制定对中国禁运的货单。11月17日，美国又宣布终止与中国的商务性往来，正式对中国进行全面禁运。

在美国的鼓动、胁迫下，至1953年，共有45个国家参加了对中国的禁运。

门户封锁的政策隔绝了中国与西方进行经济交流的渠道，从而促使毛主席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寻求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他认为，在巩固中国革命胜利成果和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方面，只有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才能有效地抵制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打破它们对新中国的封锁，争取一个有利于新中国的国际环境及获得新中国进行经济文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援助。

在米高扬访华和刘少奇访苏期间，中国得到了苏联将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明确保证，让毛主席备受鼓舞，更清醒地认识到，新中国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略一方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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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在毛主席制定“一边倒”外交政策中也起了重大作用。主动地接受随俄国十月革命炮声而来的革命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认同。社会主义革命理想是以毛主席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移追求的目标。

俄国十月革命后，苏联在世界上树起了第一面社会主义的旗帜，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成为当时共产党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榜样。

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实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工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在短短的12年里，创造了资本主义国家用50~100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任务的奇迹，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这使毛主席对苏联社会主义更加信赖。

尽管对斯大林干涉中国革命的做法深感不满，但毛主席始终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苏联及其共产党代表了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和领导力量。

共同的意识形态是中苏关系的纽带，中国共产党28年的奋斗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社会理想，在新中国即将诞生时，毛主席不但决心继续坚持自己一贯奉行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而且也是以这种意识形态分析国际形势，并决定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可以说，在新中国外交上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正是这种社会理想的继续、表现和自然结果，是以毛主席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国引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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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高涨，也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一边倒”的决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打破了战前的力量平衡，改变了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国际阶级力量发生了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根本变化。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后焕发出勃勃生机。在经济方面，苏联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以忘我的劳动，用四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而在1948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战前水平；在政治方面，苏联参与了联合国的建立，成为常任理事国并获得一票否决权；在军事方面，苏联保持了庞大的军事力量，并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

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苏联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与作用，使苏联成为社会主义阵营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旗手。

欧亚一系列人民民主国家的诞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波兰、南斯拉夫、蒙古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共产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使社会主义成为世界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青睐，苏联的模式和榜样受到欢迎，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大为提高。

与共产主义运动遥相呼应，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兴未艾。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影响力被严重削弱，大大动摇了殖民体系的根基。殖民地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经受了锻炼，思想逐渐觉醒，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战后雨后春笋般涌现。

民族独立运动要求政治上的独立和摆脱外国的经济控制，根除殖民统治的社会影响，带有反帝国主义的性质，这无疑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客观上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同盟军。

综上所述，“一边倒”外交政策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际形势，从新中国生存和发展的急切现实需要出发，反复认真考量利弊得失以后作出的理性选择。“一边倒”政策也对新中国的对内政策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促使中国共产党大大缩短了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这种影响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是深刻而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