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造毒”的最大嫌疑人，“投毒”的最强行动者！

来源：静思有我（ID：jingsiyouwo666）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有一个话题，有一年多了，我一直想说，一直没说，这个话题就是面对全世界新冠肺炎疫情泛滥，几百万人失去生命，我们要不要追责？要怎样追责？

从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追责的意义不是很大，原因是：

首先，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从善良的角度来看，不会有人主动的去制造病毒。这包括主动地在实验室制造病毒之后，然后传到社会上去，也包括主动地通过吃野生动物等方式从动物身上去获得病毒再传给别人，我总觉得这事很难想象有人主动这么做----当然这是从一般意义和善良角度来说的。

第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从善良的角度来看，应该也不会有人主动地去传播病毒。这应该更是一个小儿科的问题，谁闲着没事谁去主动传播病毒呢？尤其是对全社会总体而言。对于个别人可能有这样的险恶用心，比如说全世界都出现了很多个案例，就是艾滋病的携带者故意跟别人发生性关系，故意通过这种方式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但这是从个体的角度来说，从全世界的整体来说，这应该不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而我们所说的对新冠疫情相关的追责，自然是针对人类社会的某一个群体，比如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或者某一个组织。

这样说来，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泛滥的问题，所谓追责哪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应该就是一个有点多余的问题，最多我们可以思考一下以后如何更好的防范病毒这个狗东西。

更何况，从人类历史的角度来说，也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因为历史上出了很多这样的事，也没有听说要追究谁的责任。

比如，14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欧洲的黑死病死了2,500万人，欧洲1/3的人因为这个病而死掉了。但是，没谁说要追究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或者哪个组织的责任。

再比如，公元1496年，哥伦布从美国现在待的美洲大陆，将天花病毒带到欧洲，然后肆虐全世界，总共大约死了1.5亿人，但是，没谁说要追究美国现在待的美洲大陆的责任。

再比如，公元1918年，最先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出现的、后来被称为“西班牙大流感”的流行病，夺走了全世界4,000万人的生命。但是，没谁说要追究美国的责任。

再比如，公元1981年6月5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发病率与死亡率》周刊上刊登了5例艾滋病病人的病历报告，于是，美国出现了世界上第1次关于艾滋病的正式记载，自此以后艾滋病肆虐全球。到今天为止，人类仍然没有找到治疗艾滋病的有效方式。截止到今天，已经有2,200万人因为艾滋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没谁说要追究美国的责任。

再比如，2009年H1N1流感在美国大面积爆发，并且蔓延到214个国家和地区，导致将近20万人死亡。但是，没谁说要追究美国的责任。

......

这是地球人在近600年以来所面临的比较大的流行病的基本情况。

我们发现它有两个特征：

第1个特征，没谁说要追究谁的责任。

第2个特征，我们发现美国总是跟这些流行病的大爆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在上面提到的5个流行病有4个都是最早在美国爆发，然后由美国传遍全世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跟人品有关系？

如果说世界性的流行病要追责的话，那么要算历史账的话，美国一定不堪重负。即使把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每年的GDP，都拿过来，让地球人都分了，都不足以赎回他的罪过。

但是，刚才已经说了，人类社会的习惯做法，是没谁想到为这个事追究哪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的责任。

可是，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公元2020年，流行了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人这个在人类历史上，在流行病传染的问题上，欠账最多的国家，却跳起来，死咬住中国，要追究中国的责任，而且原因只有一条，这一条原因就是：病毒最先在中国发现。

而且美国人去年闹了一年，仍然不依不饶，到了今年更加登峰造极，乃至于胁迫世界卫生组织作出不正确的决定：在世界卫生组织已经两年两次到中国来调查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二阶段溯源工作，仍然把矛头主要对准中国。而且世界卫生组织从去年到今年一直是力挺中国，对中国的抗疫工作赞赏有加。今年到中国来研究病毒溯源问题以后，也认为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可能性为“极不可能”。

可是到了今年夏天，世界卫生组织的话风突然变了。为什么突然变了呢？毫无疑问是受到了美国的胁迫。美国人会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胁迫世界卫生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我们目前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翻一翻美国的黑历史，我们就知道了：

2011年5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卡恩在美国肯尼迪机场乘坐飞往巴黎的班机前几分钟，被美国直接逮捕，罪名是涉嫌性侵，说他在一家酒店性侵犯一名女佣。当然三个月以后发现，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性侵，所以被无罪释放。----这和他们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于是就派军队去打伊拉克，打了这几年之后，最终又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一样的。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逮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卡恩呢？原因只有一个：2010年1月开始，卡恩公开宣称：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可能的，这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再是美元处于领导地位。他还说，这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欧元等其他货币将发挥重要作用。卡恩还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中央银行。

认真分析一下卡恩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如果真的落实卡恩的这个说法，美元到哪去搞霸权呢？美联储就不再是世界的中央银行了，那美国分分钟就会崩溃。

于是，美国就把卡恩给逮捕了。更重要的是后来有无罪释放了。后来的无罪释放说明了什么呢？不是说明美国人心地善良，而是说他事前纯粹是捏造事实，污蔑陷害。如果真的事后坐实了卡恩的罪行，那说明卡恩罪有应得，那地球人也无话可说，可是最终证明卡恩无罪，只能无罪释放，所以这是典型的污蔑陷害。

那么美国人抓了卡恩，然后又放了卡恩，卡恩失去了什么呢？

回答时：卡恩失去了竞选法国总统的资格。我们还可以联想一下，一个主张要建立一个美元不是领导地位的新的货币体系的人，如果又当了法国的总统，那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所以美国人就直接把卡恩给逮捕了，让卡恩就失去了竞选法国总统的资格，也宣布了卡恩政治生涯的死刑。

不听美国的话，卡恩的下场，就是鲜明的例证。

美国做的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今天只挑这一个典型案例来说。那么由此可以推论，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们在今年2月份来中国实地研究之后、已经做出了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极不可能的结论之后，突然在今年夏天话风一转，表示仍然怀疑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可能。美国人在后面干了什么，就不难猜测了。

而站在中国的角度来说，看来美国想把新冠病毒源头的这个责任归到中国头上，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份上。

前面用了很大的篇幅已经说了，作为一个正常的和善良的中国人、地球人，是不会想到就新冠肺炎全球肆虐而去追责某个国家、地区或组织的。但是美国人把事做到这个份上，那我就抛开那个常规的惯性思维，也来谈一谈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追责问题。

如果要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进行追责，我们应该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呢？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

第一，谁在“造”毒？就是制造病毒的意思，这是一个口语的说法，用书面语来说就是病毒的源头在哪里？

这个逻辑也很简单，谁造出来了病毒，然后又流行全世界，然后又死了这么多人，这个人自然是罪魁祸首。

第二，谁在“投”毒？当然这也是一个口语的说法，用书面语来表述，就是谁在传播病毒的问题上问题最大。

这个逻辑也很简单，如果说病毒已经有了，那么该谁担责就谁担责。那么接下来呢？接下来如果谁要再把病毒带着满世界跑，那么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罪人？那么这个到处乱跑的人，是不是就是一个到处“投毒”的人？比如在当下的疫情防控当中，如果说谁身上有病毒，他却不好好在家隔离，也不到医院去治疗，他还像没事人一样满世界的跑，哪儿人多到哪儿去，最后传染了很多人，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投毒”的人？为什么那些自己感染了病毒还不报告、还到处乱跑的人，我们要把它抓起来、关起来呢？就是这个逻辑。

当然这是从个人的角度来分析的，如果从国家、地区或者组织的角度分析，那么就是当病毒已经出现了之后，谁不好好地阻止这个病毒，结果导致了很多人感染了这个病毒，而且这些人还满世界跑，又把病毒传给更多的人，那么这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是不是在满世界“投毒”呢？

建立了这样的逻辑，我们再来分析，如果要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进行追责，那么谁是罪魁祸首呢？我们对前面陈述的两个逻辑逐一进行一下简单分析：

关于谁在“造”毒：

我在前几期的节目里面已经向朋友们介绍了：

美国于2019年7月份发生了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病毒泄漏的事故，被美国疾控中心关闭；

而在此期间的2019年6月到10月，美国发生了“电子烟白肺病”的流行病，症状和新冠肺炎极其相似；

随后的2019年10月，美国的运动员来到中国的武汉参加世界军人运动会，中途生病了，症状和新冠肺炎症状极其相似。

然后，2019年12月，中国武汉就发现了新冠病毒，这是世界上第1次有人类把新冠病毒这个狗东西给逮着了。

所以美国的德特里克堡实验室是“造毒”的最大嫌疑人。

今天我再提供一点新的证据。

中国于2019年12月在武汉最早发现了病毒，但这并不意味着病毒最早在武汉出现，因为在中国发现了病毒之后，世界各地也发现了病毒，而且那些病毒出现的时间要早于武汉。

比如，在中国发现的病毒之后，意大利的研究人员把他们2019年10月份采集的血液样本重新进行了检测，在那些样本里面也发现了新冠病毒。这些血液样本是2019年10月的第1周、在接受肺癌筛查的时候留下的，总共959个人的样本，有111个人的样本里面的新冠病毒抗体检测呈阳性，也就意味着意大利在2019年10月的第1周已经对新冠病毒产生了抗体。这比中国武汉发现新冠病毒要早三个月。

只有感染了新冠病毒，才会产生新冠病毒的抗体，感染病毒10天左右才会产生抗体，由此推断意大利人在2019年9月就已经感染了新冠病毒。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至少新冠病毒在2019年9月（也就是比中国武汉要早4个月）就已经来到了这个世界上。至于说他最早什么时候来，现在也不清楚，但至少2019年9月（也就是比中国武汉早4个月）就已经来了，他满世界跑，满世界跑，地球人都没感觉，在2019年12月，被中国人给逮着了。

所以我一直说，中国人最早发现新冠病毒，不仅不能像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地球人的罪人，反而应该是地球人的功臣。因为早一点发现病毒这狗东西，就能够早一点为消灭这狗东西赢得时间。

我们接着说意大利人在2019年9月就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事。接下来的问题是：意大利人感染的新冠病毒是从哪里来的？

回答是：极有可能从美国的德特里克堡来。

理由如下：

先简单说一下，德特里克堡实验室的病毒防护措施。他是一个专门研究病毒的实验室，按理说应该有非常严格的防护措施，以防止病毒泄露祸害全球。那么他们的防护措施怎么样呢？这是一个极其专业的问题，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评论的。但是谁有资格评论呢？我想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是有这个资格的。那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是怎么评论的呢？2020年1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德克斯特.纳纳利上校公开承认，实验室这些年来一直无法控制“从使用到销毁的材料”。

那么，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的这个评价，有没有事实作为验证呢？当然有！那就是2019年7月它果然发生了实验室泄露事故，从而被美国疾控中心给关闭了。

德特里克堡的驻军指挥官自己承认他们的防护措施不行，美国的疾控中心也确认了德特里克堡实验室发生了实验室泄漏事故。

接下来的问题是：他泄露的病毒是不是新冠病毒？

是不是呢？我们现在自然不能肯定的回答，但是有极其大的嫌疑，因为：

2019年7月它发生了实验室泄漏事故，

2019年8月有一批从德特里克堡运往意大利的血液制品，进入了意大利美军基地。

而就在刚刚发生实验室泄漏事故的德特里克堡运往意大利一批血液制品的当月，也就是2019年8月，美军基地又从意大利威内托大区招募了一批平民志愿者，为里面的军人提供心理教育服务。

然后呢？

前面已经说过，2019年9月，意大利人就感染了新冠病毒。

你说巧不巧？

所以我还是那个观点，美国的德特里克堡是“造毒”的最大嫌疑人。

关于新冠病毒问题，谁在“造毒”的事儿，就说到这里。

接下来说一说：谁在“投毒”？

前面已经说了，我们这里说谁在投毒，不是针对某一个个人，而是针对某一个国家、地区，或者组织。

我们在研究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的病毒传染规律的时候，涉及到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传染系数，这个传染系数就是说平均一个人能传给几个人，比如新冠病毒的传染系数大约在2~2.5之间，我们就拿2来说事儿，也就是一个人能够传染给两个人。当然，如果感染了病毒之后不满世界跑那也没事儿。

可是美国人呢，一方面他们感染的人数最多，另外他们又最喜欢满世界跑，结果他们就成了世界病毒的大本营，而且四处扩散。

从实际情况来看，也确实是美国把病毒传染到了世界各地：

2020年4月至2021年3月，美国公民累计经空港、陆地出国2319.5万人次。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实行有效防疫措施，这些美国人跑到哪里，就把病毒带到哪里。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早在2020年3月就说，澳大利亚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例中，海外输入或接触过从海外回来的人占八成，其中“大多数来源于美国”。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2020年5月研究结果显示，以色列约70%确诊病例感染的病毒毒株来自美国。同时，加拿大援引该国数个省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报道说，加拿大的病毒是由美国旅行者传入的。

说到这里，关于美国到处“投毒”、在全世界投毒量最大的事儿，基本上也算说清楚了。

不过，我还想特别说明一点是，如果从“造毒”和“投毒”两个角度来分析责任追究，“造毒”这个事，也就是防止病毒泄漏的这个事儿，他需要的科技含量比较高，难度系数也比较大，但是投毒这个事就不一样了。

那么这个难度系数的区别对于我们在追索的问题上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我想打个比方：

比方说，我们开着宇宙飞船上天，开宇宙飞船上天是比较难的，要想保证宇宙飞船不出事，难度特别特别大，所以万一宇宙飞船出了事，造成了人员伤亡，如果我们要追责的话，那追责的力度应该小一点。但是如果我们开着汽车在公路上跑，保证汽车不出事儿的难度就小很多很多，所以汽车如果出了车祸，驾驶员的责任就比较大。

归纳起来说就是：难度越大，责任越小；反过来说，难度越小，责任越大。

刚才已经说了，要保证实验室绝对不泄露，难度系数还是比较大的。这是从“造毒”的角度来分析的。

那么从“投毒”的角度来分析呢？

要减少“投毒”，归根结底就是要搞好疫情防控。因为疫情防控好了，那么感染的人数就少了，感染的人也不到处乱跑，那么，它传播的人也就少了，那么投的毒就少了。

那么疫情防控的难度大不大呢？

前面已经说了，从“造毒”的角度说，防止病毒的泄露是需要有高科技的支撑的，那么我们现在说疫情防控，需要多高的科技？

请允许我作这样一个回答：基本不需要科技水平。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疫情防控的基本策略就是：人不出门，人不能到处乱晃！

这要什么科技水平？

如果朋友们多少对这个评判还觉得有些犹豫的话，那么我提一个11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一件事。

1910年11月9日，东北鼠疫疫情在哈尔滨爆发。迅速蔓延东北，死亡人数迅速上升。

可是100年前的中国，只用了4个月就彻底控制了疫情。这得益于一个叫伍连德的中国人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防疫措施，而这个非常好的防御措施，其实就是两个字：隔离！

我们想象一下，100多年前的中国医疗条件是多么的落后？科技水平是多么的落后？可是中国人为什么只用了4个月就控制了疫情？最终死亡人数只有几万人？就是因为中国采取了“隔离”这个基本上没有科技含量的防疫措施。

积极主张并采用隔离措施来防控疫情的中国人伍连德，后来被全世界人称颂，1935年他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是华人世界的第1个诺贝尔奖候选人。

我还要特别说明的是，1910年中国的执政当局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这次疫情爆发之后的第2年，清政府就被推翻了。

可是就是这个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领导了一大群腐败无能的封建官员，采纳了伍连德的建议，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用4个月就控制了疫情。

我们看看美国政府，疫情爆发一年半了，死亡人数全球第一，每天新增的确诊人数继续领先全球。

说实话，看看美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我以后都不好意思说100年前的中国清政府腐败无能了，因为100年后的美利坚政府比它更腐败无能。

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对比谁更腐败无能。我说这个“腐败无能”这个事儿只是想说明一个问题，从“造毒”和“投毒”两个角度来分析新冠肺炎肆虐全球的责任的时候，由于疫情防控不力，客观上导致了“投毒”事实，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原因只有一个：避免“投毒”的难度系数很小！而这背后的逻辑是，我们在追责的时候，某一个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的难度系数越大，那么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小；某一个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的的难度系数越小，它应该承担的责任就越大。

关于难度系数，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对比，那就是，先发现病毒的地方，防控起来是最难的，而后发现病毒的地方，只需要照着前面的地方依葫芦画瓢，就可以做好防控工作，所以防控疫情的难度系数是最小的。而美国恰恰是后发生疫情的国家，它的防控难度系数是最小的。

如此说来，归纳一下，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如果真要追责的话，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造毒”嫌疑人，又是世界上最大的“投毒”行动人。尤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投毒责任是建立在完成不了特别简单的动作的基础上的，甚至是连依葫芦画瓢的事情都没做好，所以应该罪加一等！

我还要特别说明的是：

从“造毒”的角度来说，虽然美国是最大的嫌疑人，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只是嫌疑人，所以还不能下结论，还需要调查。

但是从“投毒”的角度来说，不需要再调查，证据确凿，事实清楚。如果它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个人，那么，现在就可以把它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