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培产业、逃离“内卷”说到公平教育带来的内在问题！

作者：Chairman Rabbit
来源：tuzhuxi（ID：chairmanrabbit）

对教培行业的讨论是近期的热点。我一直间歇的写一些和教育有关的。今天也再来凑个热闹。也是从一个家长的角度去理解和分析这个事情。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现在教育领域的主线政治政策思想是，寻求更加平衡、均衡、更加“快乐”的教育；更加注重全面发展（落实在音体美，其实就是指素质教育）、避免“内卷”等等。

大的愿望是好的：培养更加适合未来的人才；培养更加综合、全面、多维度的人才（职业教育也是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让未成年人的身心更加健康。而且近期应当增加了这样的一个诊断，即资本驱动、“无序扩张”的教培产业会极大增加家庭抚养教育子女的成本，而这个因素可能会降低生育欲望。在某个时点，有人会认为，适度限制教培产业可能可以通过降低抚养成本，可以提高生育率，解决中国的少子老龄化问题。

当然我不太认同最后这个逻辑（即教培和出生意愿的关系），我观察的实际情况是，一般青年男女在结婚生孩子时不会考虑这么多。而且很多新生代父母在生孩子的时候都会天真地认为自己以后没有必要也不会在子女教育上投入这么多，不会这样去逼自己的孩子，“孩子开心就好”，“让他们做一个快乐的人多好”。但实际上等到孩子稍微大一点，他们就会发现身边的都在“鸡娃”，此时才会主动或被动进入“内卷”状态。这时，之前所未想到的学区房、学而思什么的都来了。这是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

在青年男女做婚育选择时，基于的是一些更加通盘的考虑，譬如生孩子与自己事业/职业发展的关系；与自己与双方父母的关系（需要老人陪带）；住所/房产是否支持；个人和家庭生活方式及质量的改变，等等。支出也是一揽子的，譬如要不要请阿姨。阿姨住哪里。他们不太可能往前想得太具体，把暑期培训班的成本都考虑进来。他们人生还没有发展到这个阶段，连孩子都没有，没有体会父母对子女的爱，不大可能意识到自己也会加入到教培的内卷大军里。如前所述，在那个阶段里，他们更有可能认为教培是一个弹性支出、选择性支出，而非刚性支出。

所以，我倾向于认为中国青年的婚育选择和教培/教育成本只有间接的关系，只是年轻人不愿生育的诸多考虑因素中的一个因素，可能还是比较次要因素。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做一个社会调查，访谈青年男女，“你不愿意生育的原因是什么”？给他们一堆选项，最多人勾选的可能就是事业、生活方式之类的选项。我觉得把教培和出生率联系起来，更有可能是决策者的想象，因为决策者都是有一定年龄的，经历过或能够理解教培产业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和心理焦虑，他们把教培当作社会问题来解决。

当然出生率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前两年的讨论里，快乐教育、素质教育还是主线。无论如何，目前对教培行业进行监管和限制的大方向是很清楚的。

问题是，中国的教育选拔体制是没有发生变化的——高考。学生需要在单一一次全国性的标准化考试里取得成绩，并基本上完全以这个考试的结果作为进入大学的条件。相对于一切其他的选拔方式，这种标准化考试制度是最“公平”的：一个孩子家里再有钱，上再多的私教和补习班，最终也要他自己到考场把题目做出来。阅卷者不会看这个孩子的家庭背景，不会看他的实习和社会经验和领导力，不会看他的推荐信，不会看他的自我陈述，不会看他所取得的与标准化学科无关的因素，更不会看他的父母是否是校友、对学校有过捐赠，而只单凭从考试成绩对学生的能力素质做出判断。

这里，我们可以参考John Rawls，做一个类似的思想试验：

——设想你是一个普通人，你就要投胎了，你不知道你会投胎到什么阶层，不知道你会有多少财富，但可以估计你有80~90%的概率投身到一个普通家庭——在美国这样的经济成熟社会，“上层中产”（upper middle class）一般指人口最富裕的20%的群体。在中 国，很多人的绝对收入水平是很低的。比如前两年讨论的中国“有六亿人月收入低于一千”，围绕这个数据有很多讨论。在网上搜得：

“北师大研究院发布的一份与收入分配有关的报告，根据2020年5月的国家报告显示，我国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人数大约为7,182万人，约占总人数的5.13%，如果一个人月入5,000元，那么已经超过了全国90%的收入群体了。”

也就是说现在投胎到中国，有90%的概率你会投胎到一个人均月收入不足5,000元的家庭。那么这时，你希望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育选拔体制？你觉得一个什么样的教育体制对你来说最公平？是建立在父母资源能力的基础上（父母决定你的人生），还是建立在你自己的学力基础上（你自己决定你的人生）？

如果我看到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概率会投胎到普通人家，那么在思想试验里，我会选择中国高考这样的教育选拔体制，因为它对普通人/穷人更有利：我的命运有更大的程度可以掌握在我的手上：我只要通过我的选择，我的勤奋努力，是有可能可以克服我不利的家庭背景的。

所以高考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更加公平的制度。高考 = 公平。

高考脱胎自科举。在过去的多少个世纪以来，科举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社会流动性，既提供了机会，也保证了公平，它为社会提供了稳定剂、内在矛盾的消解器，也是中国在国家治理及社会建制上有别于其他传统文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当代中国父母之所以会陷入所谓的子女教育“内卷”，本质是因为：

1）大多人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生，且教育不完全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对教育的信仰是中华文化内嵌的基因；

2）高考是中国教育选拔体制里最核心的部分，人们认为这个体制相对“公平”和“民主”——人们只要有中人天资，付出足够的努力，就可以在这个机制里取得成功与回报，并实现自己的社会和职业发展目标；

3）高考是非常特殊的：它是一次性的（一次考试定成败），有规定数量的科目，有标准化的试题，是一个划定的圈，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封闭性”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内卷”：人们无法突破这个圈，只能在这个圈里寻求边际改善与突破：无限地提高自己在单次标准化考试中指定科目的应试成功概率。投入无数小时的教培，可能就是为了在边际上提高在某科目上取得额外一分的概率。

高考是一个规则极度简单清晰的“游戏”。自恢复高考以来的过去几十年里，人们一直在这个游戏里角逐。我在八十年代长大，那时的教育是“自发”的、“原生”的，在今天的标准看大多数家庭都属于放养。谁家的孩子早熟、有纪律、有悟性、勤奋、努力、有些天资，就能学好，就能脱颖而出，最后成为佼佼者。当代的教育不同，是家长“干预型”教育——家长通过外部干预（或协助）提升孩子的学力水平。

资本市场的发展及资本力量的形成 + 互联网及数字化科技的发展 + 中产阶级消费能力的提升，使得教培在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产业，并逐渐形成自己的逻辑，甚而开始“吞噬”社会的其他部分——譬如卷走中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挤出其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国的教培产业就是中国社会的反映。它归根结底来自人们对教育的渴求，来自于巨大的行业需求。市场经济下，资本当然会支持、推动这个行业，并将这个行业发展成有自我逻辑的“巨兽”，成为中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力量。

这其中我还有两个观察。

第一是社会更加成熟稳定，阶层更加固化后，人们对子女教育的诉求反而会进一步加强。有几个因素，一是自己学历水平不够好的人会把精力投入到子女教育身上，确保子女的教育比自己的好。哪怕是没有什么学历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也会希望子女获得最好的教育。

二是自己学历不错，自认为今天所有的一切都和自己的学历有关的人，也会投入精力，确保自己的孩子获得良好教育，不致出现阶层下沉。三是社会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也是“内卷”）。一些中年人到了四十岁左右就会看到职业瓶颈，觉得自己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看不到什么大的发展前途了，这时，有的人会把子女教育作为人生新赛道、新追求、新使命、新事业。我相信许多鸡血父母都有这个情况，就是把孩子变成自己人生的“新项目”。当同事和朋友们还在为自己的事业骄傲时，他可以亮出自己优秀的孩子——“哈哈，我已经换赛道了，到下一场了”。

三是为了规避内卷所带来的进一步的“内卷”。

如果你是一个富裕家庭（“上层中产及以上”）的话，会觉得中国的高考很难，你给孩子再多的支持，也得他自己过独木桥。如果他考不了好的大学，后面的人生就进入“困难模式”了。那怎么办呢。如何突破高考呢。如何逃避高考带来的内卷和子女前途的不确定性？如何确保你的孩子上好的大学？如何确保你的阶层实现代际转移呢？有路子——送子女出国啊。最好是去各种说英语的“五眼国家”。最好是去美国，那里不仅有好的大学，更重要的是有更加灵活、更加“精英友好型”（elite-friendly）的录取机制。

美国、英国这些留学国家，就是中国有一定经济能力的家庭突破中国高考限制，通过子女进入比较好的大学以实现阶层代际转移的手段。如果说中国的高考在确保社会教育公平、减少不平等、提升社会流动性的话，那么富人进行的海外教育就是重新输入代际不平等、固化阶层。这个游戏其实早就很清楚了，可能只是没有人明确这么写过罢了。

高考和出国教育就是“两个赛道”。在实践里，一些家长会延迟赛道选择，A计划是高考，B计划是出国。所以，两个赛道要两手准备，各种课都要上一些。对于教培行业来说，这也就打开了更大的一个产业。出国最根本的是要学习英语，然后是基于英语、以英文为载体的文化教育。所有与英语相关的教育其实都和这个有关。在面对高考独木桥的不确定性及出国留学补救两种路径前，家长陷入了更大的内卷。

这篇文章已经很长了，改天再聊。但收尾之前，最后写一条，就是高考和快乐教育和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

前面反复说了，现行的高考体制是最公平民主的教育选拔机制。

但这个教育选拔机制，只要为了公平，就必须是标准化的、封闭的。而只要它存在，就会导致家长子女为了扩大应试成功概率所进行的“内卷”。

我们现在很多教育政策和方针都是为了在体制内提升素质教育、提升快乐教育。但我们发现，高考不可能被取代，因为教育公平才是最大的政治。而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是：公平和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是很难兼得的。为了公平，就不得不牺牲素质教育与快乐教育。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