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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吉军:杀人有理?制度有罪?积点德吧!

作者 :零崎曲识 2021-06-12 10:47:00 审稿人 : admin

  6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发生一起数学科学学院青年教师持刀捅死学院党委书记的暴力犯罪案件。

  犯罪嫌疑人为39岁的姜文华,被害人为49岁的数院党委书记王永珍。姜文华尾随数院党委书记王永珍教授到其办公室,然后关上门,用所带刀具,割断王永珍教授的颈大动脉,血染整个办公室,当场死亡。

  姜文华的犯罪动机很简单,就是报复杀人。就在前几天,王永珍代表单位通知姜文华,学院决定合同期满后不再续聘,请他近期办理离职手续。

  合同到期不续聘,职场人士基本上都遇到过。在996福报企业里,合同不到期被解聘的工程师比比皆是。

  如果每个被解约的人,都感觉被上级针对,然后泄愤杀人。那这个社会不用运转了,大家一起去梁山喝酒吃肉吧。

  本案嫌犯姜文华,本科读的复旦大学,本科毕业后,留学美国进入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数学系读博。博士毕业后,2009至2011年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下属研究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2011年后回国在苏州大学任教,五年期满后,以引进人才的身份任职复旦大学。

  姜文华在美国学习期间,女友陪读。女友和女友父亲原以为姜会在美国定居,没想到他最终回国发展。于是这位热爱美国的女友和他分手。今年39岁的姜文华至今未婚,也没有关系稳定的女友。

  有消息说姜文华因此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不能进行正常的教学工作,但依然发表了两篇论文。正因忧郁症无法教学,在6年聘期结束后,复旦决定不再续签。

  如果上述消息属实,那么患有抑郁症,或者心理有一定的抑郁,也是正常现象!

  毕竟一路走来,姜文华作为准学霸也是自带光环,到了年近四十依然一事无成,人生算不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骨感的现实总是不如理想美满,对于这种一直自信满满的人来说,如果无法接受自己的失败,往往会将自身境遇归因于环境因素或者他人因素!

  本案发生后,由于案犯和被害人的高知身份,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很多人对杀人者抱有同情之心,反而少有人关注被害人的悲惨命运。

  首先一点,汉唐君认为不管是媒体还是公众,都不应该同情支持血案的制造者。任何情况下,支持杀人行凶的心态都不正常。

  多年以来,有些人总是用一种仇恨现实的心理解读社会,遇到此类血案,总是本能的支持下级杀上级,平民杀官,穷人杀富人。

  这些心理,完全失去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的同胞之情。

  不管学历如何,总有一部分人心胸狭隘,对现实境

遇不满,有的人为此抑郁,有的人为此愤恨,有的人忍气吞声,有的人息事宁人,有的人奋发向上,有的人扬帆远去,也有人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拔刀而起,毁人毁己。

  且不论行凶者和被害者的家庭家人如何,有些媒体和看客们看到血案后,竟然因为亢奋而产生大量的肾上腺素,为杀人鼓掌,为报复叫好,实在是可悲可叹。

  在世人眼中,在目前的市场经济激烈竞争条件下,大学依然处于相对超脱的状态。其实,多年以来,随着中国大学毕业生、硕士毕业生甚至博士毕业生数量激增,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工作中的境遇并不特别好。

  在科研机构和大学工作的高学历知识分子,相对好一点,那些进入企业的普通知识分子,勉强做个白领,工资甚至比一般的民工还要少!

  这种现实,是中国社会盲目普及大学教育的直接结果。

  为了控制人员编制和支出成本,目前的公立大学和中科院系统,都有合同制聘用人员。这些人面临的竞争压力最大。只有表现足够优秀,才能在合同期限届满时获得续聘。

  这就是舆论非常诟病的“非升即走”制度,是指大学对招进来的教师,只签6年聘任合同。如果到了第5年的时候,学校如果觉得无法胜任,那么就要无条件解聘。

  这个制度,很多人认为缺乏人性化。试想,如果所有的签约者都不淘汰,那么大学编制必然越来越大。一个单位的人员容量有限,编制一旦固化,就没有新人进入的空间。

  本案发生后,有人举例子称毛主席时期科研人员进了研究机构就不会被淘汰,都拿着科研工作当生命,一干就是一辈子。

  这种说法没错。不过,时代不同,环境也不同了。那时候知识分子才多少,根本满足不了国家建设的人才需求,所以一旦定岗就可以干到老。

  现在是什么时代,是人才过剩的时代,是人才激烈竞争的时代!所谓的岗位终生制,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阶层完全固化,社会没有流动的机会。

  同样是公众舆论,一旦讨论国家公务人员编制过于庞大,或者财政供养人员支出过高,同样也会非常亢奋,指责国家精兵简政的力度不够。

  所以说,公众舆论有时候真的是随风而走,没有一定之规的。

  汉唐君了解到,现在国内很多高校对新进教师(包括海归和国内博士)和原来的在编教师采取的是双轨制。

  新进教师一般采取终身教职制度,合同六年或者四年一签,实行年薪制,薪酬比同岗位老教师高,但压力也大,工作要求也高,合同到期后非升即走。

  不过,媒体把终身教职简化为“非升即走”,是取其后果而不顾及其精髓的说法。

  终身教职合同一般会规定,在未来6-7年时间内,若不能晋升为副教授以上的职衔,

实际上就意味着未能进入到终身教职序列之中,就只能改换门庭另攀高枝。

  这种模式在实际操作中可能有问题,比如部分学校对退出方式、中间环节的把控等等。不过,所谓合同自愿,契约精神,在合同签署时就已经知道将来的结果,那就应该有心理准备。待遇高、要求高、风险高,这应该是常识。

  合同到期后,到底能不能升不确定因素比较大,这是新进教师签合同时应该考虑的风险。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学校的风险投资,有的新进老师每年拿几十万的年薪,五年后什么成果也没有,这种情况也很多,学校损失很大。

  特别是前几年,很多高校盲目的引进海归博士,并把这个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导致现在问题特别多,因为这批人基本上这几年都要到期了。复旦的血案属于极特殊的个案,不具有代表意义。

  现实中,已经有很多科研单位在搞“非升即离”(对中级职称)和“非升即止”(对副高)和“评估淘汰”(对新进团队负责人)。

  在实际操作中,能不能“升”既有个人因素,也有名额、评价等外部因素因素。这种激烈竞争机制的优势是促进人才流动。比如,一线科研机构的中级、副高职称,“升”不上去,如果去别的单位(市级科研单位,一般学校等),有较大的机会聘任高级职称。

  有的老师离开了现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未必是个坏事,一方面他到新的学校压力可能小一些,另外一方面待遇其实也不一定比现在低。科研体系出去的人才,到哪里都可以争取比较好的机会。如果连机会也挣不来,那就只能说能力不足。

  一部分青年学者,不愿接受失败的竞争结果,是因为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有家有业的年青人离职对生活的影响很大。在北京、上海工作的人员,如果离开一线城市到外地,可能要不得不接受两地分居、不能顾家等情况。这是我们社会发展阶段的不足。

  对于年轻人而言,应该明白,人生道路的选择权都在自身。无论是从政、经商还是做学术,都有很大的挑战,根本不存在一路顺风的人生历程。做学术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是最苦最累的职业,也只有最聪明和最能吃苦的人才能取得大成功。

  在美国,如果选择的职业与学术无关,很多人都不好意思告

诉别人自己有博士学位。这种状态,与我们盲目追求高学历的风气截然不同。

  汉唐君认为,如果没有一生做学术的计划和准备,根本没有必要去读什么博士学位。

  这个问题,不仅年轻人要想清楚。官方机构在招聘非技术岗位的人才时,应该杜绝唯学历论人才的思维。对于领导干部而言,更应该关注他们抓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能力,而不是头上戴着什么样的学历光环。

  复旦血案,应该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不过绝不仅仅是所谓的学术机制,而是多个方面的良性调节。

  无论如何,任何人对于自己签署的合同,应该有基本的契约精神。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呆在一个笼子里,不见得就是人生的幸运。

  媒体对于社会风气负有引领责任,在这种时候,就不要渲染杀人有理,制度有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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