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种族主义：反亚裔仇恨犯罪与排外主义历史

　　来源：澎湃思想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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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时间3月17日，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市区及城郊地区发生了3起连环枪击事件，8名死者中有6名亚裔。美国总统拜登表态谴责对美国亚裔的暴力行径。在过去几个月内，在全美境内针对亚裔的反亚裔仇恨犯罪率持续升高，各界社会人士也共同呼吁“停止反亚裔仇恨”。然而，在美国的历史上，因疫情而滋生的反亚裔种族主义有着漫长的历史。作为少数族裔的亚裔群体也一度受到政府的不公正对待，卫生局和政府曾针对亚裔群体制定带有歧视性质的政策。在全球遭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当下，政府在鼓励亚裔群体在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也应当制定相应的政策来保障社会的平等与公正。本文原载于《Boston Review》2020年3月30日刊，作者Andrew Lanham是密歇根大学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候选人和耶鲁大学的英语博士候选人，本文原题为：《American Racism in the Time of Plagues》。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原文网页。文|Andrew Lanham

　　2021年2月两名抗议者在纽约高举“仇恨是病毒”、“停止反亚裔仇恨”的标语。

　　1899年12月，檀香山的五名华裔死于鼠疫。火奴鲁鲁卫生委员会随即部署美军封锁了14个街区，共一万名居民，其中主要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当局随后试图通过系统性地烧毁隔离区内的建筑物来根除鼠疫。但当官员们试图进行可控焚烧时，一阵意想不到的大风将火奴鲁鲁的唐人街点燃。大火熊熊燃烧了17天，最终摧毁了38英亩土地、 4000座房屋，使4500人无家可归。大火更近一步传播了鼠疫：美国公共卫生服务（PHS）的一名官员得出结论说，被大火驱赶出来的老鼠把瘟疫带到了城市的其他地方。

　　正如纳扬·沙阿（Nayan Shah）在《传染性的差异：旧金山唐人街的流行病和种族》（2001）一书中指出的那样，火奴鲁鲁大火远非美国历史上唯一一次由于种族主义导致公共健康危机恶化、使少数族裔受害，并伤害全体人口的事件。现在，我们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刻，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选择将仇外心理、党派政治和恐惧主义置于公众健康之上。不过，不仅仅是特朗普；在整个关于新冠病毒的公众讨论中充斥着反亚裔的言论。在左翼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关于疫情的种族主义言论。对于流行病学家和卫生政策规划者来说，研究哪些特定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会产生疾病，并提出修复这些条件的建议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把对话框定成一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国在全球疾病中增加的比例超过“公平份额”，这是在将这个问题毫无必要地道德化，并把令人反感的种族和文化假设带入其中。

　　因此，在评估美国政府在应对新冠病毒方面的无数失败时，人们既要批评长期以来作为特朗普执政方针支柱的种族主义，同时也要认识到特朗普并不是唯一的（种族主义者）——事实上，美国以种族主义恐慌和指责的方式来应对疫情有着深远历史。新冠大流行这一危机也迫使政府重新致力于建立一个在种族和经济上更加平等的福利国家。这意味着既要为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提供资金，使其有权为公众利益采取行动，又要加强和执行反歧视法。但要建立平等的国家也需要社会开展强有力的公众对话和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需要对所有成员给予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在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过程中，历史将成为我们的宝贵的指南。

　　在全球大流行期间，把责任归咎于中国和中国人这一做法是有先例的。例如，1832年纽约霍乱流行期间，卫生局要求该市的主要医生收集“关于东方霍乱”的所有信息。“当疫情到达纽约时，那些有能力离开这座城市的纽约人开始大规模逃亡，让穷人们在廉价、拥挤的生活空间里受苦，这些空间形成了传播疾病的完美环境。评论家们迅速将这场流行病道德化，其中一位评论道，霍乱“几乎只发生在下层社会，那些纵欲、放荡、肮脏的人们像猪一样挤在一起。”幸运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同意这种观点。一位贵格会的评论家认为，这次疫情的爆发是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的不平等现象提出质疑的理由。“人类是为这个而生的吗？”他问道，“还是说，人们没有能力把自己从这种不平等的退化状态中解放出来？如果不能，那还不如做一块毫无感觉的石头。”

　　十九世纪下半叶，随着美国通过了一系列限制并最终禁止华人移民的移民法，反亚裔的仇视现象愈演愈烈。西海岸的各城市和各州利用各种法规、条例、武断的警务、社会压力和暴民暴力来排斥和压迫华裔。这种种族主义的言论和政策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直到1952年，移民法中才移除了明确的种族限制；而对来自亚洲的移民实行配额制的现象则一直持续到1965年。在这一时期的背景下，沙阿的《传染性的分歧》描述了美国流行病期间的许多反华恐慌时刻，其规模远远超过了1899年檀香山大火。

　　例如，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追踪了1894年中国爆发的鼠疫，沙阿解释说，美国公共卫生当局从那时起就预见到了鼠疫的到来。他们“预测太平洋海岸的一个‘中国城’将是疫情最可能的爆发的地点。”沙阿写到：“驻扎在中国和北美‘中国城’的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官员担心‘肮脏’和‘拥挤’”，认为这是 “所有中国人生活环境的特点，并且可能滋生鼠疫。”在这些关于中国和中国移民的种族主义刻板印象的驱使下，从1900年到1907年，旧金山在接连的鼠疫恐慌中，多次将目标对准了华人。该市封锁了以华人为主的社区，并派出小队对房屋进行检查和烟熏消毒，限制任何未接种疫苗的华人旅行，并试图强行为华人接种疫苗。当时的疫苗接种还是一门不成熟的科学，可能在生理上带来可怕的后果。强行给该市的中国人口接种疫苗，实际上就是把他们作为试验品。同时，有选择性地关闭移民区，将会使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进一步地集中到处于从属地位的少数种族身上。

　　旧金山的华人的确进行了反击，并取得了一些成功。街头抗议偶尔会迫使公共卫生官员取消隔离，而大规模的公众抵抗也导致官员们放弃了强制接种疫苗的计划。在“王伟诉威廉姆森案（1900年）”中，联邦法官威廉·莫罗要求地方和联邦卫生官员制定一项计划，防止中国人离开该市，除非他们接种疫苗。莫罗解释说，这种强制疫苗接种制度是“大胆地将亚洲人或蒙古人作为一个阶层来对待，而不考虑个人之前的生活状况、生活习惯、疾病接触史或居住地。”因此，它违反了第十四条修正案。莫罗法官解释说，尽管公共卫生官员在疫情期间拥有广泛的“警察权力”：警察权力是指主权政府为保护公众健康和福利而进行立法和管理的普遍权力，但这种权力“无论多么广泛，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

　　莫罗的意见引用了著名的何阿九诉努南案（1879年）。在该案中，临时担任加州联邦巡回法院法官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斯蒂芬·菲尔德（Stephen Field）推翻了要求所有囚犯都剪短头发的旧金山法律。菲尔德发现，该法律只是迫使中国男人剪短他们的长辫的借口，他写道，“在我们国家，一个州针对任何阶级、教派、信条或民族的敌对和歧视性立法……都是被第十四修正案所禁止的。“何阿九诉努南”案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先例，它确立了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阻止各州以借口法律进行歧视。在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公共卫生危机的背景下，莫罗法官在“王伟诉威廉姆森案”中的意见，应该是一个同样重要的先例，证明即使在警察权力下，种族歧视也是被第十四条修正案所禁止的。

　　然而，虽然菲尔德法官在“何阿九诉努南”一案中推翻了华人必须剪去长发的法律，但他仍在其意见中借机阐述了中国移民的劣根性。他称他们是一个“庞大的部落”，并批评“他们在体貌特征、语言、礼仪和宗教方面的不同”。他说，这些差异将“阻止他们与我国人民同化的可能性”。因此，他认为国会应该禁止中国人移民，这个观点与这一时期规模更大的排华运动相吻合。从莫罗法官在王伟诉威廉姆森案中的语言中，我们可能会发现类似的轻蔑，他对“亚洲人或蒙古人种”进行了概括性的描写。这种有偏见的语言和意识形态，即使出现在保护少数种族不受国家歧视的司法裁决中，也是非常阴险的。

　　2021年3月17日，美国亚特兰大发生枪击案后，加州旧金山唐人街加强警力。

　　当然，州和联邦政府的警察权力对于抗击疾病和保护人民的福利至关重要。为应对新冠病毒而通过的2万亿美元的联邦复苏法案是运用警察权力的典型例子，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平价医疗法案以及社会保障、失业保险和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等反贫困项目也是如此。但警察的权力也仍然是一种潜在的歧视工具，像是一把上了膛的枪，等着坏人来使用它。菲尔德法官禁止中国移民的建议，是基于警察权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即边境控制，就像特朗普为了修建边境墙而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一样。国会、公众和法院都需要保持警惕，来区分真正的紧急情况（并因此为扩大警察权力辩护）和混乱的紧急情况（使得行政行为处于例外状态，不受外部法律控制）。

　　不幸的是，今天美国政府对警察权力的使用仍然经常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就如同十九世纪晚期那样。现在，和当时一样，军国主义的战斗隐喻与政府言论中的反亚洲种族主义交织在一起。随着特朗普在其孤立主义、排外的“美国优先”外交政策下增加了军事资金的投入，削减了用于对外援助、全球卫生和疾病防范的联邦办公室和机构资金。他破坏了外交和国际合作，而这在全球大流行中至关重要。他还提议削减对疾控中心（CDC）的资助，尽管他的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拒绝从边境墙项目中挪用任何资金来弥补疾控中心潜在的资金缺口。这些种族主义做法切断了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公共卫生资金，将拉美裔移民拒之国门之外，并彻底摧毁了在美国国内提供福利的可能。这些种族主义的行为，在意识形态和物质上都与特朗普“通过恶意和忽视的组合所创建的、精简的公共卫生官僚机构”直接相关，这个公共卫生官僚机构现在缺乏充分应对新冠病毒的能力和灵活性，这使得所有人都变得更加脆弱。

　　新冠危机既是医疗危机，也是政治危机。要应对新冠病毒和特朗普主义的双重危机，我们就必须同时从医疗和政治两方面着手。只有通过政府——也就是说，通过民主政治——采取共同行动，我们才能战胜这种疾病，并在危机过后更好地重建。就像1832年纽约的贵格会作家，将霍乱疫情视为改善社会和经济平等的理由一样，今天的进步人士应该要求建立一个强大的、种族平等的福利国家，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治理，提前做好规划，以平等的关注和尊重对待每一个人，帮助人民度过医疗灾难和经济崩溃。那么，也许下一次，我们就能摆脱最糟糕的历史遗留问题，更为有效地共同面对灾难。

　　（翻译：龚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