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的华人教父！
作者 :想念在黑夜 2021-03-12 07:13:18 审稿人 : admin
作者：周哲浩/陈畅
编辑：李墨天
出品：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
判断一位商业大亨的名望，既要看他的财富规模，也要看他的社会地位，更要看他的葬礼规格。澳门赌王何鸿燊的葬礼，云集了半个香港的娱乐圈和商界人士；祖籍福建的印尼富商黄奕聪去世时，印尼总统佐科威带着一众商业巨贾前来悼念；泰国的华人首富陈弼臣于1988年病故，泰国国王专门为陈弼臣举办了泰国传统的火葬，并亲自点燃了柴堆。在美国媒体人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的书里，这些大佬被统称为“教父”。史塔威尔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亚洲从事新闻工作，替《经济学人》的商务情报部门写了大约十本与中国有关的小册子，2007年，他撰写了一本聚焦东南亚大亨的书，名叫《亚洲教父》。史塔威尔后来专门澄清，用“教父”这个概念，并不是要说大亨们有多么冷酷毒辣，书里也没有类似麦克·柯里昂枪杀毒枭索拉索这种好莱坞式的情节，但教父们的传奇往事，依旧足够令人瞠目。比如教父家长式的作风——“糖王”郭鹤年在开《南华早报》董事会议时，怒斥48岁的儿子让他滚蛋，让一旁的董事尴尬得不知道该往哪儿看。又比如教父开枝散叶的家族血脉——陈弼臣的长子陈有庆活跃在香港金融界，儿媳妇是泰国科技部长；黄奕聪情定印尼，据称有7位妻子和40多个儿女；菲律宾的郑周敏在2002年去世时，留下了14个子女，由女儿郑绵绵接替他管理着庞大的亚洲世界集团。抑或是教父错综复杂的朋友圈——印尼的华人首富林绍良和执政长达32年的苏哈托是生死之交；生于福建晋江的陈永裁是菲律宾前总统埃斯特拉达的大金主；陈弼臣掌管盘古银行时，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谢国民都是他的客户。亚洲教父们的人生经历往往大同小异：他们不是出生在中国，就是出生在当地的华侨家庭；他们大多涉足烟草、金融、地产等“政策密集型”行业；他们在青年披荆斩棘，在壮年翻云覆雨，在晚年闲云野鹤。他们既是实业大亨，也是资本大鳄，还是慷慨的慈善家。从华人下南洋与殖民时代，到战后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运动，军队和大独裁者与东南亚的经济的复苏和崩溃交相辉映，教父们闪转其间，成为了这片土地的底色。
林绍良的财富一度超过李嘉诚；谢国民在泰国把正大集团发展成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农业贸易公司；陈永栽在费迪南德·马科斯的庇护下主宰了烟草行业，掌握了主要银行；在马来西亚，郭鹤年的“糖王”往事自不必多提，郭家最新的IP，是营收达到两个茅台的金龙鱼。
而史塔威尔在书中提出的问题是：教父到底是东南亚经济增长的推动者，还是受益者？东南亚的繁荣奇迹是拜教父的努力，还是说教父只是这种繁荣的产物？1938年，林绍良为了不被抓壮丁，从福建乘船来到印尼爪哇投奔叔父，行李不过只有几件随身衣物。他和回村探亲的一位印尼华侨结伴上路，两人以父子相称，不仅掩人耳目，还省了一半路费[1]。出国前劳工成群地被关在一起，能活着到达目的地的人不到一半。在下南洋的流民浪潮中，福建和广东占据了大多数。大量的华人劳工南下塑造了二战前东南亚诸国独特的社会格局：殖民者-华人-当地人。
菲律宾和泰国有蔗糖，马来西亚和印尼有锡矿。二战前，印尼的锡产量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20%。东南亚的殖民者一方面忌惮当地人的反抗，又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华人成了不二之选。久而久之，殖民政府找到了一个维系社会治安与稳定的方法：以华治夷。
在荷兰治下的印尼，殖民政府提拔了少数华人担任社区领导，还授予他们“上尉”这样的军事头衔。马来西亚报纸《海峡观察》一语道破了东南亚阶层的玄机：殖民政府并不直接与底层华人打交道，这是帮会做的事情。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只要能帮殖民者管理好劳工，就能获得殖民政府的赏识。
林绍良的老乡陈建仙，移民马尼拉后改信天主教，给自己取了一个和西班牙总督一样的英文名；印尼的黄仲涵凭借华人区“玛腰”（Major的音译）的官位，住上了宫殿，每次回家一下马车，就有仆人递上洒了香水的毛巾擦脸洗手。第一代教父中的集大成者，是出生在广东江门的陆佑。如今马来西亚吉隆坡最热闹的大街便以他的名字命名，陆佑路南段的高架有八条大道，北段从房屋到商场再到学校和墓园，包罗万象。1858年，只有13岁的陆佑来到尚属马来西亚的新加坡，在广东商人的烟庄里打杂。19世纪中期，随着马来西亚锡矿被发现，陆佑离开新加坡前往锡矿所在的达拉律，加入了当地最大的两个华人帮派之一的义兴三合会。陆佑懂点英文，头脑灵活，很快成为帮派头目。
而他更厉害的地方在于获得了英国殖民者的信任。通过和殖民政府的关系，陆佑拿到了政府颁布的收税许可证，意味着他可以合法的向手下上万名挖矿的劳工提供鸦片、烈性酒和赌博场所。随后，在英国镇压当地土著的过程中，陆佑又拿下了殖民政府的粮食订单。
凭借这些资本，陆佑接连涉足了赌场、烟酒等行业，甚至发行了自己的银票。有一段时间，在马来西亚很多地方，陆佑的银票比政府的钞票还要受欢迎。据说在他的鼎盛年代，马来西亚的华人分三种：帮陆佑干活的人、等着帮陆佑干活的人，和陆佑。英国人与陆佑的关系成为了东南亚殖民政府治理国家的范本：得益于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殖民者向华人颁发特许经营证书，由华人进行管理和经营。商人们在政治的庇护下获利，掌权者从商人手中获得资金支持。即便经历了二战后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浪潮，这种分享权力的模式也没有消失。比如泰国华人首富陈弼臣的政治庇护人是泰国警察总监炮·是耶暖（没看错，就是这么个名字），而这位炮同志又是泰国王家陆军总司令的女婿；而生于福建泉州的马来西亚赌王林梧桐，在马来独立后获得了全国唯一一张赌场牌照，据说很多政界要人都匿名持有股份。
这种现象是如此普遍，以至于各国都有类似的词汇来描述：印尼有“主人公企业家”，菲律宾有“裙带资本家”，而在陆佑发迹的马来西亚，把由马来人担任领导，但实际上由华人管理的企业叫作“阿里巴巴”企业（阿里指马来人，巴巴指华人）[2]。教父们相互帮衬是一种常态。1969年，听闻印尼要放开面粉生意的郭鹤年找到林绍良，希望能分一杯羹。林绍良面露难色，因为印尼的工业部部长已经把生意许诺给了另外一个华商。不过，林绍良答应郭鹤年自己会争取一下，他需要飞到雅加达去见了一个人。
不到72小时，郭鹤年接到了林绍良的电话：“我办妥了[3]！”林绍良去见的那个人，是时任印尼总统苏哈托。牌照的背后是政治，所以伏笔可能会埋很多很多年。印尼独立革命期间，林绍良所在的华人商会给了他一个任务：保护一位遭到荷兰情报人员追捕的革命军将领。深受儒家影响，对义士形象崇拜有加的林绍良不辱使命，将领在林绍良家里一藏就是一年多。将领名叫哈山·丁，是后来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的苏加诺的岳父。作为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印尼华人在苏加诺执政期间被大规模遣返。光是1960年一年，就有13万华侨回到了中国，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林绍良能够幸免，革命年代的“友谊”或许起了重要作用。林绍良和苏哈托的“友谊”同样源于战争，印尼独立革命期间，苏哈托一度担任军需主任，天天与华商打交道。林绍良一边走私丁香，一边把枪支弹药藏在走私船底，每次运抵前线，印尼官兵都向他欢呼致意，因为林绍良从不收印尼军队的运费。作为回报，军队给林绍良的灰色生意大开绿灯。掌舵印尼32年的苏哈托是个天生的保守派。掌权后，他向那些听话、执行力强，又不会构成政治威胁的商人发放了特许经营证书。这项政策的本意是杜绝投机买卖，稳定日用品价格。但熟悉历史的人都清楚，如果只有牌照没有监管，早晚都会“走了一些弯路”。1968年，林绍良得到了印尼一半的丁香进口特许经营权，一年后，这项特许经营权就变成了对面粉进口、加工和销售的完全垄断。而这家面粉厂当时能赚的钱，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美国面粉厂利润的六倍[2]。
为了经营面粉，林绍良专门成立了波戈沙里公司。有趣的是，公司的资本金只有10万美元，而印尼国家银行却慷慨的给了它280万美元的贷款——也许是因为总统苏哈托亲自主持了公司第一座面粉加工厂的落成典礼。
仔细观察教父们“白手起家”的经历，就会发现“资源贸易+特许经营权”才是他们发家的秘密。他们的人生关键词出奇的相似——从“大米、橡胶、面粉”，到“轮胎、烟草、纺织”，再到“银行、证券、房地产”。
马来西亚的张明添依靠走私橡胶赚来的钱，建立起了银行和金融公司；华人望族出身的黄惠忠，控制着印尼三大烟草公司之一的达吉姆公司；林德祥在印尼的产业从轮胎横跨到银行；新加坡的李光前同样靠橡胶起家，继而成为了华侨银行的大股东，史塔威尔在书中说：
掌权者为大亨提供便利，大亨自然也要投桃报李。苏哈托的两个女儿持有林绍良创立的中亚银行的股份，至于他的妻子婷夫人，商圈内对她有个恰如其分的称呼——“提成夫人”。同样是第一夫人，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妻子出手更加阔绰，光是鞋子就有3000多双，甚至从非洲进口野生动物。马科斯用一通电话和一袋钱搞定了肯尼亚野生动物出口的法规一时传为佳话。为了让长颈鹿、斑马、水羚有适宜生长的环境，马科斯在菲律宾腾出了一个小岛，驱逐了岛上的居民[5]。20世纪70年代，马科斯通过戒严令掌握了权力，彻底清除了地方军阀，并“选择性地”向寡头和旧的经商模式宣战。所谓“选择性”，可以理解为打压异己的优雅表达。代表作是在马科斯的授意下，他的小舅子以50万比索收购了一个价值5000万比索的新闻集团。
马哈蒂尔在2003年下台，三年后，他和自己口中的“金融危机罪魁祸首”索罗斯握手言和。马哈蒂尔表示，索罗斯“从未涉足马币林吉特的贬值”。在两人的会面中，痛骂布什成了新共识。2005年9月，泰国军方趁着他信在纽约的时候发动政变，军队任命素拉育·朱拉暖担任总理。2008年1月27日，苏哈托在雅加达死去，他的晚年并不如意，国内对于他的指责层出不穷。让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弥留之际李光耀与马哈蒂尔都先后看望过他。苏哈托下台时，他一生的战友林绍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下，交出了最赚钱的几个垄断产业，但仍然掌控着约400家公司。
如果仔细观察菲律宾的商界，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菲律宾的顶级富豪中，除了华人，大部分都有西班牙血统。比如靠大麻贸易发家的阿沃伊蒂斯家族，从事糖业的西班牙贵族后裔洛佩兹家族，从种植园转型金融业的德·阿亚拉家族。
在整个20世纪的东南亚，教父、殖民者后裔、军队与政权的更迭如影随形，一起分享财富与权力，组成了牢固的金字塔尖。在二战结束后，亚洲国家轰轰烈烈的工业化追赶期，东南亚与东亚最终走向了两条迥异的发展道路。
世界银行总结过东亚国家增长的共性——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强势政府主导下的产业政策。在东亚三国，旧贵族伴随土改销声匿迹，工业化有了土地的支撑。在技术转移的浪潮中，强势政府能够游刃有余的铺就产业升级的路径：日本的通产省官僚，韩国的朴正熙模式，和中国的五年计划。
朴正熙治下的韩国，银行被命令向财阀发放低息甚至负利率贷款，拿了贷款的财阀则必须扩大生产，完成政府规定的出口任务，稀缺的资金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流向了技术优势更强，更加富有竞争力的玩家。
在东南亚，即便诞生过类似苏哈托与马哈蒂尔这样的政治强人，但他们获得权力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教父、贵族与军队的蒙荫。除了新加坡，东南亚诸国的产业结构往往大同小异：自然资源，低端加工与制造业，金融与地产。马哈蒂尔可以率领马来西亚在建筑高度上冲击世界第一，但经济增长却没有持续的支撑动力。教父与独裁者的恩怨情仇也许可以随着时间消逝，但他们留给东南亚的注脚却难以褪色——无论多么赚钱的生意，都比不上一种制度性的掠夺。金融危机期间，印尼大亨林德祥把自己的河虾养殖厂以18亿美元卖给了政府，但审计员当时的估价只有1亿美元。2003年，林德祥家族抵押的印尼大象轮胎厂被印尼银行重组局转卖，最后股权层层穿透后发现，交易皆在林家的操纵下进行，政府不过是其中的“合伙人”之一。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办公室负责人迈克尔，常年和教父们在资本市场交道。他有一次惟妙惟肖地模仿教父们是怎么和他说话的：“听着迈克尔，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只花了5美分就把它买回来了[2]。”
[8] 东南亚国家的就业形势、对策与前景，吴崇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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