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靠电视剧来影响司法，说说《我们与恶的距离》！

作者：李建秋的世界
来源：李建秋的世界（ID：lijianqiudeshijie）

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最近因为B站大V木鱼水心的讲解又小火一波，这部剧本来是2019年上映的，台湾公视制作播出的，新老演员都有，此举获得台政府“前瞻基础建设计划”的资助，此剧获得第54届台湾电视金钟奖。

剧中有一段内容是这样的：李晓明持枪在有诚戏院随机杀人，造成9死21伤，被捕后历经两年审判，被判处死刑，其辩护律师王赦，寻求媒体协助试图引起舆论，以期在行刑前探究李晓明的犯案动机，希望得到家人的协助，但都被李晓明拒绝。

王赦在参与谈话节目录影时遇见李晓明妹妹李大芝，希望她能协助探究李晓明行凶的成因和动机，但李大芝展现出挥别过去的态度。另外，李晓明的母亲林秀丽也对自己花二十年养出一个杀人犯感到痛心疾首，并同样拒绝王赦的协助。

此后李晓明的父母痛欲绝，当众下跪向社会赔罪，后隐居在老家。

在王赦劝说下，李晓明愿意提出非常上诉并愿意见家人一面，而李家父母也为了终能见到儿子一面相当欢欣，但此时法务部却突然决定要枪决李晓明。

李晓明最终伏法。

这一段案子是非常明显的暗指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

2014年5月21日，一名21岁的男子郑捷，于16时22分在台北捷运板南线的龙山寺站和江子翠站之间的列车上行凶，造成4死24伤。

郑捷经济优渥，少年时曾习跆拳道四年，且获黑带二段资格，课业成绩良好，就读台湾国防大学理工学院动力及系统工程学系，2013年6月大学二年级下学期，因超过“二分之一学分未取得”而被退学，2013年9月经由转学考进入台中东海大学环境工程系二年级就读。2014年寒假郑捷再次报考外校转学考，欲转入较有兴趣的中国文学系，但未能考取。

在被国防大学退学后，据称郑捷性格大变，在东海大学就读时，大多时间都待在家里，没有女朋友。平时并未有太多活动，除上学外，不太和朋友往来。每个月的手机通话费约新台币三百多元，唯一的喜好是打电玩。

郑捷曾经在无名小站以自传方式写下立誓杀人的始末，为何会杀人还有多篇文章模拟他在台北街头、捷运月台上大规模屠杀。

由于郑捷本身没有任何可辩护的点，甚至连精神鉴定都做过，正常。

郑捷最后被执行死刑。

为此，郑捷的辩护律师黄致豪曾经上过TED演讲，他说：

“我看到的是一个略带羞涩腼腆的年轻人，于是我们开始律见的过程，我们开始讨论案件的策略，我们开始分享非常非常多的事情，我以一开始每个礼拜一次两次，到后来两个礼拜一次的频率，不断的去律见，不断的去跟他会见，不断的讨论。”

“从案件的策略，到整个我们要进行的流程，到我带他一张一张的去看那些受害人的照片，因为我希望他可以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对于被害者，对于被害者的家庭，甚至对于像我在内的人，或者一般的人造成多大的影响。”

“慢慢的，各位可以看得到，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的态度出现细微的转变，我们一开始沟通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过，这个案件在目前的台湾有99.99%的几率被判死刑，即便是如此，是不是我们来试试看，在这个案件里面，台湾的社会有没有办法用比较公正或者理性的方式来看待一个即便是已经确定会是被判死刑的案件。”

“我们一起做了这个实验，实验的对象是我们的社会媒体或者是我们的司法制度，但很可惜的，在这个有罪辩护的案件里面，我们得到的试验结果并不那么令人开心，我们发现几个基本的问题，也今天台湾司法制度在面对所有重大刑事案件的时候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以为像美剧一样，在法庭上整个审判程序是公正公开的，法官会积极的为了被告的利益去调查对他有利的证据，或者至少会依照法律所要求的，去试着弄清楚被告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里面被养成，被抚养长大， 生成的一个人格，可是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很不幸大部分的死刑判决，被告作为一个人相关的证据跟脉络，其实很少有机会在法庭里面被呈现出来。”

“绝大部分案件在法庭里面，法官关于有关被告作为人的因素相关证据相对不愿意被调查，他们最喜欢问的话是被告跟律师对于这个事实上的证据有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希望去呈现证人用鉴定的方式呈现他的过往，或者去建构他的整个人格，或者是发展的历史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法官很可能说，我们认为这样的证据调查其实没有必要。”

黄致豪律师的思路几乎是《我们与恶的距离》的一个完全呈现，这种思路有没有问题呢？

当然有。

作为郑捷的辩护律师，我非常清楚的知道，黄致豪律师是希望郑捷能不死，但是郑捷案已经使用了所有的手段，但是事实俱在，也没有任何可被宽恕的部分，因此黄致豪是希望采取“感性”的方式，从情感层面打动法官，让法官判轻一点。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希望去呈现证人用鉴定的方式呈现他的过往，或者去建构他的整个人格，或者是发展的历史”。

黄致豪的辩护策略很简单：他要告知法官的是，不是郑捷本身有问题，是整个社会出了问题，郑捷是整个社会下的一个“被害者”，所以郑捷不能被判死刑。

但是黄致豪整个讲述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他也清楚他在胡扯。

首先他说的“我们都以为像美剧一样，在法庭上整个审判程序是公正公开的，法官会积极的为了被告的利益去调查对他有利的证据”，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美国是英美法系，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在采取当事人主义的国家，当事人要负责证据的调查、准备、提出、和证据价值的陈述工作，法官不能在当事人指明的证据范围以外依职权主动收集证据。

美国的法官断然不可能去“积极的为了被告的利益去调查对他有利的证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美国律师剧里面都是律师和律师的对抗，或者律师和检察官的对抗，收集证据之类的都是律师在干的。

其次，法庭呈现的证据应当是和案件有相关性，证据本身要做分类，也有规则，比如说大陆就有《证据规则》，台湾也是一样，那么“呈现他的过往，或者去建构他的整个人格，或者是发展的历史的时候”，这算什么证据？

可是黄致豪为什么要这么讲呢？因为台湾有一个很有特色的东西：自由心证。

所谓的自由心证，指的是：“证据之证明力，通常不以法律加以拘束，听任裁判官之自由裁量。”

对于证据证明力及案件事实的认定，法律一概不作事先规定，全由法官依良心和理性的谕示，自由评断。此之所谓“自由”。

法官、陪审员在审查判断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时，进依据“良心”和“理性”的启示，不受任何限制和束缚。此所谓“心证”。

根据台湾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之证明力，由法院本于确信自由判断。但不得违背经验法则及论理法则。”

这导致了一大堆的问题，典型的就是刘北元案。

刘北元，台湾更生人、曾为律师，东海大学法律系研究所硕士、国立台北大学博士班。

刘北元曾经与前妻离婚，但是离婚后还是时常与前妻及儿子住一起，大楼住户都说不知道他们已离婚。

此后认识张女，不久又认识翁女，这3人在他眼中才是“老婆”，后来又谈了一些女人。

2007年6月，刘北元因自残住院，只有张女来照顾他，因为张女不喜欢软弱的人，出院后还理了光头希望重新振作，七夕当晚与张女一起过，但他突然接到前妻来电，让张女很不是滋味。

当晚翁女又把之前他传给翁女的简讯“一生一世、不离不弃”的简讯转传给张女。当晚他内心做了重大决定，他的最爱是张女，可是张女当晚气愤离去后又音讯全无，让他非常紧张。

三个女人都希望他可以自行选择，只要求他专一即可。但是刘北元自称做不到，“无法跳脱感情纠葛”。

2007年8月24日下午3点23分，刘北元身藏菜刀、尾随翁女，张女，在台中市精诚路面包店前争执，刘北元当街手刃张女二十三刀几乎断颈，之后刘北元驾车逃逸，在台中县雾峰乡四德路撞车，车头毁损，透过担任警官的哥哥向台中县警察局雾峰分局自首，坐在奔驰轿车驾驶座上等着。

刘北元黑色公文包中放有抗忧郁药品，表示自己有忧郁症，对于行凶记忆一片空白。

此后刘北元卖掉房子凑了钱与张女家人求和。

而法官以“国家培养人才不易”为由，仅判处12年有期徒刑。

2014年，刘北元假释出狱。

2017年，担任司法改革国是会议第五组“维护社会安全的司法”委员。

他当年又有什么理由被轻判，居然还能进司法改革国是会议？

如台湾法官说的：“国家培养人才不易”。

多大的人才？不就上了个博士班么？

如果你觉得这只是台湾单方面出问题的话，那么请看看豆瓣上《我们与恶的距离》9.3的评分，多少人轻而易举的就被带着跑，多少人赞成那部电视剧的观点。

媒体+法律界，轻而易举能把民众玩弄于股掌之中。

豆瓣的小文青们，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