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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事件的大背景：中印边境与两国关系问题！

作者 :想念在黑夜 2021-02-24 07:23:54 审稿人 : admin

原创： 柳泠一
来源微信公众号：柳依泠烟

前几天，官方首度公开了去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我军烈士事迹，瞬间刷屏，全网悼念。本想即刻写下所思所感，但心情沉重，竟无从下笔。关于事件的过程细节，可靠的信息其实非常有限，业已被各种自媒体遍搜无遗，甚至不乏随意发挥之嫌。稍微冷静下来后，这一事件的大背景——中印边境乃至两国关系问题，也值得更多地审视。前几年洞朗对峙时，写过一篇中印之争的几点看法，尚有一些未尽之言，那就在这里简单说说。

一、“龙象共舞”中的“瑜亮情结”
中印关系既是两个邻国间的双边互动，也是久为国际所关注的“世纪竞赛”，蕴含着多重意义。
作为亚洲的两大古老文明（对，我没有说古国，因为印度在绝大多数的时间内，不是作为一个统一实体而存在的，说“国”与事实出入太大，而这种历史经历也直接影响了今天印度的样貌），中印都曾长期辉煌，而自19世纪中期以来，东方不亮西方亮，两大文明均陷入颓势，直至1947年印度独立、1949年中国解放，方才止跌回升。（学界有人认为中国至抗战期间进入U型底部，然后曲线上扬，我是赞同的）
也许寻找坐标系加以对比是人类的本能，中印两国刚刚进入自主阶段，就被国际各方视为比较的绝佳参照。其理由看似非常自然：历史与国情的近似，令“起跑线”看似相对公平，而所走道路的差异，使得“看点”凸显，冲击增加，极大激发了“看客”的热情与兴味。中国选择的是中央指令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建设模式，而印度追求的是一种“社会的社会主义模式”，标榜议会民主，两者之中谁将表现更优，成为了一场发展路线和影响力的竞赛展示。
早在1953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表达了他对中印的看法：
“这两个国家之间正在进行一场竞赛，来验证自由方式和警察国家方式到底哪一个能实现更好的社会进程。这个竞赛直接影响着这两个国家的8亿人口。长远地来说，竞赛的结果将会影响到整个人类社会，包括我们自己”。


1954年，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很直率地写道：
“现在我最感兴趣的国家是印度和中国。我们的政治和经济结构显然不同，但是我们实际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哪种治理模式将在各方面取得更大成功。”


七十年过去了，中国显然没有沿着开始设计的道路一直走下去，而是适时进行了切换，印度自然也不断调整，以求得社会的持续进步，尽管这场竞赛远未结束，但较之于起点，两国的差距持续拉大，眼见着前方的背影越来越远，这不能不使印度的精英们倍感焦虑。
客观而言，抛开中国这个“对标对象”，印度这几十年来的发展成绩，在世界范围而言，算得上相当出色了，因此，印度人自有其骄傲。


2021年1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印中国研究大会上，印度外长苏杰生谈到中印关系时说道：
“两国在当代以不同的速度和强度平行崛起，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


这番话在中国网络上遭到了集体群嘲，言下之意当然是“你也配？”但抛却优越感的宣泄和居高临下的藐视，苏杰生的发言确实值得琢磨，因为这是近年来，印度高层中难得的对中印双边关系公开作出的系统性表态，有兴趣大家可以找来看看。他在发言中最后表示：中印两国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双方作出的选择将对两国乃至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在我看来，这个还真不是满嘴跑火车，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妥善处理好双边关系，都是关乎国家战略乃至“国运”的大课题。而透过他的讲话，我们也能明显感到，印度在追求自身发展中，始终将中国视为紧盯的对象，明里暗里较劲，而一旦有了这种“瑜亮情结”（印度人当然没这词儿，但就这意思），那就会偏狭、小气、敏感、虚荣，打起交道来，就“别扭”多了。

二、边界冲突回顾中的民族主义与大国心结
去年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后，媒体称之为“中印边境地区至少45年来发生的第一次致命冲突”，言下之意，就是45年前，中印曾发生流血事件——确乎如此，让我们稍加回顾。
1975年10月，中印边界东段土伦山口，印军越过实控线，与中方民政检查站人员（民政人员？你懂的）发生交火，结果被击毙4人——这应该是官方报道中距今最近的一次人员伤亡事件，到去年整整45年。
当然，相比这一鲜为人知的冲突，1962年战争才是曝光率最高的焦点，这既是之前中印边界问题多年蓄势的爆发，也是之后这一问题新的坐标起点。
其实除了这次印度“耻辱性的失败”，中印边界大事记中还应有另外两次战争的魅影：
1967年，在锡金边界乃堆拉山口、卓拉山口先后爆发相当规模的战斗，双方均有一定伤亡，就战斗结果，至今双方仍各执一词，均宣称己方获胜；
1987年，因印度在藏南设立伪“阿鲁纳恰尔邦”，两国关系极度紧张，开始大规模陈兵边境，国际舆论一度都在推测“第二次中印之战”即将爆发，只是在最后一刻，两国通过外交手段勒住了一触即发的扳机。——现在看来，着实可惜，因为印度1974年首次进行核试验，到1998年小型化纯裂变钚弹5次核试验成功，此前正好是中国通过武力手段一举解决边界问题的窗口期，而眼下印度已是事实上的核国家，在相互的核威慑下，通过战争解决边界问题的希望非常渺茫。
回顾上述历史，显而易见，中印边界博弈早已常态化，冲突烈度则依具体情势而有张弛急缓之别。之所以如此，除了获取领土的实利外（并非简单的经济利益，而是某一地段的占有往往造成对对方的某种战术优势），两国都是在殖民/侵略退去后的废墟中自立，民族主义、国家尊严在执政的合法性、民众的动员力、国家的整合度上尤显突出，些许的妥协与退让都会被认为是软弱和屈辱，难为国内所接受。因此，两国的边界争端很容易升级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对抗与宣泄，极具火药味儿，压缩战略性思考、技术性处理的空间。这次我国时隔大半年后方才公布烈士事迹，显然有缓释国民情绪爆发、营造谈判条件的考虑在内，很明显，这几天的情感主要以悼念、伤感、理性为主调，可以设想一下，要是事件发生即公布我方伤亡，那一定是气血上涌、同仇敌忾、喊打喊杀、灭此朝食了。


中印关系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一提，那就是印度的“心结”。
1962年的惨败，让印度朝野上下、军队民间都产生了极度的挫败感与屈辱感，因此，复仇之心念兹在兹，未尝稍懈。这种“心结”一成，在印度的一些“动作”中，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来。
1971年，借着东巴基斯坦闹分裂之机，印度挑起了第三次印巴战争，通过此役，印度助孟加拉国独立，成功肢解了巴基斯坦，令自身在南亚的战略地位极大优化，一时间，时任印度总理的英迪拉·甘地声望如日中天。《星期日时报》1973年3月12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人们为她歌功颂德，把她比作三位一体的大神，说她是梵天——新印度的创造者，是毗湿奴——民主体制的维护者，是湿婆——大败巴基斯坦军队的毁灭神。”


全国舆论界欢欣鼓舞极力颂扬这场胜利，甚至说这次战争的胜利为印度军队找回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丢失的尊严和自信。
——这都能扯到中印战争，可以看出印度对1962年的心理阴影与刻骨铭心。
以往论者多将“复仇”作为这一心结的核心，但在我看来，这是逻辑的起点，印度心结中包含着更为复杂深刻的内容，因为印度一直致力于成为“有声有色”的大国，而完成大国心理建设，则是必须面对的课题，一个自信、开放、包容、平和的国民心态，才是大国该有的“气度”，这是个艰难的“爬坡”过程。对于印度而言，要建设这样的国民心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就一定要在心理上越过中国这道坎儿，因为在阴影笼罩下的人心，是无法阳光的。印度对中国的心结，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具有了“不竭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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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啰嗦了许久，说了些看似理性的想法。但码字过程中，脑海间始终萦绕着几位烈士的形象，心情依然沉重。
前几天，读王鼎钧先生的《度有涯日记》，看到一段话：
应征散文最忌像钱钟书、周作人那样罗列许多典故，学问多了，性情就少了。


聊中印关系、边界冲突，我当然想以理性为经，客观为纬，但我们终究身为中国人，理性再多再充溢，也不应减损分毫性情，千秋怀念。
以伫立在阿拉曼墓地的那块墓碑碑文作结，以表达我的无限哀思之情吧：
对于世界，
你只是一名士兵，
对于母亲，
你却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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