倚天立：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的深刻本质

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的深刻本质（上）——维持虚伪低能的共和制，还是“变法”走向集权高效的帝国制？
　　第一章 金灿荣教授为什么会对特朗普判断失误？

　　早在今年年初，大名鼎鼎的金灿荣教授坦率承认自己看错了特朗普，说：“我虽然观察美国大选很多年，我跟我的美国同行一样，今年其实是很困惑的，特朗普现象所有美国的专家都没有预计到，大家都糊涂了，共和党的主流精英层是非常焦虑了”。

　　说实话，不仅金教授，中国很多研究国际关系的所谓专家，在看待特朗普这个问题上，大都看走了眼，他们视特朗普为具有二杆子特质的狡猾商人，语不惊人死不休，靠哗众取宠名噪一时，连共和党党内选举流程都走不完，“只是个打酱油的”，并讽刺他“重在参与”，所以绝对不是希拉里的对手。

　　金灿荣教授是专门研究美国政治的，跟很多中国学者一样，是一位有着民族主义倾向的可爱的专家，但是，金教授和其他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一样，为什么会看错特朗普？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自觉地站在美国“主流精英”浮于表面的政治立场上，以技术主义的西式思维习惯，用得票率、竞选资金、民调等因素，庸俗地、静止地、机械主义地来算计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分值得失，被媒体宣传等表面现象牵着鼻子走，对美国政治走向就事论事、东鳞西爪、盲人摸象，根本没有跳出现今美国甚嚣尘上的竞选乱象，从而不能站在人类社会规律的高度，来认识特朗普在当今美国社会中出现的历史必然性。

　　往更深处说，由于目前中国社科界的自我阉割和反智主义，很多国际问题专家教授的思想境界远远还没有达到很高的水准，他们下意识排斥本民族文明，更学不会使用中华文明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哲学武器（毛主席的超级力量就是来自于这个哲学武器，毛主席的力量就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力量），所以，他们认识不到，今天，美国社会已经到了二百四十年之大变局，这次选举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美国需要自救，更需要一个能够挽救美国的超越罗斯福的集权式的超级强人（而特朗普只是这样的一个象征性人物），这种集权式的超级强人犹如罗马时代的凯撒与屋大维、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希特勒、叶利钦时代之后俄罗斯绝境中的普京，是历史大转折时期必定要出现的“既能超越自己，又能超越别人”的superman，即使今天没有特朗普半道上杀出，明天也会有刘朗普、赵朗普浮现出来，这是历史的必然逻辑，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简而言之，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的深刻本质，实际上就在于美国要不要进行“变法”，是要继续维持目前这种虚伪低能的共和制，直至最终被中国超越？还是要顺应民意，进行深刻的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革，把政治、经济权力集中政府手中，抑制资本掠夺大众的疯狂势头，重振实体经济，走向集权高效的帝国制？

　　同样，中国的邻居日本，也正在孵化一个新的东条英机式的集权强人——安倍晋三。

　　另外，2012年，中国新一代的强硬领导人习近平的出现，对于江胡后的浮华、涣散、纷乱的中国和巨大危机中的世界而言，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一个坚定有力的中国，才能成为世界的巨大的平衡器和避风港。

　　在历史需要的时候，政治强人总是会在对立的阵营里对称性出现。

　　二战期间，苏联有斯大林，中国有毛主席，美国有罗斯福，英国有丘吉尔，德国有希特勒。

　　今天，俄罗斯有了普京，中国有了习近平，日本有了安倍晋三，土耳其有了埃尔多安，美国难道还会付之阙如？

　　总之，反者道之动，当今之美国乃至全世界，是急需要产生一个历史性集权强人而且必将产生历史性集权强人的时代，从宽松、包容的政治制度，转向高效、铁血的集权制度，以求得国家与种族生存下去的机会，这是对西方主流文化宣传的“自由、民主”的一种矫正式的反动，是当今世界无法扭转的大趋势，其原因就是日益严重的全球性空前大危机正在日益迫近，人类甚至已经听到了核战争的魔音，人们在恐怖的震颤中首先要做的，就是靠近同伴、握紧手中的武器。

　　正如刘慈欣在《三体》中所说，只要危机出现，从民主到专制，社会变脸的过程往往只需要五分钟。

　　（附：近两年来，金教授的正能量讲座广为传播，本人对金灿荣教授非常尊重，也常把金教授的讲座介绍给友人。但是，在尊重之余，本人认为金教授在观察视角上有所不足，因此，特针对特朗普现象来进行探讨，以便挖掘美国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并无诋毁之意。）

　　第二章 美国正处在由共和国转向集权帝国的历史性转折点

　　一百年前，通过对历史进行了普鲁士式古典主义的和外科医生一般冷血的一番“观相”后，历史学的白巫师斯宾格勒在其巨著《西方的没落》中，痛陈了西方文明生命周期不可挽回地即将结束。今天，我们再借用斯宾格勒的手术刀，划开美国社会的肌体，确实也看到了美国器官的阶段性衰老与生命的凋零。

　　2008年深秋，本人由次贷危机的爆发而突然看到了美国和世界黯淡无光的未来，看到了幼小的孩子将要痛苦跋涉在全球又一轮的乱世之中，不禁悲从中来。2009年初，本人写了一篇未完成的长文《大崩溃的前夜——美国是走向分裂还是消灭共和、建立一个新型集权？》，发在天涯论坛，此文后被广泛转载。

　　为了阐述方便，这里本人偷个懒，大段引用一下本人8年前写下的一些文字：

　　第一节 旧文摘录（部分）

　　……………………………………………………

　　一、魏玛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两个似曾相似的历史瞬间

　　拉开历史的帷幕，我们来看看德国魏玛共和国的崩溃。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德国国内掀起了清算帝制的和模仿苏联“十月革命”的运动，1918年，德国通过十一月革命，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建立了议会民主制的共和国，由于国民议会是在魏玛召开，并通过了《魏玛宪法》，所以，这个存在于1918-1933年之间的德国，被历史学家们称为魏玛共和国。

　　魏玛共和国成立之前和成立期间，社会秩序动荡混乱，人民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此起彼伏，1916年十月，德国甚至建立了以工人和士兵为基础的苏维埃政权，如果不是李卜克内和罗莎·卢森堡西漠视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输掉了选举，德国很可能在一战之后就变成了类似于苏联那样的红色国家。

　　在魏玛共和国统治期间，德国赔付了大量的战争赔款，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1925年又遭受到犹太金融家刻意制造的恶性通货膨胀，德国中产阶级被洗劫一空，城市贫民处于朝不保夕的艰难状况。1930年前后，德国遭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财富更是被集中到极少数寡头手中，1932年失业人数达600万人。面对这些这些困境，共和政府却软弱涣散，既无凝聚力又无执行力，在1932年几乎完全处于瘫痪状态。这诸多因素，为1933年纳粹的上台奠定了必然的社会基础。

　　1933年3月，在大资产阶级、容克地主、天主教力量和城市流氓构成的“冲锋队”的支持下，凭借“惊天地、泣鬼神”的演讲能力，希特勒带领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获得了大量选票，成为了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统，并最后终结了魏玛共和国的生命。

　　美国目前的处境，又让我们不禁想起了罗马从共和制转变为独裁制的“格拉古兄弟——马略和苏拉”时期。

　　公元前两世纪中期，急剧扩张的罗马成为了环地中海地区的超级霸主，在大量的财富和奴隶像台伯河的潮水一般流入贵族阶层的同时，国内土地也高度集中到贵族手中，普通农民大量破产，有的被关入贵族的私人监狱，有的自卖为奴隶，还有的流入罗马城市，成为街头上捏着一张选票却一无所有的流民。坚持自由权利的平民与日益腐朽的贵族共和制之间，矛盾日趋尖锐，成为了罗马社会一百年动荡不安的根源，这个矛盾后来严重影响到了后来罗马军队对外作战的能力。

　　比如，公元前111年，罗马的附庸国努米底亚王国的新国王朱古达挑起对罗马的战争。开战初期，罗马派往非洲远征的将领为朱古达收买，作战不力，加上罗马军队人心涣散，素质下降，屡受挫折。一直持续到前105年，才由马略俘虏朱古达，结束了战争。

　　又如，公元前105年10月6日，从斯堪地纳维亚半岛上迁徙到法国南部的三个日尔曼原始部落，在阿劳西奥一战中，全歼16个罗马军团共12万人。罗马的数名在任和前任的执政官及一百多名元老院的元老全部丧生，整个罗马社会为之摧毁，整个亚平宁半岛恸哭震天。最后，也才由马略率领改革后的罗马军队全歼蛮族，遏制住席卷西南欧的“条顿浪潮”，罗马方才又一次幸免于难。

　　公元前两世纪后半叶，正处在日趋腐朽的贵族共和体制之下的罗马，一直处于贵族和平民两大阶层的尖锐对立之中，前133年，立志于阻止贵族侵吞全民公共利益的格拉古兄弟，先后登上了政治舞台。

　　很有意思的是，贵族出身、人品高贵的格拉古兄弟也是当时著名的演说家。这大概是共和体制下的一个特点，因为，不管是格拉古兄弟说服罗马元老院，还是希特勒说服魏玛共和国的国民议会，还是奥巴马说服美国参众两院，都需要有出众的演讲水平和高超的煽动能力，否则，再好的提案得不到多数人的通过也是废纸一张。

　　公元前１３３年年初的一天，罗马城中心广场上，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一位年近３０岁的年轻人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

　　“意大利的野兽都有一个可以栖息的巢穴，而那些为意大利战斗和牺牲的人却只能享受空气和阳光。他们无家无室，携妻带子到处流浪。将军们欺骗士兵为保卫祖坟宗庙而战斗，但全是谎话，因为没有一个士兵有自己的祭坛和祖坟，他们只是在为别人的荣华富贵而出生入死。虽然他们被称作罗马的主人，自己却没有哪怕是一小块土地，这难道公正吗？”

　　在这样铿锵有力、义正辞严的质问下，听众的回答必然是雷鸣般的“不！”

　　这正是格拉古兄弟中的哥哥提比略·格拉古，他正在公民大会上为使他的土地改革方案获得通过而进行游说。这个场景，让我们想起了两千多年后，奥巴马在美国国会山前宣誓就任美国总统时的盛大典礼时，台下两百多万人山呼海啸一般的欢呼声。

　　我们知道，平民是罗马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开垦荒地或从罗马属国分得一份土地，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平民有替罗马国家服兵役的义务，是罗马军队的主要来源。但是，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在罗马征服意大利、进而确立其在地中海地区霸权的过程中，农民连年随军出征，土地无人耕种，农民被卖为奴隶，大规模使用奴隶劳动的大庄园迅速遍布各地，小农经济无力与之竞争，纷纷破产、土地也被兼并。因此平民强烈要求重新得到土地。并且，罗马的兵役法规定，服兵役的人必须自备服装和武器。由于平民破产，他们无力再去当兵，因而罗马国家面临兵源枯竭局面。

　　公元前134年12月10日，提比略在平民支持下当选为保民官。他制定了一个土改方案，规定：每户公民占有国有土地不能超过1000犹格（约合250公顷），超过部分由国家偿付地价后收归国有，然后分成每份３０犹格的小块土地分给无地平民。自然，这个方案遭到了拥有大量土地的贵族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一方面千方百计转移地产，一方面准备寻机杀死提比略。

　　一年之后，提比略保民官的任期快要届满，为防止改革事业中途夭折，提比略决定再次竞选下一年的保民官。但就在选举日那天，提比略和他的三百多名支持者就在罗马的中心广场上，被贵族保守派们杀死在血泊之中,尸体扔进了台伯河。

　　公元前124年，提比略的弟弟盖约·格拉古当选为保民官，他不惧危险，继续哥哥的改革事业，但最后还是和他的三千多支持者一起，惨死在了贵族保守派的手中。

　　格拉古兄弟对腐朽而失去自我约束能力的罗马共和制度的改革失败，揭开了罗马从共和体制走向军事独裁、最后走向帝制的序幕。之后，越来越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把平民出身的马略推到了罗马第一个军事寡头的位置上，然后苏拉剪灭马略，成为第一个独裁者，最后，在凯撒满身血泊倒在皇帝宝座下的台阶上之后，前27 年，他的甥孙屋大维终于举起象征权力的“法西斯”，埋葬了罗马共和制度，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皇帝。

　　（本段部分文字摘于网络资料）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这是李世民这位伟大君主对自己的勉励和训诫，而不断重复和再现的历史，又为积累这些人类智慧提供了源泉。假如我们像斯宾格勒那样，来对历史做一次“观相”，就会惊异地发现，今天的美国与古罗马是何等的相似，从诞生到成长，从弱小到强大，从国家体制和精神气质，从外部威胁和内部隐患，美国几乎就是古罗马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全新翻板。

　　从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由共和走向集权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共同的特征：

　　1、社会出现严重危机，局面混乱无序，国家管理体系涣散无力，民众迷失了前进的方向和动力，社会经济和精神体系处于崩溃边缘；

　　2、社会底层出现一部分城市流民，他们形成一种松散的组织，控制着一部分选票，并且以选票来为自己换取实际利益，正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国家的政策走向，从而左右政局；

　　3、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极少数一部分人手中，普通民众生活日趋困难，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4、权贵阶层具有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动机、能力，只要混乱局面超过全社会承受的临界点，权贵阶层物色的强权代表必然推翻软弱无力的现行体制，实行强有力的集权统治，社会秩序随之恢复。

　　问题是，美国具备这几个从共和走向专制的共同特征吗？

　　我们不妨来对比看看。

　　第一，关于流民的问题。

　　公元410年8月24日，哥特王阿拉里克率领30万蛮族大军攻破“永恒之城”罗马，站在他面前的百万罗马人中，除了教皇英诺森一世外，还有70万的奴隶，二十几万的游民、伤残士兵、释放角斗士、妓女、小偷和乞丐。

　　由于贵族阶级不计成本地使用奴隶和廉价外来商品的冲击，意大利许多农民纷

纷破产，进入罗马市成为地位微妙的城市游民阶层。这个阶层虽然一无所有，但因为他们是自由民，拥有一张决定政治人物命运的选票，所以不管是推行土地改革的格拉古兄弟，还是从高卢回来雄心勃勃的凯撒，甚至是成了奥古斯都的屋大维，都曾经把游民阶层当作拉拢和利用的对象。游民们散布在城市各个角落，游手好闲，“不沾镰刀和犁,而是躲在城里,宁愿活动于剧场和跑马场之中,却不愿去照管谷物和葡萄园”，靠着政府每天发放的免费口粮，成天奔走在角斗场和跑马场之间，保持着他们的骄傲，随时准备高喊：“Nli metanger！civig romanus sum！（不要碰我！我是罗马公民！）”

　　而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德国各个城市街头也巡游着一大批无业游民、地痞流氓，后来当中的许多人成为了佩戴卐字臂章的“冲锋队”和“盖世太保”的骨干，一直把希特勒送上权力的顶峰。

　　实际上，美国社会也有相当大一批“城市流民”，这些流民不仅仅是聚集在贫民窟里的失业黑人和中美洲移民，而且包括美国制造业中那些各种各样的“行业工会” 的许多工会成员。这些人手中捏着一张选票，凭借“自由”和“共和”赋予自己各项权利，比如：罢工等，聚集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挟持着本地区的政治与经济生态。

　　比如，芝加哥的汽车工会，迷失了自己为劳动者争取合法权益的宗旨，对内贪污、侵吞工会成员的各种福利费用，对外则是最大程度地索要不合理的高额工资，在自己所在的企业面临破产之际，还要瞒天要价，动辄以罢工来威胁，活生生断送了奥巴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救助机会。我们透过共和党议员对三大汽车厂商救助行动的百般刁难，就可以想象参议员们对“汽车工会”的刻骨憎恶，他们宁愿让“通用”破产倒闭，也要把这批不识时务的工会成员赶进失业大军中去。

　　又如，由于全球经济下滑，去年波音公司订单大幅度萎缩，但工会成员为了迫使管理层接受在金融危机中逆势涨薪的要求，仍然罢工57天。这必将使“波音”在与“空客”的竞争中渐渐处于劣势，有人估计，美国飞机制造业将步汽车业的后尘，慢慢走向衰落。

　　可以说，工会组织充当了工人与企业之间的媒介，在保护工人利益的同时，又阻碍了工人与公司之间合约的自由选择权，到最后堕落成了类似于一个专门实行敲诈和要挟的黑社会组织。如果导致公司破产，工人必然失去工作，到头来还是要由工人自己来承担损失，最后加入到“城市流民”越来越庞大的队伍中去。

　　当然，现代流民毕竟不可能像古代流民那样一无所有，但是，对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有效的破坏烈度，却是古今一脉相承，甚至今天的影响会更加巨大，处置不当，一个火星就会燃起一片大火——否则，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怎么会突然来关心一下春节期间农民工的车票问题？为什么中国的总工会会突然喊出“严防敌对势力对农民工队伍渗透破坏”？

　　美国是一个财富垄断但政治权力却相对分散的社会，本身就蕴藏着一种合法打破现有社会秩序的变革冲动，可是，当人们最后发现合法手段的无效之后，必然会选择另外的盲目甚至非法的手段来表达和实现愿望。前几天，美国国会在审查几千亿救市资金的时候，再次质询了到场的几位金融家，有个议员特地念了一个女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信上要求枪毙那些“贪婪与不负责任”的金融家们。2005年，“卡特琳娜”飓风袭击新奥尔良，灾民们在痛苦中等待了几天才看到救援人员姗姗而来，许多人的情绪便从盼望变成了愤怒，以致于救援直升机在空中就遭受到地面火力的袭击，而国民警卫队浩浩荡荡开着装甲车、车上架着机枪，其第一任务不是救灾，而是防暴。

　　民主和自由，绝不等于富裕，更不等于道德，中国人在2008年终于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榜样。

　　与民智初开、生存起点较低、权利意识还没有充分觉醒的中国相比，美国社会成熟度高，生活标准要求高，民众介入政治活动的热情度高，所以，对经济成果的期望值也就越高，而过高的期望值本身就包含一种巨大的风险。一旦期望值最后出现巨大的落差，早就被种族、宗教和文化鸿沟割裂的美国社会，必然会在一夜之间滋生出众多的“流民”和暴徒。1992年的洛杉矶大暴动，便是最好的注解。

　　流民和潜在的流民，同样威胁着美国。　　　　

　　据新华网报道，２００８年１２月，美国军方以专家论文的形式，提出了要用军队来防范“ 阴谋叛乱”和“经济崩溃”，并对内使用武力的“个人建议”，许多人认为，这一有悖美国政治传统的观点，实际上就是美国军方授意下的“火力试探”。

　　前不久，又有报道说，金融危机刚刚爆发，美军就将刚从伊拉克回国的第三机步师紧急部署到华盛顿近郊，并且国会已经通过了一条法律，授权第三机步师采取除了情报工作之外的一切措施，执行法律与秩序。

　　事实上，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军方一直尝试将触角伸入国内，成立专司“本土防卫”的北方司令部就是明证。2008年10月初，该司令部指派一个旅级战斗单位常驻国内，以“打击任何威胁安全与稳定的行为”。12月初的《华盛顿邮报》也透露，五角大楼计划到2011年在全国部署2万军队，使国家和地方能够对恐怖主义、核威胁和紧急情况作出反应。

　　看来美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自己的那些“钢丝们”糊涂，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第二，关于财富垄断的问题。

　　众所周知，财富高度集中在美国已经不是一年半载的事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美国财富集中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美国国会公开承认的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美国人口3亿，那么美国人均负债3.6万美元。

　　但问题没这么简单，按照美国政府问责局前审计长大卫·沃尔克估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形债务加起来，2007年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注意，这里所增加的债务，并非完全是美国向国外借贷的债务（这笔天文数字全世界都借不出来），而是指美国历年来未能兑现的医疗、保险、教育等各项福利支出的累计数。

　　另外，诸如“两房债券”那样的各种抵押债券（公司债券和市政债券等），其数目也达到20万亿，于是乎，美国国家与公司债务总计便达到了73万亿美元。

　　按照2007年市场价格计算，美国全部资产市值为76万亿美元，至08年最少缩水30％以上，即剩下50万亿美元。这种财务状况，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个人、企业乃至国家，早就资不抵债而陷入破产了。但由于美元仍然还是唯一的国际结算货币，所以，美国目前看起来还是巍然不倒。

　　实际上，在正常的经济社会中，财富的来去基本上是守恒的，并不像水蒸气那样可以随时蒸发消失。比如，有一家企业从银行获得一笔贷款，必然会有支付工资、购买原材料等开支发生，只要企业主没有把资金转移到某个地方藏匿起来，那么即使企业经营不善倒闭，这笔资金从宏观上来看，也是分配到了企业以外各个领域里去的社会财富，这笔财富总是存在的，并没有堙灭。

　　同理，既然美国背上了这么大的债务，就必然从各个方面获得了巨额的资金，纵使是美国人不事生产，穷奢极欲，海吃乱喝，消耗掉相当一部分财富，但是美国的GDP还是在增长，最终也必然有一大笔财富沉淀在美国国内，那么，这笔庞大的社会财富落到哪里去了？

　　我们来引用这样一段资料：

　　“1971年到2007年，美国企业平均工资从每小时17.6美元降到了10美元；同期，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了 357:1；同期，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扩张至2.5万亿美元；2007年美国的房地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规模达11.5万亿美元，相当于 GDP的83%。

　　这样一组数据说明了什么？它说明美国民众的收入水平在绝对下降，而下降的幅度绝非17.6美元到10美元。因为，每小时平均10美元的工资总额中，少数高级管理人员拿走的部分越来越多，一般员工拿到的越来越少——收入两极分化。

　　正如我们经常在美国媒体上看到的那样，如今在美国找到一份年薪5万美元的工作可能性已经很小，美国的中产阶级人数正在大幅萎缩；另外，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攀升，而政府能够提供的就业职位，也大都是临时性的低薪工作。

　　那么，美国人靠什么维系原有的生活水平？答案很简单：借贷！

　　这正是消费信贷近十年来在美国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美国普通民众的负债(住房负债加消费负债)共计14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01%，平均每人7万元美元，而负担最重的则是低收入人群。

　　其实，到了1990年以后，美国原本享有高收入的工程师以及高级技术工人，如今已经大量沦为商业的服务员、金融机构的推销员、各种营业部的柜台员，甚至改行成了人体保健员和各色志愿人员，这也是服务业占据GDP80%的美国经济还能为社会提供的最多的就业岗位。”（《钮文新：美国早已资不抵债世界抛弃美元之时就是美国破产之日》）

　　不言而喻，美国GDP中的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到了金融、能源、军工寡头手里去了。

　　由此，美国这样一个完成了财富垄断的夕阳型社会，其财富分配方式，必然会造成社会大部分成员普遍的情绪愤懑和群体性的信心丧失，但由于普选制度和代议制度的存在，美国的政治权力还相对分散，于是，社会管理行为便会因为人心的涣散而逐步走向低效甚至无序，这种情况自然会使财富垄断方感到不满，于是，一种改变现行社会秩序的欲望和冲动便悄然涌动在权贵阶层的计划之中。

　　这就是罗马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最后推翻共和，走向帝国的根本原因。

　　那么，关于社会巨大危机和财富权贵阶层强行控制和恢复社会秩序的问题呢？

　　第三，关于美国社会“效率”和财富权贵强行恢复社会秩序的问题。

　　很多年来，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来认真观察美国的时候，常常会觉得美国极其矛盾，极其复杂，天上地下，人魔夹杂，不可理解，不可思议，这主要是我们只看到了美国社会的表象所致。

　　实际上，我们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美国的实际情况要比我们看到的还要复杂得多。从骨子里面看，美国在行政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并不是一个统一而完整的国家，经济断层和文化源头注定了美国并非是铁板一块，在我们看到的那个美国背后，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美国，那才是更真实的但却鲜为人知的美国。因此，我们分析美国的时候，一定要有“两个美国”的视角。

　　何谓“两个美国”？

　　一个是大众媒介中出现的美国，繁荣富裕、无比强大、自由民主、饱含善良和正义、极具包容性和责任感，这个美国为人熟知，毋庸赘述，这是美国在全世界眼中的国家形象，也是让多少非美人士充满了“美国梦”的伟大之处。

　　而另外一个美国，则是冷酷、残忍、阴险、拥有极为高明和极富有远见的全球战略眼光，由极少数的一批财富垄断寡头和政治精英控制着美国的政局、决定着美国未来的走向，美国国家只是他们的木偶，他们通过木偶之手来为自己掠夺全球利益，损失则全由国家和民众来承担。

　　长久以来，许多人为美国的形象争论不休，崇美者眼中只看见“第一个美国”，坚决否认“ 第二个美国”的说法，谴责持该看法的人为“阴谋论者”。而反美者又多看见“第二个美国”，认为“第一个美国”只是一种掩盖和假像。另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管是“第一个美国”还是“第二个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的多面性和多重性，既有理想主义的美丽色彩，又有功利主义的罪恶行径，因此，这种两重性对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大国来说，是很正常的，由此，美国人一会儿是天使，一会儿又变成魔鬼，都是可以理解和可以接受的。这种貌似公允却价值观分裂的观点，常常出现在中国那些“精英人士”的口中，其后果就是造成众多盲目追随者的心理分裂甚至人格分裂。

　　比如说，很多支持“人权大于主权”的中国人就认为，美国推翻萨达姆的暴政使伊拉克战争具有了不可怀疑的正义性质，而美军的狂轰滥炸直接和间接造成了大量伊拉克人的死亡又是不可避免的，这种观点，就把判断“是否正义”的标准偷换成了杀人数量的多寡，也就是说，杀人一百是暴政，杀人五十就是反暴政，放狮子咬死人是暴政，而用白磷弹烧死人就是反暴政。这种五十步笑百步的荒唐的双重标准，居然到今天还被好多人奉为圭臬。

　　经过长久的观察，我们也认为，在美国，的确有“第二美国”的存在，从越战到阿富汗战争，再到伊拉克战争，从“9·11”再到金融海啸，无数证据正越来越清晰地给我们勾勒出“第二美国”的轮廓，也让我们这些局外人和旁观者终于可以理解了美国的那么多“矛盾”原因之所在。

　　前面，我们阐述了“资本垄断必然导致权力集中”的这个观点，用这个观点来鸟瞰美国社会，我们忽然会觉得眼前一亮，思路顿时清晰起来。

　　实际上，从目前来看，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个低效、涣散的社会，这种涣散和低效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美国所拥有的综合国力的强大与其得到的战略结果相比，效率十分低下，几乎不成比例。

　　我们从三场战争来看美国国家的“效率”问题。

　　朝鲜战争时，美国对中国占尽了所有优势，比起武装到牙齿的美军来，中国军队几乎处于半冷兵器状态，但是战争的结果却是让美国军队从鸭绿江边狼狈退回了三八线以南。今天我们可以承认，美国在朝鲜半岛的确没有尽全力，因为当时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在欧洲这个战略方向上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美国不敢把战场扩大，从而陷入两线作战的困境。美国高层的这种顾虑，我们从一个历史事件的处理上就可以得到印证。

　　1950年11月，苏联第64防空集团军32架飞机悄悄飞抵丹东，开始了对美国空军的作战历程，1952年，苏军参战的兵力最高峰达到了2.6万人。由于苏联当时也是抱着跟美国同样的心理，不愿意远东地区一个小小半岛上的局部战争影响苏联在东欧和全球范围的布局，所以把苏军参战作为绝密，采取了各种措施保密，但是，美国很快就获悉了事实真相，却同样也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三个大国彼此心照不宣，几十年后才让事实大白于天下。

　　美国之所以要将消息对内封锁，是基于以下考虑：

　　当时，美国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社会上下从军界到民间，还继续沉浸在二战胜利的亢奋之中，像麦克阿瑟和巴顿这样的狂热分子正处于鼎盛之年——当时苏联参战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远东苏哈亚列卡空军基地被美军喷气式战斗机连续轰炸，美国最后以“意外事件”赔礼道歉——为世界负起未来责任的呼声高涨不停，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刚过去几年，冷战的序幕刚刚拉起，如果美国社会获悉苏联秘密参战，必然要激起轩然大波，不可阻挡地要推动战争范围的扩大。而当时美国在欧洲仅有150架作战飞机，不足一个师，要想与苏联打一场全面战争，至少要准备2－3年。1988年，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高级智囊人物赫伯特最早公开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必须保守住这个秘密。当时一旦把它揭露出来，我们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要我们与俄国发动一场战争。”

　　通过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朝鲜战争时候，美国政府对国家和社会各个阶层有足够的控制能力和引导能力，避免了因为民意的泛滥甚至绑架从而被迫采取另外的或者是相反的决策。后来的事实证明，美国在朝鲜半岛采取守势、减小了给对手的压力之后，中苏关系却开始显露分歧，最后走向绝裂，而美国在东方稳住阵脚，从欧洲方向上顶住了苏联的攻势，而七、八十年代，中国又成为了在东方牵制和消耗苏联战略力量的关键角色，促进了苏联帝国的崩溃，美国也由此得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可是，到了越南战争时，美国却走向了另外一个结局。

　　我们今天许多人来看越战，百思不得其解。应该说，到了六、七十年代，美国对越南具有更大的优势，远远大于在朝鲜战争时对中国的优势，在朝鲜战争中，美国起码还守住了38线，巩固了从太平洋登陆亚欧大陆的桥头堡，而在越战中，美国不仅没有征服北越，而且还将南越丢了个精光，至今为止，美国在东南亚几乎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为了对付越南，美国调动了所有政治、经济、军事的手段，可谓倾举国之力，除了原子弹以外，动用了所有的高精尖武器，共计派遣了二百五十多万人到越南，其中五十四万为地面部队，死了五万八千多人，伤了十多万人，总共消耗弹药七百六十万吨（相当于二战时的三倍），耗费近三千亿美元，时间长达十多年，但最后却在 1975年4月30日，全部狼狈撤出越南，而一家旅馆楼顶上那架挤满了海军陆战队士兵和平民的的直升飞机，在越南人的枪炮声中仓皇升空，更是成了美国军队永远也挥之不去的噩梦和耻辱标志。

　　对于美国越战失败的原因，历史学家们总结了很多，主要是这么几点；一是非正义战争招致越南人民不屈不挠的抵抗，二是美国高层的战略决策失误，三是美国军队的战术错误，四是中苏两国对越南的大力支援，但是，历经两任战时总统的基辛格，他认为美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则是美国国内激烈的反战运动使美国全国意志无法集中，思想无法统一，以致社会陷于混乱，政府陷于瘫痪，无法有效运作。

　　应该说，基辛格的看法更有针对性，而事实证明，由于美国媒体对越南战争的报道没有得到限制——因为美越之间没有正式宣战，美军无法建立新闻检查制度，所以战地记者得以无任何限制出入战区——残酷而无休无止的战争电视镜头直接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从而激起美国社会各阶层强烈的长期的反战运动，反战思想直接影响了两院的国会议员，而正是他们的失败主义情绪和目光短浅、只顾眼前的决策，导致了美军在越南战场的彻底翻盘。

　　1972年3月，由于苏联和中国急于同美国改善外交关系，施压迫使北越回到谈判桌前，心情急切的武元甲则一意孤行，动员了几乎全部北越军事力量，发动了大规模的“复活节攻势”，以期获得更多的谈判砝码，却遭到B-52战略轰炸机的全面轰炸，“复活节攻势”以失败告终，北约损失超过10万人。

　　在这局势局势对美国极为有利的情况下，顺应民意的国会（尤其以民主党议员为主）却强迫尼克松接受停火，在巴黎正式签定《巴黎和平协约》，承诺结束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并且排除了北越在违反和平协议后美国采取报复行动的可能性，并剥夺了总统在北越违反和平协议的情况下强制执行该协议的权力。

　　最后，1973年1月2日，众议院民主党会议以154票对75票通过决议，在美国军队已经安全撤出越南的情况下，美国对印支的军事开支将大幅度削减。当美国士兵撒出南越后，国会又一再削减对南越的军事援助，从而严重的影响了南越的士气及战斗力，由于缺乏美军的有效援助，当面对中苏装备武装起来的北越军队时，南越迅速溃败。至此，美国完全抛弃和逃离了越南。

　　其实，凭借1972年形成的军事优势，美国完全可以控制住南越，再次制造一个“朝鲜——韩国模式”的翻板出来，这样也不至于在印度支那半岛上输得如此干干净净。

　　越南战争的贸然开始和轻率结束，给美国带来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直接造成了好几方面的严重后果。

　　1、六七十年代，全球民族解放运动正值风起云涌之际，越战的失败，造成了美国国家威望的巨大损害，美国从此正式从正面形象转为了反面形象，从反法西斯的解放者，变成了新殖民者和侵略者。

　　2、由于反战运动直接导致了美国越战的失败，所以，在越战之间和之后，美国民权运动如火如荼，马丁·路德·金更是带领黑人掀开了这个运动的序幕。应该说，反战运动动摇了美国“瓦斯普”白人的尊崇宝座，促进了美国低层人群的人权进步和生活改善，但是，由于经济和文化的鸿沟仍然割裂着美国社会，而最重要的是，美国依然缺乏一个将所有人群和谐纳入其中的文化体系，“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萎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所以，权益得到改善后的黑人不但不充满感激和振奋，反而对美国社会的认同感越来越差，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社会。这次奥巴马当选成了总统，他的妻子米歇尔才冒出一句话来，说她第一次为美国感到骄傲，由此可见美国种族问题和民族问题对美国的影响有多么严重，这直接形成了未来美国社会分裂的巨大隐患。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只要密西西比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有时，读着马丁·路德·金铿锵有力的演讲，再看看那个像庞贝古城一般的鬼城底特律，我们的背后都不禁冒出一丝凉意，这是呼吁人权的呐喊，还是决战前夕的动员？

　　3、越战失败，直接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封锁和围堵，这为美国日后的衰落培养出了一个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而毛主席凭空生双翼（朝鲜半岛和印支半岛），翱翔凌九天，以苏联为首敌，以越战为绳索，用亚洲来牵制美国，最后化强敌为盟友，几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使中国一跃成为了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第三极，以中国之贫弱，博如此之大局，伟哉毛公，千古无出其右者，难怪后来尼克松亲自到北京来“朝觐”，就几乎像是小布什见着了罗马教皇一般毕恭毕敬。

　　4、越战之间，美军后勤严重依赖日本的工业生产体系，这直接推动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和制造业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当越战结束之后，美国才惊讶发现，大和民族已经在美国背后悄悄站了起来，手里正拿着一把越来越锋利的匕首。日后，尽管美国人用“广场协议”把日本打了一个趔趄，但是，日本人已经牢牢站稳，不会倒下去了。越战，又给美国培养出了第二个对手。

　　5、冷战渐入高潮，西欧国家产生了严重的担忧和恐惧，他们既不愿“成为大西洋一边的殖民地”，也不愿成为“乌拉尔一边的卫星国”，自己只有走联合自强之路，才能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美国与西欧之间，既有控制与反控制的一面，也有相互依存的一面，西欧为了减轻防务开支的负担，并确保抵御苏联，要求美国力量留驻西欧，而美国也需要借助西欧来抗衡苏联，因此美国鼓励和支持西欧联合。1957年3月25日，西欧六国在罗马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条约》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后统称《罗马条约》。这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步骤。

　　当美国陷于越战泥淖中时，苏联乘机在欧洲加大攻势。１９６６年７月，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正式提出，召开由欧洲国家参加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建议，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从而分化欧美，这自然遭到美国的反对。之后，美苏经过长期的讨价还价，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就召开欧安会达成协议，最终签署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这个文件奠定了“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基石，建立了一个沟通“北约”与“华约”并且是完全有别于“北约”的机构框架。这个框架鼓励了欧洲走向联合的信心，所以，当美国忙于越战时，１９６５年４月８日，西欧六国签订了《布鲁塞尔条约》，决定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统一起来，统称“欧洲共同体”，这个“欧共体”，就是今天“欧盟”的前身，而正是这个“欧盟”后来的产儿的“欧元”，才夺取了美元的半壁江山。

　　越战，又为美国催生出了第三个对手。

　　6、越南战争对美国造成的最大危害，便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金本位”的解体。

　　60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美国在越战泥潭中越陷越深，国际收入恶化，出现了不可抑制的通货膨胀，美元信誉由此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同期欧洲国家经济开始复苏，拥有了越来越多的美元。由于美国为平衡收支，隐蔽地向市场注入了过量的流动性，各国政府和市场力量都预期美元即将大幅贬值，为了资产保值，黄金就成了最好选择，于是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到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减少了60％以上，美国政府放弃按固定官价以美元兑换黄金的政策，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崩溃。

　　摆脱了金本位之后，美元便如脱缰野马。1971年，全世界美元流通量只有381亿，而今天，则超过了6.2万亿，这为美国的衰亡挖下了巨大的墓穴。

　　呜呼，美国之衰，始于美元；美元之衰，始于越战；而越战之败，则始于内乱。此言诚哉！

　　越战之后，失败主义的阴云长期笼罩着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军，直到1990年8月面对萨达姆那数目庞大实际上却不堪一击的百万军队时，美国人仍然心有余悸，居然花了半年时间来凑集了五十万大军（其中美军43万人，盟军8万人），并且做好了死亡上万人的心理准备。然而，战争的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多国部队方面共有126人阵亡（其中美军74人），300余人受伤，12人失踪，一场新军事革命就这样不期而至。

　　海湾战争神话般的美妙结局，彻底驱散了美国人头上的阴霾，却也由此让美国人变得骄狂傲慢，极大地鼓励了美国人携冷战胜利余威最后夺取全球霸权的帝国化梦想，所以，正是海湾战争的轻易胜利大大降低了美国的战争门槛，美国人才会叫嚣“可以同时打赢两场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才会相继到来。

　　然而，美国第二次针对伊拉克的战争结果，又一次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那就是美国重又落进了命运正弦曲线的波谷之中，美国正在重蹈越战失败的覆辙。

　　与事先设计的一样，美军击败伊拉克军队、占领伊拉克全境和擒获萨达姆，都没有什么意外之处，但是，当阿布格来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在一夜之间传遍全世界、并引起国际范围的巨大震动和抗议的时

候，一个警讯在美军头上又一次敲响了：伊拉克正在变成越南！

　　果然，一边是伊拉克境内游击组织神出鬼没的冷枪冷炮和路边炸弹，另一边则是美国国内的越来越强烈的反战浪潮；一边是上万亿美元的资金消耗，另一边则是高层政客的相互攻击；一边是士兵在前方的流血牺牲，另一边则是民权人士的借题发挥、再一次搅乱美国的社会秩序。苦战六年之后，驻扎在伊拉克的15万美军似乎要等来了全部撤离的消息。

　　这一次，美军真的要撤出伊拉克吗？是怎么撤？会不会重复撤出越南时的那种崩溃？

　　其二，美国社会的低效和涣散，是由于“民主——共和体制”失去了应有的有效的平衡和控制，美国各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了日益尖锐的相互掣肘与对立，抵消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而造成的，其后果便是美国难以确立一个明智、普惠和公正的国家中长期战略目标，从而无法得到全社会持之以恒的支持，由此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和美国综合国力的急剧下降。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

　　这便是美国表现越来越明显的“两个美国”的社会结构，所形成的深刻矛盾。

　　“两个美国”实际上是相互对立、相互牵制的两个极端，“第一个美国”是美国的国家理想、资本主义精神和和全民利益和集合体，而“第二个美国”则是控制了美国最高决策权的金融、能源和军工集团的特殊利益团体。这两个美国在目标和利益上有重合的地方，也有对立的地方，尤其是随着美国财富分配越来越不均衡，垄断程度越来越高，两个美国在目标和利益重合的地方越来越少，而对立的部分则越来越大。

　　以上通过三场战争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出这么一个规律：

　　美国高层在确定好战略目标时，既不能把绝对机密的战略意图公开告知外界，又不可避免地要挟带“第二美国”自己的私货。在开始实施阶段，凭借高超的战略远见和强大的国力，美国的军事行动雷厉风行，勇猛果敢，但进入战争中后期，军事行动产生了美军士兵和敌对方民众大面积的伤亡，社会民间反应便开始渐趋激烈，严重影响高层决策，导致“第一美国”压倒“第二美国”，从而政令混乱，被迫调整或者放弃原有思路，无法始终如一地贯彻最初的战略决策，使之出现重大的摇摆、偏差甚至完全背离，最后行动半途而废，狼狈结束。

　　由此，在世界媒体当中，美国的行为有时显得极为乖戾，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从阿富汗战争到伊拉克战争，美国无数次陷入“士兵野蛮屠杀平民——遭到国内外舆论谴责——政府承诺调查——公布结果后从轻发落——然后再次屠杀——再谴责——再调查”的恶性循环之中，而这实际上正是“两个美国”之间激烈较量和权衡的结果。一方面，“第二个美国”要在国外获得贪婪的超额的战略利益，就必然要不择手段地进行残酷的杀戮和无休止的掠夺，无所不用其极，实际上，“第一美国 ”也是直接的受益者——否则的话，美国人不劳而获，凭什么以世界人口的3％来享受25％的世界资源？但是，当大众直接付出财产、生命和信念的代价，与分配到的胜利果实相比悬殊太大的时候，“第一美国”就要运用宪法所赋予的政治权利来限制“第二美国”的行为。

　　每当美国国会讨论各种救助计划的时候，我们看见共和党议员那阴沉的脸色时，完全就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尽一切努力都要阻止计划通过的根本原因了。

　　这就是美国社会最深刻矛盾之所在，也是“第二美国”希望摆脱“第一美国”的约束，推翻共和、建立一种更新型集权的情感冲动，而资本和资源使用的有效性便是美国社会正在酝酿惊天巨变的原始驱动力。

　　至此，我们陈述了美国三场战争的教训，即想说明一个道理，一个社会必须同时要具有“民主”和“集权（并不完全等于法律）”两个因素的适度结合，缺一不可，而如何掌握这个尺度，则更需要伟大的历史智慧和文明沉淀，从越战到伊战，证明了美国恰恰缺乏准确把握这个尺度的智慧和能力，最后导致美国今天的危局和未来不远的衰落。可以说，由于历史沉淀的缺失，美国其兴也忽，其亡也忽。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

　　有一台湾友人，其3岁的侄子跟随大人在美国逛超市，忽对某一个非卖玩具车大发童趣，坐在里面自得其乐，催促半天不肯下来，家长心急去拉，小孩哇哇大哭，将周围人群都吸引过来。人们各献良策均无作用，其中有一儿童心理学家，上去跟孩子攀谈良久，可孩子就是一个未来老牛筋的超级天才，死活不吃这一套。众人束手无策，最后，一个急着下班的保安，黑脸秋风上前抱臂一站，孩子顿时闭嘴，乖乖从车上跳下来，拔腿就跑。

　　友人讲这故事时，正值陈水扁“民主之乱”的高峰，他的看法是，蒋经国的威权时代结束得太早，而“民主”来得太快，台湾从官方到民众各个阶层都没有充分准备，但由于处在大陆、美国、日本几大势力相互牵制的平衡点上，台湾天下大乱尚可自保，如果换做一个背后没有保护的独立国家，台湾弄不好可以亡“国”。

　　其三，金融海啸的产生，深刻反映了美国现行社会体制，已经难以适应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这个生产力要素的一种潜在的“暴力性突变”，预示着一场摧毁世界经济的金融核爆即将到来。

　　应当承认，美国的这种政治体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约束特殊利益集团为所欲为地损害其他阶层乃至国外弱势群体的利益，有效促进了美国社会的相对公平和相对正义，到今天为止，从表面上看，美国仍然称得上一个伟大而充满魅力的自由国度。但也正因为美国人长期而静态地沉浸在这种制度的优越感中，忽视了对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这一左右甚至操纵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要素的管理和警惕，致使资本按照自己的罪性的内在逻辑泛滥和垄断，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后渗透到美国社会的骨子里，势不可挡地控制了国家的政权，控制了民众的生活，控制了社会的运行方向。

　　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产业资本原来只是生产资料中的一个要素，而随着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本在生产环节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高，最后会依照价值规律，从生产中脱离出来，流入高利润行业。当产业资本上升到金融资本以后，反过来会制约生产的发展，因为金融资本的套利空间远远大于生产利润，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美国的制造业必然遭到逐步瓦解，资本必然集中到各种以套利为目的的证券、期货、风投、对冲基金和各种金融衍生物中去，从而造成生产行业的缺血。

　　在这个背景上，美国金融资本席卷美国乃至世界的20年，就是美国制造业被放逐出美国的20年。如此一来，美国的制造业的基础不断被侵蚀，产业工人的队伍越来越少，第三产业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就业，而平均工资则越来越低，中产阶级的规模和政治影响越来越小。相反，资本的垄断程度越来越高，已经挣脱了现行的落后而且软弱的所有约束，冲向全世界范围去掠夺财富，逐渐靠近了以资本垄断来统治世界的临界点。

　　资本的垄断必然导致集权的产生，这个原理就如同核反应堆一样，只要一注入核燃料，链式反应就必然不会停歇。问题是，核反应堆温度过高时，我们可以用石墨来终止或者减弱链式反应，而资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却不可能得到约束或者阻挡，所以，资本的垄断必然会像核燃料的链式反应一样不可阻止，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核爆炸必然会到来。

　　尽管美国和欧洲今天在竭力阻止核爆炸的发生，但是，因为体系的不同，阻止资本的力量除了国有化以外别无他法，而国有化又直接面对无数家国际大企业在全球化 2.0时代的自我放弃与“携款出逃”，根本无法在欧美政治体制下实现对资本及资本所有人的强制性控制，所以，国有化不可能是欧美社会有效的救生绳，这根救生绳太过于脆弱，全世界的人都在胆战心惊地看着它什么时候断裂。

　　对于那些像海盗般贪婪的金融家们，欧美普通民众充满了痛恨与诅咒，而政治家们却一次又一次注入巨资，无可奈何地“奖励”着他们的抢劫行为，这一点，便是这种矛盾的不可解决性裸露无遗。

　　……………………………………………………

　　第二节 不仅美国，世界强国正在集体转向集权模式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文字写成于8年前，限于本人的认识肤浅和学养不足，许多地方表达并不准确，阐述并不完整，思考更不够深刻，但是，上文中判断美国正由盛转衰、正处于由共和制转向集权制的趋势之中没有错，而今天，美国的这种社会变化越来越深刻，特征也越来越明显。

　　在这里，本人再重复一次自己的观点：对美国这样的至刚至强的超大型霸权来说，不可能存在一个长期的渐进性的衰退过程，因为美国没有一个能够在长期衰落后重又凤凰涅槃的深厚坚韧的伟大文化，而马铃薯口袋型的多元结构，更是让美国社会在重大危机到来后天生缺乏持续绵久的凝聚力，所以，只要美国的隐形衰落突破临界值变得显性可见之时，便是美国这座“山巅之城”轰然雪崩之时。

　　今天的世界“礼崩乐坏”，正在从二战之后的和平周期不可阻挡地滑向动乱周期，非常类似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变法自强是每一个诸侯国生存下去的唯一希望，谁变法越早越彻底，谁就有活下去的希望，谁最后一个屹立不倒，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否则，失败者的唯一结局就是国破家亡。而在所有变法者的方案中，权力集中是所有变法措施中的第一步，只有将政治权力集中起来，才能有效调动所有资源来进行国家之间的残酷博弈，管仲、李悝、申不害、商鞅、吴起、赵武灵王，无一不是如此，而其中坚持得最久、最彻底的自然就是胜利者，所以，秦以边陲蕞尔小国的身份而一统天下，最核心的秘密就是“中央集权制”。

　　太阳下没有新鲜事，两千多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又走进了一个更大规模的“大争之世”，中美俄英法德日又成为新一轮的“战国七雄”，或为争霸天下，或为自保图存，人类又一次手执高科技武器相互攻伐，“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

　　七国中的第一集团：中、美、俄

　　从目前来看，七国之中，俄罗斯变法走得最早，但在长期L型急剧衰败之后，这已经属于亡羊补牢、救亡图存，自保尚且艰难，短时间内还看不到俄罗斯在世界拳王争霸赛上的身影。

　　其次，中国革新变法走得不算晚，2012年，天赐中国，习近平以“反腐”、“强军”、“健党”、“廉政”为纲领的一系列措施较为彻底，再加上执政党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和登峰造极的战略规划能力与执行能力，中国自保绰绰有余，已属于冲击世界冠军，并且，“秦（美）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疾足高材者得焉”，中国前景灿烂。

　　第三，二十年来，由于新自由主义泛滥背景下国家功能严重丧失，而国家功能丧失则导致了金融、军工、能源等各个利益集团，不受控制地对国内国外进行疯狂掠夺，由此，美国积弊丛生，国力大衰，最终守成几近失败，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从而把自己逼到了绝路上，离雪崩式的垮塌只有一步之遥。在此紧要关头，美国迎来了第45任总统的纷乱大选。

　　2016年的美国大选，是美国进行自我拯救的一次千古良机，事关美国最终国运，所以搅动着世界，更搅动着美国自己，所以才有了特朗普的横空出世。

　　然而，希拉里之类的美国政客，从背后的华尔街那里分享着金主们劫掠世界的赃物，所以装着看不见美国这辆战车已经满目伤痕、即将散架，也对美国前面的万丈悬崖视而不见，如同当年秦国以甘龙、杜挚为首的旧贵族一般，顽固拒绝对美国现状进行根本的“变法”，企图用“嘴实力”和军事作秀继续粉饰和延续美国强大的虚幻局面，以维持自己以及背后支持者的既得利益，但是，这样的自我欺骗只能让自己陶醉其中，无法再麻醉其他的清醒者——诸如特朗普等人。

　　我们应该看到，走向集权化、帝国化，是美国社会在国内外沉重压力之下，为了适应危机而必须进行的一种极端的“变法”、一种矫枉过正的应激反应和自我调整，否则，美国社会就会被巨大的社会矛盾撕裂，进而走向分裂并再现苏联式的陡然崩溃，这种趋势是一种历史必然，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国外，谁也没有力量能够阻挡。

　　所以，美国社会急需一次北美版的“商鞅变法”。

　　七国中的第二集团：英、法、德

　　前不久，“英国脱欧”惊掉了多少人的下巴，人们对其原因众说纷纭，但是，并没有几个人能看出来，英国脱离欧洲这个新自由主义的虚幻岛，尤其是摆脱德国越来越强的经济上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实际上就是准备“变法”，甚至“脱欧”本身就是一种变法。

　　在一定程度上，英国脱“欧”，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脱“德”。

　　我们从两件事上就可以看出英国的“变法”方向，那就是回归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主体性与独立性，并且为未来的冲突甚至核战争做好准备。

　　其一，2016年7月12日，英国教育部宣布，英国约8000所小学将采用中国的数学教育方法。9月9日，英国新任首相特雷莎·梅宣布，政府将改革现行教育体制，让所有学校通过能力测试选拔学生，从而使脱离欧盟之后的英国实施“精英教育”。特雷莎·梅说，政府还将就宗教组织开设自由学校颁布新的规定，尤其要放宽天主教会开设自由学校的限制。

　　其二，2016年7月18日，英国国会表决通过新任首相特雷莎·梅上任后通过的首个提案，淘汰老旧三叉戟（Trident）系列核潜艇计划。根据该计划，英国将投资310亿英镑，在20年内打造4艘新潜艇以取代现役潜艇，维持英国核威慑能力。特雷莎·梅在国会表决前还说，放弃核武是“鲁莽行为”、“不负责任”，若有必要，她会授权发动核武攻击。

　　当反对三叉戟淘汰计划的苏格兰民族党议员克雷文提问：“是否准备授权发动将造成数千万人丧生的核武攻击？” 特雷莎·梅毫不犹豫地回答：“是”。

　　特雷莎·梅的潜台词就是：谁想动苏格兰？有胆你就来试试！

　　跟中国一样，德国也属于韬光养晦的绝顶高手，日耳曼精英耗尽七十年的心血，终于把国家从绝境推上了欧洲实际上的霸主地位。德国以欧盟为平台，用强大的工业能力吸干了欧洲的大部分营养，另外，还非常巧妙地运用俄罗斯这张牌，同时扮演着美国的盟友和俄罗斯的理解者的角色，初步抵御化解了美国人“剪羊毛”的图谋。但是，德国也仅限于此，因为在欧洲范围之外德国再没有力量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并且，德国现在还沉浸在新自由主义的迷梦之中，内部变革、内部整合的时间还长得很。

　　七国中的第三集团：日本（其实应该额外加上伊朗、土耳其）

　　从安倍晋第二次当选首相后，抓紧时间疯狂实施所谓“国家正常化”的迹象来看，日本人的嗅觉是灵敏的，他们已然看清了美国靠山大势已去，所以正在为“美国后”时代积极做准备。但是，由于天生禀赋的天然缺陷，日本人从来都是“心强命不强”，不管他们再怎么拼命努力地“变法”，也只是“螺蛳壳里做道场”，在当今这个大争之世，日本人唯一能“争”的，也只有一种结局：要么做美国的奴仆，要么做中国的奴仆，仅此而已。

◐◐◐◐●☛█▼▲曹操读书HTtp://Www.caaO.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