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鸦校尉：为中国科研献身者，不可使其受困于房价

　　2020年5月20日，北京下了一场毫无征兆的倾盆大雨。

　　晚上21点，中科院院士、空间科学与行星物理学家万卫星溘然病逝，年仅62岁。最后的日子，他在病榻上对来看望的弟子只念叨了一个词：7月份——“天问一号”的发射日期。

　　短短两个月，成了这位“天

问一号”首席科学家永远的遗憾。

　　1994年，还在读博的万卫星陪同64岁的导师，中国著名空间物理学家李钧院士出差。李钧因心脏病史且身体不适，选乘了软卧车厢，陪同学生为节约经费则坐在硬座。

　　晚上，列车突然广播：软卧车厢有乘客心脏病发。万卫星和同学心知不祥，赶紧冲向导师的车厢，却已无力回天。

　　时值科研关键时刻，悲痛之余，万卫星扛下了老师未竟的事业。

　　怎料多年后，鞠躬尽瘁的万卫星走得比自己的老师还早。

　　11月14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的第二届“科学探索奖”颁奖现场，万卫星的学生魏勇缅怀起了导师。

　　那是在他学术生涯的岔路口，一个关于火星的突发灵感让他决定花三年时间去异国他乡，做一个国内无人问津的冷门研究方向。

　　众人劝阻之时，导师站了出来，帮他解决了最关键的经费问题。

　　魏勇忘不了导师生前的劝勉：

　　深空探测看当代，行星科学靠未来。

　　1

　　毁灭你，与你何干？

　　小说《三体》用寥寥几个字，写出了几百年后，人类面对外星入侵时，如蝼蚁被碾死般的无能为力。

　　末日之战，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星际舰队，浩浩荡荡列成战阵，冲着三体人派来的小型探测器“水滴”炫耀地球文明武德之昌盛，却在顷刻间如同放鞭炮般被彻底摧毁。

　　只有一位年迈的物理学家提前察觉到了灭顶的危机。

　　“我这个两个世纪以前的人，现在居然还能在大学教授物理。”

　　《三体》用这个故事警醒着世人，前沿基础科学的竞争，决定了未来谁是蝼蚁、谁是赢家。

　　在中美贸易战中，5G技术关系到通信产业的未来，成了科技战的最前线战场。

　　2016年11月，经过激烈竞争，华为等中国企业主推的极化码方案击败美国和法国方案，成为5G移动增强宽带场景在短码上的控制信道编码最终方案。

　　这是中国公司第一次从概念研发开始，全链条介入的通信标准，是中国打入欧美垄断通信技术阵地上的一根桩子。

　　背后起到最关键作用的，却是土耳其数学家埃尔达尔·阿里坎。

　　阿里坎师出名门，博士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是信息论之父香农的徒孙。

　　像很多同门一样，他本可以在美国接点容易出成绩的项目，过上名利双收的优渥生活，但却选择默默无闻，苦苦坚持寻找能够达到信道“香农极限”的编码。

　　香农极限：指在会随机发生误码的信道上，

　　进行无差错传输的最大传输速率

　　80年代，美国在里根政府的带领下，高举新自由主义大旗，走上了脱实就虚、贫富分化、资本泛滥的道路。

　　1987年，阿里坎受不了美国功利化的大学聘任制度与科研氛围，回到刚刚走出经济崩溃的土耳其，彻底从学术名利圈中消失了。

　　2009年，他终于明确地提出了极化码的概念，低调地发表了一篇23页的论文，严格地证明了极化码可以达到香农极限，实现了理论上的唯一突破。

　　同年，任正非带领科学家团队开始研发5G，在浩如星河的文献中发现了阿里坎的论文，投入巨资支持研究，开启了属于中国的5G时代。阿里坎也因此一鸣惊人，成为了5G极化码之父。

　　“一些美国的教授问我，为什么极化码没有出现在美国？”

　　在一次媒体采访时，阿里坎自问自答地说，美国的机制鼓励大学教授们做短期研究，尽可能多写论文。但如果每天都有人逼着教授们写文章，就出不了什么好结果。

　　从祖师爷香农提出“香农公式”，到阿里坎发现极化码，经过了60年的酷暑寒冬。这种旷日持久的课题几乎

是不可能被美国大学通过的。

　　对于阿里坎而言，老家的大学虽然条件落后点，但也是躲开功利纷扰的“避难所”，让他可以潜心于“香农极限”问题的探究上。

　　在他眼里，世界在不断变化，麻省理工已经不是五六十年代——那个第三次信息技术革命喷发年代的麻省理工，而早已被过度金融化绑架的美国也不再当年了。

　　阿里坎认为，只有坚持做基础研究、长期研究的国家、大学以及企业才会走得更远，而那些只注重眼前利益和短期经济效益的国家，终将失去竞争力并被时代淘汰。

　　对于自己的成功，阿里坎用了一个比喻：

　　“在荒地上，有些人走了。有些人不断地种小果树，而我是一直坚守在这里，最后种出了最高大的果树。”

　　2

　　1875年的沙俄，只有初中学历的米丘林也开始种果树，一种也是60年。

　　从一个一个钢镚儿攒下钱，自学栽培技术开始，米丘林历经几十年风霜雨雪，给气候、土地条件恶劣的俄罗斯培育出了第一个人工杂交优良品种，发现了嫁接技术影响

植物遗传性状的规律，指出了当时已经被广泛接受的孟德尔遗传学理论存在的不足之处。

　　沙俄时代，米丘林的学说一直被埋没，苏联成立后才被发扬光大，孵化了30000多个新杂交品种。米丘林本人也荣获了“列宁勋章”，成为最负盛名的苏联农学家。

　　然而，兢兢业业、埋头种树的米丘林死后，欺世盗名的苏联首席科学家李森科却把他一世英名败了个精光。

　　原本没啥名气的李森科弄虚作假，编造了一套“春化技术”理论，宣称可以让小麦轻松实现两三倍的增收，让苦于粮食问题的苏联人大喜过望，从而迅速崭露头角。

　　为了进一步撅取政治资本，他抓住米丘林对西方遗传学理论的挑战，把仅限于果树上的“获得性遗传”直接扩大到所有生物范畴，搞出“米丘林—李森科学说”，给现代遗传理论扣上资本主义大帽，迎合了当时苏联的政治氛围，坐上了首席科学家的位子。

　　李森科的核心观点是“用进废退”。简单来说，如果一代代长颈鹿不断坚持伸脖子吃树叶，就会进化出长脖子，鱼如果不断用鱼鳍爬上岸，那么一代代下来终有一天会变成腿。

　　这种理论在李森科出生一百多年前就存在了。有人连续切断了22个世代的小老鼠证明了“用进废退”的错误。但真正发现遗传定律，从理论上推翻“用进废退”,确立现代遗传学理论的，是1865年开始的孟德尔豌豆实验。

　　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也是默默种了八年豌豆，直到死后16年、成果发布了35年，才被广泛认可，把“用进废退”的理论封存到历史书中。

　　急功近利、利欲熏心的李森科复活了这个陈旧理论，狠狠打击敢说真话的反对者，葬送了两代苏联生物学精英，致使苏联生物学、农学大厦崩塌，埋下了后来苏联农业失败的祸根。

　　苏联农业笑话：赫鲁晓夫的玉米

　　科研要出成果，从来不能投机取巧，甚至要忍受漫长的煎熬和失败。

　　2018年底，谷歌首席科学家万努克就语重心长地发了一篇“劝退文”，历数科研之路的艰辛与风险。

　　1、研究是有多个答案、甚至没有答案的不适定问题；

　　2、整个职业生涯都会“浪费”在无用的事情上；

　　3、研究成果在发表的那一刻就可能过时了；

　　4、拥有无限的自由，但也有无限的责任；

　　5、大多数研究，都关乎风险管理；

　　6、范式转变很正常，你需要经常更换工具；

　　7、必须让自己接受严格的审查；

　　8、研究是一种生活，而不是工作；

　　文章引来无数大牛的点赞，因为这既是一位科学家的自我勉励，更是对后辈一种“升官发财者勿入斯门”的警诫。

　　毕竟，科研这条路，本来就是摇摆在名利诱惑与孤独苦行间，通向未知的独木桥。

　　3

　　2020年8月8日，一群青年科学家组成的“腾讯·科学探索营”走入了贵州黔南的大山深处。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一窥世界最大的单面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天眼”的真容。

　　“天眼”这口锅有多大？大到给全世界人民蒸米饭，一个人能分四碗。

　　尽管参观本身不复杂，但一行人在FAST“天眼”还有十五公里处的“天文小镇”就下了车，留下所有手机和数码相机，坐上特制的旅游车才能前往望远镜所在地——大窝凼，青山环抱的一片圆圆的洼地。

　　这是因为“天眼”FAST极其灵敏，任何微弱的电子信号都会干扰望远镜的观测，必须彻底远离信号污染。所以，大窝凼周边十五公里内没有手机基站，连旅游车的打火装置都做了屏蔽处理。

　　22年前，这里还不过是一个只有12户人家，鸡鸣犬吠声回荡的深山桃源，而今天，这里听到的是来自亿万光年之外，深空中如婴儿心跳一般微弱却生机勃勃的宇宙信号。

　　这样一个拿下世界之最的国家级科研工程，说便宜也便宜，仅仅地铁一公里的造价，说贵也贵，因为它耗尽了一个天文学家毕生的心血。

　　26年前，受国外先进的射电望远镜刺激，早已享誉世界的南仁东放弃了优渥的条件，从科研者变成建设者、工程师，开始筹备中国自己的大型射电望远镜。很多人不理解他，说项目是烧人民的血汗钱，导致资金迟迟难以到位。

　　南仁东就在这种不理解的声音中，开始了全国巡游，到处募集资金，争取支持。

　　2016年，FAST“天眼”落地，综合性能是20世纪十大工程之首—美国阿雷西博300米望远镜的2.25倍，灵敏度是地面最大的机器—德国波恩100米望远镜的10倍,开创了中国太空探索的新纪元。

　　南仁东也耗尽了最后的心力，罹患肺癌，在“天眼”启用次年与世长辞，享年才72岁，没能用“天眼”亲手培育累累科研硕果落地，成为了一大憾事。

　　更让人错愕的，是落成后的FAST“天眼”一度面临“好马没好鞍”的尴尬局面——招不满驻地科研人员。

　　由于“天眼”全天二十四小时观测，工作人员需三班倒轮流值班，用人紧缺，所以需要对外招聘很多数据处理、数据中心运营和通信维护等热门专业毕业生。

　　但这些也是很多民企和知名互联网企业需求旺盛的人才，待遇都相当高。与之相比，由于缺乏商业潜力，FAST“天眼”开出的年薪在10万元左右，还没有正式编制，毫无竞争力。此外，科研人员还面临驻地偏僻、条件艰苦、和家人长期分居两地等诸多现实困难。

　　种种原因，“天眼”的招聘效果不如预期。

　　太空辽阔如斯，难道装不下年轻科研者肩上的几座大山吗？

　　在越来越内卷浮躁的今天，房子、教育、婚姻等等现实问题成了学术之路最无奈的拦路虎。尤其是“科研民工”、“科研搬砖”等等说法在谈笑间让科学二字几乎流失了最后的傲骨。

　　学术的枯燥、漫长的等待与难以预料的风险，让太多太多科研人磨掉了锐气、熄灭了好奇心，熬掉了青春与健康，却无力缓解时时要面对的生活重压。

　　有人说，科学家应该甘于清贫，但科研不是风轻云淡的修身养性，而是逆水行舟、空中走钢丝，靠的是凝聚于一点、持之以恒的高强度精力付出。

　　一边是漫漫科研路，一边是烦乱的世俗压力，很多青年才俊，特别是从农村一路苦读出来的青年科学家因此中断了科研之路。

　　中国科技在严峻的外部形势下要长风破浪，引领人类科学发展，就必须直面这个问题。

　　幸好，一群国内科研大V站了出来。

　　4

　　20年前，如果问一个小学生，长大想干嘛？答案十有八九是科学家。但今天很多孩子的回答可能是网红。

　　天价水司楼、巨型关公像，洪流滚滚的金钱大潮造出一个个浮夸浪费的奇观，却似乎很难流进科研的沃土，去慢慢滋养人类未来的科技树。

　　另一边，严峻的国际形势下，一个个卡脖子、卡脑袋甚至从脚脖子就卡住的尖端领域，归根到底是基础科研缺乏积累。

　　2018年春天，密切关注国内科研圈生态的著名教授饶毅萌生了一个想法，动员企业、社会资金，去赞助科技、赞助科学家，支持他们心无旁骛地做科研。

　　饶毅找来了腾讯，表达了出资在国内建立相应的科研奖励基金的想法。这就是“科学探索奖”的源起与出发点。

　　“科学探索奖”从设立之初就强调，看重青年人的未来规划，而不是他们的过往成就；看重他们在若干年后的贡献，而不是短期的成绩单。”

　　如果说以往的奖项是对过去成绩的盖棺定论，那么“科学探索奖”要激发的是未来潜力。

　　曾亲自参与颁奖的杨振宁先生认为，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一生有两个最困难的时期：除了突破蜕变的研究生时期，最困难的就是得了博士学位以后的5-10年。

　　这个期间要选择一个领域，做出站得住的工作，但这也是人一生上有老下有小，养家糊口压力最大的时候。

　　这个最容易让人放弃的阶段，成为了“科学探索奖”致力解决的痛点。

　　虽然名字是高大上的“科学探索奖”，但奖金设置针对的痛点却非常接地气——房价。

　　经过一番测算商量，大家认为一年如果有50万的现金，就能够非常好地解决青年科学家实际面临的买房与生活压力，所以最后奖金设定为每年60万，5年300万。

　　当初，莫言荣获难得给中国人一次的诺贝尔奖，但700多万奖金，却被吐槽买不下北京二环一套房。

　　对比来看，“科学探索奖”奖金接近诺奖的一半，而且五十位奖励的对象，全部都是45岁以下，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做全职科研工作的博士。

　　2020年，在疫情影响下，第二届获奖名单的申报评审克服种种困难顺利完成，五十位获奖者从全国1200个推荐与报名的人中脱颖而出，涉及数学物理、生命科学、天文和地学、化学新材料、信息电子、能源环保、先进制造、交通建筑、前沿交叉等九个科研领域。

　　有带着家人参加颁奖仪式的科学家风趣地说：“我在家里的家庭地位提升了！”

　　所谓看得见摸得着？大概就是这样了。

　　靠着接地气奖金设置、严格评审方式以及公平的回避制度，“科学探索奖”让年轻的科研者们觉得做科研更大胆了，不用为了经费跟热点，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而不用担心回报了。

　　“科学探索奖”的人气越来越高，逐渐变成了科学家们互动交流的平台。腾讯还会组织一些团建，把获奖人一起拉出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交流活动，比如今年获奖者们就去参观了天眼。

　　站在那口巨大的锅前，面对深邃的太空，科学家们放飞了自己的思绪。

　　在一行人中，研究“镜像生物学系统”这一冷门的清华大学教授朱听风轻云淡地说道，他想要搭建一个反手性的生物宇宙——一个与我们宇宙对称的宇宙模型。

　　大家疑惑地问，重新构建宇宙这么难的事情，有什么用？他说他也不知道，但是就想做一做看看。

　　在钓鱼台国宾馆的颁奖现场，朱听回忆起当年申请国外经费所遇到的两个尖锐提问：项目要做多久？原创性在哪？

　　那时候，他没能回答上来。多年后，他从生物系统变异演化上，悟出了科研的真谛：在一个获取知识越来越便捷的时代，或许我们更应该“无知”一些，无知无畏地去想象，去挑战陌生的领域。

　　怀着最单纯的好奇去征服未知，这正是科学的终极魅力所在。

　　“中国科技发展迅速，为什么像极化码这样的重要理论没有首先出现在中国？”

　　曾经，任正非也问了阿里坎与美国人相似的问题。

　　阿里坎认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很多大学只教授“怎么办”，却不讨论“为什么”，这就像只讲解怎么造一架飞机，却不思考飞机为什么能飞。”

　　一句话，急功近利。

　　“而现在，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好，这也是为什么中国5G科技能成功的原因。中国顶尖的大学正尽其所能地开展基础研究教育，一些大学的教学水平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最好的。”

　　当阿里坎说出这番话时，曾经稳坐世界第一的美国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已经因为美国经费的中断而慢慢废弃，逐渐荒废。

　　地球这边的贵州深山里，FAST“天眼”目前累计发现了超过240多颗脉冲星，并将进行漂移扫描巡天，覆盖超过1/2的整个天空，预计将看到几十万个银河外星系，开启人类太空观测新视界。

　　今天，越来越多“科学探索奖”正在不断汇聚，愿中国星光熠熠的科研未来不再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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