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语：中国21世纪安全观

　　关键字：中国 安全

　　华新语按：曾经的印第安人作为人种，几乎被灭绝了。历史进入到21世纪，仿佛是个轮回。一代人以前，美国白人占人口八成，如今只有六成了，预计再过一代人，将只有四成。混血人口取代白人，这是欧美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印第安人的命运，正在降临

到欧美白人头上。我们中华民族从用火算起，已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跋涉了几百万年。如何确保百年千年以后，我们继续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严峻问题。

　　我们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存续了数千年并保持统一的大国，也是迄今为止未被对立面以宗教和殖民为底色的力量所征服或肢解的大国。任何大国，任何国家，任何事物，要存续千年，首先必须要解决存续百年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如果中国中华民族华夏文明的百年千年大计要取得成功，首先是要确保中国在21世纪的存续和安全。

　　一、安全

　　中国在最近的几千年历史上，在本文明与周边文明交往竞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如今稳定了两千多年的政治、地理、历史、文化和国家版图，中国各兄弟民族即中华民族共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五千年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数百万年以来华夏文明的自然延续。尤其是自秦始皇以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发展主流。反观全世界其他国家、民族和文明，没有一国一族一文明像我们这样稳定地存续至今。

　　从历经千年的维度来看，中华文明这样的多民族国家和大国文明的稳定存续，首当其冲是安全问题。本文所指的“安全”，是指作为独立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和大国文明的长治久安、横跨千年屹立不倒而得以保全。安，即长治久安，是手段、是过程；全，即得以保全，是目标、是结果。安全问题，实际上是生死存亡问题。从我们的历史来看，每到国家、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的当口，拿着屠刀的敌人，作为对立面，作

为与我们矛盾不可调和的一方，往往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好的“老师”。只有对这个最严酷的“老师”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的安全问题才能得以解决。

　　地理和历史上离我们中华民族最近的“老师”，是曾经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如今的日本军国主义。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安全大“考试”，是抗日战争。毛主席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分析了我们与日本之间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的对比和发展，并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了历史“考试”。1950年代初，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又通过了抗美援朝安全“考试”。1950年代以后，拿着屠刀的敌人“考试”我们的形式变了。对待中国和苏联这样的大国，虽然还是继续保持政治力、军事力、经济力方面的施压，但将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施压与渗透作为了最主要的“考试”形式。掌握在对立面手里的传媒，操控在我们自己队伍里的实际上为敌人的代理人手里的传媒，成为了对立面向我们进行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施压与渗透的最重要手段。

　　19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有力地说明了埋葬超级大国的手段当中，传媒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军事和经济手段的作用。从1950年代算起，只经历了短短两代人时间，也就是我们中华先人们讲的一个甲子六十年，超级大国和红色巨人苏联轰然坍塌。这是因为，传媒力量作用的连续性、持久性、长期性是远远强于军事和经济力量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作为有形战场的最重要手段，随着对立面将力量解除，对我施压或影响的力量就基本解除了；而传媒力量，作为无形战场的最重要手段，作用于这一代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却可以自然而然地延续到下一代人。

　　对于1950年代以后，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在一甲子之内解体，苏联所有加盟的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年老一代还是年轻一代，人们普遍对红色苏维埃和自己的国家失去了信念，这成为超级大国从内部分裂瓦解的精神因素。对于此，毛主席同志从战略上早就做出了预判。正因为如此，对于事关新中国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安全问题，对于“人民的政权有可能又被剥削阶级夺回去”“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等生死攸关的问题，对于文化问题，对于革命问题，对于阶级斗争问题——实质上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以及作为其载体的传媒问题、无形空间和无声战场的长期持久斗争问题，毛主席同志比任何人都看得清、看得重、看得远。

　　二、21世纪安全

　　跨入21世纪已经20年了，消灭对立面的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与20世纪后半叶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但是，传媒手段，随着近20年信息和网络技术的突飞猛进，却有了质的飞跃。放眼人类最近几千年文明史，没有任何时期的传媒，能够像今天这样无所不在、无孔不入。世界资本力量控制的网络、新闻、电商、游戏、社交、视频、直播、娱乐、教育等平台，可以大到亿万人在线，可以覆盖一国或多国网民，可以在全国全世界范围内飞速传播各种信息和舆论，时时刻刻影响着人们对政治、军事、经济等事物的看法，进而在人们难以察觉的情况下滴水穿石地改变或诱导整个国家和全社会上下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

　　政治方面来看，安全形势越来越受国际国内传媒的严重影响。进入21世纪以后，并没有因为技术进步导致的交流更方便而使得国际政治力量之间的沟通变得更富有成效。恰恰相反，通过控制他国境内的代理人或代言人，通过扶植或投资服务于自己的他国境内的利益集团或传媒势力，对立面可以间接却有效地解构他国的历史、英雄、文化，可以长年累月地传播娱乐八卦、低俗消极、颓废娘丧的精神产品，深刻地影响一代或几代人的同时，更是从精神上提前征服或埋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人。这个道理就好比被植入了病毒和木马的电脑，将难以胜任本来的职责；而被植入了“病毒和木马”的人，也将难以胜任作为父母的职责，因为他们的下一代难免也受到“病毒和木马”影响。这既是大是大非问题，又是攸关生死存亡的政治安全问题，更是复杂和具体的传媒安全问题。传媒安全，至少已经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传媒安全问题解决不好，必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安全。新世纪以来中东等国家的“颜色革命”“阿拉伯之春”等等，都无不闪动着对立面控制的国际国内传媒意欲颠覆主权国家的重重鬼影。

　　除了政治方面，军事方面也是如此。迄今为止21世纪的所有局部战争，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及如今的叙利亚战争，统统都是对立面传媒的舆论先行。例如，战前捏造并指责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如今伊拉克战争结束十几年了，也没见找出当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舆论证据和道义依据。明明是毫无道义和公理可言的侵略战争或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却被所谓代表国际的对立面传媒势力冠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还有如今横行于中东的IS组织、以人道名义出没的白头盔等所谓人权组织，以及土耳其、伊朗、利比亚、亚非拉地区等策动军事政变的势力背后，都少不了所谓代表国际的政治势力的经济支撑和传媒势力的摇旗呐喊。

　　经济方面来看，如果经济基础不稳定不安全，政治和军事就不可能稳定不可能安全，所以经济手段是击垮和战胜对立面的最常用的法宝。对付小国家，政治或军事手段若不能得手，则辅以经济手段，往往奏效。就算大国，也难以招架。二战后全球经济与美元挂钩的大背景下，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其发展一旦威胁到了美国，1980年代美国马上动用经济手段迫使其签署广场协议，这让日本经济徘徊不前了几乎一代人时间。进入21世纪以后，技术进步使股市期市的高频交易、跨国跨洲的投机交易、世界金融势力对各国经济实体的并购交易等等，实为金钱和财富的国际洲际转移更快了、更多了，全世界能够独力抗衡美元世界金融霸权的国家屈指可数，霸权碾压所及之国家的安全被野蛮定义为“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近年来新出现的比特币，以及随互联网金融席卷全世界主要是第三世界如中国的狂潮，背后都隐藏着凌驾于各主权国家包括美国自身之上的看不见的世界金融和政治势力。这些为数极少的人，借助先进的技术和经济手段，获得了所谓绝对的金融交易安全和一夜暴富乃至富可敌国的同时，全世界大多数人却被无耻劫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经济手段，只不过成为极少数人从经济上剥削奴役压迫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的新式武器罢了。

　　相比对政治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的促进作用

，先进技术对传媒手段的促进作用要大得多。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就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来看，最通常的经济手段如税收（关税）、财政、贸易等并没有发生本质的改变；最有杀伤力的军事手段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等二战前就已经存在；最主要的国际政治手段如联盟、条约、公约等的约束力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强有力，反而是每况愈下的，这从联合国也沦为了“联合会议”的窘境不难看出；唯有21世纪以来动辄数亿数十亿用户的网络、新闻、电商、游戏、社交、视频、直播、娱乐、教育等信息平台，实质上作为宏观意义上的传播和媒介的传媒手段，其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巨大影响力，是二战后1950年代所有传媒手段根本无法企及的，用天翻地覆来形容也不为过。试想一下，如果1950年代人类的信息和网络技术以及建基于此的传媒手段就可与当今匹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的时间会延后，还是会提前呢？虽然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有准确答案的假设性问题，但就我们中国目前来看，却正面临着不是假设性的而是活生生的现实问题。这个现实的生死攸关的安全问题，我们在正确解答之前，首先要正确看待。

　　三、中国21世纪安全观

　　这就需要我们有新的符合历史与时代发展趋势的正确的中国21世纪安全观。如果我们现在还抱着过去几千年延续至今的安全观，认为对于国家的安全而言，排前几位的因素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而不把传媒（实质上是建基于其上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安全看做是与前三者同等重要的国家安全要素，那么类似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就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反思苏联的教训，政治安全方面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居“功”至伟的。比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更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毫无疑问是传媒安全因素。本文所指的“传媒”，是涵义极广的一个概念。笔者所著《制造中国21世纪传媒》开篇指出：

　　传媒，是思想、文化和力量的传播媒介。思想以人、人群、阶层、阶级、民族、国家和文明为不同主体，通过主体所掌握的传播媒介，向其他主体进行传播。在传播过程中，思想被不同主体所接受或被反对。无论思想被接受或被反对，都是以思想为内核的文化的被接受或被反对。思想与文化都是主体展现其力量的无形方式。主体拥有的无形力量，隐含在思想与文化里面，通过主体所掌握的传播媒介向外扩散，对其他主体施加影响。也就是说，传媒是为主体传播其思想、文化和力量这个目标服务的工具。

　　中国21世纪传媒，是为中国在21世纪传播思想、文化和力量这个目标服务的工具。这个工具，绝不应成为中国在21世纪的无形的掘墓人，而必须成为无形的守护人。同时，它还必须成为好的无形的守护人，即必须成功地抑制敌对主体及其传媒对中国实施的无形的掘墓行为。如果它不能成功地抑制无形的掘墓行为，就意味着没有做好无形的守护人，将使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思想信仰者、文化支持者减少，使中国的无形力量衰减。与此相反，它只有做好无形的守护人，再加上其他有形力量的正面作用，才能促进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强盛，才能促进中国的强大。

　　从大时间大空间大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21世纪安全是指中国21世纪的人口安全、政治安全、传媒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五大安全之中，人口安全是基础的基础。这就是笔者的中国21世纪安全观。

　　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将人口安全提到攸关国家民族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以看待，也没有人将传媒安全上升到仅次于政治安全的攸关国家民族文明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加以看待。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中国21世纪安全观？我们对此加以分析：

　　第一，将政治安全置于传媒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之首，是对人类文明史延续了数千年的国家安全观的继承

　　既然国家，是人民将权力，让渡给抽象的国家和人民的整体，而从以国家为名义的整体，获得权力保障的人的组织方式，这种有效的人与人的组织方式，已经延续了数千年，至今依然被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所采纳，这说明了其历史长期存在和现实普遍存在的合理性。所以，国家的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问题。传媒，军事，经济，都必须牢牢掌握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手里，这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保障。简言之，就是国家安全首先要讲政治，也即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组织首先要将笔杆子枪杆子钱袋子抓在手里，并使之真正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第二，将传媒安全置于仅次于政治安全的国家战略高度，是对人类科技进步推动人类文明进入了信息时代的反映

　　人类文明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生产力进步的标志。农耕文明时代，标志是作为动力的耕牛和作为工具的犁头；工业文明时代，标志是作为动力的蒸汽（燃煤）、燃油、电力、核动力，以及作为工具的蒸汽机、内燃机、电机和核电机；信息文明时代，标志是作为动力的计算机和作为工具的信息系统。请注意，人类文明生产力进步标志第一次出现了“系统”这个词，这是人类生产力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的质的飞跃。耕牛和犁头组成不了系统，同样燃料、电力、核动力和燃料机、电机、核电机组成不了系统，只有计算机、网络、平台才能组成覆盖地区、国家、跨国、全球性的信息系统。人类生产力出现“系统”标志之前，生产力是在人基于时间和空间，将人力作用于物质原料，创造出新的（使用或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力量。虽然信息，始终贯穿于此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的始终，但信息从来没有像进入21世纪一样，如此占人类生产生活的绝对主导地位，尤其是在人类生产活动当中。如今离开了信息系统，从采掘、原料、设计到制造、流通、消费寸步难行。所以在信息时代，生产力应该重新定义，以区别于以往任何人类历史发展阶段，即“生产力，是在人以信息为先导，基于时间和空间，将人力作用于物质原料，创造出新的（使用或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力量。”人类区别于以往任何历史阶段的全新生产力“系统”，以网络为通道，以数据和信息为载体，以免费或收费的产品和服务为表象，以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为内容，无所不在、无孔不入，时时刻刻影响着全世界的人。

　　而人，是民族、国家、文明的主体，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改变，就意味着人的组织方式的改变。进入21世纪以来，推动比特币和所谓“世界政府”发展的势力，其本质是在推动人与人之间财富转移方式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组织方式的改变，而这些都是凌驾于现行国家、民族、文明的合法组织方式之上的，是被看不见的“世界政府”势力所掌控的。虽然“世界政府”目前还没有威胁到绝大部分主权国家，但事实上已经在某些小的主权国家登堂入室了。例如欧洲的某些小国，近年来成为了比特币的温床，其小国政府的执政党或主要党派，实际上已被“世界政府”势力所掌控。信息时代对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改变是深刻而巨大的，由此对人的组织方式、人对国家、民族、文明这种传统组织方式的认识与认同、人因认识与认同的改变而弱化、放弃、颠覆对文明、民族、国家的传统观念，进而拥抱所谓无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的疆界与边界的“世界政府”甘当“世界公民”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越小的国家，统一历史和统一观念越淡薄的国家，越容易被推入所谓“世界潮流”。这个所谓“世界潮流”实质是在信息时代的换汤不换药的旧时代已存续成百上千年的以宗教和殖民为底色的对立面征服或肢解他国尤其是大国的21世纪新战略。所以，我们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史上唯一存续了数千年并保持统一的大国，作为迄今为止未被对立面以宗教和殖民为底色的力量所征服或肢解的大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有必要将传媒安全置于仅次于政治安全的国家战略高度。

　　第三，将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置于传媒安全之后，并不是说前两者不重要，而是说在信息时代的21世纪，通过传媒的诱导误导，我们被对立面从内部分化瓦解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从军事对抗和经济对抗中被击垮的可能性，尤其是在我们早已成为核大国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情况下

　　最近和最具参照性的例子是前苏联，解体一代人之后，俄罗斯作为长子，基本靠吃军事老本，如今依然是世界军事强国，可见20-30年前，对立面要从军事对抗方面击垮苏联，是多么的不切实际。同样的道理，靠着军工和重工业以及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和资源的出口，苏联曾经提出过“1980年代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如今俄罗斯又提出了“6年后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目标，可见对立面要从经济上击垮前苏联和如今的俄罗斯，也是不现实的。如今中国的军事实力虽与美国存在差距，但与俄罗斯相比某些方面如航母制造、反航母武器制造等已逐步赶超，整体上中俄都处于仅次于美国的地位，再加上中国不断上升崛起、美俄相对停滞或下滑的总体态势，我们完全可以预见，自1950年代至今半个世纪以来毁灭人类几十次的核武器主要保存在美俄等少数国家的大背景下，发生军事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是增大了而是降低了。虽然局部的地区例如中东、未来的台海统一、北约东扩、北极争夺等，有可能会引发激烈的军事对抗，但因此而完全击垮军事上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大国比如中国或俄罗斯的可能性，应该是极低的。

　　如今中国的GDP规模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二，而我们的国家负债是远低于美国的约占其GDP十一成，长期以来中国还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近来中美贸易战是经济上“中走强、美走弱”引发出来的美国“闭关自锁”的必然反应，随着中国西部战略、长三角、珠三角、东北振兴、海南开发和雄安发展战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中日韩联合东盟国家及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推进，未来的结果很可能是我们稳步持续地从经济上挤压对立面的“闭关自锁”策略，促使其“门户开放”而非我们被击垮。所以，从仅次于政治手段的传媒手段、军事手段、经济手段来看，对立面并不可能在可预见的中长期之内，以军事和经济手段击垮中国。

　　那么，对立面会选择何种手段，以便扬长避短，来征服或肢解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唯一幸存的世界大国我们中国呢？答案是很明显的，也是数百年来尤其是所谓“世界”名义的大奖在欧洲小国设立一百多年来对立面非常擅长的——传媒手段。多年来，跨越人类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文学、戏剧、电影、艺术、教育、文化“交流”、国际“合作”等等传统方式，“世界传媒”将不革命的尼赫鲁、不暴力的甘地、不斗破只合作的曼德拉等人抬上或举上了“道德的珠穆朗玛峰”，以此作为“道德标杆”诱导对立面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的人士对“世界潮流”趋之若骛，由此影响全世界一代又一代人。到了21世纪，信息时代更加点燃了全世界几代人几十亿人对“世界潮流”的拥抱，世界资本力量控制的网络、新闻、电商、游戏、社交、视频、直播、娱乐、教育等平台，更是加速解构他国的历史、英雄、文化，更加疯狂地传播娱乐八卦、低俗消极、颓废娘丧的精神产品，几乎要从精神上提前征服或埋葬尚未出生的下一代人，进而为彻底埋葬其对立面文明、民族、国家，做最重要的物质——人——和最重要的精神——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的准备。所以说，虽然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非常重要，但在中长期之内我们被对立面从内部分化瓦解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从军事对抗和经济对抗中被击垮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个战略预判，在信息时代的21世纪，我们必须将传媒安全置于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之前来加以高度重视。

　　第四，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之基础

　　全世界人口，几百年来经历了巨大变化。数亿美洲印第安人，被白人殖民力量几乎消灭殆尽。如今历史进入到21世纪，仿佛是个轮回。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统计：40年前，84%的美国人口是由白人组成，而到了2015年，比例降低为白人只占美国人口62%，预计到2065年将进一步降低至46%。也就是一代人以前，美国白人占人口八成，如今只有六成了，预计再过一代人，将只有四成。混血人口取代白人，这是欧美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印第安人的命运，正在降临到欧美白人头上。我们中华民族从用火算起，已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跋涉了几百万年。从人口安全的战略高度来看，如何确保百年千年以后，我们继续屹立于世界东方，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思考的严峻问题。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2020年1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联邦会议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普京首先表示，俄罗斯的命运和历史前景，取决于人口。普京正是用人口这一话题，开启了他的国情咨文演说。普京称，对俄罗斯人口的悲观预测让人警觉，应当在下个十年中期之前保证俄罗斯人口出生率增长。我国人口出生高峰一：1969年（新生人口2934万）。高峰二：1989年（2396万）。1989年人口高峰是1969年第一次人口高峰人群的后代到了生育年龄所必然导致的高峰。另据国家卫健委网站《2019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9年我国出生人口1465万人，二孩及以上孩次（多孩）占比为59.5%，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0.48‰，这是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的最低值。

　　实际上，1999年以后，我国每年新生人口再也没有超过2000万。1999-2019年，这20年时间，我国新生人口最多的年份是1999年的1827万，也就是我国新生人口近20年的总体趋势是递减。最近10年的数据是：2009年1587万，2010年1588万，2011年1600万，2012年1635万，2013年1640万，2014年1687万，2015年1655万，2016年1786万，2017年1723万，2018年1523万，2019年1465万。最近这10年时间，我国新生人口最低的年份，是最近的2019年。2011年11月，我国全面实施“双独二孩政策”，2016年1月正式施行“全面二孩政策”。虽然政策放开了，但我国新生人口却跌破历史大关了，2019年新生人口只有1465万，只相当于1963年2934万的49.93%，这是在放开了二孩政策背景下跌破的，还不到1963年的一半。

　　人口安全涉及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人口的高质量，二是人口的足数量。目前我国在人口数量方面面临递减的压力，如同欧美日韩等国。除了疾病如1980和1990年代的肝炎，2000和2010年代的非典、H5N1、埃博拉，2020年代的新冠肺炎，始终威胁着各国人口安全，还有难以确知准确原因的不孕不育，更是困扰着无数家庭。1992年，我国育龄夫妇的不孕不育率为约2.5-3%，到了2012年猛然上升到了约12.5%。短短20年时间，我国的不孕不育率，升高到了将近5倍。虽然目前我国每年约20万例次试管婴儿取得成功，但也仅仅解决了1%不孕不育夫妇和家庭的传宗接代问题。还有99%，还有4000-5000万育龄夫妇背后是涉及1.5-2亿人的中国家庭后继无人。

　　人口质量方面，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也开始与欧美国家接轨，肥胖人口比例几乎翻番。受此影响，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的发病率，可能随之大幅上升。据国家体育总局《国民体质监测报告》显示：我国成年人的绝对力量和爆发力，呈持续下降趋势。比如成年人的握力、背力、坐位体前屈等指标平均数下降明显，老年人力量素质也有所降低。长此以往，这会导致体质和耐力衰退，使人容易感到疲劳。儿童和青少年方面，1985-2019年的35年时间，虽然我国青少年身高增幅世界第一，但据《中国儿童肥胖报告》数据显示，我国7岁以上学龄儿童超重率由2.1%增至12.2%，增长到了大约6倍。如果将最近20-30年的人口不孕不育率与儿童肥胖率联系起来分析，我们会发现共同规律是，不孕不育与儿童肥胖几乎同步增长到了大约5-6倍。这是值得高度重视与警惕的人口安全问题。

　　人口安全问题的归因是极其复杂的，理论上需要至少几代人时间，比如关于不孕不育。因为要确定某些因素对不孕不育的真实影响，需要长期科学实验。而以小白鼠、大猩猩等动物进行不孕不育试验，是难以替代人体试验本身的。按每代人20年计算，进行3-5代人的不孕不育试验需要60-100年时间，才能得出比较科学的结论。关于影响不孕不育的可能因素，无论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都需要做长期调查研究，才能得出可靠结论。精神因素方面来说，比物质因素更加难以确定。物质因素，不得不考虑与人传宗接代相关的可能因素，比如基因的，转基因的，药物的，疫苗的，食物的，水的，盐分的，矿物质的，空气环境的，等等因素。比如疫苗本身，也是药品，只不过是特殊的一类药品。疫苗注射到身体里是取不出来的。疫苗有基于基因技术的以及转基因技术的。转基因技术本身，可用于食品（玉米，大豆，水稻，油菜籽，等等等等），用于生产生活用品（比如棉花），用于观赏植物（比如玫瑰花，日本只允许转基因玫瑰花），用于生命和健康相关的制药行业（对特定动物进行转基因）。

　　目前转基因技术被许多国家慎重对待，而关于不孕不育等影响各国人口安全的问题，越来越被世界大国重视。比如俄罗斯，普京总统2020年国情咨文首提人口安全问题。此外俄罗斯、欧洲诸国、新加坡、日本等等国家，都对转基因采取严格控制态度。2016年普京总统亲自签署法令，在俄罗斯全境禁止转基因的种植生产和使用应用，除非是严格审批后仅在实验室内搞转基因相关科研。近年来中国、俄罗斯、日韩等国，已经开始重视不孕不育、低生育率、少子化、老龄化等更广义的人口安全问题。相对其他国家，我们中国在人口安全问题方面的严重性，比俄日韩等略微好些。对此，回望历史，我们不得不感谢新中国人口出生最高峰1963年出生的2934万人口，基本上都还健在，大部分50多岁。为此，我们必须感谢为我国人口安全打下基础的人们，尤其是高瞻远睹的毛主席。

　　如果没有了人口，再大的国家，也会被人从历史中抹去。我记得《毛主席选集》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对于事关国家安全基础之基础的人口安全问题，我们在分析研判广义人口安全相关的各种因素，比如基因的，转基因的，药物的，疫苗的，粮食的，食物的，水的，盐分的，饮料的，矿物质的，空气环境的，精神心理的，疾病癌症的，健康生命相关的等等因素，必须坚持以毛主席思想为战略引领，基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

　　人口安全是国家安全基础之基础，我们有必要再对以上所述人口安全问题加以总结：第【1】：仅仅一代人时间，我国人口不孕不育率猛升高到了原来的5倍，儿童肥胖率升到了以往5-6倍。第【2】：2019年我国的新生人口接近六成（59.5%）靠二孩及多孩（家庭）做贡献，而且是在放开二胎政策的情况下。第【3】：关于我国新生人口的具体成分，主体民族占比是多少，相对主体民族占全部人口的比例，主体民族新生人口在新生总人口中的占比是升高，还是降低。第【4】：如果主体民族在新生人口中的占比是降低的，其降低的幅度是多少。第【5】：关于新生人口的数据和具体成分，比如按主体和非主体民族来计的成分，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第【6】：人类历史上，凡是主体民族长期占主体地位的有大统一传统的国家和文明，都是比较容易繁荣发展的，凡是主体民族占比和地位被削弱的，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战略和长远而言的灭顶之灾。

　　四、结束语

　　综上，笔者站在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立场，率先提出了中国21世纪安全观，即中国21世纪安全是指：中国21世纪的人口安全、政治安全、传媒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这个观点将接受实践、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笔者呼吁并相信，我们更多人树立中国21世纪安全观，我们中国我们中华民族我们华夏文明就更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