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青：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该怎么和平化解？

　　在刚刚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第八次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深刻阐明“真诚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主持公道、捍卫正义，顺应时势、开放包容”的中非友好合作精神，深化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埃塞俄比亚是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是中非关系中的重要基石。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是非洲联盟总部所在地，是非洲人民反帝反殖民斗争中不屈不挠坚持抗争并取得最终胜利的一面旗帜。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双边关系意义非同寻常。

　　自2020年11月埃塞俄比亚提格雷武装冲突爆发至今已历时一年有余。提格雷冲突使得生灵涂炭，百万人民流离失所，并对非洲之角及周边地区的稳定造成严重影响，已然超越国内矛盾的范畴，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重大国际问题。如何和平解决埃塞俄比亚提格雷冲突？中国在埃塞俄比亚和平进程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角色和作用？这是当前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过程中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冲突一年来

　　提格雷冲突爆发一年以来，战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主要战场已从埃塞俄比亚北部提格雷地区，转移至埃塞俄比亚中部阿姆哈拉地区。由于埃塞俄比亚政府正规军地面部队主力在夏秋之季遭受重创，重组部队尚未全面投入战斗。交火双方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提人阵）武装对抗埃塞俄比亚政府与厄立特里亚联军，转为提人阵与奥罗莫解放军（奥解军）组成的反政府联盟对阵阿姆哈拉与阿法尔地方民兵武装。

　　从目前的力量对比来看，反政府武装自夏季以来节节胜利，不断推进战线。提人阵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军官指挥能力和兵员战斗素质优势明显。但反政府军从军事优势变为战略胜势，仍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埃塞俄比亚众多民族之间的争斗纠纷长期存在至今。

民族问题使提格雷政治冲突更加复杂，但民族冲突并非是提格雷冲突的导火索和核心矛盾。提格雷冲突的本质并非基于历史矛盾的社会民族冲突，而是基于权力利益分配统治理念和诉求的政治冲突。更具体来说，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民族主义主张与分权式地区自治主张的矛盾。埃塞俄比亚政治问题，必须由埃塞俄比亚各族人民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检验政治主张，寻找答案。尽早回到和平之路，才是解决政治矛盾的合理选择。

　　国际社会普遍呼吁以和平方式化解提格雷冲

突，但斡旋工作收效甚微。美国通过经济制裁施加压力以促和谈，非但没有成效，反而激化了埃塞俄比亚国内的反美情绪。

　　从当前局势来看，双方的诉求存在调解空间——阿比政府要求反政府武装退回提格雷地区；反政府势力要求政府军

解除对提格雷地区的封锁。这两者并不矛盾。但由于彼此缺乏互信，而且对方的条件就是本方最重要的谈判筹码，双方均不愿轻易放弃。另外，战时宣传和歧视性政策，强化了双方民众之间的仇视，和平理念难以获得支持，使有意和谈的政治精英骑虎难下。因此，缓解军事冲突、促成和谈、最终解决矛盾，需要调解方在智慧科学的理念指引下，采取公正合理的手段，将各方引上正确的轨道。

　　该怎样化解

　　埃塞俄比亚地理位置显著，中国是埃塞俄比亚最大的贸易投资伙伴，也是中国和非洲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提格雷冲突转化为全国分裂和内战的局面，不仅严重冲击中国在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还将成为美欧争夺区域霸权寻找当地代理人的机会，使整个地区陷入长期不稳定局面。因此，对于提格雷冲突，中国难以置身事外。

　　中国在历史上一直采取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原则，与历届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受到当地人民的拥护，成为当今世界唯一既与双方精英关系良好、又为当地民众接受、并具有强大国力和影响力的国家，具备参与化解提格雷冲突并在和平进程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条件。

　　中国参与埃塞俄比亚和平进程，应深思熟虑认清形势，深入理解当地政治社会实际情况，总结西方国家处理国际冲突的教训，提出理论性与实践性兼具的中国方案。具体来说，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

　　一，当地人民福祉优先，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在介入国际冲突时往往是以殖民主义、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为主导，建立霸权、控制市场、攫取低价原料与生产力、扶持政治经济傀儡、压制本土文化、不顾国情强推西方普世价值等。这些做法没有将当地人民的幸福和长期发展作为目标，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还会埋下诸多祸根。

　　化解提格雷冲突，必须优先考虑当地人民福祉，认清埃塞俄比亚人民与中国人民命运休戚与共，反对殖民主义，摒弃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束缚，展现四海一家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胸襟气魄。这方能长期推动和平进程，从根本上化解各方冲突。

　　二，以人道主义道德标准作为行为准则。推动和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业，需要建立更高的道德标准指导包括维持和平调解冲突在内的国际行为。

　　西方国家一直采取制裁的手段迫使有关方面就范。然而，制裁和施压会加深当地人民的灾难，激化矛盾，增强当地人民对外部力量的不信任，不利于战后重建和彻底和解。军事和经济制裁的做法，本质上有悖于人道主义道德原则，忽视了人道主义道德的感召力。人道主义行为比制裁行为往往更能有效克服政治精英担心日后清算、民众互相仇视的心理障碍，使“和平红利”更加深入人心，消除对外部调解方的怀疑，从而促使和平进程向前推进。

　　具体来说，在尊重埃塞俄比亚主权的前提下，在医疗卫生、难民收容、家园重建、保障水源食品、提供教育人文资源等方面采取人道主义救助，以柔克刚，建立道德感召力。避免采取诸如矛盾溯源、追讨损失、惩戒参战方等激化矛盾的手段。

　　三，明确调解和解决两个阶段的不同重点和方法。

　　调解（Peace Making/Conflict Settlement）和解决（Peace Building/Conflict Resolution）是和平进程的两个阶段。调解是以武装冲突危机局势得到初步缓解、各方达成协议、冲突地区进入稳定停火状态为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斡旋谈判工作；而解决是以冲突各方之间的敌意逐步消除、实现最终和解、彻底结束敌对状态为目标，而开展的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综合工程。

　　提格雷冲突调解工作的主体应以非洲联盟为主。在这一阶段，中国应全力支持非洲联盟的调解工作，运筹帷幄，在维护埃塞俄比亚主权不受干涉的前提下，力争尽早启动和谈、避免战乱分裂。当冲突各方达成停火，转入冲突解决阶段之时，除了全面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和战后重建工作之外，应注重消除误解共建未来的跨民族对话，重视发展与各地区社会中坚力量的联系，平息民族对立情绪，为埃塞俄比亚人民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创造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

　　四，国际传播和区域研究能力建设。

　　和平调解和冲突解决的事务，既是大国外交的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和区域研究能力建设的机会。

　　西方媒体在报道和传播冲突信息时，会带入西方价值观和根据西方国家地缘政治利益所产生的舆论偏见，偏袒一方打压另一方，使得人们难以获得公正客观的信息，增加了冲突调解者的工作难度。这对于国际新闻传播工作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我们的国际信息传播工作者应加大力度，与埃塞俄比亚当地媒体建立合作关系，开辟国际舆论阵地，使我们的信息传播机构成为快速可靠的信息源和客观公正的核实查证权威，向各国受众播发准确真实的信息，树立中国有担当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抢占先机，应对和反驳可能出现的歪曲污名等不实攻击。

　　另一方面，在和平进程尤其是冲突解决阶段中，需要大批熟悉埃塞俄比亚地区文化、社会、历史、国情的外交、学术、传媒、以及医疗教育建设等行业的专业工作者参与其中。他们在当地的工作，需要充分尊重和理解当地文化国情、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与各界人士建立互信互助友好平等的合作关系。他们在当地的观察体验也将成为提升对非洲之角和非洲印度洋沿岸国家区域研究水平的第一手资料。充分深入的区域研究，尤其是针对热点地区、重要战略地区的研究能力，是开创全球治理新局面的智力资源和理论保证。在解决提格雷冲突的过程中加强区域研究能力，将是处理热点地区问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有益尝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以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积极参与化解提格雷冲突，推进埃塞俄比亚和平进程，政治解决武装冲突，是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的体现。在解决提格雷冲突的过程中，能够锻炼提升全球治理能力、塑造展现大国责任和形象、提升国家影响力和感召力、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使命。这将是化危为机，打开局面，推进新时代大国外交，践行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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