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索：破解周期率，在于实现“共同富裕”

　　在人类历史和现实世界中，造成朝代更迭与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分配不平衡所造成的两极分化。

　　应对两极分化以及两极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动乱与撕裂，新中国早就找到了答案，一个是劳动者当家作主，一个是共同富裕。

　　旧文《破解周期率，从“士农工商”到“工农兵”》论述了劳动者主导的“人民民主专政”是破解周期率的制度基础。本文则重点论述“共同富裕”是破解周期率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

　　真正的文明社会表现为高技术密度下的社会化协作生产，而这种社会形态在华夏大地已经出现几千年了。养蚕、缫丝、织布、耕作、水利、鱼盐、矿产、百工、商业、国防、教育……男耕女织田园生活表象的背后，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前身，是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与职业分工。

　　谈社会化协作生产，商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商业的出现是社会化协作生产的结果，商业的本质是跨区域与跨行业的分工协作与社会分配。

　　社会分工，剩余产品，开展商业活动所需要的技术保障。

　　“王亥服牛，贩运四方“。这是关于商业活动较早的记载。

　　结合商代的历史与文物，我们知道殷商是一个手工业高度发达，出现了社会分工与可供交易的粮食、工具、皮货、鱼盐等富余物资。

　　被称为商人之祖的“王亥“，最早把牛车应用于商业活动，极大地提升了商业的效率。

　　商业活动的兴盛，让更广大地域，更多人群被纳入到社会化的组织、生产与社会分配中来。

　　商业产生于人类文明的中心，物资交换的需求，反过来又促进社会化的协作生产。

　　纵观人类文明史，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全球化之前，非洲人、毛利人和爱斯基摩人，几乎没有商业可言。而匈奴、蒙古等中国周边的游牧渔猎政权，它们的商业活动是依附性与被动的。中原王朝往往把互市当成双边关系的调控手段。

　　这并非偶然，落后文明单一的经济形态缺少孕育出商业生态的基础，其与文明中心的地缘关系，决定了它们的商业地位。

　　一个文明社会所能调动的资源与掌握的技术，是构成商业能力的基础。

　　一条虫子，一抷土，一片树叶，构成了人类商业史上传奇。

　

　蚕、高岭土、茶树，提供资源，养蚕、纺织、陶瓷、制茶技术，把资源变成货物，车船、航海技术把货物送到遥远的市场进行交易。这中间是无数人的分工协作，蚕妇、矿工、茶农、窑工、车夫、水手、商贾……

　　文扬先生提出的“广土巨族“概念，可以很好的解释，只有当一个文明达到了足够的体量之时，它才能达到分工协作文明裂变的临界点，才能发展出产生商业文明的社会生态。

　　现在有不少希腊病患者认为，希腊是人类商业文明的中心与发源地。从文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从资源、技术与社会分工的角度去审视古希腊，其商业文明的基础在哪里呢？

　　尽管在中国最早产生了高度发达的商业活动与商业文化，但传统中国并不是一个自由市场主导的“商业化”社会，在大多数时代，商人被排在四民之末。

　　何以如此呢？原因并不复杂。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广为流传的俗语饱含历史的智慧。商业为社会经济提供活力，它提供的是能量，而非增量。这种能量如果用错了地方，往往会造成财富兼并，社会失衡的灾难性结果。

　　说起古代中国最杰出的军事家，人们往往会列出姜尚、孙武、孙膑、吴起、尉缭子、韩信、霍去病等武庙诸神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管仲也在武庙接受歆享。

　　管仲虽然未曾披坚执锐，横扫千军，但他的赫赫战功足以让他跻身华夏战神之列。

　　鲁缟之战，楚鹿之战，衡械之战。

　　借着解析管仲三战全胜的战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华夏传统的经济思想。

　　传统文化语境中，这个词语的意思是经世济民。

　　经世济民说明了国家在物质财富的组织、生产、分配过程中所承担的责任与发挥的作用。

　　从”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来看，华夏文明追求的是社会生态平衡，这种平衡表现为人本秩序，而非资本秩序。

　　在“人—财—货”的商

业模式之中，人是财货的生产者与服务对象。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是国家稳定与发展的基础，过度的市场化与商业化，会造成“人”与“财货”关系的倒挂，不是“财货”服务于“人”，而是“人”服务于“财货”，人本秩序从属于资本秩序。

　　商战之所以能灭国，是因为外部干预与政府的不作为造就的“自由市场”打破了这个国家组织、生产与分配的内在平衡。

　　管仲商业战争的胜利，与其说是齐国的胜利，不如说是鲁国、楚国、衡山国经济政策的失败。自由市场就是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应对经济战争时，最为重要的是一个主权国家是否有效发挥了其“经世济民”的职能。

　　商业利益当前，面对齐国发动的贸易战，鲁国、楚国、衡山国从上到下，表现出了无知、短视与市场狂热。

　　正常的商业逻辑是需求决定生产，需求的规模决定生产的规模。如果狂热地信仰市场万能论，认为生产主导需求，或者用伪造的需求来指导生产。为了追求单纯的商业利益，不顾产业结构的平衡，不顾资源承载力，所有人都跑去创业或者做“贸工技”生意了，其结果不会比亡国的衡山国

更好。

　　国家安全，在于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的自主可控。比如粮食、比如军工、比如能源、比如数据、比如芯片。

　　解读管仲的意义在于，政府是人本秩序的守护者，如果一味追求经济利益，从属于资本利益，一味鼓吹自由市场，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国计民生就会失去保障。

　　社会化协作生产解决的是增量的问题，而分配解决的是劳动者及技术创新的再生产问题，全社会范围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只有被合理的分配到劳动者的手中，才能实现社会效益与发展效益的最大化。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共同富裕不仅仅是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社会化协作生产的内在要求，是文明社会的自身属性。

　　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真正的文明国家，人的生活需求与发展需求是第一位的，君王与管理者要有圣贤之德，承担教化管理万民之责，要服务于人的生存与发展，服务于社会财货的合理分配。

　　一位合格的士大夫要心系苍生，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符合天道的，可持续发展的人间秩序。为作为财货生产者与创新者的工人农民提供更好的生活、生产、教育与创新条件。对于参与财货流通的商人，既要为商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又要限制商人的兼并社会财富。商业的存在，是作为调节国计民生的重要手段。

　　在传统中国，虽然有着高度发展的商业社会，但从来都不是一个商业化的社会。

　　人类社会的商业化，是西方列强殖民全球的产物。

　　垄断原料、垄断技术、垄断市场、倾销商品、现代生活的商业化，是西方列强及资本集团奴役全球的操作手段与表现形式。

　　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奥地利学派的自由市场理论，其实质都是反对文明国家掌握经济主权，国家主权对社会财富的调剂与分配。它们宣称“看不见的手主导一切”，实则是通过商业化的方式垄断市场，垄断整个社会的分配权与主导权。

　　为了蒙蔽群众，他们发明了《道德情操论》，用以掩盖收割韭菜的镰刀上面的斑斑血迹，他们把资本家装扮成道德君子，把金钱描绘成温暖人间的阳光。

　　在亚当·斯密的老家，当代罗马一边用种业公司垄断农业技术，一边在全球发动战争，制造粮食危机。一边制造德克里克堡病毒，一边用疫苗敲诈南美国家的主权。他们所谓的“道德情操”，是用来布道的，不是用来实践的。想想当初若非中国严格的隔离政策与中医药，杰克·伦敦的小说《无与伦比的入侵》所描述的场景将会在中国真实上演。

　　华夏文明是关于人的文明，是关于自力、自强、自主的文明，是实践的文明。

　　从“吾日三省吾身”，到“君子不役于物”，再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不难看出，华夏文明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我”，实践的“我”，致力于建立文明秩序的“我”。这样的“我”，既是作为社会砖石的小“我”，也是同于大道的大“我”。这样的“我”不仅是生活的主人，也是建立与维护文明秩序的主人。

　　而在西方文明这里，通过宗教消弥人的自我意识，一方面通过物欲锁死人的价值，一边用机械的科学思维禁锢在现象层面。把人类驯化为商业化社会的韭菜与肥料。

　　西方文明开启的自由市场主导全球化与现代商业化生活，正是造成财富兼并，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不治之症。

　　中国的朝代更迭与西方世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本质都是资本秩序主导的社会分配机制，它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富裕”，而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而是“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在私欲主导的资本秩序面前，历史周期率是无解的。

　　而教员给出的终结历史周期率的答案，是一劳永逸的消除资本秩序的产生机制，消灭私人主导的商业与市场，由国家主导的公有制基础的人民商场与供销社来实现“人本秩序”的经世济民。

　　这种设计既实现了用商业工具激发市场的活力，又避免了资本利益集团操纵市场牟取私利。人民民主专政是终结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基础，共同富裕是人民民主专政，而非买办利益集团专政的必然结果，也是终结历史周期率，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经济基础与社会基础。

　　曾经有一些人把“共同富裕”描绘成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并把这归结为制度的缺陷，人性的弱点。

　　历史是公平的，给了他们证明自己的机会。结果呢，包括医疗、教育、住房在内的所有公共资源都被市场化、货币化，都被折算成高速增长的GDP,所有人都被拖进市场化与商业化的泥潭，除了“被平均”的个人财富，劳动者最大的收获，是重新背负的三座大山。

　　再回过头来想想他们那些年说过的话，“共同富裕”真的是他们说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吗，真的是制度的缺陷，人性的弱点么？

　　在一个广土巨族的社会化协作体系当中，在一个充满人性关怀与自省的文明环境中，每个人都是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员。都需要遵循民族命运共同体生生不息、长治久安的社会法则，用道德与公心来消弥私心，用文化实践与思想革命来实现自我的进化。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每个人不同时期的需求也各不相同。哪有什么绝对的平均主义呢？因人而异，与时俱进。绝对的平均主义，反倒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做法。持有一颗公心，根据能力、贡献与需求，获得各自的生活资料与发展机会。

　　如果真是制度的缺陷，新中国也不会在短短70年间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新中国巨大变化的主权基础、制度基础、产业基础、人才基础、教育基础，家国观念与爱国情怀都是在建国初期所奠定的。

　　至于人性， 人心而已，公私而已，境界而已，选择而已。明明可以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中国人，偏偏有些人跑去做慕洋犬，对着今日中国狂吠不已。

　　这才刚刚重提共同富裕，就要人跳出来大喊，不搞平均主义，不搞杀富济贫。还是过去那一套话术，历史会再一次见证，那些既得利益者愿不愿意放下嗜血的镰刀，愿不愿意和劳动人民一起努力奋斗，愿不愿意放下来路不明的不正当收益与高高在上的身份，做一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把自己改造成劳苦大众，谈什么“共同”富裕呢？

　　真正的觉醒与解放之路，是在斗争中摆脱西方列强与现代资本所主导与塑造的生存方式与分配方式，是在斗争中打倒买办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拜金主义、洋奴主义，人民在斗争中当家作主，回归华夏文化共同体、分工协作共同体、民族命运共同体。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是华夏圣贤憧憬的，无数先烈、无数社会主义建设者为之奋斗的，人类理想社会的图景，这个理想文明社会最重要的两个特点：一个是劳动者当家作主，一个是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