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一月内两任韩国前总统去世：政商结盟，国之凶兆

　　一月之内，两任韩国前总统去世，举世震惊。

　　今日，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去世，终年90岁。上月，前总统卢泰愚去世。更令人唏嘘的是，这两任韩国前总统，在世的时候都曾被捕入狱。一生起伏坎坷。

　　此前，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称韩国总统不是人

干的职业。

　　李承晚（1948-1960）流放海外。

　　尹普善（1960-1962）被监禁。

　　朴正熙（1963-1979）暗杀。

　　全斗焕（1980-1988）判无期。

　　卢泰愚（1988-1993）监禁。

　　金泳三（1993-1998）驱逐出境。

　　金大中（1998-2003）监禁。

　　卢武铉（2003-2008）自杀。

　　李明博（2008-2013）目前平安。

　　朴槿惠（2013-2017 ）被弹劾，并被判刑。

　　绝大多数不得善终。

　　被称为“青瓦台诅咒”。

　　韩国大财阀与韩国总统命悬一线，也是多数不得善果。

　　郑梦宪，现代掌门，2003年自杀。

　　李健熙，三星掌门，1996年和2009年被捕。

　　金宇中，大宇创始人，2006年被捕。

　　崔泰源，SK株式会社董事长，2008年被捕。

　　辛东彬，乐天董事长，2017年全家所有成员均被起诉。

　　在韩国十大财阀中，至少六家的掌门人曾被捕，前五大财阀无一幸免……

　　在中国，这种现象也非常接近，在中国，地产和金融大财阀也不是人干的。

　　在重庆事件背后，倒下的高官背后，地产财阀徐明成为祭品。

　　在仇和倒下的背后，是一大批追随支持他的财阀。

　　部分官员和财阀同时不得善终，有何逻辑联系，又有何警示？

　　（1）中国大财阀的兴起与政商联盟

　　大国豪强，举足轻重。

　　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相对公平，市场活力巨大，对于财阀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至改革后期，国家与民间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巨大财富，但同时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大财阀的产生，进入21世纪之后，大财阀已成虎狼之患。

　　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众多，使得大财阀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力相对日韩等小国，烈度低了许多，但是，在局部领域和区域，大财阀的影响却更甚。

　　大财阀产生领域，多为权力垄断领域，以及半开放行业。

　　权力豪门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以及众多官办垄断产业。

　　而半开放行业，亦多被豪门或其代理人把持，最显著的就是地产与金融行业。几乎每个大财阀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批豪门加持。

　　据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中国出富豪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达120名，超过制造业和科技行业。这与发达国家的富豪多来自科技领域有巨大区别。香港更为严重，十大富豪中，七家主业为地产，而且前五名大财阀全都搞地产。

　　权力的加持，使中国的大财阀获得了无往而不胜的利器，在很多垄断和半开放行业，他们开疆拓土，驱逐潜在竞争对手，联合权力对民众巧取豪夺等，获得了超级红利。积累了庞大的资产与社会势力。

　　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新动态，大财阀和贪腐官僚为防范在本国被法律惩治，开始联合将掠夺民众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欧美投资移民的风潮中，不乏大财阀的身影，与此同时，贪腐官僚向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数额惊人。

　　随着最近几年国家抑制财阀，地产和金融巨富逐步减少，至2021年新的富豪榜上，前十名已经没有地产巨头。

　　（2）大财阀成为贪腐帮凶是不祥之兆

　　在韩国闺蜜门中，虽然李在镕自称“受害者”，辩称三星电子是迫于朴槿惠的压力不得不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财阀并非受害者，而是共犯。为得到赦免和掌控等特权，财阀不断拉拢收买政客，这才让崔顺实这类幕后实权人物有机可乘。

　

　在中国，大财阀也充当了帮凶角色。

　　每个倒下的徐明式的财阀背后，都有一个腐败高官。同样，每一个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后，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财阀的存在，加速和加剧了社会不公。他们利用权力扭曲了市场，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两大弊端，一是不公平竞争。得到了权力的倾斜和照顾的企业，实际上侵害了潜在竞争者的权利。伤害了公平。二是将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义的境地。为其日后的不祥命运，埋下了伏笔。

　　最后，多数贪腐政客和财阀成了难兄难弟，都难得善终，两者命悬一线。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国家改革与转型，并非总是精英带动大众，有时可能相反：大众早已完成了现代化，而权贵和财富精英，却仍留恋特权。

　　韩国近30年都未能彻底清理旧时代负资产，告别政商勾结长路漫漫，需时刻警醒。

　　自2003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警戒线之上，2008年达到最

高点0.491，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但201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0.46以上。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更明确指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官民两方的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

　　贪腐官僚滥用权力，部分大财阀参与其中，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部分大财阀虽不是主角，却充当了帮凶角色。

　　在香港也一样，大财阀多数通过房地产和金融致富，而这个与权力勾兑普遍的行业中，他们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加持，是对竞争者的不公，也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更是对香港普通民众的不公。

　　2019年，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竟然接近香港GDP的一半，大量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基尼系数最高峰值竟达到0.53以上，财富来自权力干预经济严重的产业领域，这实际是对于大众财富的变相掠夺。而且打击了其它产业的信心，造成地产金融之外，百业凋敝。香港贫富分化严重，阶层撕裂。政商大财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辞其咎。

　　在勾兑权力方面，大财阀有意无意中成为了权贵经济的帮凶。更为吊诡的是，部分大财阀一边将勾结权力掠夺大众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逃避清算，一边还俨然伪装成权力经济受害者，两边投机。

　　在一个法治完备的地方，大财阀和政治权力的勾结，最后都难逃法律惩罚。韩国在惩治了朴槿惠的同时，也惩治了几大财阀势力，民众权利意识日益浓厚，民心所至，香港急需震慑权钱经济，提振民众信心。前特首曾荫权已经被关进笼子，大财阀能否免灾，值得关注。

　　（3）从政策和立法两方面治理财阀

　　同为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治理政商勾结，抑制大财阀的策略，可为中国借鉴。

　　财阀和门阀一度横行日本，50年代日本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冻结了三井、三菱等15家大财阀的财产。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

　　韩国亦大力度抑制政商勾结，打击政客与打击财阀双管齐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誓言要进行“不流血的反腐败斗争”， 1993年9月，韩国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对非法致富的高官进行调查，严管官员，防止官员权力寻租。同时，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时代的阴影。

　　管好官后，韩国也开始对大财阀进行严管。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2003年，现代集团案发，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

　　朴槿惠被弹劾并被捕，乐天董事长辛东彬等大财阀同时被清算，对于韩国未来政商勾结，造成更为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慑心理，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表示，韩国需要一场全国化的清洗。

　　中国提出了亲商与清商的问题，国家提倡既要为商人服务好，同时，也要适当划分政商界限。未来，中国也需要从政策和立法两个方面抑制政商结盟。

　　政策措施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同时，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二是，逐步抑制政商结盟严重的一些行业。比如地产和金融投机行业。

　　过高房价榨干了民众的财富，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金融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同时釜底抽薪，使政商勾结失去经济基础。

　　香港同样需抑制财阀。依靠豪族财阀虽可短期叠加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容易使豪族和财阀与权力捆绑，尾大不掉，且一旦香港遇到困难，大财阀可全球转移财产，倒霉的是留下的香港万民。未来治港者需适度疏离豪族，扶助香港平民。

　　在立法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政治与商业的界限，并且严格执法。

　　国家的打虎肃贪不可停，与此同时，需要立法使之制度化。确立公民的财产权，使公民不用惧怕权力，不用依赖权力就能保全合法财产。依靠智慧与汗水就可致富。

　　变革的希望在于增量，在于未来，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才得久远。

　　政商结盟，必伤两方。解决大财阀问题，政治人物和财富人士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双方是最好的结局，财富人士免受人生颠簸。政坛人士也少卷入纠纷，得保善终。

　　公平而有活力的社会，方可铸就富强的国家。

　　（4）解放实体经济，振奋企业家精神

　　政商财阀的存在，不仅严重摧残了真正实业家的士气，使投机胜过苦干，勾结权力胜过尊重市场，伤害了千万实业家的信心。近几年，大量财富集中到政商财阀手中，导致实体经济缺血，营养不良，不少企业苦苦支撑甚至倒闭。

　　同时，政商财阀设法转移资产到海外，导致国家税收流失，民众创造的财富受到损失。

　　2015年及2016年秋，笔者两度行走南方，遇到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他们一致表示，做实业辛苦。做企业无力，他们极度反感勾结权力致富的人，靠权力致富的人获取财富的轻松，使这些辛辛苦苦老老实实搞实业，靠市场竞争的真正企业家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笔者多年来呼吁抑制大陆和香港的财阀与豪族，并在2010年撰文《香港模式的瓶颈》，2015年新华社被瞭望智库转发修改为“别跑”一文，引起天下震动。近年来的时势发展，证明了其必要性。权贵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甚至是市场经济的破坏者。

　　打击贪腐政客，抑制依靠权力致富的投机阶层，不仅可提振企业家精神，亦可修复利益受损群体的民心。

　　在2021年新的财富榜上，前十名已经没有了地产商的身影，这是一个信号。国家抑制地产金融巨头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重新开始重视实体经济。

　　箭在弦上。

　　民心在沉默的大山中等待惊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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